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翻译研究视野的杨宪益
杨宪益作为中国当代蜚声译坛的文学翻译家，译作数量多、质量高、涵盖面广，备受学界关注。本章拟从文献学角度，对现有“翻译家杨宪益研究”进行文献统计和分析，旨在对“翻译家杨宪益研究”的现状予以大致呈现，对其研究成果做一个相对全面的分析和评价，以期将杨宪益研究推向较为全面、深入的维度。希望通过翻译家杨宪益的个案研究，推动学术界对中国文化典籍外译家群体的关注，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可能的借鉴。
目前的杨宪益研究中，往往存在如下四重遮蔽：其一，单纯谈论杨宪益文学外译策略，而忽略了他一生最主要的合作者戴乃迭(1)。在二者的合作中，翻译不仅是译者与原作的协商与妥协，也蕴载着两位不同母语、不同文化的翻译者之间的协商与妥协。(2)其二，集中探讨杨宪益作为翻译家的身份，而忽略了杨宪益毕生对诗歌的热爱与自主创作。其三，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一生完成百余部中国文学、文化作品翻译，往往令人忽略了杨宪益“业余”承担的外译汉事业。杨宪益谈及一生承担的大部分汉译英工作，多次提到自己是“受雇的翻译匠”，在待译文本选材方面有诸多不自由，而“业余”承担的外译汉作品则更多是他真正发自内心热爱、带有情感和温度的翻译作品，也能够很好地体现他对翻译实践和翻译行为的具体观念。其四，由于英译《红楼梦》带来的巨大影响，《红楼梦》英译成为夫妇二人一生翻译事业的代表性标签，常常造成对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所译其他更多类型文学，诸如诗词曲赋和杂文、时文等的忽略。凡此种种遮蔽与忽略，无法完整勾勒出高山仰止的翻译巨擘形象，对翻译家毕生事业的深度与广度的描绘也因此不完整。本研究将尽量全面梳理杨宪益夫妇一生事业的方方面面，努力揭示目前尚有遮蔽的部分，但因杨氏夫妇一生海量的翻译实践涉及多种文学体裁，因研究者学术能力囿限，难以真正做到全面“去蔽”。本研究主要聚焦杨宪益的翻译思想归纳与剖析，论及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作翻译的文本时，多采用目前学界习见的做法将文本标注为“杨译”或“杨宪益译”等。本书基于将杨宪益、戴乃迭视为中西翻译合作典范这一立论事实，因此，行文讨论杨宪益承担翻译的中国文学、文化作品时，绝大多数情况下自然包括戴乃迭的翻译合作与贡献。
第一节 翻译家杨宪益研究概览
杨宪益毕生笔耕不辍，将逾千万字的中国古典文学、文论、传统戏曲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精粹译介到英语世界，在西方汉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作为一代富于学识和眼界的中国学者，他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西方中国研究的发展。”(3)为全面了解国内“翻译家杨宪益”研究成果和现状，本小节运用科技文献引用分析方法，从统计学和文献学角度，对国内学术期刊上1980年以来发表的杨宪益研究文献进行统计和分析，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作为考察范围，以“翻译家杨宪益”为搜索条件，所得372篇学术论文是本小节研究分析的主要数据和语料来源。本小节旨在对国内“翻译家杨宪益研究”论文发表及研究内容分布情况进行阐述，分析目前研究的热点与不足，进一步发掘杨宪益翻译研究的可能空间，阐明其可能为中国典籍翻译家研究带来的启示意义。
3.1.1 杨宪益研究数据概览
本节以1980年—2015年为研究起止点，以“翻译家杨宪益研究”为搜索条件，在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总库遴选出372篇论文文献为研究对象，对上述文献整理所得出的数据如下(4)：
图1 1980年—2015年有关“翻译家杨宪益研究”文献情况统计
从上图不难看出，国内学术界对“翻译家杨宪益”的研究文献呈整体上升趋势，进入21世纪更是呈现出蓬勃发展之态。一方面表明随着西方翻译研究范式的更迭，译者主体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表明，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当下，汉译外实践及实践主体研究具有明显的时代意义和价值。
国内对“翻译家杨宪益”的学术研究之所以能够一直保持勃勃生机，一则因为杨宪益译作等身，有巨大的研究价值，同时也与杨宪益自传、评传、他传等的相继问世直接关联。这些传记让人们对杨宪益有了更为系统的了解和认识，也让研究者们找到更多学术生长点，继而展开对翻译家杨宪益的系统、深入研究。近年来，在讲述中国故事和构建中国海外话语体系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杰出的典籍翻译家，杨宪益的翻译贡献与翻译智慧引发社会各界对其展开持续、广泛的学术研究。
3.1.2 杨宪益研究的类型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对杨宪益的研究主要围绕其生平轶事及其译作评价展开。就研究视角而言，国内对杨宪益的研究内容不可谓不丰富。杨宪益一生颇富传奇色彩，提起他，熟悉他的亲戚、朋友、同事往往有很多话要说，这一点对翻译研究者而言也不例外。杨宪益不仅是翻译家，还是历史研究者、旧体诗人。国内对杨宪益的研究并非全部从翻译视角展开，还有不少研究是从他的个人风格、处世态度等维度展开。新世纪以来，对杨宪益的研究有了新发展，除期刊论文研究外，还有多部杨宪益自传、传记和评传问世，本书第一章已有详细介绍，此处不拟赘述。
本节主要进行论文数据文献分析，对相关传记著作，仅仅简要提过。通过对所收集的372篇学术论文文献进行整理归纳，我们发现，这些论文从类型和研究侧重上大致可分为译作研究、杨宪益翻译实践阐发、翻译思想研究和译者主体研究等四大类。
图2 研究内容分类情况统计
3.1.2.1 译作研究
杨宪益英译的中国典籍数量鲜有人可与之比肩。对其译作的研究是国内杨宪益研究的一个重要着眼点，构成目前翻译家杨宪益研究的重要文献——此类文献在杨宪益研究中占比最大，约为202篇，占所搜集文献总量的54.3％。
早期对杨宪益译作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语言层面，关注翻译过程中字、词、句对等翻译的实现。当然，这其中多为一些运用语言对比理论展开的对翻译技巧与方法的总结，但也不乏感悟式赏析与点评。杨宪益主要从事典籍英译，对其所译中华文化概念词的探讨也相对集中。此外，还有许多研究者将同一部著作的杨宪益译本和其他译家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杨宪益翻译的《红楼梦》文本，常被研究者拿来与另一英文全译者霍克思的译本进行对比，研究视角各异，较具代表性的论文如下：
张培基《略论〈红楼梦〉新英译的习语处理》(5)文对《红楼梦》杨译本和霍译本中有关习语英译进行对比分析，说明英汉词义的差异，总结出一些习语英译技巧，发国内杨宪益译作研究之先声。韩忠华《评〈红楼梦〉杨氏英译本》(6)文对杨译版《红楼梦》进行解读和评析，认为《红楼梦》是我们引以为骄傲的优秀民族文化遗产，把《红楼梦》介绍给外国读者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该文作者分析指出，一直以来也有人从事《红楼梦》英译，但几乎全都是很不理想的缩译本或节译本，能将其悉数译成英文的人很少有，而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的英文版《红楼梦》（A Dream of Red Mansions，1980）却弥补了这一不足。作者对杨宪益译事方法、汉语习语处理方法，以及外国读者对杨译本的接受和反馈情况进行了细致解读和评析，该文对杨译本《红楼梦》研究具有极大推动作用。
袁锦翔《深得原意 圆活流畅——试析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本〈红楼梦〉》(7)文对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本《红楼梦》中的一个片段进行鉴赏和分析，对其在理解原文、用词灵活、把握翻译的度、行文语言流畅和对人物性格化处理等方面进行分析和归纳，对杨宪益其他译品研究具有明显启迪意义。此类论文还有：《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本〈红楼梦〉技巧赏析》(8)，《〈红楼梦〉诗词中文化信息的翻译》(9)，《译者介入、译者调节与译者克制——鲁迅小说莱尔、蓝诗玲、杨宪益三个英译本的文体学比较》(10)，《信息剩余理论与英汉翻译中增词减词技巧》(11)和《论杨译〈红楼梦〉委婉语的翻译策略》(12)等。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人们的视角开始突破语言层面，文本外因素也被纳入翻译研究视野。不少研究者开始从外部因素审视杨宪益译作，借助翻译功能学派、翻译文艺学派、翻译哲学学派等相关学理，解读杨宪益译作。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化境”的再阐释——评杨宪益、戴乃迭所译鲁迅散文〈雪〉》文结合钱锺书“化境论”对杨译鲁迅散文《雪》进行解读和分析，从“化”字出发，将“化”分为熔解、提炼、重铸三个层次，力图进一步阐释“化境”的内涵，将其具体化、系统化，认为杨宪益《雪》译文已臻化境。(13)李燕学位论文则以鲁迅小说英译为语料，从文化心理学视角，借助计算机检索手段，对杨宪益、戴乃迭英译鲁迅的三个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中的33篇小说译作与美国学者威廉·莱尔（William A．Lyell）、英国伦敦大学教授朱莉娅·拉弗尔（Julia Lovell，中文名：蓝诗玲）译作开展精细对比，以杨、戴译本为焦点，剖析译者文化心理对夫妇二人词汇、修辞、语篇等层面翻译选择的影响。(14)
3.1.2.2 杨宪益翻译实践阐发
杨宪益翻译实践阐发主要是指那些介绍杨宪益翻译实践，并对其翻译实践进行概要性阐发的文献，在我们的统计中此类论文大约有148篇，占总数的39.8％。《平静若水淡如烟——深切缅怀翻译界泰斗杨宪益先生》(15)文对杨宪益进行怀念式述写，详述他在汉译英和外译汉领域的成就与贡献，穿插了论者与杨宪益就“翻译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对话。对话中，杨宪益明确指出，提高翻译水平要多读书、多实践，打好中文基础，多了解历史文化，在翻译过程中务必做好两种文化的诠释。谈及翻译理论，杨宪益认为目前无人可以超越严复先生提出的“信达雅”，其中“信”是第一位的，没有“信”就谈不上翻译。译者不仅要忠实原文原意，更要传神，要有所升华。论者还通过对杨宪益生活轶事的描述，为学界呈现了一位具有不羁性格、豁达心境和乐观态度的翻译家杨宪益形象。这些有关价值观、人生观、文化观以及性格、爱好等方面的探讨和描述，对杨宪益翻译思想的提取、归纳和总结有很大帮助。
《杨宪益一专多能的治学精神》(16)文不仅对杨宪益在翻译领域的贡献给予肯定，还指出杨宪益其实博学多才、兴趣广泛，在翻译以外的领域也建树颇多。文章指出，杨宪益学贯中西，不仅精通多种外文，国学造诣也很高，在翻译之余开展训诂和考据工作，前后共写有80余篇文史考证笔记。论者认为杨宪益虽无诗人桂冠，但其古体诗却文字幽默、个性鲜明，诗中尽显其真性情和风骨；此外杨宪益对出版、编辑等领域均有涉猎，因此被称为“一专多能”。论者通过对杨宪益在多个领域成绩的简述，彰显杨宪益“一专多能”的才华，认为杨宪益之所以能把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古代典籍译成英文，与他的博学多才有着直接关联。该文研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点与面兼顾，对杨宪益翻译精神研究具有指引性作用，能够令译界后学看到自己与前辈学者的明显差距。类似文章还有《南京访杨苡——忆杨宪益先生》(17)和《杨宪益与翻译》(18)等。
3.1.2.3 翻译思想研究
杨宪益翻译思想研究不仅较少，也相对不成体系，最主要的原因是杨宪益毕生忙于翻译实践和翻译编辑出版工作，谈翻译经验的文字少之又少，唯一能够帮助研究者探得其翻译瑰宝的是他在翻译之余写就的《零墨新笺》和《零墨续笺》（后被编入《译余偶拾》）。对杨宪益翻译思想的梳理与总结多来自杨宪益翻译座谈会、媒体访谈和各类传记等随感阐发，谈不上学术系统性。随着学界对译者主体研究的深入，开始有学者对杨宪益的翻译思想进行专门学术尝试。统计显示，杨宪益翻译思想研究论文约为10篇，占统计文献总数的2.7％。其中较具代表性和参考价值的论文如下：
《杨宪益的文学翻译思想散记》文对杨宪益在诸多座谈会上发表的见解及其在译作前言、后记中的零星翻译见解加以梳理，力图描绘杨宪益翻译思想的大致脉络，涵盖“翻译的比较文化视野”“视忠实为第一要义”“如何处理某一文化中特有形象的问题”“翻译中译者与历史距离的可消除性”等(19)。该文对如上翻译命题的解读、分析和归纳，不仅对从事文学翻译的研究者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也能够对杨宪益翻译思想的深入研究起到引领作用。《杨宪益的翻译思想研究》文从杨宪益的翻译认识、翻译取向和翻译理想三个方面分析其典籍英译思想的形成，文章指出，“对于杨宪益来说，翻译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语言转换活动，而是一种以文化移植为目的的跨文化活动。基于此番对翻译的认识，他形成了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导向的翻译文化取向。而对于翻译理想而言，杨宪益则主张‘译介并行，和谐适中。’”(20)此类研究论文还有《霍克斯与杨宪益的翻译思想刍议》(21)和《杨宪益翻译思想与方法研究》(22)等。
