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芙蓉镇》
颜敏
《芙蓉镇》是80年代初期屈指可数的具有重大影响的长篇小说。它甫经问世，旋即引起轰动；之后陆续被改编成歌剧、话剧、电影及多种地方戏曲，还被译成英、法、俄、德、意、日等多种文字出版，出现了急速增殖的文化效应。诚然，我们可以将这种轰动的社会效应指认为那个年代的特有文化景观。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这部15万字的小说在汗牛充栋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中脱颖而出，获得精英群体与大众社会的一致认同呢？
从表层的文学外部关系上讲，80年代初期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理想的社会与激情的文学同质同构；社会的文学平均值较高，文化分层远远没有现在这么显豁，成功的作品很容易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从深层的文本角度讲，伤痕与反思文学绝大多数为中短篇小说，而《芙蓉镇》作为长篇小说，承载着更为丰饶的思想文化内涵，也为读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考和想象空间。更为重要的奥秘是，这部小说采用了中西合璧的叙述方式。具体地说，作品一方面运用了以部分喻整体的举隅法，剖析和呈现一个山区乡镇四个年代的社会关系与现实生活，隐喻新中国30年的社会现实和历史沧桑。另一方面采用了为人物立传的史传法，通过各种善恶类型人物的人生沉浮，思考特定生活情境中不同性格特征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与蠢蠢欲动的幽暗人性。进一步讲，举隅法留给读者一个平面扩展的整体社会历史想象，而隐喻则为读者留下一个有待思考的立体的文化历史想象空间；史传法真实地呈现出动荡年代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而迥异的性格则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苦难命运及其深在的缘由。
简言之，《芙蓉镇》通过社会剖析与人性分析的方式，描述了特定年代大陆中国的社会关系与戏剧人生；并以中西合璧的叙述模式，建构了一个富有诗性意味的社会、人性和文化的艺术世界。本文依据小说的文本特征，以人物谱系的分析方式，全面阐释小说的社会、人性和文化意蕴，并透过文本的叙事模式，探测小说传统审美图式中的文化心理积淀；而且着重追问小说呈现的特定年代的苦难及其缘由。
一、苦难的承受者与极左政治社会：胡玉音、秦书田
小说的焦点人物是被称为“芙蓉姐”的胡玉音，可以说整篇小说就是由她的命运遭遇，与围绕着她而交织的各类人物的命运网络所构成。她与秦书田的坎坷人生，真实而生动地表现出特定的极左年代无辜平民及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及其社会缘由。
女性的命运总是与爱情婚姻紧密相关的，而且不同年代的爱情婚姻悲剧体现出不同特质的社会人生问题。胡玉音的不幸命运主要体现在她的三次爱情婚姻上，小说的思想意图十分明确，“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而且认定这是非常态历史时期极左政治运动给普通人造成的人生悲剧。然而问题在于，我们至今都没有认真深入地探究小说中的极左政治是怎样从政治领域僭越到社会生活，而无辜的芸芸众生为何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运动又无力抗争，恐怖压力下的个体生命是怎样丧失人的尊严而不由自主地沉沦，又如何起死回生等深层的社会与人格问题。
