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的召唤]
何者谓之几，天根理极微。
——邵雍，《冬至吟》，出自《伊川击壤集》，11世纪
记得我还很小的时候，曾对着父亲写的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出神。封面上用大写字母印着父亲的名字，显得格外雄伟。我已记不得那时我是否还看过他写的其他书，只记得这一本。
我之所以能记得它，或许是因为它的封面色彩鲜艳、画面独特：上面印着父亲——虽然很年轻，但也不难辨认——与他的朋友雅克·埃贝尔（Jacques H bert）。正是他们的旅行促成了那本书的诞生。而那本书的标题也让我摸不着头脑：《红色中国的两位天真汉》（Two Innocents in Red China）。
谁天真？
加拿大的孩子是在沙坑里知道中国的，那是一个只要他们一直往地底挖就会到达的地方。当他们知道“10亿”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们也会了解中国，因为别人会告诉他们，中国有10亿多人。10亿多人！
我自己则与中国有着另一种羁绊。中国是个地方，这个概念，自我还在母亲腹中时就伴随着我：我的父母在1973年10月到访中国，而我出生于是年12月。娘胎里，在中国！——这对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来说，意义非同一般。
当我和兄弟们还是小孩，没有独自旅行过时，父亲曾对中国西藏进行过为期一个月的访问。这是我们出生后他离家时间最长的一次。在出发前，我们问他为什么要去，他说因为他从没去过西藏。
多么不可思议的答案！也许有一天我们也会去，因为我们也没去过那里。
这是他第一次长时间远离我们，所以他的旅行也让我魂牵梦萦。当他归期将至，我们的心情也愈发激动。回来后的他像变了个人，他的外表和气息都与原来略有不同。他的胡子长长了，皮肤晒黑了，还带着一股奇妙的活力。他浑身散发着一种力量，比平常更加积极和活跃。他的眼睛里仿佛还映射着他之前见到的风景，而他的身体也摆出了迎接它们的架势。
这是个焕然一新的父亲，不再像原来那样只充满耐心和爱意，而是像一个漫游了世界的自由精灵，一个独行的旅人，一个观察万物的人，一个拥有秘密知识的人。
他带回来的纪念品也在我心中留下了印记：藏香、转经筒、描绘山峦的画轴、哪吒大战孙悟空的连环画、色彩绚丽的京剧脸谱和木剑。
对我来说，旅行就是去那些从没去过但需要去的地方，带一些奇妙的东西回家，使内在和外在都发生变化。我开始明白父亲说的他曾经周游世界，去过100个国家是什么意思；开始感受旅行的塑造力，了解旅行的意义。我开始成为一个旅行者，至少在我心中是如此。
知识、旅行和中国在我心中混作一团。我隐约感觉到，旅行带有一种精神属性，始于内心的需求。我想，人在出发前可能是无知的，但在归来后肯定会有所改观。我们心中充满到什么地方去的愿望（乃至需求），因为未曾踏上的土地是吸引我们心灵的黑洞。因此，中国就像一座矗立着的关隘。我在童年时对它的认识、我父亲的书、我在娘胎里的旅行，给我留下的谜题多于答案。
我父亲原来从政，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与孩子相处，他选择了退休。这发生在我父母离婚后不久。我母亲再婚后定居在渥太华（Ottawa），开始了远离聚光灯的愉快新生活。与此同时，父亲带我们搬到了他的家乡蒙特利尔（Montreal），他想让我们在那儿上学并打算让我们见识到世界的多姿多彩。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几年的暑假里，我们和他一起游历了多个“世界大国”。我和兄弟们虽然年龄尚小，还不能自己出行，但足以理解耳闻目睹的一些事情。
我们旅行的时间有限，所以把目的地定在了冷战时期定义的大国，即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84年夏，我们来到了旅行的第一个目的地——苏联。我们的漫游从莫斯科开始，向南到达高加索山脉（Caucasus Mountains），至东到达东西伯利亚深处的阿穆尔河（Amur River，今为欧洲人对黑龙江的称呼）。第二年，我们去了我们祖先的故土：法国、英国和爱尔兰。我们租车穿越这些古老的国度，在经济型旅店过夜、吃早餐。
1988—1989年间的冬天，我们打算把暑期旅行的目的地定在中国。在变革期间游历中国，这个想法让我激动不已。连我那一向冷静的父亲都因为这些事件，以及它们可能对暑期旅行产生的影响而愈发兴奋。
