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两度入宫与昭仪心机
一、两度入宫与再续前缘
太宗驾崩后，武媚立即面临一个重大问题：离宫。从北朝以来常见的皇室惯例是先帝驾崩之后，妃嫔中有子女的，都会出宫依靠子女；没有子女的，就会被安排进入寺庙道观成为女尼或女道士，又或者是安排进入先帝别庙安享余年。根据史书记载，武媚身为太宗的才人，由于没有生育子女，因此在太宗死后便被安排进入感业寺为尼；至于她选择为尼而不为道士的原因，可能与她从小受母亲影响，笃信佛教有关。但即使从小笃信佛教，对于期待入宫之后会为人生带来转机的武媚而言，出宫入寺无疑是人生的绝望。只是，有时危机也会带来转机，在感业寺度过一年青灯梵唱的生活后，她的人生再次出现了重大转折。
武则天太宗在驾崩之前，就已经长年深受心血管疾病之苦，逐渐将国家大事交代给当时身为宰相的妻兄长孙无忌来处理，由长孙无忌总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政事，自己则是长期在别宫养病。太宗在驾崩前那段发病期间，当时的太子李治随侍在侧，昼夜不食，苦心照料，甚至因忧虑过度而出现了白发。但是，太宗仍然不敌病魔而崩，李治登基为新皇帝，是为高宗。在太宗驾崩后的第一个忌日，高宗率领大批随从到感业寺为先帝上香祈福，就在那里高宗与出家为尼的武媚相见。根据书中记载，两人见面时是“相对而泣”。此后不久，武媚就被召入皇宫。这就是武媚人生中的第二次进宫，也是她后来登基之路的起点。
究竟为什么高宗李治会在感业寺中与父亲的妃嫔“相对而泣”？而且为什么不久之后武媚就被召入皇宫，甚至还成了高宗的妃嫔？他们是否在此之前就已相爱相恋？高宗对武媚的感情如何成为历史的重大转折？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还得从高宗李治的个性与人格特质谈起。
李治是太宗和长孙皇后的第三个儿子，在太宗诸子之中排行第九，所以，最初并非皇太子的法定人选。按照唐朝的法律，原配长子为嫡子，是法定继承人；无嫡子，或嫡子有罪或重大疾病时，由嫡孙为法定继承人；无嫡孙，则以嫡子同母弟依长幼之序为法定继承人；无母弟，以庶子依长幼之序为法定继承人。李治在十五岁被封为晋王时，按照法律是第三顺位继承人。
唐高宗李治像
当时，被立为皇太子的嫡长子李承乾，幼时十分聪慧，长大之后却好声色，又漫游无度，不受太宗喜爱，反倒是排行老四的嫡次子魏王泰，因为有才学而深受太宗赏识。二人之间开始有了争夺皇太子之位的冲突。李泰想效仿太宗当年玄武门兵变杀嫡夺位的故事，李承乾也极力防范旧事重演。后来太子承乾被人告发有谋反企图，遂被撤去太子身份废为庶人，流放黔州。原本太宗想改立宠爱的李泰为新太子，此时却因为承乾的申辩而改变心意。承乾向太宗说：“我是因为四弟魏王泰的逼迫而不得不谋反，今天如果册立魏王为太子，不就宣告天下说太子之位是可以逼迫求来的吗？”太宗听罢深觉有理，也自知理亏，当年自己的行为已对儿女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为了公平起见，放弃立嫡次子李泰为皇太子，而将太子之位封给了年十六岁的嫡三子晋王李治。
