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顽童
那一刻，母亲脸上掩饰不住的兴奋和自豪，即便再过几十年，我也不会忘记。我那时才知道，自己一丁点儿的小成功就可以让母亲那么的骄傲。
在中国，父母对孩子特别关爱，生怕孩子受一点伤害，不愿让孩子冒险尝试与众不同的东西。其实，孩子从小就需要独立性、责任心、选择力和判断力。很庆幸的是，早在四十年前，我父母就把选择权交给了我，让我成为了自己的主人。
“书不算是礼物，你要买多少书，只要是中外名著，随时都可以买。”
母亲像打造一块璞玉一样，精心地打磨和教育我。是她教会了我什么是严谨和务实，什么是品行和礼仪，什么是快乐和温馨，什么是忠孝和诚信。
父亲的冷静却让我感到意外，他只是把我叫到他跟前说，“希望你以后不要让自己这么失望！”这句话掷地有声，它的力量，让我的愧疚到了极点。那种突如其来的自卑和悔恨，让我感觉到自己如此失落。从此之后，我时时刻刻铭记着这句话，这让我内心的城堡里有了一个守望者，让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让自己失望。
父亲和母亲的相遇
翻开旧旧的相册，发现勇于选择的基因早就埋藏在父辈的血脉中。父亲曾只身跳上通往日本的航船，苦学5年。母亲在12岁的时候就自己做主，踏上一列从东北开往北京的列车，执掌自己的命运。两个人在人生某一个节点奇妙地相遇。
1938年的冬天，抗日战争的烽火弥漫了大半个中国，北平、上海、武汉、广州等城市纷纷沦陷，全国抗日战争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西安某地，任职于陕西省“战时行政人员训练所”的李天民正在进行抗战宣讲，抗战形势不容乐观，台下青年们的激情被台上这个年轻人点燃了。爱国演讲使这个年轻人周身散发出迷人的光芒，他个头不高，但情绪激昂，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此时，他并不知道，在台下的茫茫人海中，有一个19岁的年轻女孩，正满眼爱慕地注视着他。
那就是我的母亲，王雅清。那一天，是我父亲母亲的第一次相遇。这次相遇，也是他们相伴50载风雨人生的起点。
站在演讲台上的李天民，就是我的父亲，1909年生于四川华阳(现今的成都市华阳镇)。父亲不苟言笑，严肃谨慎，加上我11岁时又远渡重洋，此后多年在美国生活。所以，天然的距离导致一条无形的鸿沟，让我和父亲沟通很少。
所以，关于父亲，很多细节现在已经无从知晓，这成了我最大的遗憾。此后多年，我把对他的了解，尽最大的努力拼接成一幅完整的人生图画。
对于父亲，我的五姐李开敏曾经写文章对他有点滴回忆，“父亲13岁从军，身高还不及枪杆子高，后来因为内乱，部队解散，重返家园，曾被安排到一父执辈家中协助管家，但父亲一心向学，后经何姓乡亲的赞助，前往日本留学。”
母亲告诉我，不懂日语的父亲，寒窗苦读5年，获得了早稻田大学经济学学位。那段时间，独在异国他乡的父亲经常感觉寂寞。晚年的时候，他多次回忆起当年的留学生活，每当想起一位中国太太吟唱《阳关三叠》一解乡愁，都会为之动容，不能自已。
从日本回国以后，父亲先是在南京《中国日报》任总编辑，他在当时算是个才子，文笔极佳。后来，父亲在“中央军校成都分校”任教，抗战前参加民族复兴运动，后又至西安行政训练所办理训导教务，在成都“青年团”工作，任干事长。1948年，他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立法委员”。
在遇到我母亲之前，父亲曾结过一次婚。那时候他也就19岁，婚后留有一儿一女，也就是后来跟随我母亲生活的大姐和大哥。不过，父亲的第一任妻子在生下老二后不久就过世了。父亲十分悲痛，这也导致他之后4年没有再婚。我真不知道他是怎样拉扯着一双儿女，度过这4年漫长岁月的。
母亲和父亲性格迥异。她年轻时候的经历更像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历险记，一部现代女性奔向自由的奇趣史。
母亲出生在东北(辽宁通辽)，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她的哥哥姐姐都生得人高马大，她却只有一米五八。据说，她从小就像个男孩儿，性格活泼爽朗，喜欢各种体育运动。不过很快，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就结束了。
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成立了傀儡政权，时局纷乱，人心惶惶。那一年，母亲只有12岁，却毅然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她跳上火车，跟随流亡学生到了北京，从此背井离乡，与家人经别数年。后来，我发现我的命运与母亲惊人的相似，也是11岁那年，我离开了台湾。
在北京，母亲和流亡学生一起，在天坛附近继续求学，上了东北人专为流亡学生设立的一所中学。6年后，她考上了上海东南体育专科学校，只身闯荡大上海。
母亲老爱给我们讲她当年上海之行的一次“壮举”。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上，母亲靠车窗坐着，悠闲地用勺挖半个西瓜吃，站台上，几个小混混不怀好意地冲她指指点点。过了一会儿，笛声长鸣，火车就要开动，这时，母亲冲那几个混混招招手，等他们不明就里地跑到窗前，母亲一扬手，半个西瓜啪的一声扣在了一个混混的脑袋上。此时，火车缓缓离站，将几个呆住的小混混远远抛在了身后。
多年以后，做了祖母的母亲还经常给我的两个女儿讲起这段往事，女儿们常被逗得哈哈大笑。
在上海东南体专，母亲专修体育，她的短跑成绩非常突出，曾经拿到过全国第二。她当时的梦想是参加一次奥运会，甚至开始为1940年的奥运会作准备，但是无奈，因为“二战”的原因，那届奥运会取消了，母亲的奥运梦也因此破灭。
母亲年轻的时候端庄美丽，她最常向我展示的是一张卷着头发、穿着舞会盛装的照片。这张照片被照相馆老板看中，放大数倍挂在了照相馆门口。没想到，这张巨幅照片常常引起复旦大学男生们的关注，一些男生总能通过照相馆老板问到母亲的地址，跑到东南体专偷偷地“欣赏”。据母亲说，当时怎么也算是“轰动一时”了。
母亲到了80多岁，还经常回忆起这段往事，自己年轻时的“辉煌”还能让她小小地得意一番。母亲就是这样一个永远开心的、淘气的形象。
时间回到1938年父母亲初相遇的那个下午，正在陕西省“战时行政人员训练所”受训的汉中女教师，我的母亲，站在聆听抗战宣讲的人群中间。一个身材不高的四川人，我的父亲，正操着一口川音演讲，他专注的表情、幽默的言语和火热的激情深深地吸引了母亲。一种奇妙的感情在她的头脑里升腾，直到宣讲结束，她的眼神再也没离开过他。
说来也巧，母亲在体专的一个“闺密”正好是四川省“青年团”任觉五的夫人。通过任氏夫妻介绍，母亲终于和父亲见面了，两个年龄相差10岁的年轻人就这样恋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