在此之前，他已去过中国几次。第一次是1949年，在共产党军队最终击溃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将他们赶出其在上海最后的据点之前。他曾在中国目睹了巨变带来的阵痛，这次他或许有机会见证中国历史上的另一场大变革。
1989年，那年我15岁，我兴奋的原因不只是渴望见证历史。那时的我和现在的我都相信，世界属于那些能把握它的人，而且，每一代人都要重新把握世界。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向我们讲述过他在世界各地的冒险经历。他讲过自己曾遭遇海盗和劫匪，甚至穿越战区和无人区。因此，一个处在动荡中的地方，或许能让我展开我所渴望的冒险生活。
但我们的中国之行还是延期了。
直到下一个春天，我才开始提议再次规划行程。而我的父亲还是有所顾虑。“这意味着光顾一个与加拿大断绝了所有往来的国家。”他说。
“那怎么了？我们又不是外交官。这是一次退休政客和他家人的私人访问，没有任何其他意义。”我说。
“中国人可能不这么认为。”他说。
最后，我获得了辩论的胜利，我们终于要去中国了。父亲心里或许明白，如果这次不去，我们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以家庭为单位去了。我16岁，哥哥18岁，弟弟已经开始觉得加拿大的荒野比跟父兄远渡重洋更有吸引力。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要各自分头旅行了。
回想当时，我意识到这一点可能给父亲带来了孤独感。他总是鼓励我们走向世界，去寻找挑战、探索奥秘，但他对我们成长的速度毫无准备。也许他感觉到自己能够教育我们或者参与我们学习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教会了他很多东西，也能够给他的孩子造成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如我父亲所料，中国方面出于安全考虑，不允许我们独自旅行。
因此，在中国方面的主持下，我们踏上了被精心安排的私人旅程。我们游历了很多地方，但处处都有导游。在一个又一个官员的接待下，我们穿越了中国，所到之处必有一名外事部门的官员和一名翻译随行。这样的旅行既罕见又呆板。
在我父亲最想看的东西中，有中国充满神圣气息的群山。他还说想坐火车穿过川西高原，到达喜马拉雅山脉位于云南省的亚热带山脚。
我记得自己不是很明白神圣的群山是什么意思。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家里的画卷上描绘的高耸入云的峭壁，浮现出美猴王偷取蟠桃的玉帝天宫。
我们最终攀登了其中的两座名山。离开首都北京的第一站就是泰山，这显然是名山中最著名的一座。它矗立在平原上，以至于当我们靠近时，能够像看模型一样一览它的全貌。远远看去，山间众多庙宇就像点缀在一幅巨大的蓝绿画上的白点。一想到当天就能登上它的顶峰，我兴奋不已。
但到了泰山脚下后我们得知，导游低估了父亲的体力，并安排我们乘坐缆车登山。父亲提出了异议，他们很快达成了一个折中方案：我们从服务区沿着一条山路开车到半山腰，剩下的路程可以步行。
在北京时的条条框框让我和我的兄长积累了太多的剩余精力，登山是把它们释放出去的机会。在一座几乎已经变成集市的庙里，焦躁的我们注意到，在栅栏边幽深的小屋里冒出一个奇怪的老道士。他看上去有100岁了，似乎得了白内障，看不清东西。他身裹蓝黑色的道袍，弓着背，皮肤上有斑点，稀疏的胡须有半米长。他身上散发着尿和草药的味道。一时间，我们对山里的这位老人产生了敬畏之情，但在登山使命的召唤下，我们很快就把注意力转回到石阶上，重新开始疾速登攀。
近乎光秃的山顶上风很大，几座庙宇散布其间。在等待父亲的过程中，我们变得跃跃欲试，准备开展更多的活动。贾斯廷（Justin）和我很快就酝酿了跑下山和其他人在山下会合的计划。下山的路一开始十分险峻，石阶又窄又陡，我们侧身用小碎步往下走。越往下，山体越平缓，台阶和狭窄的平台开始交替出现。于是我们跳着向下走，一次跨过多级台阶。我们在平台上冲刺，跳过一级又一级台阶。我们感觉自己不可思议，肯定打破了什么纪录。
玩闹着下山的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对身体造成什么伤害。在数小时后，当我们回到旅馆时，麻烦就来了。在旅馆餐厅吃晚饭时，贾斯廷和我几乎抬不起头来，也很难把筷子送进嘴里。我们浑身发抖，两腿僵硬，不时抽搐，一回到房间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几乎无法起床。我的双腿硬得像木头，无法弯曲；背部也是僵硬的，不能伸展。我去找我哥哥，发现他也是一样的处境，不过刚跟父亲吃完早饭回来，而父亲还在餐厅不太高兴地等着我。于是，我一步步挪向餐厅。为了我自己，也为了转移父亲的怒火，我决定幽默处理，拿自己的窘境开玩笑。