由于李治是意料之外的皇太子，当时已年近五十岁太宗，担心储君教育的时间不够长久，因此，对于李治的太子教育就非常用心。太子教育与诸王不同，太子是储君，东宫组织犹如中央政府的具体而微，让太子平日就学习政府的运作机制，有利将来即皇帝位后能立刻进入状态。因此，除了任命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世勣为东宫诸师，倾尽朝廷一时之选外，太宗也亲自教导太子，随时做机会教育。例如：吃饭时告诉他农耕辛苦的道理，乘马时告诉他不竭其力的道理，搭船时告诉他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在太宗临朝时，也常常要太子在旁边观察朝政如何决议，或让太子参加讨论。换言之，也就是亲自指导太子如何处理国政。
在亲自指导太子李治处理国政两三年后，太宗曾两次对外发动战争，分别是贞观十九年（645）征高丽，以及贞观二十年（648）征薛延陀。太宗甚至主持亲征。亲征期间，太宗便要求当时已十八九岁的太子监国，也就是代理国政。当太宗出发亲征之前，太子担忧得连日哭泣；太宗亲征回来后，因病卧床调养，仍然要太子继续处理国政；而太子处理完国政，便至父亲病榻边侍奉汤药，不离左右。也因为如此，后来为太宗修筑几座适合养病的宫殿时，也都在旁边另外设置别宫，好让太子李治可以朝夕陪伴父皇。从此处可以看出，李治是个有孝心，但十分依赖父亲的内向青年。此外，史书上多次提到李治“仁懦”或“仁弱”，这是史官用来表示皇帝懦弱的笔法。连太宗也感叹李治不如自己当年的刚猛，并要他多接触军旅以培养勇武之气。知子莫若父，既然担心他的性格软弱依赖，未来恐怕当不好皇帝，这可能是太宗感到有必要亲自教育他为君之道的原因。
既然太子李治朝夕不离地陪伴父皇，那么负责伺候皇帝宴寝的才人，自然颇有机会与太子相遇。李治与武才人的初次相遇，很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发生的。但是，在太宗驾崩、武才人入寺为尼之前，二人之间的感情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
史书上记载，太子李治在东宫时就已经认识武才人，过程是“因入侍，悦之。”显然就是因为李治入皇宫侍奉父皇才认识武才人的。这个“悦”字，可以解释为喜爱之意，即是李治对武才人产生了喜爱的感情。那么武才人对太子李治又抱持什么样的感情呢？有一首诗，人们相信是出自于武则天之手，诗里充满相思之情：
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
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全唐诗》将这首诗记载为武则天所写，虽然没有非常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但如果确实是武媚所写的话，那么，会让她相思憔悴、泪湿罗裙的对象，究竟是谁呢？太宗比武媚年长三十多岁，武媚入宫为才人时也没受到太宗多少重视，那么最有可能的对象，就是有密切接触机会的太子李治了。毕竟深宫内苑之中，真正的男人只有皇帝一人，太子李治则是因陪伴父皇之侧才得以留在宫中的，否则依照惯例，皇子十岁后就必须出宫就第，不容易有机会接触到皇帝后宫的妃嫔们。那么武媚身边真正的男人，就只有太宗与随侍在侧的太子李治，若非前者，也就只能是后者了。这首诗写成的时间也应该是在太宗死后，武媚依惯例出宫为尼与李治分别的这一年间吧。