胡玉音的最初不幸是初恋。尽管她外秀内慧，性情柔顺，但因父亲参加过青红帮，母亲曾是风月女子，复杂的血缘关系成为她与党员干部黎满庚自由结合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她不得不离开青梅竹马的恋人。毫无疑问，她的爱情悲剧始于“原罪”。尽管人类社会迄今都没有真正实现平等的理想，但是追求社会平等并不仅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现代意义的社会革命无一例外地强调平等，而且也取得了实在的社会效果。一般而言，社会平等的含义主要有两点：一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现代社会必须消除封建社会世袭的阶级特权，实现人格上的生而平等；二是“机会均等”，现代社会应该废除或减低任何新出现的不平等状态（即“强调某些人地位高于其他人，或赋予某些人权力宰制其他人”），实现社会条件的人人平等。然而，极左社会却以阶级性为名义强调人的家庭出身，政治上人为地扩大人的自然不平等差距，结果是以抽象的人取代了现实的人，先天的不平等成为后天不平等的理由。虽然最初这仅仅是限于政治领域，但是个人总是生活在一个有着社会交往性的社群之中，而且极左年代的社会空间与政治结构异常单一，所有的社会群体存在着明确的政治结构与政治关系，这样一来政治歧视势必朝着社会领域扩展，渗透进人们的生活共同体，因而政治不平等轻而易举地转化为社会不平等。这就是胡玉音因“原罪”而丧失婚姻自主的权利，涉世之初便遭遇人生悲剧的根本原因。
胡玉音嫁给老实的屠夫黎桂桂后，设摊卖米豆腐，凭借自身的勤快、技能和人缘过上了小康生活。可是“四清”运动的政治风暴一夜之间掠走了他们的劳动所得，胡玉音成了“新富农”，其丈夫被迫自杀。其实，社会起点平等与社会条件均等，并不必然地导致个人生活结果的完全一致。个人的自然禀赋性情，后天的自我人生设定和努力程度、环境和机遇的差异等等，都可能导致社会个体生活结果和事业成就的差异。然而，极左社会却在实行政治不平等的同时，强调社会个人生活与事业成就的均等，并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均平等”。故此，胡玉音因追求幸福生活而致富的结果（以及秦书田因追求创造自由而成名的结果），成为政治运动打击的对象，而且也成为其“原罪”的有力佐证。
极左社会的显著特征是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虽然小说沿用了传统文学的“大团圆”式结尾，冲淡了作品的悲剧力度，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揭示出极左政治运动与现代观念背道而驰所导致的天怒人怨的必然结果。极左社会的政治威权试图通过运动来聚集社会认同与实施政治目标，所以才有小说中的“运动根子”王秋赦的喊声“五六年又来一次啊”。而政治运动又需要通过对立的“他者”来确证自己，“这个‘他者’不仅要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找寻，还要通过理论‘构建’，入木三分地揭露其丑恶嘴脸”。因而运动势必朝着社会政治共同体内部扩展，不断制造出越来越多的“他者”；再加上封建宗法社会残存变异的株连遗习，丧失不平等人权的社会成员也就越来越多。小小的芙蓉镇上，秦书田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胡玉音在“四清”运动中被定为“新富农”，镇上的书记黎满庚、粮站主任谷燕山等也在“四清”中受到冲击，就连“政治女将”李国香本人也在“文革”运动中遭受批斗与侮辱。在政治运动频繁的社会谁也不能永远地确保自己，恐惧的毒素蔓延整个社会，最终导致极左政治基础的坍塌。以平等为名义的暴力革命可以摧毁一个不合理的旧社会，但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却不能建设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