《翻译家杨宪益研究》(23)文以杨宪益研究概况为基础，从人生经历、翻译贡献、译界地位、翻译生涯、翻译成果（包括英译汉、汉译英）、翻译思想及翻译事业的成就和局限等方面，对杨宪益进行较全面的研究。该文介绍杨宪益的人生经历和翻译生涯，将其翻译生涯分为业余译者、职业译者、译作高产和功成名就四个阶段，并对各个阶段进行详细介绍，较系统地对杨宪益翻译思想进行提炼和归纳。该文还分析了杨宪益对英国文学、古希腊罗马文学和中国文学的译介及其翻译实践的成就和局限。该文突破杨宪益研究囿于单一译品的局限，将研究视角拓展到杨宪益作为杰出翻译家的各个方面，不仅突出杨宪益的伟大翻译成就及其对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所做的重大贡献、杨宪益脚踏实地、百折不挠的翻译精神，更凸显了杨宪益淡泊名利、坚持自我、无怨无悔的译者形象。论述中凸显的杨宪益翻译精神，值得翻译工作者、爱好者和研究者认真学习和借鉴。
3.1.2.4 译者主体研究
统计显示，从译者主体角度展开杨宪益研究的论文为12篇，占统计文献总数的3.2％。禹一奇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东西方思维模式的交融——杨宪益翻译风格研究》（2009）中立足详细的翻译事实，剖析杨宪益翻译实践所彰显的个人风格、杨宪益与其他翻译名家风格之异同，文章还结合学术界热议的杨译与霍译《红楼梦》，对《红楼梦》两种全译本译者的风格进行系统比照。论文对杨宪益的翻译生涯、学术成就、翻译细节及译作风格进行了分析，继而探讨风格翻译的可能性、必然性、共性和先决条件等。此外，论文通过对杨宪益翻译实践活动的描述，完成对其文学翻译思想的勾勒，明确指出，杨宪益翻译思想和翻译成就在我国翻译理论建设和翻译实践发展中具有独特价值，亟待更多学人投入持续性研究。
付智茜《翻译家精神研究：以杨宪益、戴乃迭为例》(24)一文就翻译家杨宪益和戴乃迭的精神与价值进行解读，分析指出，翻译家精神就是译者主体性中的“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特征的综合体现。该文在文献研读的基础上，对杨、戴二人的翻译精神进行归纳提升，从“拳拳爱国心”“中西合璧的‘黄金搭档’”“自信和无畏”“钻研与精业”“敬业与奉献”等五个方面探讨杨氏伉俪的翻译精神，强调译者精神“是译者学术文化研究的集中体现，是译者主体性的具体体现，亦是评价译者译文不可或缺的史料和依据。”(25)
3.1.3 杨宪益研究可拓展空间
对1980—2015年间“翻译家杨宪益研究”的学术状况分析，意在展示现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揭示存在的一些问题，尝试提供研究建议。通过对上述文献的分类分析，不难看出，目前国内杨宪益研究仍多以译作研究为主，且译作研究也相对集中在《红楼梦》英译和鲁迅作品英译方面，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围相对较窄。较之于当前国内典籍外译研究升温，社会各界争相加大对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视程度和“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吁请，以及国内外译汉翻译家体系构建日趋完善的现状来说，对杨宪益这位译著等身的汉英翻译家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远滞后。除对其译作的研究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外，对其翻译思想的研究力度也亟待增强。针对杨宪益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或不足，我们尝试提出如下三点建议，以期能为国内杨宪益研究以及汉语作品外译研究提供些许借鉴。
第一，从译作研究内容分析来看，杨宪益的译作大部分是汉译英，而且他主要从事的是典籍翻译，像《楚辞》《离骚》《聊斋志异》《红楼梦》等典籍本身就镌刻浓厚的中国印记、民族印记，涉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文学思想、理学思想等。从语言层面对字、词、句翻译等的探讨固然需要，但相对于含宏万汇的文化典籍，这些研究难免显得过于单薄、轻巧和失之厚重。目前，对杨宪益译作进行的文化研究力度相对较薄弱；而从哲学、历史学、人类学层面切入研究的更是少之又少。从文化输出角度考虑，对于汉译外作品还应该从传播学层面对其进行接受和影响研究，然而目前杨宪益译作研究几乎尚未触及这一维度。总之，译作研究不应停留在表面，要深入译作内部；不应只停留在文本层面，还应该对文本外的因素多加考虑；不应只停留在翻译微观过程探讨，还应该关注接受和传播情况。
第二，从研究内容侧重来看，对杨宪益译作的研究如上所述，大多集中在《红楼梦》和鲁迅小说，而其他译作研究关注度相对较低。此外，研究内容大多集中于译作文本，对其翻译思想的研究力度仍显不足。我们知道，译家研究要有完整的体系，不仅包括对其译作的研究，还要有对其生平、翻译生涯、个人风格，以及原文本选择和翻译过程的综合考量，对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风格、翻译准则等方面都要予以重视。以此观之，国内杨宪益研究仍处在一个相对不完善的层面上，我们因此呼唤更多学人加入到翻译家杨宪益的整体研究中来。
第三，从认识层面来看，杨宪益研究之所以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主要是因为国内不少研究者对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效果的认识时有走偏。中国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在历史变迁中保留下来的文化精粹。中国文化作为人类文化大系统之一部分，以自身面貌与特色参与到世界文化交流中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翻译作为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的一个重要途径，对中国文化特质的弘扬和文化身份的保存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纵观中西文化交流史，这种交流基本上是单向的，中国在西方文化的吸纳和利用方面做得很成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传统与胸襟，但在自身的文化输出方面却不尽人意。鉴于此，中国翻译界要加大全面研究杨宪益典籍英译的投入力度，不能仅仅只对部分译作进行解读和分析，要从多角度、多层面、全方位对杨宪益夫妇承译的全部译品进行深度剖析和研究，同时还应跳出文本的局限，对译作在西方国家的传播和影响展开社会学、人类学等视角的研究，从而真正客观、全面地总结杨宪益毕生的翻译智慧，为未来的中国文学、文化外译提供引路明灯。
自1980年至今，国内杨宪益研究日渐丰盈，为构建完整的杨宪益研究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本小节通过对372篇有关杨宪益研究的文献进行分阶段统计和分析，对研究内容进行具体分类，介绍了每个类别中较具代表性和参考价值的论文，并就个别篇章的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详细描述。根据对现有研究状况的分析，我们认为，杨宪益研究虽然呈逐年上升态势，在某些特定年份甚至出现“井喷”现象，但在研究内容、研究层次和研究视角等方面仍存在着不少问题，研究者应立足现有研究成果，打破研究局限，拓展研究疆域，为讲好中国故事和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提供可借鉴的典型个案启示。“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许很难再创造出另一个杨宪益，但他的榜样力量会留给我们很多启发与教育意义，我们如果在人才培养、知识分子的责任以及对外文化的翻译与传播等领域多下苦功，这也许是对他最好的纪念。”(26)
第二节 杨、戴《红楼梦》英译研究图谱
杨宪益英译的《红楼梦》被吴世昌誉为“几个英译本中最完备最正确的译本”，是红学界、翻译界的重要研究对象。基于对中国知网文献数据库千余篇文献的阅读与分析，我们发现，《红楼梦》杨宪益译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研究、文本研究与批评研究三个方面，虽然研究成果丰硕，却存在着研究方法相对单一、剖析不够深刻、选题重复甚至思路雷同等同质化倾向。杨译本不仅在翻译学研究领域具有价值，在语言学、社会学、文化学中也有重要价值，因此文章呼吁学界突破研究瓶颈，结合弘扬民族文化软实力和构建中国海外话语体系的时代需求，开展跨学科领域的杨宪益《红楼梦》英译研究，使其成为中国文化典籍海外传播研究的典型个案，促动学界更全面、深入地思考扩大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和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之间的平衡问题。
2.1 杨、戴《红楼梦》英译研究数据与历史钩陈
在两百年来的《红楼梦》域外传播中，1978—1980年外文出版社刊印发行的杨宪益、戴乃迭《红楼梦》英文译本被认为是红译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杨、戴二人在翻译中展现出的深厚文学素养与精湛翻译水平得到红学界、翻译界的高度评价，夫妇二人合作翻译的模式也极具研究价值。本小节将立足文献数据，从研究历史、研究类型和研究内容等几个方面对杨、戴《红楼梦》译本研究情况进行分析，力图描绘出该翻译事件的大致研究图谱，希冀能够发现新的研究着力点，为已然开启的讲述中国故事新时代提供文化传播方法与策略方面的启示。
我国目前正处于文化走出去的攻坚期，对《红楼梦》这一典型文本个案的数据研究，不但能够对类似文本的系统研究起到示范作用，也有助于拓展未来的研究疆域。本小节基于近四十年来国内学者对杨、戴英译《红楼梦》所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描述和分析，数据来源为1979—2015年CNKI期刊目录。在知网上查询全文“杨宪益”“红楼梦”以及主题“杨宪益”“红楼梦”，筛选出与论文研究相关的对象。1978—1980年，三卷本《红楼梦》英译陆续刊印发行。文献数据统计显示，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本甫一发行，即有翻译研究者做出积极学术回应。1979至1999年间，平均每年有一篇与杨、戴译本有关的论文发表。在20篇左右的研究论文中，既有学者对《红楼梦》英译底本问题的关注，对杨、戴译本中诗词、联额、成语、俗语等文化因素翻译的探讨，也开始出现了将杨译《红楼梦》与霍译《红楼梦》对比评析的研究。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研究热潮和国际汉学研究发展，杨、戴译《红楼梦》引起更广泛的关注。“2000年至2001年间，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每年出现三四篇；2002年至2004年，每年大约十篇；2005年之后，数量出现较明显的增长：2005年二十篇左右，2006至2007年，每年约三十篇，2008年出现的论文数量达到一个高峰，六十余篇；2009、2010年各有五十篇左右……”(27)如下图所示，杨、戴英译《红楼梦》研究自2003年以后增速惊人，这与首届全国《红楼梦》翻译研讨会（2002）的召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该次研讨会主要围绕杨、戴夫妇与霍克思、闵福德两个全译本的批评展开，极大激发了《红楼梦》英译研究的热情，此后，红学研究进入了各种译本在世界各国传播和接受的新时期(28)。但此后的这一时期，虽论文发表数量急剧上升，但研究仍然较为零散，未成系统。(29)
1979—2015年，杨、戴英译《红楼梦》相关研究论文计1091篇（截至2015年11月22日），其中期刊论文635篇（普通期刊论文469篇，CSSCI核心期刊论文166篇）。其他400余篇多为博、硕士学位论文，其中占压倒性多数的是硕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相对较少，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作为翻译家和译本研究的典型个案，杨、戴《红楼梦》英译研究层次仍待提升，深度也有待加强。
CSSCI核心期刊论文中，以发表在《红楼梦学刊》上的文章居多，共41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目前杨、戴译《红楼梦》研究学术着力点仍较多落在《红楼梦》文本建构层面，从文本特点出发剖析翻译成功与否、忠实与否，而从文本传播与接受角度开展的翻译学研究有待加强。然而，令人欣慰的是，我们从著作出版方面统计的数据显示，近十年来出现了较多从语料库、翻译批评、形象学等角度对杨、戴《红楼梦》英译进行的探讨，出版著作较发表论文更为深入、系统，在《红楼梦》英译研究方面，甚至在中国典籍翻译研究领域具有比较明显的典范意义。