武才人与太子李治在名义上属于母子关系，二人相恋简直是震撼人心。不过太宗仍在世时，二人之间的发展应仍十分有限。因为李治侍奉父皇至孝，个性又十分怯懦，不太可能在父皇之侧大胆地与父皇的嫔妃发生暧昧关系。例如，当初隋文帝寝疾时，太子杨广为了阴谋夺嫡，与隋文帝的宠妃宣华夫人有密切往来。后来，杨广趁父皇病危时逼宣华夫人，被文帝发现，杨广索性以兵幽死父皇，并纳入宣华夫人。显然在八卦到处流传的皇宫内苑之中，要与皇帝妃嫔私下往来是不容易隐瞒的。另一方面，武媚的个性也有忍辱等待机会的特质，既然无法从太宗之处获得太多宠爱，太宗又长期卧病，那么耐心等待太子李治登上大位之后的发展，是值得投资的光阴岁月。至于李治为何会被武媚所吸引，大体上是因为李治本身性格较为怯懦，仰赖且崇拜刚强勇猛的父皇太宗，但父皇日理万机，常年出征，晚年又卧病在床，能给予他的关爱时间其实不多，此时，另一位性格刚强、主见鲜明、处事果断积极的武才人出现在他身边，可能是李治为之倾倒的原因。从上述的诗中所见，武媚思念李治，泪湿罗裙，想来二人之间的感情经过长时间的相处，应该已从“悦”变成了“爱”。只是皇宫之中侍从、耳目甚多，朝夕陪侍在太宗之侧的二人，精神出轨的几率可能大一些。
无论如何，这对“爱侣”在太宗驾崩后因武媚出宫入寺而被迫拆散，直至李治登基后，因前往感业寺上香，二人便有了再次重逢的机遇。不过此时的李治贵为天子，武媚则为前朝旧人、先皇妃嫔，又已削发出家为尼，怎么样也无法名正言顺地相爱、相聚。在这个时机点上为二人制造机会的，是高宗李治的原配——王皇后。
王氏在李治尚为晋王时就已经婚配为晋王妃。到李治被立为太子时，王氏自然就成为太子妃。等到李治登基为皇帝，王氏就自然成为了王皇后。王皇后虽然母仪天下，贵为一国之母，却一直没有生育。李治登基之时，太子时代的妃嫔萧良娣已为他生了一子二女。登基之后，萧良娣也母以子贵被册封为萧淑妃。萧淑妃是南朝梁的皇室后裔，李治的其他儿子都是由其他出身寒微的后宫所生，地位都比不上萧淑妃和她的孩子。古代关于休妻的“七出之罪”，首罪便是无子，只要生不出孩子，夫家可以名正言顺地休掉妻子另娶。一国之主的皇帝对于子嗣继承更为重视，后宫嫔妃无不拥子自重，无子的王皇后还能在后宫受到尊重的原因，也不过就是她贵为皇帝原配，此一原因而已。北朝以来，妇女嫉妒风气甚重，女性的社会地位也相对较高，对丈夫与家庭的控制力也比较强。隋文帝皇后独孤氏独占丈夫更为其代表。隋文帝的五个儿子都是独孤皇后所生，甚至独孤皇后天天陪隋文帝上朝开会。在这种风气之下，无法生育的王皇后对已生有一子二女的萧淑妃满心嫉妒，是可以想见的事情。眼见高宗对萧淑妃的宠爱，王皇后觉得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恰巧知道了高宗与武媚在感业寺相见涕泣之事，或许因此察觉到二人之间有着不可告人之关系；当然也可能皇宫之中总是流传各种小道消息，王皇后早已对二人的关系略有耳闻。总之，王皇后认为可以利用武媚来离间高宗与萧淑妃之间的关系，便暗中要武媚将头发留长，以待时机来临接入宫中。
不过，王皇后此举可说是十分冒险，她明知武媚是先帝嫔妾，是当今皇上的庶母，无论是直接或间接让武媚入宫，其目的都是要利用二人之情来离间丈夫对情敌的宠爱。这表示王皇后不但深知夫皇对武媚有深情，而且也容忍他们之间的关系继续存在与发展，甚至相信接纳武媚也不至于对她自己有危害，否则绝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正是她这样的错误认知，致使她犯了两项大错。首先，她使当朝皇帝至少在唐朝法律上犯了两项重罪：一是“和奸父祖妾”之罪，一是“和奸女冠尼”之罪。