当然，小说中表现得最为惨烈也最令人触目惊心的，还是胡玉音和秦书田爱情婚姻的非人遭遇。“文革”中胡玉音与秦书田一道被罚扫街改造，他们从同病相怜、相互扶持，到彼此理解、相爱同居，可是这种事实婚姻不但得不到社会法律的保障，反而因此受到刑法惩处。作品不仅较完整地呈现了他们的苦难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了他们逐步丧失自我及自我幸存的个体人格的内在逻辑。他们首先是失去了社会的法律人格。先是秦书田因整理民间歌舞《喜欢堂》而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失去公职，被遣送回乡务农；后是胡玉音因勤劳致富而在“四清”运动中被定为“新富农”。他们作为政治运动的“他者”，无须经过正常的司法程序便被剥夺了受法律保护的社会个人权利，被剥夺了在社会共同体中实现个体人生价值的权利，沦为社会底层的政治贱民，因而也失去了社会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其次是他们道德人格的分裂和丧失。他们作为社会贱民，被迫接受任何一次政治运动施加的淫威与侮辱，丧失了人的最基本的尊严，道德人格遭受严重的损害。这集中表现在秦书田的“癫狂”行为方式上：主动地认罪（只是申诉自己是“坏分子”而不是“右派”），努力地赎罪，驯服地接受批斗；而且有时还加以艺术形式的发挥，以奴颜媚骨似的屈服产生一种畸形的喜剧效果，聊博他人的欢心；甚至还主动充当“五类分子”的管理者，以主流话语来教训同类，模糊被害人与“帮凶”的界限。尽管他内心深处感到冤屈，但面对失去理性控制而狂乱奔吼的庞大社会机器，深知个体的无力和渺小，因而在恐惧的压力下违心地顺从屈服，以无所谓的姿态接受强制性的人身污辱，而且以作践自己的自虐方式和训导他人的施虐方式来避祸全身。这种严重的人格分裂表明，他在逐渐地放弃自我，因为他公开承认自己是个社会异类，无条件地接受人身污辱，甚至是自虐和施虐，完全放弃了现实生活中的个人价值和尊严。他的“癫”当然只是佯狂而不会真疯，这种在荒诞现实中委运任化的方式，实质上是道德人格自我沉沦的别一种残酷方式。在秦书田身上，寄予着隐含作者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学想象：一方面他们被逐出了社会政治文化中心，在社会底层苟且偷生，不过是一个被同情的对象；另一方面也对他们的灵魂进行了无情拷问，尽管他们有着超乎寻常的顽强生命力，但他们的自虐与施虐表明，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价值及其社会文化功能业已丧失殆尽。
其实，他们俩都想过自杀，像黎桂桂一样以死亡方式摆脱无尽的恐惧与屈辱，但是最后还是爱情生活挽救了他们。一方面爱情使他们各自摆脱了被所有人遗弃的孤独体验。他们由相互扶持到彼此理解，各自从对方发现曾经丢失的自我，从而在由两个人建立的私人空间找到了个体生命的立足之地。另一方面，爱情也让他们重新感受到生活的温暖，恢复了感性生命的活力。从彼此关心、赠送礼物到同居，他们在喧嚣的运动一隅悄悄过起正常人的生活；尽管这种地下爱情风雨飘摇，幸福也只限于私密的空间，但他们却从中获得生活的勇气、责任和希望。虽然他们因事实婚姻而受到刑法的严惩，但默默承担和坚守，无论是胡玉音还是秦书田，都不再违心地屈服，维护着最后一道生命尊严的防线，并凭借最后的坚守走出了自我逃避与人格沦丧的精神陷阱，毅然承担起生命的责任。简言之，由爱情编织的私人空间，竟然帮助他们重新确立起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使逐渐沉沦的自我起死回生，支撑着两位苦难者走过灾难的岁月。我不知道爱情婚姻在个体的社会与精神危机中究竟有多大的拯救功能，但却知道一个事实，这就是极左年代普遍地实行禁欲主义。
法国革命的研究权威勒庞认为，宗教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后果差异在于，宗教革命没有任何经验可向其教徒揭示他们是否受到欺骗，因为他们非得进入天堂才能验证，“而在政治革命中，一种虚假教条的错误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经验迫使人们不得不抛弃它”。胡玉音和秦书田因为“原罪”，也因为追求生活幸福与创造自由而罹难的悲剧命运，充分表现了历史特定时期极左政治荒谬与恐怖的本相，尤其是它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无情地摧残个人的平等、自由和尊严权利，迫使个体人格沉沦的荒谬与恐怖，从而揭示出极左政治曾在中国社会喧嚣猖獗一时，但很快便荡然无存的根本原因。