20世纪60年代初期，杨宪益与戴乃迭开始翻译《红楼梦》，期间因夫妇蒙冤入狱而一度中断。数据显示，1979至1999年，《红楼梦》英译研究论文发表以《中国翻译》与《红楼梦学刊》（1979年7月创刊）为主，计20篇。第一篇论文是发表在期刊《文艺研究》上的“《红楼梦》西文译本序跋谈”，着眼于对比各语种译本中序跋的差异与得失。这一阶段处于经济结构调整期，文化建设相对滞后，文化宣传活动较少且未形成规模和制度，学科建设处于恢复期，杨、戴译本研究范围也因此相对较窄。
杨、戴《红楼梦》译本研究初期，内容多为译本赏析和翻译方法、翻译策略探究。有研究者从杨、戴译本分析入手，归纳典籍翻译策略，为外语教学和翻译人才培养提供理论支撑。也有学者开始对《红楼梦》英译本研究未来展开积极思考，认为“《红楼梦》将成为中国古典文学英译研究突破口”(30)，学界应整合国内红学资料进行共享，以《红楼梦学刊》为基础，发展培养年轻研究者。这一时期，学界初步探讨了杨宪益翻译思想、翻译手段等内容，揭开《红楼梦》译本批评研究新篇章。初期研究者包括翻译家张培基、红学家吴世昌以及典籍翻译研究者洪涛等，研究层次较高，文章中不乏真知灼见。后来，研究阵地由《中国翻译》逐渐转至《红楼梦学刊》，此期发表《红楼梦》英译研究论文26篇，部分说明杨、戴译本研究由初期零散的研究状态向系统化发展。
2000年以来，杨、戴《红楼梦》英译的译本研究迅速发展，研究平台多样化，呈现以《红楼梦学刊》为中心，多类型期刊共同刊发的趋势。该阶段的研究形成三个相对小波峰：第一波峰出现在2000—2003年，2002年首届全国《红楼梦》翻译研讨会召开，此后杨、戴译本受到广泛关注，相关著述层出不穷；第二波峰出现在2004—2009年，国际译联第四届亚洲翻译家论坛（2004）在北京召开，引发亚洲乃至世界译坛对中国典籍英译的关注，对杨、戴《红楼梦》译本的研究因而成为一个相对的热点；第三波峰为2010年至今，随着翻译学界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日益深入，翻译家研究逐渐系统、完备，2009年离世的杨宪益与霍克思两位红学翻译大师因辉煌的翻译成就，再次成为研究焦点。总体而言，杨、戴译本研究内容丰富，呈三大模块化形态：一是从《红楼梦》译本入手，研究对象落脚于诸如宗教、服饰、诗歌、玉器等中国器物文化；二是从跨文化、文体学、社会学等视角，对《红楼梦》译本进行研究，涵盖诗歌、文化负载词语、修辞等各个方面；三是以目的论、关联理论、图式理论等西方翻译学理论为指导开展译本批评研究。研究范围日趋广泛，研究手段渐次丰富，不少研究者开始运用语料库方法展开系统文本分析。这一阶段的研究融合多学科，为之后的研究拓展了思路。
2.2 杨、戴《红楼梦》英译研究类型剖析
CNKI数据库文献搜索结果显示，杨、戴《红楼梦》译本的研究主要有以下类型：文化研究、文本研究与批评研究。文化研究以中西方文化对比研究为落脚点，目的在于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文本研究聚焦于译文底本与译文翻译策略，希冀为典籍英译提供理论指导；批评研究大多以霍译本为参照对比杨、戴译本，探究典籍传播的效果与路径。研究均由表及里，由点及面，以《红楼梦》译本为出发点，放眼典籍英译与对外传播方式与效果。
下面，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文化研究场域的杨、戴《红楼梦》英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文本，《红楼梦》文化底蕴深厚，与英文的相遇，能够彰显出中西文化的碰撞。中西方文化差异，在译文上反映为很难再现文学作品原文的文化内涵(31)。文化差异还体现在西方学界对杨宪益译本的接受程度上：目前西方研究对中文原著更感兴趣，杨宪益英译本受到冷落(32)，一方面彰显出《红楼梦》具有研究中国文化的典型价值，另一方面说明在《红楼梦》译成外语的道路上，目的语读者接受程度是《红楼梦》译本研究者需要解决的永恒难题。《红楼梦》杨译本的跨文化研究重点在于缩小文化差异，解决翻译过程中无法避免的文化空缺与补偿问题，实现有效文化传播。
杨、戴英译《红楼梦》时有三种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方式：一是直译，保持中国文化中的风俗习惯、传统节日等，将原文内容、结构移植入目的语；二是借用，以目的语固有方式处理两种文化部分重合的情况，如用英文中“偶句体”翻译中国的“对联”；三是变异，套用英文固有句式，变异部分词语，既保留汉语特色又符合英语表达习惯(33)。无论采用何种方式，都需要译者对汉语有高超的理解能力，对目标语有高度的驾驭能力，才能有效实现跨文化理解与对话。杨、戴《红楼梦》英译本“立足于典故，充分理解，尽可能再现原语文化”(34)，在读者与原著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激发异域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增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理解。
文本研究场域的杨、戴《红楼梦》英译，既包括对翻译文本的版本学研究，也包括对文本转化策略的剖析。杨宪益所依《红楼梦》源本是红学家吴世昌为其整理出来的，在异文、讹误方面较其他译本的底本而言较少。《红楼梦》自成书后版本众多，底本的差别自然会影响到译者输出的译本内容。从底本研究出发，可探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具体语言、文化选择的深层原因。在《红楼梦》英译研究中，忽略版本问题，常常会导致翻译批评结论的失效或无当。“部分研究甚至由于选用了不同的原著底本，而对于中英文对照时不相契合的情况，得出译者抛开原文‘重新构思’，甚至‘自拟标题’的结论。”(35)《红楼梦》作为四大名著之一，原著本身甚至没有一个版本可以说绝对“正确”(36)，这一点为负责任的译者带来了选择的困扰，但却为有版本学意识的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和依据。
杨、戴《红楼梦》英译文本研究的另一落脚点为翻译方法与翻译策略。作为主要译者的杨宪益出于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采取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对人名进行音译的具体处理方法，使译文在译语文化中具有较高识别度。杨、戴译本能够彰显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中国文化的语际转化与传播上极具参考价值。杨、戴翻译过程中，对《红楼梦》原文理解的精熟与把握，采用的异化为主翻译策略展现出了中西文化间的势差，对于研究文化传播、典籍英译有一定启示，对发现中西语言文化转换规律具有重大意义。
批评研究场域的杨、戴《红楼梦》英译是现有杨、戴《红楼梦》英译研究中占最大比例的一部分。《红楼梦》的成就与曹雪芹在炼字上的谨慎密不可分，杨、戴英译本的成就也展现在译者 “一字不苟”的翻译方法上。杨宪益夫妇将“说道”一词翻译成了120多个动词(37)，将原文笼统的“笑”具体显化为不同的下义词，表现了不同情景中各个人物笑的程度和方式(38)。出于文化责任的深切考量，杨宪益夫妇尽可能保留原著章回体的特征，甚至使用硬译的方式对之进行保留。杨宪益作为中国译者，秉持民族文化传播理念和诗歌可译态度，以忠实为核心，偏重于保留原文形式、结构乃至词序。但由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在确保内容对等的情况下，杨、戴译本在形式上难免力有不逮。杨、戴英译本以短句为主，符合《红楼梦》口语化的特点。也有批评者认为，杨、戴本的遣词造句不如英语为母语的译者，略显僵硬、生涩。但一味迁就英文阅读者的审美趣味，为符合英文表达习惯，将原文的佛教特色词汇套译为基督教话语，处理后的译文虽有助于目的语读者顺畅理解，却在语境上与原文体现的中国文化大相径庭，刻意磨灭差异的归化译法必定会造成对原文的偏离乃至误传。
杨、戴译本趋于直译，对应原文程度较高，译文中保留了包括贬己尊人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39)，与社会地位相关的人名也迁移到了译本当中，原文中大量的隐晦表达大多得到忠实再现。专有名词、文化语词音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原文的文化特色，起到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对于某些存在巨大文化差异的核心词汇，杨宪益力求保留其文化思想内涵，尽力将中国文化思想传递给译文读者(40)。有研究者称赞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文学造诣较高，在信息传递上力求完美，认为如果译者太强调译文可读性，便会丧失中国文化中的一些重要特征，在翻译带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时，重构的方式是不可取的，过多的归化会剥夺译文读者接近和了解原文文化的机会(41)。若使用意译和附加注释的方式，过多的附加信息易致译文臃肿，信息量超负荷，影响读者阅读效果，而杨、戴译本对原文的尊重较好地规避了这一问题。
当然，杨、戴译文也常出现因过于尊重原文，受缚于原文文化信息，未能充分考虑译文读者阅读接受的情况。《红楼梦》中人名大多含有谐音，而汉语中很大一部分谐音词被认为是“不可译”类型，杨宪益处理人名时选择音译方法，不但给目的语读者造成阅读隔阂，也无法有效再现原文的谐音语趣。如何把握直译与意译的度，如何权衡原文形式与内容传递间的关系，保证译文可读前提下恰当再现原文语气及风格，是翻译者始终应当关注的问题。
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研究者结合目的论、关联理论、译者主体性等西方学理展开对杨、戴《红楼梦》英译本的评价。因切入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因此会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但千差万别的结论，多是依托文本对所使用的西方原理做证实性阐述，于杨、戴《红楼梦》英译研究的理论升华助益并不十分明显。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承载着特定的社会目的；关联翻译理论要求作为文化中间人的译者尽量保留原文的文化内涵，不能千篇一律追求一种翻译方法，尽量追求语用意义与语用文化的双重等效(42)。我们知道，优秀的译者大多都不会自始至终使用某种单一的翻译方法，而会对各翻译方法予以综合考虑并运用，以实现文本翻译目的。翻译理论脱胎于翻译实践，既是翻译实践的指导原则，也是翻译批评的重要依据，然而，以不同的理论为依归往往会得出不同、甚至几乎相反的结论。当然，对于用这些西方翻译实践中衍生、归纳出来的翻译理论，来评述杨、戴《红楼梦》英译实践是否适切，将是我们下一节重点分析的内容。
2.3 杨、戴《红楼梦》英译研究述评与展望
致力于杨宪益翻译研究的学者李晶，基于大量文献梳理和对底本研究的关注，结合海内外诸多译评成果，将目前杨、戴《红楼梦》英译研究概述如下：
……杨译《红楼梦》研究经过了20世纪的发生期、本世纪前五年的发展期、自2006年以来，已经进入研究者众、论文量多、研究方法与角度多样化的繁荣时期。但在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的表面之下，也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题目宏大而考察量不足，仅针对译文中的片段或个别语言点展开一些论述，即匆匆得出结论，缺乏对译作的整体性关注；
——硬性套用西方翻译理论，同时缺乏对英语语言文化的足够了解与把握，将中文与英文做出生硬对比，甚至由此得出错误论断；
——忽视杨译《红楼梦》中杨宪益、戴乃迭合作的意义，一味强调霍译《红楼梦》中译者的语言为母语，不顾戴乃迭也是以英文为母语，并在牛津大学接受过正规的学院派人文教育的事实，武断地得出霍译优于杨译的结论；
——最后，也是最普遍的一个问题，是长期以来忽视《红楼梦》原著底本的歧异，盲目将英译的具体文本与研究者随意选取的某个中文版本对比，得出译者在翻译中进行“意译”、“改写”、“雅化”、“删削”等结论。(43)
从研究数量来看，杨、戴《红楼梦》英译本研究相对集中于对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的讨论，关注诗词、字句、修辞、习语等翻译策略对比研究(44)。诚然，《红楼梦》英译研究已经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但存在着研究方法单一化、同质化的问题，往往对相关翻译现象剖析不够深刻(45)。还有选题重复甚至思路雷同的状况，导致出现研究不平衡现象。重复的选题研究也不够深入，其他广泛而新颖的选题，如叙事结构、神话系统、风格传译等又鲜有人涉足(46)。
实际上，学界对《红楼梦》的翻译批评可以从众多学科视角展开。“第一可以是史学的，《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末期的历史，译文中把握的如何，是有历史可以研究的。第二可以是社会学的，《红楼梦》中有社会与家庭结构、功能、制度以及人际关系等问题的详细描写，译文如何传递，有文章可作。……此外还可以有翻译学的批评，美学的批评，语言学的批评，文化学的批评，文体学的批评等。红学现在成了多学科研究的领域，因此它的翻译研究和批评也应该成为多学科研究的领域。”(47)杨、戴《红楼梦》英译的价值并不仅仅局限在翻译学研究领域，在历史学、社会学、美学、语言学、文化学和文体学中也有重要价值，跨学科形式的杨、戴译本研究将迎来新的发展。
