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

中国人的政府—革命—贸易—税收—我们在四川的利益—进口与出口—所有省份的贸易比较

我们与中国通商的历史，从东印度公司的年代到现在，只不过是一部为了开放和发展贸易与一个民族进行不断斗争的历史。这个民族，自老普林尼（ Pliny the Elder） ^[1]的时代以来，依然“如兽群一样奔波、逃逸”。这个民族及其官员为了使自己不受外来世界的玷污，一直坚持进行着没有希望的斗争。在他们身上有着某种悲壮的东西，使没有利害关系的旁观者无不对他们抱有衷心的同情。这里人口众多，虽然不算完美地，但仍然相当成功地解决了最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的问题。尽管有贪官污吏，但对人民的管理如果不算很好，也肯定不算太差。财富的分布相当均衡，一贫如洗与骄奢淫逸之间的尖锐对立，在欧洲是普遍现象，在这里则是例外情况。税收是名义上的，对秩序有着天生的、普遍的热爱，在像一个欧洲王国那样大的省份中，只需要维持几百人的军队，就足以支持地方行政长官颁布的法令。根据调查人员的计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每年的总开支不超过 4000万英镑，即总人口中每个人头 2先令。教育非常普遍，多是民办的。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也由于受到儒家学说的熏陶，人们对来自西方的新事物持怀疑态度，也就不足为怪了。中国人认为，尽管西方有应用机械的显著优势，但那里的各个国家都长期处于战争的威胁之中，那种难以忍受的压力只有由不断发生的战争来缓解；而战争是更为严重的灾难，伴随着债务负担和贫穷。

在中国，隔很长一段时间要发生革命，但目前这个帝国正处于和平状态。自上次改朝换代（ 1644年）以来，中国人一直不间断地享有和平和繁荣，除了同我们和法国人打过一些小规模的战争。即使是可怕的太平天国叛乱（ 1848—1864年）也是由在这个国家内地的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引起的。正是 50年前在广东的热忱的美国传教士促使狂热的领袖洪秀全皈依基督教。他被说成是这个帝国产生的最真诚地皈依基督教的人，但是误入歧途。他效法犹太领袖，口号是“杀妖！ ”^[2]他确实杀了人。据计算， 2000多万人死于太平军的刀剑之下和随之而来的饥荒之中。这是在另一个舞台上再次上演的“三十年战争” ^[3]。如果当时太平天国成功，中国现在无疑已经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虽然可能在形式上跟我们有些不同。太平军在发展过程中的残暴行为使舆论对他们的事业不利，于是我们与我们过去的敌人 满人一起镇压这场叛乱，让戈登（ Charles George Gordon）帮助他们，训练并领导了一支由 6000训练有素的战士组成的“常胜军”，恢复了儒家学说，支持了满清这个保守的反动势力。这个势力在经过 30年无可争议的统治之后，现在又再一次把这个庞大的帝国引入一场瓦解的危机。我们允许中国官吏坚持他们过分的、与进步毫不相干的保守主义。我们的政府在中国不是积极地促进改革和革新 像哈里·帕克斯爵士（ Sir Harry Parkes）在东京那样支持年轻的日本，甚至不惜内战的代价 而是屈服于北京的腐败朝廷。直到最近，我们看到了使英国的事业大为失望的可悲的结果。中国由于战败于日本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过高的赔款，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我们的贸易还是一成不变，而且部分地、不公正地被排除在我们的欧洲竞争对手已夺取的这个帝国的地区之外。

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现在估计为 4亿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矿产取之不竭，而且人民勤劳，我们目前进行的贸易还不到我们应该寻求的十分之一。在英国的对外贸易伙伴中，中国本土占第 17位，只与斯堪的纳维亚相等。我们对中国的出口还不到我们对只有 6000万人口的美国的出口的四分之一，只有我们对英属印度出口的六分之一，不足我们对澳大利亚和所有其他殖民地出口的十分之一；而除印度之外，所有这些地区都有高达百分之三十到六十的关税。而对中国，根据条约，我们的进口只承担百分之五的税赋。香港是许多周围国家的中转站，如果把它包括在内，中国从英国的进口总值有 900万英镑，约为我们对人烟稀少的南美大陆出口的一半。阻碍我们与中国的贸易达到与其财富、文明和人口相称的规模的障碍是其交通不便，开矿受阻，以及内地不合理而繁多的税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