前者可处以绞刑（吊首），后者除了通奸者处以徒刑（牢改）之外，王皇后自己是“媒合奸通者”，也连带要受徒刑。不过因为犯罪者是当朝皇帝，想来不会有人敢降罪于皇帝，顶多是被长孙无忌等贤臣良将疾言直谏一番，以及遭受一些社会舆论的批评罢了。再者，王皇后此举也为自己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她将武媚引入宫中无异于引狼入室，她自己后来被废、被杀，都可说是她自己一手造成的，因此，后代史家似乎也一点儿同情都不给予她。
总之，高宗登基的来年，二人在感业寺相见；第二年，在王皇后安排之下，武媚开始暗中留长发；第三年，高宗服丧期满，在王皇后建议下，武媚被接入宫中成为高宗嫔妃。武媚再次入宫的时间是永徽二年（651）七月，当年十月便已怀孕，翌年七月产下第一个孩子。从武媚入宫生子的时程来看，她果然受到高宗很大的喜爱；另一方面，武媚得到再次入宫的机会，也十分积极把握，用心逢迎侍候王皇后，顺利成为王皇后派系的人物，让王皇后一再于高宗面前为她美言。这不仅帮助武媚很快受到高宗临幸并怀孕，也使武媚被快速拔擢成为后宫正二品的昭仪，地位直逼淑妃。看来王皇后引武媚进宫以转移高宗注意力的目的，很快就达成了。
二、历史悬案与厌胜巫蛊
永徽三年（652）七月，武媚在生了长子李弘后，就被封为昭仪。翌年年底，武昭仪又怀孕生下一女，可惜随即暴卒。但高宗对她的宠幸并没有减少，永徽五年（654）二月左右，武昭仪再度怀孕，并于同年十二月生下次子李贤。一个新的嫔妃在三年半之中连续为皇帝怀孕三胎，而其他嫔妃却再也没有生育记录，这之间肯定有不寻常的事情。更不寻常的是，次子李贤出生后的第二年十月，原来拉拢武昭仪的王皇后竟被废为庶人；时隔月余，武昭仪就被立为新皇后！这短短四年时间，宫廷变化如此之大，一国之母在一个月之内遭到废立，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首先我们不要忘记，武昭仪本身具有支配、自主、权威性的人格特征，在14岁初次入宫前就已说了“见天子庸知非福”之类的话语，可以揣知她不愿屈居于人下的意念。王皇后将她召入宫中，目的是要分散高宗对萧淑妃的宠爱，这个任务武昭仪在入宫后一两年间就已达成，这从武昭仪入宫后不断怀孕生子，萧淑妃却再也无生育记录，即可略知一二。但是对王皇后来说，当武昭仪顺利得到高宗的宠爱，并且陆续生下皇子之后，来自武昭仪的威胁便大过于萧淑妃了。而且，武昭仪有着愿意暂时忍辱以待转机的坚忍性格，降礼讨好王皇后的态度在自己得宠之后就不再继续扮演，甚至开始与王皇后产生摩擦不合。从此以后，王皇后转而与逐渐失宠的萧淑妃联手改变作战策略，采取联合次要敌人，以打击主要敌人武昭仪的战略。
武昭仪比王皇后和萧淑妃都来得年长，却能让王皇后和萧淑妃对这位情敌心生畏惧而必须联手出击，想来武昭仪对高宗一定有某些致命的吸引力。其一是当年在宫闱之中的偷偷相恋，情感上的刺激应大过于对一般嫔妃纯粹的临幸；其二是入宫之后王皇后不断在高宗面前美言，说尽武昭仪的好话；其三是武昭仪不仅能屈己以待皇后，更能曲意迎合奉承与讨好高宗。因此武昭仪入宫不久便获得宠幸，而且可以说是专宠她一人。从永徽三年至五年的三四年间，连续为高宗生下三名子女，此后新增加的子女也都由她所生，总共为高宗生下了四男二女。