目前，有大量基于不同《红楼梦》译本之间的对比研究，而将杨、戴《红楼梦》英译与他们承担的其他中国经典英译对比研究成果相对不足。研究者可对杨、戴英译的主要经典文献进行比对分析，分析译者在同一词语或文化现象上的相同或不同做法，既可以归纳出译者秉持的翻译观念，也可以具体分析译者面对不同文体在不同时期的具体应对。对研究者的素质要求上，江帆指出，对杨、戴译本进行研究，研究从一开始就应保持中立的观点，不偏不倚，研究者往往不愿正视译本中两种特征并存的状况，强调两种特征中的一种，对译本或褒或贬往往有失偏颇。(48)将来的研究应避免带有预设目的研究，避免出现强行选择译本、译例以证明预设观点的情况。研究者将译本置于真空，随机套用理论，致使不少结论存在着扭曲译本实际效果的现象。
西方翻译理论历史悠久、系统化程度高，但不一定适合解释语言、文化差异极大的汉英翻译实践，尤其是承载着浩瀚中华文化的典籍翻译实践。事实上，迄今为止的研究中，尚没有哪一种单一理论可以完全令人信服地阐释杨、戴译本的翻译策略，杨、戴译本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翻译存在。杨、戴《红楼梦》译本最大的特点在于，因其是中西译者的协商、合力之作，研究者很难将杨、戴夫妇的译作简单归入以原作者为中心、译者为中心还是以读者为中心。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杨宪益明确提到夫妇二人的合作翻译模式——“我就先翻译初稿，她给我改改，加加工。我们两个人在翻译上的合作都是这个样子，后来一直都是这个模式。以后她的中文也可以了，有时候她自己一个人翻译。我就看一看有没有错误。”(49)
无论是汉唐盛世的佛经翻译与接受还是明清之际的科技思想翻译与传播，都显示出一个不争的文化传播规律：如欲达到源语经典在目标语中的最佳传播效果，最好的译介主体应当是双语人士的合作，如汉唐的“翻译场”和明清时代的利玛窦与徐光启、李之藻合作模式等。虽杨、戴英译《红楼梦》文本自问世以来的近四十年中，褒赞与贬抑之声始终同时存在，但不得不承认，杨宪益与戴乃迭的合作翻译，秉承经典翻译与传播的良好模式，其在传播效果上的未尽如人意，恰恰应当是学术界结合社会学、文化学乃至人类学等学理深入展开探讨的地方。目前中国文学“走出去”尚处于早前期阶段，杨、戴英译本要为国外读者接受还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国内翻译界此时应主动看清差距、努力缩小差距，积极探索翻译模式，多方位开展翻译理论、翻译策略、典籍译介研究。
《红楼梦》是一个大宝库，是当时社会风土人情的记录，因此对其译本的研究视角也较其他著作更为丰富。通过梳理现有杨、戴《红楼梦》英译研究情况，我们发现，杨、戴《红楼梦》英译本研究发展与学界对中国典籍翻译的认知轨迹大致相同，探索其研究空间，对其他典籍文本英译与传播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结合现有的典籍英译成就，思考典籍英译误区与缺失，才能全面加深对中国典籍英译的理解，促使典籍英译研究向系统化、专业化发展。借着对《红楼梦》的诠释与译介研究杨、戴译本的异化翻译策略，可以帮助中国文化“走出去”过程中较好实现文化保真，有利于凸显中国对外话语构建轨迹，促使译文积极参与构建译入语的文学新范式，重建文化图式(50)。今后对杨、戴《红楼梦》英译的研究，应突破研究瓶颈，结合新时代下提升软实力、塑造民族文化形象的需求，理性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推动中国文化典籍外译成为中外文化、文明互鉴的有效载体。
第三节 杨宪益翻译批评之批评
对翻译家和具体翻译文本的研究属于翻译批评的范畴，本章前两节通过对翻译家杨宪益研究和杨、戴《红楼梦》英译研究图谱描绘，分析指出，目前对杨宪益和杨、戴《红楼梦》英译的翻译批评研究虽已蔚为大观，但由于所采取的翻译批评视角、开展翻译批评的主体以及对翻译批评客体认定的不同，研究成果相对分散，且有前后相互抵牾的现象。这些研究不足的出现，虽然不排除研究者个人学识的囿限，很大程度上却主要是由于对翻译批评理论解读的不到位和对“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的概念混用。
3.1 译学转向视域下的翻译批评
从宏观角度看来，翻译批评（translation criticism）主要指“依照一定的翻译标准，采用某种论证方法，对一部译作进行分析、评论、评价，或通过比较一部作品的不同译本对翻译中的某种现象做出评论。”(51)这种评论必须避免随意性和盲目性、杜绝胡批乱评和感想式的点评，应该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地、系统地观察和分析翻译过程与翻译结果，必须尽可能做到客观、科学和公正。从事翻译批评的人必须对翻译本身，对它的实质、可行性、原则、方法、目的、作用等基本问题有全面、系统的认识。对翻译作品的评论，可以说自有翻译以来就存在，但作为翻译学的重要研究分支，翻译批评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则是随着翻译学自身的发展和学科建立逐步走向制度化和体系化的。
“翻译批评是将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连接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环节，”(52)翻译批评的对象总是具体的翻译现象（此为它的实践性），而翻译批评的论证过程又总是跟种种理论直接相关（此为它的理论性），也就是说，翻译批评的目的既有理论的一面也有实践的一面，但其论证过程则主要是理论的。纵观古今中外的翻译理论，大多都会涉及翻译批评，翻译批评既是对现有翻译理论的应用和检验，也会在实践层面推动翻译理论向着更全面、综合的方向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批评理论是翻译理论学科的一个分支，从属于该学科，也丰富了该学科的理论大厦，是连接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重要桥梁，也是翻译学学科建设的有力推手。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各国翻译事业的繁荣与发展，翻译批评随之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并在随后的二三十年间经历了一个高潮与低谷交织的曲折进程。到了90年代，由于翻译理论研究的日益深化以及由此开启的从经验到科学、从规定到描述、从语言到文化的翻译研究之路，人们对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翻译批评得以进入更为宏阔的历史时期。翻译学界对翻译批评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有了更明确、深入的体认，推动翻译批评逐步脱离经验主义的桎梏，并以理性的眼光来看待和评价翻译。翻译批评的发展离不开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化，翻译批评同时也对翻译理论的建构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关注翻译实践、反思翻译问题或现象，翻译批评深入揭示翻译过程中的种种复杂现象，并发掘现象背后隐含的更深刻的命题，从而加深对翻译活动的理解，提高对翻译根本问题的认识，丰富翻译的可能性，拓展翻译理论建构的空间。(53)接下来，我们将分析20世纪50年代以来翻译理论发展的大致轨迹，以期揭示翻译理论研究范式变迁给翻译批评带来的启示与限制。
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家将翻译看作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方面（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54)是在译入语中再现与原语的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物(55)。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宛若“在实验室里的真空环境下对翻译文本作切片实验。我们不否认实验室数据的科学性和必要性，但常识也告诉我们，那样的数据并不能揭示翻译这种极其复杂的‘文化政治实践’的全貌。……‘语言学实验室’里的翻译研究关于‘文化平等’和‘语言平等’的理论预设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56)
语言被认为是意义斗争之场(57)，翻译也就不可能是“与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冲突着的利益无关的中立的事件。”(58)涉及两种语言的翻译并不是语言之间的纯然客观中立的转换，句子的意义从各句子成分和文化背景中脱离出来很难在另一种语言中完全对等再现，意义不会像物体一样从发现的地方拾起，放到另一个地方去而不发生丝毫改变。翻译从母语进入异质语言的过程，也不是纯技术性地、中性地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相似房间的简单语言换位，甚至也不是形式化的所谓话语转型问题，而是走进了一座无穷无尽的博尔赫斯式迷宫(59)。来自异文化的观念和理论受到目的语语境中意识形态、诗学等力量的钳制，意义有所遗失、损耗，也会有所添加与增益，译文经由这一脱胎换骨的过程，必定会造成意义的偏差和文本形象的改变。
传统的翻译批评研究主要从文本和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入手，从事翻译的内部批评研究，“译者被视为一个仆人，一只看不见的手，机械地将词语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60)传统的语言学翻译研究“或以翻译研究作为语言学理论研究自身的途径和手段，或在语言学观照下对翻译过程进行静态的语言分析。语言学翻译研究以其对翻译过程的描述而获得了科学性或客观性，应当指出，这种对‘过程’的考察，实质是对方法、模式的操作程序的设定，和所有规范选择一样，它的研究结论带有浓重的经验色彩。”(61)其对翻译过程的描述虽然具有较高程度的科学性或客观性，但其所注重追求的等效或等值始终是一种规范性研究，无法穷尽对两种语言、两种文化间越界行为(62)的总体描述和解释。
正是基于对语言学翻译研究局限的清楚认识，20世纪70年代，在学术研究哲学转向、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翻译研究突破了传统语言学研究的藩篱，转向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翻译活动，几乎同步实现了“文化转向”(63)。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不仅内部可细分为翻译研究学派、多元系统派和规范派等，同时与功能学派、解构学派等在外部学理关系上也有极深的渊源。翻译的文化学派在方法论上主张采取描述研究的方法来分析作为文化、历史现象的翻译的性质和功能。1980年，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的专著《翻译理论探索》（In Search of Theory of Translation）正式出版，标志着西方译学研究范式向文本描写转移，而他1995年的另一本专著《描述翻译学及其他》（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问世，使得这一研究范式更臻完善。图里认为，过去对翻译问题的研究过多局限在关于可译性、不可译性等问题的讨论上，太少关注、甚至忽视对译文文本和对译入语语言、文学、文化环境给翻译造成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图里将注意力集中在翻译的结果而不是翻译的过程上，认为翻译更主要的是一种受历史制约、面向译入语的活动，并非单纯的语言转换。因此，他对仅仅依据原文而完全不考虑译入语因素（与原语民族或国家完全不同的诗学理论、语言习惯等）的传统翻译批评提出了反驳。他认为，研究者进行翻译分析时应该注意译入语一方的参数，如语言、文化、时代等等，这样才能搞清楚究竟是哪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翻译结果。基于对1930年到1945年这15年间从英语、俄语、德语、法语和意第绪语翻译到希伯来语的文学作品的定量分析，图里将翻译定义为“在目的系统当中，不管基于何种理由，表现为翻译或者被认为是翻译的任何一段目的语文本。”（A translation will be any target language text which is presented or regarded as such in a target system，on whatever grounds.）他的这一结论对单纯关注语言转化的翻译理论研究固然是有力的反拨，却也将翻译研究的着力点推向了另一个极端。在描述学派翻译观的影响下，一时之间似乎人人都可以脱离原文、割裂原文，从译入语的角度开展翻译批评和翻译研究。这一现象在当前国内学者开展的杨、戴《红楼梦》英译的影响研究中相当明显。