二、罪恶的播撒者与畸变的负面人性：李国香、王秋赦
其实，小说中最能代表极左政治本相及其深层思想内涵的人物，应该是“政治女将”李国香和“运动根子”王秋赦，因为芙蓉镇特定年代中的社会灾祸，大多是由他们一手编导与酿成的。尽管作品对这两个人物进行了极致化的处理，其性格具有类型化的痕迹，但他们身上凸显的某些极左政治的特征，及其相关的人物负面人性因素、国民性心理及其社会生成机制，隐含着作者的深入思考。毫不夸张地说，《芙蓉镇》之所以成为伤痕与反思文学的代表作，从而具有文学史意义，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这两个反面人物隐含的思想意蕴。
人类很早以前就开始对人性问题进行思索，宗教将负面的人性视为与生俱来的“原罪”，是从伊甸园里带出来的生命行李。人类社会也曾以理想主义名义迫不及待地发明乌托邦，但迄今也没有实现能够根除人性幽暗的乌托邦社会。这足以警醒人们，如果个体的道德自我不能控制自身的负面人性，那么负面人性就可能侵蚀主体而畸变为堕落的精神；如果社会提供了释放幽暗人性的环境条件，那么幽暗的人性就可能形成有害的社会情绪，进而演化成社会的政治问题。
李国香几乎具备了从潘多拉盒子里飞出来的所有负面人性，而且她身上以嫉妒、贪婪和虚伪为主要特征的幽暗人性的畸变，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和人性内涵。首先是李国香的嫉妒以及由此而生的怨恨。她政治上发迹的起点是芙蓉镇的“四清”运动，而她在这场运动中如此投入和狠心的缘由，除了强烈的政治欲望之外，还有压抑在内心深处的强烈嫉妒。从性别差异的角度讲，“女性的嫉妒心通常是个人化的和独特的”。李国香的嫉妒最初发生在芙蓉镇当饮食店经理时，她作为县里下来的女干部，在芙蓉镇竟然被本地“芙蓉姐”胡玉音的魅力光环遮盖而显得黯淡无光。这种意料之外的失落自然引发她作为中年未婚女子内心深处隐伏的人生挫败感，她不由自主地衍生出强烈的心理补偿需求。这种残缺性的心理需求，一方面驱使她政治上以超强的自我实现来弥补她所谓的自尊需要，以致成为毫无人性的政治动物；另一方面使她本能地仇视一切美满的生活现象，不可理喻地把自己的生活失败归咎于胡玉音，并寻机报复。这就是说，她潜意识中的嫉妒发生了畸形，以至把想象中的嫉妒对象作为现实中报复和攻击的对象。
按理说嫉妒有着明确的目标，一旦达到目的就会消解；报复也一样，一旦得逞就偃旗息鼓。可是，李国香并没有因为胡玉音的家破人亡而罢休，当她面对胡玉音与秦书田结婚的事实，竟然一反常态的矜持而暴跳如雷，采用残忍的方式折磨胡玉音，把秦书田投入监狱。“当一个人知道无法改变不合己意的状况，又不能甘心的时候，其结果常常就是怨恨。”这表明，李国香对胡玉音的嫉妒业已毒化为怨恨，消极的情绪已经畸变为持久的自我毒害的心态，并抓住任何可报复的机会向怨恨的对象施虐。
当然，嫉妒与贪婪是密切相关的，当强烈的自我欲求没有得到满足，才会产生嫉妒的理由。因而李国香负面人性的第二点是极度贪婪，而且她贪婪的危害主要体现于强烈的权力欲望。李国香深知，极左社会权力越大，享受私利和表现虚荣的特权也就越大。可是她既没有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资历，也缺乏专业上的才能，于是在权力欲的蛊惑下煞费苦心地钻营政治运动。从50年代“放卫星”到60年代“四清”，再至“文革”，她从不放过任何一次可以捞取政治资本的表现机遇，而且愈来愈猖狂，也愈来愈狠毒阴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位极左运动女将的每一级官阶上都铺垫着无辜百姓的冤屈和苦难，但她仍然是步步高升，从一个县商业局的一般干部荣任为县委副书记。这就是说，极左政治运动怂恿了李国香这类“运动根子”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不是考虑如何遵循合法的社会竞争规则去实现自我，而是企图利用社会体制缺乏合理的民主机制的缺陷去钻营，以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极左政治运动需要她这种野心勃勃的人，她强烈的权力欲望更需要政治运动。
