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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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

《心灵世界》一书,来源于1994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的讲稿。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正式上讲台,不是讲座,而是一整个课程。后来,前任的系主任陈思和时常提醒我,教学资历不应从入复旦编制的2004年起计,当是推溯至1994——由他安排入教学计划,朱立元系主任颁发讲座教授聘书。这样一来我的“教龄”陡然增长十年。如我这样连中学都未好好读过,一举登上大学殿堂,多少有向命运讨回欠账的得意,心中却也是惶遽的。检点知识的库藏,首先是量的问题,够不够一个学期十四堂,减去一堂讨论,余下十三堂,每堂三节各四十五分钟;然后是质,有什么思想匹配得上同等级的时间?更可能只是浪费同学们的学习机会,本来他们可以用于更高的价值。即便那样的局促,我又额外设置限定,绝对不提个人的写作经验,为了和以往“创作谈”讲座区别,也是与小说作者的身份厘清。不过,这本讲稿在台湾“印刻出版”发行时,编辑依然将书名题作《小说家的十三堂课》,上海文艺出版社重版,沿用了这书名,虽然其中并不涉及小说写作的实践,但前世今生,总也割不断了。如此,不谈写作实践,余下的便只有阅读生活,所有的文学储备都在这里了。说实在,我可是倾囊而出,集几十年的闲杂,从中筛选,方才说得课时规范,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予了格式。有些事情是内容决定形式,也有的反过来,形式决定内容。好吧,以往那些涣散的心得体会,有意识无意识地组织成序列,系统化了。

回想起来,那时候的自己,一是胆大,二是有力气。那一年特别出活,同时做了几件事。第一件,写《长恨歌》;第二,替导演陈凯歌写《风月》剧本,电影的工作方式完全不由自己说了算,说到就到,说去就去;而第三件上课,却纪律严明。每星期三早上,天不亮起床,转三部公交车到学校,中午下课回家,接着准备下一周的课,大纲是事先写好的,具体内容却要做案头。如今再度阅稿,十分惊讶自己怎么能讲这么多!换到现在,大约要省略一部分,简化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则以更扼要的方法解释。但是,多讲与少讲终究有差别,语多不详里,亦有着出其不意,离开其时其地其境,大约是说不出来的。就像读过去的小说,即羞惭和懊恼,同时清楚,过了那股子劲,之后断不会再有了。

可以想象,自己其实是缺少职业性方法和训练的,这一点仿佛从形态上就看得出来。有一个雨天,放在休息室的伞不见了,郜元宝,那时候是带班的老师,带一伙学生陪我去找,找到后勤阿姨处,她用严厉的目光看着我,斥责说:教师休息室,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去的!然后又十分狐疑地问道:你到底是老师还是学生?身后的人一拥而上,将阿姨堵回去。我一直没出声,不敢承认自己是老师。

在复旦上课的事渐渐传开,有一个外地报社的记者闯到课上,坐下听了五分钟,忽站起来举起照相机,闪光灯一亮,即推门出去。教室里就有一阵骚动,之后,带照相机上课的同学就多了,幸好课程已到末尾,不几日便结束了。这个插曲令我非常生气,不止是扰乱了课堂纪律,还因为,它又将我推回到写作人的身份里。我不是反感做写作人,而是不想让一件事干预另一件事。

可是,情愿不情愿,对于上课,至今还有业外人的留习,那就是不能重复题目,这毛病阻碍了精益求精。每当我坐下来,将课堂实况整理成文字,总会看到许多残缺,遗憾到假如再讲一次,也许会更好,可是没了初涉的新鲜和挑战,兴致和热情也退去了。这可能是写作生活的影响,完成的东西再不让人满意,也不可能从头来一遍了。

书中的课程,我不会再讲了,倘有时机,还会在文字上作修补。从第一版至这一回通稿,自觉大体过得去,但不尽如我意处依然在,就是《百年孤独》一讲。之前我曾在《文学角》开专栏,写过书评,题目是《游戏的规则》,专分析现代主义小说的内部构成,受到文学评论家季红真的夸奖,到了课堂上,野心却有些大了,扩大到外部,企图对整个思潮作概括,显然没有做好。每每勘定到这章节,就有些踌躇,要进一步阐述,难免脱离真实的认知阶段。而且,现在的自己,已经不是勇进派,长处在思考多,短处也在此,求全责备。所以,就不动它,留下一个鲁莽的印记。出于同理心,书名也回到原来——心灵世界。

2020年3月16日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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