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也是这一学派的主将，他将翻译研究的对象推向了译文中心——“翻译研究并不是为将来翻译提供指导原则或对现存的译者进行评判，而是就译文论译文，尽量去确定能说明特定译文特质的各种因素……尽可能从功能的角度出发，分析文本策略，说明译文在接受文学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前者主要关注影响翻译方法和译文的种种翻译规范、限制和假设；后者则力图解释翻译对新环境产生的影响，即目的系统对特定翻译（或某些翻译）的接受和拒斥。”(64)赫曼斯认为，科学的翻译研究方法应当是描述性和系统性的，应该注重目的和功能。描述翻译学的研究重点不再是“我们应该怎样翻译？什么是正确的翻译？”而是关注“译本做什么？它们是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的？”译本作为文献的这一现实，或者说其物质性和流动性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
3.2 翻译批评之本体剖析
早在2004年首届全国《红楼梦》翻译研讨会上，杨自俭教授曾围绕《红楼梦》译本研究，发表过关于翻译批评的真知灼见，他认为，“翻译批评应该是多角度的、多方面的。可以对译者进行批评，可以对译者的行为和活动进行批评，还可以对翻译理论的研究进行批评。这样我们的视野就开阔了，翻译学这个学科就会丰富多彩。现在我们还应该有元理论的思想，这一点很重要。‘知识就是力量’这个命题应该修改成‘知识的知识才是力量’。有了元理论的思想才能有更多的智慧。因此翻译批评还应该有元批评，就是批评的批评。”(65)十多年前的这段话，至今对我们的翻译批评理论大厦构建仍然有着无比重要的指导作用。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确保翻译批评的效度和正确意义。
功能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等文化学派，从不同视角出发，对翻译的不同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丰富了我们对翻译的认识，促进了译学的繁荣和现代发展，但“翻译是什么”这个作为翻译本体研究核心的问题却始终悬而未决。翻译概念的演变逐渐造成翻译本体的丧失，新理论、新学说的注入造成翻译研究范畴的泛化，而根据认知科学的最新发现，一个概念的原型是最能体现该概念本质属性的东西，围绕原型构成的概念容许其实例在一定范围内发生变化，即该概念能不断适应新的信息和资料，但原型始终是核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为这些各具特点的诸多实例组成的整体提供基础。因此，在对杨宪益翻译批评研究的分析中，我们首先要厘清翻译批评领域的若干核心概念，也就是回答翻译批评中的一系列核心问题：谁是翻译批评的合格主体？翻译批评的客体包括哪些具体条目？翻译批评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要回到翻译研究本体的探讨上。斯坦福大学知识系统实验室的学者格鲁伯（Thomas R．Gruber）认为，本体论是对概念化的精确描述，用于描述事物的本质。本体是对领域概念化的、显式的解释说明。在他看来，知识的形式化表达的基础是概念化研究领域的对象、内容和其他实体，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概念化是我们所描述领域的一种抽象、简化的解释，当对某一领域的知识以一种形式化的方式进行描述时，所有被表示的对象的集合便构成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对象以及对象集合之间的关系需要通过一定的词汇来描述，我们因此就需要通过概念化，或者说需要定义一套知识表达的专门术语来定义该领域知识，这就是本体（ontology）。(66)一个ontology往往就是一个正式的词汇表，其核心作用就在于定义某一领域或领域内的专业词汇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一系列的基本概念如同一座工程大厦的基石，为交流各方提供一个统一的认识。在这一系列概念的支持下，知识搜索、积累和共享的效率得以大大提高，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重用和共享也成为可能。翻译批评的首要目的是提升翻译质量，提高译本在目的语文化中的接受度，拓展译本在目的语文化中的传播空间，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构建良好的国际话语体系，促成异域文化、文明间的对话与融合。就此而言，翻译批评的社会意义非常明显，无论是表扬、推介优秀译作，还是批评劣质译作，既是对原作和原作者的维护，也是对读者权益的保护，同时也是在淘拣、剔除、提炼、归纳翻译智慧，以实现翻译学科的良好发展与提升。
在对翻译批评进行批评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翻译批评的主体——谁是合格的翻译批评者？由于翻译批评者的位置是游移的，可以站在不同位置上，从不同角度审视批评的对象，因批评者位置不同遂生出三种不同的翻译批评类型：双语专家式批评、读者反应式批评和译者互评式批评。杨晓荣分析指出，长期以来，中西翻译界对翻译批评者“资格”的认定是非双语专家莫属，因此，双语专家式的批评是翻译批评的主流，是翻译批评的一种默认状态。(67)然而，从我们此前所收集到的杨宪益批评研究和杨、戴《红楼梦》英译批评研究的文献来看，在涉及杨宪益及其翻译实践的评述中，绝大多数批评者都是从事英语语言学习的二语习得者，不仅是否具备双语专家的资质尚待界定，且占绝大多数比例的批评多立足于外国读者的接受或外国语言、文法的规范展开。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说来，如果论者本人没有大量的翻译实践或翻译资质证明，试图从外国人的角度展开的审美点评，顶多只能算作读者反应式批评，且读者的资质本身也比较吊诡。也就是说，在杨宪益及其翻译实践的批评中，占绝大多数的或成为一种学术潮流的并非翻译批评之常态与默认主流——双语专家式批评，而是读者反应式批评。鉴于《红楼梦》原作与译作的卷帙浩繁，除近年来借助语料库手段开展的翻译批评外，绝大多数的读者反应式批评也常常难免是局部的、片面的。当然，读者反应式翻译批评作为一种翻译研究类型的存在，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会直接决定作品的生命，自然有其存在的土壤和必要性，我们无意在此对其合法性进行评判。金隄曾在数十名以英语为母语的受试者中以问卷调查形式就李白《静夜思》八种不同译文进行接受效果评测，并将之与中国读者的判断进行对比，结果发现两种人群的评判差异显著(68)，这一研究说明单纯依赖读者反应开展对译本和译者批评，不仅有失偏颇，甚至有可能会影响良好的译学生态。
对原文而言，译文是面向译语读者的一次“向死而生”，译语读者的反应往往关乎市场、关乎图书“转世”（afterlife）的未来命运。但是，读者反应批评，既然是翻译批评之一种，此类批评理应与双语专家的翻译批评形成良好互补关系。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承担的大量中国文学外译作品而言，既要求批评者深入双语文本内部，开展全面、系统、科学的文本细读，又要求批评者采取科学的研究路径，获取译入语读者接受反应的第一手资料，利用社会学数据分析原理，进行科学揭示，只有二者结合，才有可能真正做到让翻译批评成为对原作和原作者的尊重与对读者权益的保护。在翻译批评领域内，双语专家、读者和译者，一个都不能少，而就具有极端挑战性的《红楼梦》等中国典籍文本翻译批评而言，至少应当构建起双语专家和读者批评的科学翻译批评场域，如此才可以真正做到不负作者、原作，也不负译语读者期待。
其次，我们需要弄清楚翻译批评的客体——到底要批评什么？按照一般理解，翻译批评主要是对翻译作品的评论、评估，那么批评对象就应该是译作或围绕译作的各种问题。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三大突破和两大转向(69)不仅丰富了翻译学理论、拓展了翻译学研究空间，更带来了翻译研究范式的更迭，从语文学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到解构主义范式，研究取向从源语走向译本，研究对象从形式走向功能，研究性质从规范走向描写，研究角度从共时走向历时，研究视野从微观走向宏观，在翻译批评方面不仅体现出研究方法的变化，更主要体现在批评对象方面的变化。翻译批评的客体渐次发生变化，因而形成翻译批评研究的不同中心：作者中心、源语中心、源语读者中心、译者中心、译文中心、译文读者中心。不同翻译学发展阶段关注的翻译批评客体不甚相同，故而得出的翻译批评结果也各有侧重。在前述杨、戴《红楼梦》英译批评中，早期对杨宪益译作的批评研究大多集中于语言层面，关注翻译过程中字、词、句对等的实现，多为译本赏析和翻译方法与策略探究。随着国际译学的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杨宪益翻译批评研究内容日渐丰富，具体呈现为如下三大模块：从具体译本入手，落脚于宗教、服饰、诗歌、玉器等中国器物文化的跨文化传递；从文体学、社会学等视角入手，对杨译文本进行描述和分析；从目的论、关联理论、图式理论等西方学理切入译本批评。从整体上看来，对杨宪益及其翻译实践的批评研究范围日趋广泛，研究方法日渐多样。就这一具体翻译批评事件而言，翻译批评客体的变迁，与翻译理论研究的范式更迭有着高度的契合性。所有这些研究对象综合在一起，构成了蔚为大观的杨宪益翻译批评客体，其中不仅应该涵盖译作与译者研究（译者研究可以细分为对某一作品的多个译者研究和对译者群的研究），更应该有立足各种不同翻译理论、翻译视角展开的与译作接受、译作传播、译作社会功能等相关因素或现象的翻译批评研究，任何偏颇都可能导致翻译批评的“不科学”乃至“不公正”。
最后，在运用翻译理论开展翻译批评时，视角的选择可以说是至为重要的一点。翻译批评怎样进行，和批评主体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有关，不同的位置和视角会直接影响批评者对翻译作品的评价。对于中国文学作品外译的翻译批评，研究者的视角尤其重要，其中关涉到最为重要的翻译方向问题。视角不同势必会导致翻译批评方案和路径设置的不同，也因此会导致翻译批评客体选择的偏颇，在此基础上得出的评论也因此可能与批评的预设初衷相去甚远。长期以来，国内翻译批评研究，为了能够实现理论预设与研究相洽，常常混杂使用外汉、汉外翻译的例证。须知，在翻译批评中，研究者的视角是决定所有学术努力的基点，中国译者的外汉翻译、外国译者的汉外翻译、中国译者的汉外翻译、外国译者的外汉翻译，虽然共享“翻译”这一家族象似性，但却存在着根本区别。
“……我们往往只看到译入与译出都是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却看不到两者之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实质性差别，以为仅只是翻译的方向有所不同而已。其实这里的差别还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本质性问题：前者（译入）是建立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内在的对异族他国文学、文化的强烈需求基础上的翻译行为，而后者（译出）在多数情况下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厢情愿地向异族他国译介自己的文学和文化，对方对你的文学、文化不一定有强烈的主动需求。这样，由于译入行为所处的语境对外来文学、文化已经具有一种强烈的内在需求，因此译入活动的发起者和具体从事译入活动的译介者考虑的问题就只是如何把外来的文学作品、文化典籍译得忠实、准确和流畅，也就是传统译学理念中的交出一份‘合格的译作’，而基本不需考虑译入语环境中制约或影响翻译行为的诸多因素。对他们而言，他们只要交出了‘合格的译作’，他们的翻译行为及其翻译成果也就自然而然能够赢得读者，赢得市场，甚至在译入语环境里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译出行为则不然。由于译出行为的译入语（或称目的语）方对你的文学、文化尚未产生强烈的内在需求，更遑论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接受群体和接受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译出行为的发起者和译介者如果也像译入行为的发起者和译介者一样，只考虑译得忠实、准确、流畅，而不考虑其他许多制约和影响翻译活动成败得失的因素，包括目的语国家读者的阅读习惯、审美趣味，目的语国家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念，以及译介者自己的译介方式、方法、策略等因素，那么这样的译介行为能否取得预期的成功显然是值得怀疑的。”(70)
然而，这一批评视角的明显差异，长期以来却没有能够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大多数研究者要么借用古今中外的译入理论展开对杨宪益典籍外译实践的剖析，要么直接立足英文译本，采用问卷调查、采访等看似科学、严谨的社会学研究路径展开对杨宪益中国典籍英文译本的文本批评。对于因批评视角失当引起的翻译批评偏颇，本书将其归入“不公正的翻译批评”之列。
3.3 《红楼梦》全译本翻译批评综述
