立身与文章
立身之道，与文章异。做人处世要谨慎老实，文章却应当写得富有机心，委婉多变。刻薄人善做文章。因为文艺标准和道德标准不同，文艺创作离不开虚构，所以总是企图把作品和作者为人相印证的“诗史”[1]传统值得怀疑。鉴赏文学艺术时，要意识到它们独有的标准。
曹丕《典论·论文》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既然文章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兴亡，写作者就应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这本是无可厚非的观点。但是，为文与为人常常不一致，而且，立身处世与立意作文遵循着不同的准则。
古人曾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钱钟书解释道：“端人不妨做浪子或豪士语。”即是说，端正忠厚的老实人，写起文章来可以很浪漫很豪放。反之，也有“冰雪文出于热中躁进者”的情况，即是说，文章写得超尘绝世，生活中却可能是急功近利的名利之徒。文章写得高妙，道德却可能极其低劣。钱钟书举隋炀帝的例子，隋炀帝的诏书诗文写得古雅博奥，颇有尧舜之风；但是他作恶多端，几乎可以和桀纣“媲美”。这种差别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从中引出作文和做人的不同准则。
钱钟书认为“刻薄人善做文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难道老实的人就写不出文章了吗？他在《管锥编》里引用了《说郛》中的一段话：“盖默写物态，考核事情，几于文致、博会、操切者所为，非精密者不能到；使和缓、长厚、多可为之，则平凡矣。”事态人情委曲多变，心思细密的人才能体会到其中的微妙之处，写文章时才能从细微处着笔，阐发幽微，把其中隐藏的道理一一点拨，用委婉的笔触引人入胜，让读者就好像走进了花园里弯曲的小路，每走几步便能看到一处意想不到的风景，总有惊喜的发现在前面等着。《红楼梦》里的林黛玉为人尖酸刻薄，可是诗情才思却在众人之上。刻薄人对现实常多不满，以挑剔的眼光看待事物，往往精密深刻，会有许多新异之见。性情和缓长厚的人通常容易适应生活，却很少能从平凡中发现惊奇新鲜的感觉，写出的文章容易流于平庸。所以，做人要谨慎持重，作文则要刻薄。钱先生本人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他的著作嬉笑怒骂，放达洒脱，汪洋恣肆，文中处处潜藏着机心；而他的为人却是那样与世无争，有种令人难以企及的脱俗之风。
为什么为人和为文会出现如此差异呢？钱钟书拈出18世纪的一名法国妇女说过的一句妙语：“我的行为中有悖于道德的方面，用言论来补偿”。对于那些文章和道德分离的人来说，这句话道出了他们的典型心理。文艺理论名著《文心雕龙》[2]其实早就谈到过这个问题，书中说，人的言论和想法往往相反，文章怎能用做考察别人想法的凭证呢？“诗言志”的传统于是被戳了个大窟窿。钱钟书又把这种观点引申一步，指出了修辞文章中的为人之道和人生处世中的为人之道的差异。他说，作文与做人，相通但不相同，两者若即若离，彼此倚伏。人与人不同，文与文不同。即使同一个人所写的文章，也因时因地而异；同时同地所做的文章，也因文体的不同而不同；如果文体相同，主题的不同还是会带来差异。看到精心构思的文章，就武断地以为是作者在自陈身世，真假不辨，而不考虑到文学本身和作文情境的种种差异，就像“痴人闻梦，死句参禅”一样。钱先生谈到了唐朝著名诗人李商隐，李商隐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爱情诗歌，但他自己声称，虽然诗文常涉及到“南国妖姬，丛台名妓”，自己的为人实际上却与风流无涉。
上面这些议论除了说明作文和做人的不同外，还表现出钱先生对中国传统的“诗史”说法的不满。中国的诗歌历来有比兴传统，用香草美人比喻明君贤臣，用爱情的失意苦闷比喻不为君王赏识，仕途不顺。所以，后人解读李商隐的诗都本着这一宗旨，读诗倒像猜哑谜，像解释隐语。钱先生说，因为这种诗史的成见，诗歌成了历史和政治的附庸，本来是发自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的情感咏叹，全都按整齐划一的“美刺”[3]标准加以衡量、演绎，颇有一批人善做这种捕风捉影的工作，但真正深思明辨的人无法赞同。
钱先生的这两个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诗歌理论的弊端。千百年来，将艺术标准和道德标准混淆，将作文和做人混淆的批评标准，以及香草美人的诗史成见根深蒂固，以至于作者自己也以为其作品乃自报家门，或者认为诗文必须要自道身世，或者希望别人看了自己的文章也会赞赏自己的为人，而“虚构”这一文艺创作的基本手法反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样，钱先生也就指出了文艺批评的两个要点：一是不能只根据作品或者作者自己的话来断真假是非，必须由“行间字外”求得真相；二是要理解虚构想像是文学作品和非文学区分的界限，这虽然是老生常谈，很多读者和研究家却常常在这个问题上误入歧途，经常闹出穿凿附会的笑话。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就是艺术的真实。钱先生认为经验对作品固然重要，而艺术境界的创造又不全依赖经验。宋玉[4]没见过巫山神女而能作《神女赋》，不亲自经历而创造出栩栩如生的境界，才是大家区别于中下之流的地方。如果一定要作家对自己写的事情亲自经历，那么《水浒传》的作者一定得是绿林大盗，《西游记》的作者不是神仙就是妖怪了。杨绛先生也说过：“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像，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像是这个火发出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的大小。”
从作文与做人的不同引申到文学批评应当尊重文学自身的规律，给想像留下充分的空间，钱钟书一步步深入到文学的内部规律中。这种就事论事，坚持文艺自身独立性的态度在现实生活里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大兴文字狱，从秦汉之后乃至文化大革命，被无辜牵连的人不计其数，给人们留下了惨痛的记忆。钱先生尖锐地指出，或者把文章当做罪犯招供的罪状，拿来定案用；或者把文章视做间谍秘密联络的信号，钩沉索引，都不是对待文学的正确态度。前者把文章看做真言实事，后者把文章看做对实事的含沙射影，历史上的冤案多源于此。其实，对文学作品的虚构之言，只要抱着“姑妄听之”的态度就可以了。
虽然作文关系到社会教化，文章应有补于人心世道，但这也许更多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客观地讲，艺术和人生，作文和做人有不同的标准，两者相通相异，进行判断时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做人讲诚信，要真实；作文宜虚构，充分发挥想像。掌握了这关键的一点，才能排除道德说教，更好地体会文学的魅力，并使文学评论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