李国香并不是不知道宦海沉浮和官场险恶，事实上她的政治生涯也不是从来就一帆风顺的，但她总能逢凶化吉而且野心勃勃，个中机奥主要是无师自通的主奴道德人格。别看她在芙蓉镇是一条凶狠的狼，可在领导杨民高面前却是一只媚脸的猫。她善于揣测主子的心理，而且变本加厉地把主子的意图化为实践，以博取主子的欢心，至于其意图正确与否、其后果是否对社会百姓有利，她无力独立思考判断更不会为此操心。因而她可以秉承主子的意旨，把芙蓉镇整肃得人心惶惶、猫狗不安；也会迎合上级的精神，把自己扮演成拯救苦难的使徒去落实政治平反政策。理由很简单，她的职务是上级主子赐予的，一切只对主子负责。其实，李国香就是政治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结点，她的舅父杨民高既可以帮助她窥探上面的动向，也能为她化解下层的阻力；同时杨民高的官运亨通直接构成她升迁的背景。正是有了这张封建宗法性的政治关系网，李国香才有恃无恐。简而言之，极左社会的专制体制与主奴道德人格密切相关。小说的结局提及，李国香正式结婚，其夫是省里的负责干部，也许在新的政治背景下还会官运亨通。她的政治命运结果明显流露出隐含作者的忧患意识。
最后是自欺欺人的虚伪。个体的心理缺憾不仅使李国香在玩弄权术和整人过程中有着超乎寻常的冷酷和残忍，而且使她的行为方式显得极度虚伪。她道貌岸然地追查胡玉音与谷燕山的关系，严肃地否定胡玉音和秦书田的事实婚姻，而自己却偷鸡摸狗淫乱不堪；她对外宣谕的禁欲革命准则与自己的纵欲行为完全背离，而且还千方百计地以革命名义满足个人私欲。
李国香的虚伪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有意识的虚伪。极左社会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政治权威与道德规范紧密联系。这种社会体制要求李国香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在公共生活中不得不戴上人格面具，以掩饰自己的真实思想情感，因而她总是一副公事公办的道貌岸然的干部模样。但她又无法抑制自己的贪婪本性，不仅背地里的私人生活我行我素，饥不择食，而且常常是运用权力假公济私。另一形式是无意识的虚伪。她压抑在本我中的嫉妒和贪婪，一旦获得时机便逸出自我的控制而进入超我的道德领域，以公平与公正的名义打击报复想象中的嫉妒对象，用扭曲和自欺的方式满足个人隐秘的欲望，实现虚拟的自我价值。
另一个“运动根子”王秋赦，则是中国乡镇流氓无产者形象，他的盛衰沉浮从某个侧面折射出中国社会动荡变幻的特有景观。他是一个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单身汉，好吃懒做的劣根性在他的身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土改分得的果实卖掉吃，在店铺摊点无赖地赊着吃，利用婚丧嫁娶的机会抢着吃，政治运动中卖力地斗着吃。显然，作品把他的贫困缘由主要归结为人性的懒惰。然而，值得注意的问题在于，极左政治把这种由负面人性导致的生活贫困转化为社会问题，并试图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解决这种转化性的社会贫困问题。因此，王秋赦由懒惰而造成的贫穷，便与先天的“出身历史清白，社会关系纯正”发生了奇异的联系，竟然成为他政治和道德上的优势，每次政治运动都被列为基本群众、依靠对象和骨干力量，甚至成为乡镇的基层干部。极左政治的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的理论，在王秋赦的身上显示出极端的荒谬。