如本书开始部分所言，目前学术界对杨宪益的研究中，主要可分三种文献类型，第一种是传记文献，以杨宪益的生平故事为主，覆盖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翻译实践。此类文献的立论者，多为杨宪益亲属、故交或文化领域的记者、学者，多不具备翻译学科背景。第二、第三种研究文献则多由翻译学者推出，其中少量是对翻译主体——杨宪益（杨宪益、戴乃迭）进行翻译学理描绘，占绝大部分的是基于杨宪益翻译实践的翻译批评研究，此类文献以杨宪益翻译文本为对象，如《史记》《离骚》《楚辞》《橘颂》《宋明评话选》《长生殿》《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老残游记》、鲁迅作品、《边城》等作品英译和萧伯纳Pygmalion剧本汉译等，研究者借助形形色色的翻译理论，或总结杨氏夫妇的翻译成就，或阐释译本的合理性，或基于与其他译本的比对研究，进行优劣评判。从杨宪益译文翻译批评文献分布上来看，相对集中在《红楼梦》英译和鲁迅作品英译上，占总数的二分之一强，而前者则单独占到三分之一左右。事实上，在“《红楼》译学”的诸多研究模式中(71)，《红楼梦》译本的对比研究，尤其是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与霍克思译本的对比研究，是非常抢眼的一道学术风景。
20世纪70年代，杨宪益、戴乃迭合译的《红楼梦》与霍克思、闵福德合译的《石头记》几乎同时出版。四十年来，两种译文比较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可谓汗牛充栋。至今出版的近30部《红楼梦》翻译研究方面的专著，大都属于具体译本的评论性研究，既有丰富的具体例证研究，又有基于双语语料的统计性研究。不少著作中评论性研究与对比性研究同时进行，尤其是杨译与霍译的对比。王宏印《〈红楼梦〉诗词曲赋英译比较研究》（2001）从《红楼梦》中选取50首有代表性的诗词曲赋，对照杨宪益、霍克思的英译本，逐句逐行进行分析和归纳，借以陈述作者对中国古典汉诗英译的思考，成为系统对比杨、戴译本和霍克思译本的开端，该书2015年再次刊印出版。范圣宇《〈红楼梦〉管窥——英译、语言与文化》（2004）从霍译和杨译的底本及译本入手，联系汉英两种语言和文化，考察其在译文中产生的影响。冯庆华《红译艺坛——〈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2006）、《母语文化下的译者风格》（2008）以霍译和杨译为研究对象，分别对两个全译本中的主要语言、文化特色进行对照和点评，借助数据统计分析手段，对《红楼梦》中文、霍译及杨译的词频进行统计比较，分析译者的语言风格及其形成原因。2009年杨宪益先生辞世，学界痛失“翻译了整个中国”的大家，人们开始意识到汲取杨宪益翻译智慧的紧迫性，掀起了对其翻译实践和翻译思想的研究高潮。
2010年以来，各出版社推出《红楼梦》英译研究著作计14部：邱进、周洪亮《文化视域及翻译策略：〈红楼梦〉译本的多维研究》（2011）、祖利军《〈红楼梦〉话语标记语英译的识解对等研究》（2012）、党争胜《〈红楼梦〉英译艺术比较研究——基于霍克思与杨宪益译本》（2012）、严苡丹《〈红楼梦〉亲属称谓语的英译研究》（2012）、刘婧《社会符号学视域下〈红楼梦〉文化内容的英译——以杨译本和霍译本为例》（2014）、江帆《他乡的石头记——〈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2014）、黄小谊《叙述功能制约下的创作与再创作——〈红楼梦〉回目英译比较研究》（2014）、向红《互文翻译的语境重构——以〈红楼梦〉英译为例》（2014）、陈琳《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说书套语英译研究——以杨、霍译本为例》（2015）、黄勤《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中的元话语及其英译对比研究》（2015）、肖维青《〈红楼梦〉的“西游记”：〈红楼梦〉英译趣谈》（2015）、冯全功《广义修辞学视域下〈红楼梦〉英译研究》（2016）、谢军《霍克斯英译〈红楼梦〉研究》（2016）和黄生太《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拟声词英译研究》（2017）等。这些著述或从认知语言学视角、社会符号学视角、广义修辞学视角，或基于语料库语言学研究和分析方法，聚焦杨、霍《红楼梦》译本各个方面内容的具体对比研究。
其中，祖利军著作属于对比语言学研究，以《红楼梦》前八十回的霍译本和杨译本为语料，从语用功能方面将《红楼梦》的话语标记语划分为六类：引发评论、诱导推理、引证信息、引发话题、揭示事实和因果识别，在批评借鉴传统翻译对等理论和兰艾克的识解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识解对等”假设。该著作分析指出，识解是人脑对同一概念内容所做的不同描述或表达，在此意义上看来，译者因此可以就同一概念内容做出不同翻译，译文的差异可以通过视角、详略度、突显和背景等识解因素表达出来，在此立论假设基础上，论者较全面地分析了《红楼梦》话语标记与翻译中的变通、具体化、移位、直译、融合、结构平行、异化和归化等不同做法，这类研究基于语言认知理论，对于分属两大话语、文化系统的译者作品进行分析，能够揭示源自同一文本的译入文本和译出文本蕴含的认知差异，所得出的结论能够服务于对比语言学理论大厦的建构。
党争胜所著《〈红楼梦〉英译艺术比较研究——基于霍克思与杨宪益译本》在《红楼梦》两个全译本的对比研究中，观点相当突出且具代表性。该书的研究起点在于“研究者大多对两种译本采取了中庸的评价态度。至今为止，鲜有学者对霍、杨译本从整体艺术性上做出比较直接的、关乎译本艺术水平高下的论断。”(72)该著高度认同学术界已有对霍译的褒赞，认为“第一，霍译的语言表达详尽生动；第二，霍译的归化处理更容易为英美大众所接受；第三，霍译词汇量大，搭配丰富，特色词、独特词多；第四，霍译文本书面体与口语体泾渭分明。”因此，该著作中详细划分的译者策略、诗词韵文翻译、习语翻译、文化语词翻译、人物语言翻译、修辞艺术翻译、经典译例翻译等等翻译批评条目，无不服务于著作预设的观点——“霍译本之所以在英语国家更多见，其在出版方面占据的优势条件只是一个次要原因，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霍克思对于《红楼梦》的尊重和对于翻译艺术的执着，二是他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审美要素的创造性处理。”该著作主要观点基本代表了目前对杨译、霍译《红楼梦》译本可接受性对比研究的主流。
冯全功基于博士论文的著述《广义修辞学视域下〈红楼梦〉英译研究》从广义修辞学视角出发，结合红学及相关研究成果，对杨、霍《红楼梦》全译本进行详细、系统的修辞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译学观点，如诚信翻译（批评）观、文学翻译批评的论辩修辞模式，针对《红楼梦》翻译的整体细评法、艺术性与思想性兼顾的双重批评方法以及把译文视为独立文本的批评理念等。(73)
在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总库中，以“杨宪益 《红楼梦》”为主题搜索条件，以1979—2016年（11月15日）为统计年限，共搜集杨宪益《红楼梦》英译研究文章1263篇，其中将杨译本与霍译本进行对比研究的论文有934篇，占杨宪益英译《红楼梦》研究的约75％。这些数以千计的学术研究论文，与目前刊印的近30部《红楼梦》英译研究著作，共同铸造了国内的“《红楼》译学”奇观，从各个不同视角对《红楼梦》英译文本涵盖的语言、文化翻译问题进行深入、细致分析，但其中也不乏大量各取所需、不顾其余的倾向，不少研究者因时间、精力或研究意图的影响，仅仅抽取译本中的“合适”案例验证自己的预设观点，导致大量研究得出较为雷同的观点——杨译偏于直译，没能考虑到英美读者的接受，译本接受效果不好，霍译更多对英美读者阅读期待和审美能力的观照，成为在西方世界经久畅销的佳译。
应当说，得出这样的结论本无可厚非，毕竟文学翻译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但如果在研究中缺乏整体细评的意识，不经系统、全面、深入的文本细读和客观、实事求是的社会语境变量剖析，这样的翻译批评研究不仅不能给译者公正，更无法做到对原文、原作者和译语读者的公正，也就根本无法实现翻译批评的社会功能。学术界现有的大量《红楼梦》两全译本对比研究，总体评价认为：杨宪益中西学问功力深厚，在原文忠实程度上要强得多；而霍克思充分考虑西方读者的接受，在文学语言展现上有更多发挥，因此更受西方读者的欢迎，并进而指出，霍、闵译本要比杨、戴译本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接受与影响大。对于这一同质性研究现象与研究结论，蒋洪新认为，“对这两部的译作要分出孰高孰劣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因为它们都很优秀，只是各自翻译风格不同而已。”(74)实际上，杨译与霍译并非不可对照甚至对比，自两译本问世以来，对两种译文进行比较研究的热潮几乎没有消退过。研究不仅涉及翻译技巧、翻译策略，对译本背后传达出的文化背景乃至意识形态亦多有论及。将杨宪益、霍克思译本作为批评赏析无可厚非，能够让研习者透过文字的异同，看出同一源文、不同国家译者跨越文字、文化的翻译努力，但撇开或部分撇开原文，丝毫不考虑二者属于完全不同方向的翻译行为，将两译本拿来进行异同比较并进而得出优劣结论，简单服务于预设接受效果的做法有失公允，此类对比研究即属于“不公平的翻译批评”之列。
3.4 不公平的翻译批评
在译本批评和译者批评研究中，最常用到的研究方法之一是对比研究法。对比法作为几个基本的科学探索方法之一，是把一组具有一定相似因素的不同性质物体或对象，安排在一起，进行对照比较，通过综合比较它们在构造方面的差异（因），在性质方面的不同（果），得出这种物体或对象某性质（果）是由什么、哪些因素（因）造成的。比较研究法就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有联系的事物进行考察，寻找它们之间的异同，探求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方法。根据不同的标准，我们可以把比较研究法分成如下几类：① 按属性的数量，可分为单向比较和综合比较；② 按时空的区别，可分为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③ 按目标的指向，可分成求同比较和求异比较；④ 按比较的性质，可分成定性比较与定量比较；⑤ 按比较的范围，可分为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从现有《红楼梦》杨译、霍译文本比较研究文献看来，应当说基本涵盖了如上几种类型的比较研究，作为《红楼梦》英译研究中的一种研究规范和类型，算得上齐备。但如前文提到的那些撇开或部分撇开原文谈译文的批评做法，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翻译批评，只能算翻译文学批评；至于那些完全不考虑杨译、霍译分属译出、译入两种不同方向的翻译行为，简单、生硬进行传播效果分析的研究，只能算是文学翻译“他国化”的无条件拥趸做法。这两种类型的研究都忽略了比较研究的根本和最重要的前提——可比性。
文学翻译批评中的文本对比，“可比性”的界限或原则究竟是什么？“可比性”的定义、内容和实质分别是什么？概而言之，“可比性”是翻译批评所必需的学理假设，是由翻译批评客体的跨语言、跨国界和跨学科特殊性决定的。翻译批评研究作为人文学科研究的分支，其同自然学科研究普遍性的做法不同的是，研究者总需要先有一个主观的学理假设，即研究者先有一种认识观点，包括了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考察、分析标准、方法视角等的假设构想。与一般人文学科研究假设不同的是，翻译批评是将跨语言、跨国界和跨文明的翻译现象作为自身的研究客体，因此必须具有世界文学和总体知识视野的预设理念和视角标准等。翻译批评研究中需要厘定的“可比性”问题，首先在于翻译之为翻译的事实联系之网——同源关系，就此意义而言，对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和霍克思译本开展对比性批评研究是科学的，是对源自同一《红楼梦》文本的翻译产品、译者或翻译现象的探讨。但如我们前文所说，翻译批评研究，就其本质而言是翻译研究，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与变迁，从根本上决定着翻译批评研究的客体与方向。何谓翻译？传统翻译理论强调的是跨语际的语词转换，对原文的忠实几乎成了判断翻译文学好坏的不二标准，传统翻译理论主要注重语言和意义层面上的忠实与流畅，虽然20世纪中后期以来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批评主义等形形色色的翻译理论各自登场言说，大有颠覆传统翻译理论的味况，但东西方两千多年来的“忠实论”翻译理念对“求同”的追求已然渗入翻译研究的各个层面，在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有形或无形地主导着翻译批评的“集体无意识”。