换言之，自从武昭仪与高宗同床共寝之后，高宗便再也没有与其他嫔妃生过孩子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武昭仪的身价今非昔比，具有权威、进取性格的她，必然不甘屈居于人下，而且想要进一步发展。她采取的手段是：一方面抬高武氏家族的地位，另一方面是想方设法朝皇后宝座迈进。在抬高家族地位方面，史书上记载：永徽五年（654）二月，武昭仪的父亲武士彟获得追赠并州都督，此举有提高武家门第的作用。同年六月，王皇后贵为宰相的舅父柳奭（shì）却自请解除宰相职位，据说是因为王皇后不受宠而感到不安才自请解职。但如果只是武昭仪为高宗生了两三名子女，也不至于影响到当朝皇后与当朝宰相的地位，毕竟后宫之中妃嫔的嫉妒与竞争是司空见惯的事，即使武昭仪散尽受赠之物买通宫女以打听王皇后与萧淑妃的动向，双方之间的摩擦也逐渐浮上水面，但基本上高宗仍对双方保持平衡关系，双方都无法给对方以有效的打击。因此，能动摇到当朝宰相地位的，必有相当严重的事故发生。观察此期间皇宫内部发生的事，就属皇后巫术下蛊与武昭仪之女暴毙两件事情最为严重，而这两件事情都与武昭仪和王皇后有关。
事情发生在永徽四年（653）底五年（654）初，武昭仪的长女出生了。某天，王皇后来探望小公主，逗弄了一下小公主后就离开了。没多久，高宗到来，想看看刚出生的女儿，却发现女儿已经死亡。大惊之下责问宫女，宫女们都说：皇后刚刚来过！对于女婴的死，史书上的记载颇有出入，有的说是武昭仪弄死的，目的是要陷害王皇后；有的是说武昭仪的女儿暴卒，武昭仪顺势藉此诬赖王皇后；有的史书则只字未提。其实，婴儿猝死症在今日所见多有，有的尚且出自于照顾者的无心疏失，比如，婴儿睡觉的姿势有误，或是盖被或喂奶的方式不良等等。但古代无此名词，医疗又不如今日发达，各种猜测与穿凿附会的情况便层出不穷。不论婴儿猝死的原因是什么，总之，根据史料记载，矛头是彻底对准了王皇后，因为她来逗弄婴儿时，婴儿确实还活着，而她一走，婴儿便死了，王皇后真是百口莫辩。至于武昭仪是否真的偷偷弄死婴儿，这恐怕只有她本人知道。部分不相信这种说法的史家认为，虎毒不食子，亲生母亲怎可能弄死自己刚出生的孩子？但如果从武则天一生的发展来看，她可以杀宝马以求博取太宗的注意，可以在皇宫内苑之中不顾自己庶母的身份去勾引太子李治，以至于后来为了夺取、巩固权位而进行的一连串的杀戮行为，她的暴力人格应该是一致的，是个不折不扣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女流。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她是否会为了一己之目的而弄死亲生女儿，似乎就无法断言了。只是，基于罪疑唯轻及无罪推定原则，在没有足够证明有罪的证据之下，吾辈不能直接认定武昭仪害死了自己女儿。但可以肯定的是，武昭仪的女儿猝死这件事确实发生了，而且这件事情恰恰就被赖在了王皇后头上。这对武昭仪与王皇后之间的竞争会造成何种影响？
根据唐朝法律，如果是妻子杀死妾的小孩，在民间只是一般谋杀罪，罪不至死，但可能触犯《唐律疏议》之《户婚律》中出妻的“义绝”条款，会被休妻逐出。不过，若是皇后杀一个尚未封爵的妃嫔之女，如何治罪？法律则无明文规定，况且也没有确实证据可证明皇后杀死女婴。这种情况之下，虽然高宗因为女儿猝死而大怒，但似乎无法可罚，罪也不至于废后出妻。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但似乎因为这件事情，高宗开始有了废王皇后的想法。因为皇后涉嫌害死皇帝宠妃的孩子，不久王皇后的舅舅柳奭自请辞去宰相职位。或许这才是动摇宰相地位的主要原因。