本来是“政治运动需要他，他需要政治运动”，但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并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即运动需要他来推动，他在运动实践中得到人性的自我改善，从而继续推动历史的前进；反而演变成恶性的互动关系：政治运动满足了他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惰性，他尝到甜头后便唯恐天下不乱，积极充当任何可以给他提供不劳而获生活的政治运动的帮凶打手，以享受更多私利。王秋赦的个人命运表明，社会革命固然可以通过暴风骤雨式的政治方式解决社会体制问题，为社会成员提供生活转机的条件，但是却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社会成员的人性改善与生活结果的差异问题。
王秋赦这个艺术形象，在否定极左社会的同时，还揭示了国民劣根性的历史缘由和社会危害。王秋赦从小在祠堂跑腿办事，看惯了主子的脸色，常年的应酬供奉及多次政治运动的经验，使他只臣服权力而不懂责任，只屈从暴力而不知真理。封建专制造就了他的愚昧，而麻木的精神状态又使他心安理得地充当驯服工具的角色，且可以为不同的主子服务。像王秋赦这种缺乏理性和自治能力的流氓无产者，很容易逾越社会规范，充当动荡社会的暴民。而且，由于他精神麻木，缺乏基本的人道和人性原则，因此只要能满足他的个人私欲，就可能做出伤天害理的勾当。从这种角度来说，王秋赦身上的“运动根子”，植根专制文化的土壤，如果国民劣根性不在现代文明的历程中得到改善，那么只要出现历史动乱和政治运动，就必然地衍生出王秋赦式的政治暴发户。
总之，无论是政治动物李国香还是政治暴发户王秋赦，他们狂热理想的超我之中混杂着低劣丑陋的幽暗人性，而且外界社会的无序变化很难改变他们的幽暗人性。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这些挟带着膨胀私欲的“运动根子”，总能在社会得势甚至继续得势，这就构成了《芙蓉镇》尖锐而现实的思想题旨。尽管隐含作者思想批判的锋芒仅仅在于点到为止，八十年代初的思想限度也束缚了隐含作者的深入探究，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批判主体的思维向度和忧患意识。这个题旨启示我们：极左政治运动与“运动根子”的相互需要表明，极左政治运动与幽暗人性是深度契合的，极左社会与传统的封建宗法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尽管人类社会迄今无力实现根除幽暗人性的乌托邦社会，但是有序社会、民主政治和健全人格，都是制衡和疏导幽暗人性，防止它演化为社会问题的有效的社会与精神防线。
三、世俗人生的拯救者与深层文化结构的人格倾向：黎满庚、谷燕山
极左社会是一个集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于一身的体制，客观地讲，这个体制系统内没有相对独立的社会公共空间，也没有合法的民间组织，因而人们自然把拯救的期望目光投射在社会体制内部的善良者身上，谷燕山及黎满庚也就自然成为芙蓉镇世俗社会的拯救希望。然而，从主观上讲，社会深层的传统文化结构又决定了乱世国人的思维向度，诚如孙隆基所说，“中国人的‘身’无力作自我组织，必须由他人的‘心’去组织”，这种身心逻辑同样体现在社会与国家关系中，“中国社会也无力作自我组织，必须由国家去组织”。这就是说，既然谷燕山及黎满庚维系着世俗社会的民族国家希望，那么他们的身心人格结构就是期望目光的焦点，而这种期望又受制于深层的传统文化结构。
谷燕山是芙蓉镇粮站主任，南下转业的“北方大兵”，在芙蓉镇极有人缘，深得人望。首先，谷燕山来芙蓉镇之前的传奇人生，足以满足芙蓉镇凡庸人生的诗意想象。这个南下干部是战争年代的勇士，曾为江山社稷出生入死，并为此遗下生理缺陷。因而就革命资历的合法性与无欲则刚的合理性而言，芙蓉镇上无人望其项背。其次，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始终秉持直观理性辨别忠奸，刚正不阿，是芙蓉镇社会清平的人格希望。“四清”运动中他冒着政治风险并忍受巨大的个人痛苦，拒绝同流合污。作为“四清”运动的下台干部，他在“文革”中醉眼看世界，疾恶如仇。