传统翻译学的“求同性”特质或许是造成如此众多的《红楼梦》杨译、霍译对比研究的根本原因。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翻译学学科发展经验告诉我们，传统翻译理论的“求同性比较”早已暴露了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仅仅将翻译批评建立在“求同”的基础之上，这不单是翻译学科的缺憾，更是翻译学科自身发展危机的根源，只有将翻译批评拓展到“求异”维度，其研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才能够得到有效的解释。置两种译本不同的翻译方向于罔顾，不仅无益于翻译问题的解决，更是对真正问题域的遮蔽。随着翻译学学科的发展，可以看到“求异性”逐渐成为翻译批评可比性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影响研究的“同源性”追溯或平行研究的“类同性”比较，都无法回避“异质性”和“变异性”的问题，将“求异性”作为翻译批评可比性的内涵，对于翻译批评乃至翻译学科的发展都具有更大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翻译批评研究中的“求异”维度，要求更多深入文学翻译过程中的选择、遗漏、误译等现象，研究这些现象背后的文化规则，探寻文化元语言在文学翻译、传播与接受中的阐发。对于不同文化背景译者所从事的翻译实践，尤其是涉及译入、译出两种根本不同类型的翻译时，慎防文学翻译的“他国化”(75)。深入话语规则和文学元语言的层次，翻译批评研究才不至于流于琐碎和无谓的浅层比附，不至于在简单的“求同”层面上做文章。
传统翻译批评对于“求同性”的侧重，造成当前大多数《红楼梦》英译研究方法方面存在着单一化的同质倾向，“绝大多数论著都将《红楼梦》英译文本悬置于真空环境之中，以某种直观感受或某一‘普适性’的标准对其进行褒贬，却忽视了大量由社会历史因素影响和决定的相关翻译现象。……研究者将译本从现实语境中剥离出来，将文本置于真空环境，套用某一语言学、文学或文化理论对其进行褒贬，却很少考虑译者的具体意图和译本的读者反应，许多流行的结论其实都存在着对译者意图的扭曲以及对译本实际效果的漠视。”(76)就是在这样的“求同性”研究目的驱动下，研究者各取所需，却常常得出同质性的结论：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受异化策略的制约，侧重直译，虽然简洁，却常平铺直叙，没能体现原文的语言精妙；霍克思译本在指导思想上受归化策略的引导，着重意译，翔实而且语言生动。所有这些研究中，对译本的翻译批评研究，自然少不了对两位译者的批评研究，然而，却鲜少有研究者愿意更进一步，从两位译者各自不同的翻译方向入手，分析总结译入与译出之间的异同。缺少这一根本批评参数的设置，忽略了两种翻译文本本质上的分野，得出来的结论自然既难以服人，也不利于学界从这两本辉煌译著中汲取各自不同的翻译智慧。
事实上，霍克思、闵福德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属于接受性译介，而杨宪益、戴乃迭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属于输出性译介，此两种译介行为的动因、机制完全不同，在研究中不宜混同。译本价值判断在很多情况下是翻译研究的必要着眼点和重要目标，但并不总是所有翻译研究的目标，因为“就翻译研究而言，在必须引入历史参数的情况下，任何规定某种美学标准的企图都注定会瓦解。”(77)仅仅根据某一标准对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译介行为开展价值判断，势必无法揭示其真正的价值和效果。当然，学术界不少谨严认真的学者，或亲赴英、美等国访学，开展小型研讨会和综合调研，从文学认同、文化认同、对作品的整体认同等角度组织论证，认为“霍克思的翻译无疑是成功的，因为在大多数读者的眼睛里，这部作品是活的，是充满生机的文学和丰富多彩的文化”(78)；或借助社会学实证调查研究方法对《红楼梦》杨、戴译本和霍克思译本的接受效果进行分析，得出看似“无可争辩”的事实：
首先，英美学术圈对霍译本的实际认同程度远远超过了杨译本：英语世界的中国或亚洲文学史、文学选集和文学概论一般都直接收录或援引霍译本片段，《朗曼世界文学选集》选择的也是霍译本片段，杨译本在类似的选集中很少露面；在相关学术论著中，作者一般都将两种译本并列为参考书目，也对杨译本表示相当的尊重，但在实际需要引用原文片段时，选用的都是霍译本，极少将杨译本作为引文来源。其次，以馆藏量为依据，以美国伊利诺依州（Illinois）为样本，全州六十五所大学的联合馆藏目录（I-Share）表明，十三所大学存有霍克思译本，只有两所大学存有杨译本。最后，以英语世界最大的Amazon购书网站的读者对两种译本的留言和评分为依据，我们发现，在有限的普通读者群中，霍译本获得了一致的推崇，而杨译本在同样的读者群中的评价却相当低，二者之间的分数相差悬殊，部分读者对杨译本的评论极为严苛。(79)
从行文看来，论者基于数据说话，言之凿凿，令人信服。但是，此项社会学调查研究中，对于结论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取样范围虽然有代表性，却不具备结论正确的必然性。其实，针对这样的有限取样范围，可以设计方案，开展调查并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学者刘朝晖依托接受理论和奈达的测试理论，以《红楼梦》霍克思译本和杨、戴译本为语料来源，设计了两套完形填空测试并附加了问题，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人文学院主修或辅修中文的大学生和两位从事电影传媒教学和研究的教授中开展问卷调查，对两个译本的可接受性做定量分析，得出的结论却是——两个译本可接受性不存在本质区别(80)。再者，我们姑且不论那些得出杨译本实际传播和接受量不如霍译本的结论其实并没有考虑到英美读者对于自己熟悉的出版社的青睐和国外普通读者购买外文出版社发行的杨译《红楼梦》的机会与可能性，也可以暂时忽略这些实证研究取样的范围、取样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仅从这些看似无比正确的结论中，就可以发现研究立论存在着根本性“偏见”——首先，这些研究将“翻译文学”和“文学翻译”混为一谈，国外普通读者基本上没有见过或者读过《红楼梦》原作，他们对《红楼梦》杨、戴译本和霍译本的评价，往往是将译本作为关于中国故事的文学文本进行评价的，更多是对文本语言审美性、可读性、内容可接受性、文化异质性等等的价值判断。其次，这些研究默认了英美学术圈的话语主导权，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由英美学者主编的世界文学选集常常会有意或无意忽视中国文学的存在，这些学者即便选取中国文学片段进行辑录，他们对中国文学的认可和选择仍然透露着明显的“异国情调”取向，他们不会为自己对中国文学的误解和僭越感到丝毫不安，这中间因此就牵涉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谁的世界文学”？再者，这些研究放任了批评主体的合法性，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关注译作接受的读者反馈，却忽略了对读者资质的限定或遴选。接下来，我们就分别看看以上三个根本性“偏见”如何参与了对《红楼梦》两个不同方向全译本的“不公平比较”。
首先，不少对两部译作开展翻译批评的研究，混淆了“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的概念范畴。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后蔚为大观的《红楼梦》英译文本对比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化转向”之后的描述翻译学研究规范——“翻译就是，在目的语系统当中，不管基于何种理由，表现为翻译或者被认为是翻译的任何一段目的语文本。”(81)这一研究规范对于传统语言学翻译研究虽然是有力的反拨，促使传统翻译研究跳出语言研究的窠臼，获得独立的学科身份，有利于揭示在翻译及接受过程中起重大作用的社会文化因素，但也因其无限泛化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作用，而模糊了翻译学学科的研究边界，混淆了“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的本质区别。如果探讨的还是文学翻译及其接受的话，就不应该，也一定不能忽略翻译最重要的基点和起点——原文。中国文学外译的学科归属应是“翻译学”，无论从学理上来说，还是从东西方文学交融的文化责任上来说，都不应当混淆使用这一对具有本质区别的概念，任由其陷入“比较文学”乃至“比较文化”概念的泥沼，混淆命题得出的结论不仅失之偏颇，也不负责任。
第二个问题“谁的世界文学”，既关联着第一个偏见“文学翻译”还是“翻译文学”的问题，也关联着第三个偏见——批评主体的问题：以西为主还是以我为主？这其中更本质性地牵涉了权力话语的问题。1827年歌德提出“世界文学”概念，成为比较文学学科的理论滥觞，成为后世学者解读、分析和阐发的依据，但更多的时候，歌德理论的原意遭到使用者的误解和曲解。研究者对杨宪益《红楼梦》译文在英语世界影响和接受的结论往往依据英美比较文学界久负盛名的《诺顿名作选》和《朗文名作选》是否收录或援引。美国此类文选主要有三大类，一类是古代经典作品的专类选集，代表作是《哈佛古典作品》，大约从1910年起开始编纂，西方的“古典”原意是专指希腊罗马的古代文本，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却变得范围相当广，包括了文史哲各方面的名著，涉及“非西方”的文本相当少，仅有《一千零一夜》与所谓《圣书》中包括了东方的孔子，但收入的东方作品一定程度是作为“异教”的样品存在；第二类是以《诺顿世界名著选》为代表的文选，这是西方世界发行量最大，具有全球影响的文选，不过“诺顿”从不掩饰自己是以“西方传统”为主线的事实，其历史时代划分从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直到现代派，凸显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表明世界文学不过是西方文学的传播，是西方文学思潮的世界化；第三类是一种文学作品的普及本，但其中也收入少量的哲学与历史作品，以《哈泼柯林斯世界读本》为代表。统观这三类文选，共同的特征都是坚持西方传统的主线。(82)
在西方传统中，中国与东方文学不过是“东方学”的构成，无论是“东亚研究”或是其他地域研究，都是西方世界文学史的“他者”，这里面有一种隐含的“地域文学”歧视与不平等。事实上，学界在讨论世界文学时，习惯于将歌德的世界文学当作理念或文本来引用，却常常忽略了它首先是一个历史事件。“可以说，在对世界文学这一超民族话题进行表述的时候，德意志身份建构的问题在歌德的意识中始终处于重要位置。”(83)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是德国中心主义的，是立足德国、弘扬德国文学，使德国文字、文学、文化跻身世界文化之林的呼唤；而当下的中国，由于长久以来对西方的仰视，我们采取的却是截然相反的称谓，比如国内学术界颇有名气的双月期刊《世界文学》，其刊物明确定位就是中国文艺界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重要刊物。然而，令人欣慰的是，新世纪以来，美国《朗曼世界文学文选》的主编之一、“世界文学史新建构”学派（A New Construc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History）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教授达姆若什（David Damrosch）在其代表作《什么是世界文学》书中强调，西方世界文学史体现了欧美的古典与当代文学的传承固然重要，但全球化时代更需要超越“本地书籍”的“界限”，引进包括中国《诗经》在内的其他民族文化的世界文学经典，这是一种多元化的世界文学，而不是西方中心的世界文学。
20世纪下半叶，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兴起，解构了欧美中心主义，比较文学的多元文化主义时代来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伯恩海姆（Charles Bernheimer）力主比较文学的两个发展方向之一就是摒弃欧洲中心主义，提倡多元文化主义，将比较文学研究范围扩大到东西方。现在，美国的世界文学课程比例中，“非西方文学”所占分量日益增加，东方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经典的成分大幅度提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深，不同文化间交流、互动日益频繁，歌德、马克思当年所预言的“世界文学”愿景，由朦胧而逐渐清晰，离我们似乎不再遥远。世界文学作为一种具体存在，并不因循一套固定的模式，世界上不同地区有多种多样的“世界文学”，“世界文学”是文学生产、流通和阅读的方式，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受益、从翻译中升腾而出的文学。在世界比较文学界“新构建”转型期，我们有理由相信，经由翻译进入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必定会出现回暖现象。既然清楚了这些英美文选的“西方中心”视角，我们再将其当作唯一正确的数据来源，就难免有自我让渡话语权和自我矮化的嫌疑。