永徽五年（654）初，痛失长女的武昭仪很幸运地又怀上了胎，在当年底便生下了次子李贤。已生两名皇子的武昭仪在后宫地位已然稳固，接连怀孕生子的态势也摆明了高宗对她的专宠态度。武昭仪遂再次对王皇后发动攻势，而且采用比杀婴事件法律层次更高的手法——诬告皇后巫术下蛊。
《唐律疏议》刻本
巫术事件，在史书上称为“厌胜”，是指因憎嫌某人而制作图画形象，或刻做人偶，以刺心钉眼、系手缚足等方式，让对方痛苦或死亡的法术。一般若发生类似事件，在法律上会以谋杀论减二等；但若做法术的对象是其亲尊长、外祖父母、丈夫，或是丈夫之祖父母、父母，则不能减罪，依照法律即为斩首之罪。即使做法术的目的是为了向尊长或是主人求爱媚，也须流放两千里；而若是以此方式求爱媚的对象是皇帝，则一律处斩！另外，下蛊的罪更严重。蛊是指集合各种虫养在一器皿中，培养出蛊，用以害人。依照唐代法律，培养蛊和教唆以蛊害人者一律处以绞刑；养蛊者的同居家人即使不知情，也须流放三千里。
由此可知，不论是做法术或是下蛊，都是不赦之罪。而若是诬陷皇后犯了“厌胜”罪，则要取其性命；若诬告皇后养蛊害人，则更是要害她全家。不论何者，都是非常狠毒的行为。皇后是后宫之首，母仪天下，诬告皇后也是十恶死罪，谁敢轻易做出这种事情？史书上就摆明了记载，说王皇后及其母亲柳氏做法术害人一事，是由武昭仪构陷的。只是当时高宗并不知道皇后是被人诬陷的，因此在得知皇后母女涉嫌厌胜一事之后，大怒之下便将皇后之母柳氏赶出皇宫，已辞去宰相职位的舅父柳奭则从吏部尚书被外贬为遂州刺史。至于王皇后的地位虽然还能保住，因为此事终究是查无实证，也就无法定罪，但是对皇后的地位造成了实质影响，四个月后，王皇后就被废除了。
从这段过程来看，武昭仪借着受高宗宠幸，不甘屈居于人下，为打倒王皇后，便利用长女暴卒一事诬赖王皇后。虽然最终因为缺乏证据与法源，王皇后地位未被动摇，但是皇后舅父柳奭（shì）请辞宰相一职，显然与皇后涉嫌杀人不无关系。再过一年，武昭仪次子出生，连生两名皇子的武昭仪再次出手，诬告王皇后及其母亲柳氏巫术害人。虽然这次事件仍未让王皇后下台，但其母亲柳氏被赶出皇宫，舅父柳奭则被外贬，二人可说是代替王皇后承受了惩罚，王皇后的地位也受到了影响。
眼见两次打击仍未能将皇后拉下，武昭仪转而采取较为温和与间接的做法：游说高宗封她为妃。按照唐代后宫的规制，第一级是皇后；第二级为正一品的妃，有四员：贵妃、淑妃、德妃、贤妃；第三级是正二品的九嫔，昭仪即为九嫔之首。武昭仪已为高宗连生两名皇子，便想要晋升为妃，但当时妃的四名员额已满，没有空缺，于是，武昭仪就游说高宗另外为她设置“宸妃”的封号。这是在原有法规之外设立特别法的概念，也可说是因人设事的特别缺。这件事情遭到了两名宰相——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的强烈反对，理由是后宫自有法规，不可随意更改。因此，武昭仪的这个打算也没能成功。不过，正因为封宸妃这件事情被宰相们强力反对而作罢的经验，让武昭仪体认到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到达皇后宝座，除了需要拉拢后宫势力之外，还必须寻求外朝的支持，尤其需要寻求宰相的支持。正是这个认识，改写了武昭仪的一生和唐代的历史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