最后，在极左社会的恐怖情境中坚信质朴的人生经验，顶着个人名誉被污毁、政治生命被断送的危险，毅然为绝望无助的弱者伸出生命援手，是芙蓉镇民间社会的道德人格希望。他为两个丧失社会名分和个人权利的“五类分子”证婚，在风雪交加的晚上将难产的“罪犯”胡玉音送往医院，在黑暗的世界为困惑的人们擎起希望之光，为苦难的人们带来人性的温暖，其意义远远超出他所提供的有限救援本身。由此可见，社会政治方面的公正无私和凛然正气，社会生活方面的侠肝义胆和善良大度，使谷燕山的人生沉浮成为芙蓉镇“乱”与“治”的社会象征，也决定了芙蓉镇的民心向背。从这个超凡脱俗的近乎完美的形象上可以发现，社会主流话语的伦理政治与民间话语的政治伦理，经由深层传统文化结构的幽径相互渗透和相互指认。
值得注意的是谷燕山的生理残疾现象。“身”与“心”是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范畴；相对而言，道家重视“身学”，儒家则重“心学”。一方面传统文化极其重视人的身体，具有“将整个生活的意向都导向满足‘身’之需要”的“身体化”存在的倾向。谷燕山本人为自己的生理创伤承受了巨大的精神隐痛，并把自己被迫去医院体检视为生平的奇耻大辱。然而在芙蓉镇的人们眼中，能够为事业或理想“献身”，无疑是崇高的大公无私行为，足以赢得社会群体的充分尊重。因而谷燕山的生理缺陷，是他作为芙蓉镇权力代表的合法性标志。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强调“心”，将它视为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但必须指出的是，传统文化的“心”统摄知、情、意，而其中的情感具有两个维度的联系，既联系着大爱之心，也联系着欲望之性。“万恶淫为首”，如果截断了个人情感的私欲联系，既没有异性的私情也没有家庭的私情，那么就只有“兼济天下”的大爱之心，可以抵达无欲则刚的人生境界了。可见，谷燕山作为一个标准的“清官”形象，并不是自己“身体”的主人，他的“身”为人伦与社群的“心”制约与想象。简言之，谷燕山的中性特质，与受深层传统文化结构宰制的社会想象相契合，是凡人成仁成圣价值指向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暗示。在这个国家干部身上，无疑寄予着传统文化心理中的克理斯玛情结。
同样是芙蓉镇基层干部的黎满庚，则是一个变化着的矛盾而痛苦的形象，他善良而懦弱、厚道而屈从、有是非观念却又自私。这种变化着的矛盾性格与《芙蓉镇》其他形象的稳定性格或固定人格相比，显得较为独特。尽管从价值差序讲，他比谷燕山低一个层次，不过唯其如此，这个形象更加贴近社会现实，深刻表现出深层文化结构的世俗人格倾向。
黎满庚的矛盾性格和痛苦自我与变化着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他的矛盾和痛苦源自对胡玉音的两次背叛。第一次是爱情背叛。他与胡玉音两小无猜，真情相爱，可是在恋人与组织之间他选择了后者。第二次是承诺背叛。为了弥补内心的负疚，他发誓要像兄长一样照护胡玉音，在常态生活中他也确实如此，可是“四清”运动期间，他为了自保而告发了胡玉音，在干妹妹与组织之间，他再次选择了后者。由于这两次背叛都是在外在组织压力下的被迫屈从，因而他独自承受自我压抑的痛苦。另一方面，尽管他保住了党籍留在体制内，但天良未灭，从来不忍心迫害胡玉音和秦书田这些所谓的阶级敌人，本能地厌恶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李国香们，因而并没有得到组织的信任。这就是说，虽然他为政治的自我实现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但越来越发现，这种被迫的牺牲除了苟且自保外并没有任何真正的价值意义，因而他始终生活在一种自我分裂的精神状态中。