当天晚些时候，当贾斯廷和我一瘸一拐地从这里走向某个旅游景点的时候，父亲把我们拽到一边，说：“小子们，你们千万记住，中国人以前通常把西方人当成蛮夷。小心着点，看看你们是不是给了他们这么想的理由。”
后来，我成了真正的旅行者，穿越战区和无主的荒地。中国一直在我视野的尽头，而我对这个遥远的身影的召唤一直置若罔闻。我听说它正在发生剧变，但自觉还没有做好拜访的准备。我曾经是个蛮夷，蹩脚的旅行技术还配不上它。旅行还要延后。
我倾向于那些遥远而被误解的目的地，那些我能淡入淡出的地区。为了见识奇风异俗，我去过利比里亚的耶凯帕（Yekepa），马里的泰萨利特（Tessalit），马达加斯加的马鲁安采特拉（Maroantsetra），坦桑尼亚的恩加利米拉（Ngalimila），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马普里克（Maprik）。我挑选的是那些几乎没人想要造访的地方。这些小地方曾上演过大戏，也曾发生过奇妙的事情，我希望借此经历增长智慧。与此同时，中国依然遥远，被神秘和疑云笼罩，它巨大、多难、刻板、朴素，但它也从未停止对我的召唤。
1998年，一位新闻主编问我能否接受一份他所属机构驻北京办事处的全职工作。这着实具有诱惑力：成为新中国的早期见证人，学习它的语言，把自己的名字留在有分量的地方。但我仍不想跨过这道关隘。时间的车轮转动得太快，我的父亲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没有什么比待在他身边更重要。我要像他以前照顾我一样照顾他，陪他走过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或许还能回报给他一些他曾对我们付出的爱。
2005年，上海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先父和雅克·埃贝尔在华行记的中译本，并邀请我和雅克参加在上海举办的发布会。因此，带着这本有趣的小书，我终于再次造访了中国。
我简直认不出这是自己曾在1990年到过的地方。我决定把这次短暂的旅行当作我未来几年多次访华旅行的第一站。我下定决心，要了解中国。
如今，这个国家的飞速发展和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中国现在是世界超级大国，它对资源的需求和惊人的生产能力改变了世界经济。中国不再是那个神秘、偏远、无法靠近的穷乡僻壤，如今的它，每天都在创造财富。无畏的探险者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平凡的商旅和行脚的游人。
但中国仍不是个易于了解的地方。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这个国度漫步，欣赏眼前的风景。我们沿长城行走，我们赞叹紫禁城的宏伟，我们沿长江而下。我们的生活里充斥着中国制造，但还是难以理解这个地方到底意味着什么。
中国的幽深令观者沮丧，它是最为深邃的地方。它迅速而猛烈地变化着，对本国人都不曾停步，遑论外国人。虽然并不危险，但它还是令人难以招架。
异邦的国土都是谜，让初来乍到的游人陷入一种无知的孩童状态，迫使他们重新学习沟通与行动的基本规则。在一些地方，这种异化反应相对温和；但在中国，反应就极为强烈。它的疆域、行事的风格、与西方的隔阂让它的谜尤为难解，每一条线索都难以察觉。
语言则是另一个障碍。若想仔细探究中国和它的人民，我首先需要一名翻译。2006年夏，我联系到一位曾在中国生活数年的老同学德里克（Deryk），并让他面试了几名我四处搜罗来的候选人，条件是英语口语好、外向、聪明、有幽默感。
在几次面试之后，他推荐了一位名叫薇媛的年轻女士，她曾在中国最好的大学学习人文学科，曾在中国的一些偏远地区进行过艰苦的旅行，也曾在数个外国机构做过翻译。德里克还说她有幽默感，兴趣远在赚钱之上。在几封简短的电子邮件交流后，直觉告诉我，她对西方人的想法有所了解——这对与我这样的人打交道来说，是必要的。
我对自己的性格感到担忧。我感觉自己仍然是个乡巴佬；是个聒噪的、武断的家伙；是那个在泰山轻佻冒进、弄伤自己的孩子，从不注意自己刚跳过的石阶，看不见其中倾注的心血，也听不见它们所蕴含的祈祷。
我能在中国停留足够长的时间，获得足够深刻的体验，并得到一些启示吗？我的导游薇媛能够抵御我私人观点的狂轰滥炸吗？她能忍受我急躁的方式吗？她会不会对我大胆的想法默不作声，等着看它们自己经受考验？
一想到自己的心态和行为仍然可能在中国造成麻烦，我就感到畏惧。但对先父和他教诲的怀念，让我决定大胆一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