黎满庚在为自己的背叛作辩解时痛苦地说道：“在敌人面前，我姓黎的可以咬着牙齿，不怕死，不背叛……可是在党组织面前，在县委工作组面前，你叫我怎么办？怎么办？我怕被开除党籍呀！”这就是说，他是被迫放弃自由抗争和违心接受组织意愿的，其根本原因是他不愿失去人身的社会归属。弗罗姆把这种精神现象称为逃避自由：“如果整个个体化过程所依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不能为个人实现提供基础，而人同时又失去了那些给他以安全的联系，那么这一脱节现象就会使自由成为一种难以承受的负担。那时，自由就会变为和怀疑相同的东西，等同于一种失去意义和方向的生活。这样便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倾向，想要逃避这种自由，从而变得屈从……即使这样做要以失去个体自由为代价也罢。”
尽管弗罗姆从理论上说明了现代社会个体屈从的心理倾向，在一定程度也适用于对黎满庚自我逃避现象的阐释，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到，黎满庚毕竟是中国乡村的一个基层干部，很难说他具有现代意义的独立完整的个体意识。从他的自我辩解中可以发现，他是从个体与集体的社会关系上来界定自我的，因此很容易成为一个不道德的主体。这种人格倾向表明，在中国现实文化语境中，外在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压力在个人心灵中造成的压力，远远地压倒个体自我心理状态的知觉程度，以至必须由个人承受的心理危机很容易转化为社会道德问题，个体理性失去自我调节而造成的情感变化也很容易转化为社会道德问题，因而个体人格很容易被理解为社会身位。
黎满庚这种个体人格倾向，与中国传统文化渊源与现实文化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传统社会中，个体人格意义必须放置在宗法家族关系中加以确认，五四新文化猛烈批判了封建宗法文化，却没有完成试图建立健全的个人主义文化和建构现代人格的历史使命。新中国破除了封建宗法社会，但只是将家族中的个体人格意义置于民族国家关系中加以确认，从而个体的人生意义只有在民族国家的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因此，当个体道德情感与社会组织关系发生冲突时，黎满庚自然卸下道德情感的个人重负而把自己交由组织去确认，也只能在组织中才能获得本体的安全感。即使是在极左时代，他也从来不敢怀疑这个组织及其代言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他只要求在这个组织的整体中拥有一席无可置疑的位置，以避免被排除在组织之外而产生的足以威胁他本体安全的孤独与疑虑。
黎满庚的个体人格问题还表现于他缺乏个体的责任意识。他的初恋背叛，加深了胡玉音的宿命意识，并按照算命先生的吩咐，选择以杀生为业的屠夫为丈夫。他的承诺背叛，使原本被极左社会推向敌对面的胡玉音，丧失了唯一可靠的人伦关系的庇护，加上丈夫黎桂桂的自杀，使她彻底堕入绝望的孤独深渊。这就是说，黎满庚的背叛意味着原本缺乏公共空间的极左社会，最后连仅存的民间社会认同的人伦关系也遭受极左恐怖的毒害，像胡玉音这样的“敌人”真正陷入了任凭极左政治的摧残而孤苦无助的境地。由于黎满庚缺乏个体的责任担当，因而倾向于把与自己背叛密切相关的胡玉音身心摧残的严重后果，完全推向外在社会，他只有自我辩解而没有自我忏悔。其实，从黎满庚的行为方式及其人格倾向上，我们不仅可以发现极左时代普遍存在的背叛现象毒化社会和残害个人的严重危害，而且还可以发现这种现象深层的社会与个体人格的缘由。总之，就个体人格精神而言，芙蓉镇体制内的成员形成了等级差序的价值构型。理想人格层面的是谷燕山，只有他才具有非凡的直观理性和自足的道德主体、不屈的个人意志和敢于抵抗任何外在邪恶势力的勇气。这个世俗人生的终极拯救者身上，无疑寄予着国人的克理斯玛情结。世俗人格层面的是黎满庚，尽管他是一个矛盾痛苦的形象，也没有建立起抵御外在社会压力的自足的个体人格，但其本性善良，天良未灭；虽然可能会因外在压力而逃避自我甚至出卖他人，但其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因而从这两个世俗社会的拯救者形象上，透视出民间社会深层结构中的传统文化心理，尤其是人身依附的人格文化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