第三，既是对两部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红楼梦》全译本接受进行研究，接受者的资质，也即翻译批评的主体应当是有双语、双文化能力的评判者。目前，国内西方文学经典汉译的批评主体多为高校或研究机构专门从事外国文学、文化研究的学者，对西方文学、文化了解程度整体较高。而在现有的《红楼梦》英译接受调查研究中，撇开很多研究者的测试对象为国外售书网站普通读者，甚至为调查者在英语世界生活中遇到的一般读者，不能确保批评主体的双语能力不谈，“从某种程度而言，当今西方各国的中国文学作品和文化典籍的普通读者，其接受水平相当于我们国家严复、林纾那个年代的阅读西方作品的中国读者。”(84)一旦明了读者水平资质差异，那些“具备大量西方文学阅读经验的读者”或“一位以汉语为母语，后来移民美国以英语为生活语言的读者”(85)似乎就不具备承担翻译批评主体的合法地位，在这些读者中得出的“杨译《红楼梦》接受效果差强人意、而霍译《红楼梦》无疑是成功的”等说法的信度也就成了问题。
要从事文学翻译批评，就必须具备文学翻译批评的基本条件和一般人文学科的素养，批评者至少应当具备如下八个方面的条件：① 精通两种语言和善于鉴赏与比较；② 了解一般文化和熟悉相关的文化状况；③ 懂得翻译方法并具有鉴别力；④ 具有相当的文学鉴赏力；⑤ 对于原作、译作及译者要有研究；⑥ 同情心和解释力；⑦ 超越与达观态度；⑧ 评论者的风度。(86)这八个“了解同情”的条件并非具备其中一条或几条就足以堪称翻译批评者，必须同时满足如上条件，批评者的批评才是中肯、有的放矢且公允的，才能够有助于翻译学科的良性发展和翻译质量的提高。由是观之，目前大多数基于西方接受的研究对翻译批评者的资质都缺乏严格的把控，那些浸淫西方传统的读者、那些移民英语世界的汉语普通读者，姑且不论其对于两种语言、文化、原作、译作、译者的研究能力，仅就其“西方本位”的视角，就难以说得上对所批评文本的“普遍之同情”、“同情之理解”或“超越与达观”的品评风度了。当然，翻译并非在真空里进行，翻译批评也不能放置在真空的环境下进行，翻译批评者在具备如上八大素质或条件的前提下，不仅要考虑社会文化因素，还应当高度重视翻译批评的背景变量，诸如涉及历史渊源、综合实力和心理认同的“文化态势”——交流中的文化双方所处的相对位置（position）和所采取的策略态势（posture）；涉及信息流向和态度的“互动方式”（interaction）；以及作为异类介入的文学翻译的“介入机制”（intervention），等等。(87)
对此，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黄福海有深入的研究，他在2017年6月19日刊发的《文汇读书周报》“特稿”中关于杨宪益的《红楼梦》英译评述如下：
我见过两本美国出版的专著，其中提及有关霍译本和杨译本在美国读者中的评价。一是威廉·倪豪士教授的《中国古典文学手册》，印第安纳大学1986年出版。这本书称赞杨译《红楼梦》是“完整而准确的”，同时称赞霍译《红楼梦》是“精致的”，认为两个译本同样优秀。另一本是玛格丽特·贝利教授的《中国古典小说：英语书目笺注》，加兰出版公司1988年出版。这本书称赞杨译《红楼梦》：“根据各地的读者反馈，杨译本和霍译本都具有很高的价值……学生的评价认为，有时他们更喜欢杨译本，因为它是更加感人的、同情的、贴切的。”书中还称赞杨译本“在某些方面略胜一筹，如对诗歌的翻译、私密对话的呈现，以及一些描写悲哀、感人的章节。”
这两位作者都是在美国研究《红楼梦》或中国古典文学的专家、教授，他们亲自从事研究，或者与学生直接接触，对杨译本是否被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学生接受，是最清楚不过的。这是第一手资料，所以也最为可靠。他们认为杨译本与霍译本同样优秀，霍译本有其明显的优势，但在某些方面杨译本略胜于霍译本。(88)
此处，黄福海在论及出版社、底本选择等对翻译接受的影响之外，明确指出在翻译批评中批评者的资质或资格问题。此处所言“在美国研究《红楼梦》或中国古典文学的专家、教授，他们亲自从事研究，或者与学生直接接触”，即便是在学生中做的问卷调查，也远比目前常见的基于亚马逊图书网读者评价或者随机在留学生中的调查可靠得多，也公允得多。
我们提出“不公平的翻译批评”一说，并非着意强调《红楼梦》杨、戴译本和霍克思译本完全不可比较，如前文所说，霍克思、闵福德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和杨宪益、戴乃迭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 均为中国艺术成就最高的早期白话小说《红楼梦》的全译本，具有同源性，因此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但因二者所属翻译方向和译者主体分属文化圈的不同，将其简单并置以期得出中外译者翻译水平高下和接受度高低的做法有失公允。在关涉两种文学交流、融通的事宜上，批评者首先要树立正确的翻译批评观并正视影响翻译的社会因素，须知，译本比较是为了得出英汉译者对于同一源文在理解和输出上的差异，从而得出对比语言学的些许规律；比较是为了从接受和影响的角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是为了自我“矮化”，更不是为了将中国文学的言说权不负责任地完全让渡给西方译者，从而彻底造成中国文学的“失语”。即便是精通中文的汉学家，对自身的汉英语言转换能力和转换效果也并不完全自信，曾执教牛津大学的英国汉学家雷蒙德·道森（Raymond Dawson）在《中国遗产》（The Legacy of China）一书导论中指出，“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的是：语言障碍将继续如同坚牢的篱笆墙那样，将邻家文学宝库中最上等的精品阻挡在我们的面前，使我们只好在自家的后花园望而兴叹。”(89)
事实上，关于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译著的水准和影响，多年来各方赞誉有加。杨宪益、戴乃迭《牡丹亭》英语译本在《中国文学》刊发之后，立刻引起英美汉学家的注意。美国文化系统第一个《牡丹亭》选译本就是在杨氏夫妇译文基础上编译而成，许多唱词、诗文、对白的翻译基本上全文照搬。汉学家宣立敦(90)坚持认为，杨宪益、戴乃迭译文是《牡丹亭》三大重要的选译本之一。杨宪益曾在一份自述中说，他与夫人翻译介绍的“中国古代及当代文学名著不少曾被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国的大学选作教材，起到了一定的世界影响。因此英国汉学学会、意大利但丁学会、香港翻译学会等都曾授予我荣誉会员或院士称号。在八十年代又曾被多次邀请去许多国家，包括日本、英国、荷兰、爱尔兰、澳大利亚、印度、西班牙等国家做学术报告，介绍我国文艺情况及个人翻译经验，参加过若干学术会议。”(91)闵福德在《白虎星照命》的序言中写道，“若无他俩极其丰富的翻译成果，我都不知道我们该如何入手。”此外，杨宪益、戴乃迭《红楼梦》英文译本还是西班牙语和缅甸文译本的底本。1998年，美国Ten Speed Press图书出版公司出版Story of the Stone：A Photograph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石头记〉：中国小说经典〈红楼梦〉的摄影阐释》），摄影者、编者为夏威夷摄影师Linda Ching。书中文字除了部分章节标题处引用霍克思译《石头记》第一卷以外，其他诗词和大部分叙述文字均摘自杨宪益、戴乃迭译本。这些来自国际学术界和国外汉学家的认可，分量远远超过普通读者的评价，作为跨语言、跨文化批评主体，这些汉学家和国际学术界专家、学者无疑也更具批评主体的资格。事实上，“杨译本和霍译本虽然存在诸多差异，但在许多方面又有相似之处。完全否定一方，也是对另一方的贬损。杨译本是杨、戴两位优秀翻译家的合作成果，虽然倾向于直译，但其语言依然是流畅的。霍译本追求语言流畅，但也并不完全脱离原文，有些专有名词的翻译，亦步亦趋的程度并不亚于杨译本。”(92)
20世纪国际译学界形成的三大主流译学系列：译者研究、译品研究和读者研究次第登场，其中不乏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对象上升到本体的高度，如作者本体、译者本体、译品本体等，但翻译研究中这种某一局部因素的拔高并不是整体意义上的形而上研究，而只是具体研究对象的强化。当前西方盛行的多元化翻译理论，为翻译批评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但其对文本外因素的过度强调，使译学研究面临翻译范畴泛化的危险；各种跨学科理论介入翻译研究，赋予了翻译新的意义，但也同时导致翻译的外延无限扩大，并且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使翻译研究面临本体缺失的危险。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翻译这一复杂现象的肢解，各个学派之间的相互隔膜、抵触甚至扞格不入又使翻译面临支离破碎、失去独立完整的自我的危险。
文化翻译学派把翻译结果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文学翻译与整个文学体系和文化体系的关系，以及文学翻译在两大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其实质是研究译入语文化对以翻译为媒介的外国文学的接受问题以及该翻译文学对译入语文学与文化的影响问题。外国文学的接受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文学史问题，确切地说，是比较文学的问题，主要研究一个民族在接受外国文学时接受什么、怎样接受、接受的效果以及接受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和现象。这种接受可分为民族接受和个人接受两个方面。个人接受和民族接受在方式、内容和效果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但二者之间也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个人的文学接受可以说是民族文学接受的具体体现，因为个人接受外来文学影响，必然是在本民族的文化背景、心理积淀和现实需要等大的氛围中进行的，必然受到这些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制约。
文学翻译没有可以对号的绝对标准，一则翻译的跨语言特质决定了“凡文字有声音之美，有意义之美，有传神之美，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译者或顾其义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忘其体，决不能把文义、文神、文体及声音之美完全同时译出……因此，百分之百忠实，只是一种梦想。”(93)二则，文学翻译批评必须联系文化解读，文学翻译是基于原作的一种再创作，单凭字典的义项进行文字的转换是绝对不够的，一定要联系作品的主题及故事的环境等文化背景来理解；再则，文学翻译允许有不同的诠释，将阅读和选择的权利交给读者，这样才有利于原文文本的阐释与意义的增殖。
在对中国文学作品英译、外译开展翻译批评时，我们除了要检视文本字句层面的翻译正确与否、翻译质量高低，始终还应思考中国文学为什么要走出去、中国文学如何才能走出去的大问题。在一些既从事翻译，也参与文学创作活动的专家学者看来，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意义，“除了抵达世界上更多的读者之外，更重要的是参与世界文学的建构，成为世界文学图景中的一部分。因为世界文学不是静止的，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94)中译外作品的翻译研究，应为基于双语语言本身及双语读者接受度的研究，不应该也不能出现“仅研究译文文本及译文读者接受度”的“一边倒”情况。在中译外过程中，只有保留住中国文学民族性特色，才能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文学的真实存在，如此才能够确保中国文学之“所是”。与此同时，译者、读者和批评者都应该明白“中国文学外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会出现“节译本、简写本、解释本、全译本”等适合每个时期读者接受的翻译版本，中国文学外译应采用“文化渗透和润物细无声”的总体指导原则，学术界应当对中国文学、文化外传过程中的“时间差”和“语言差”有明确的体认，保持足够的耐心。要知道，佛经东传的本土化过程一直持续了千余年，《圣经》东来并在中国产生影响也历经了漫漫数百年时光，而中国文学、文化自主走出去仅仅用了一百年的时间，已经在相对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影响，世界已然听到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脚步声”。(95)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保持着传播中华文化的虔诚和热心，让中国文学、文化走向世界的脚步更稳健，中国文化价值观一定能够跨越语言的、文化的和地域的限制，参与到世界文化价值观的对话，并最终构建起具有东方神采的中国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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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杨宪益一生的合作者戴乃迭在其“翻译整个中国”事业中的贡献，杨宪益多次做如下评述：“我们合译中国文学名著时，一般是由我翻译初稿，然后由乃迭修改英文，成为定稿。我翻译初稿大致都是在打字机上译一遍，乃迭修改则常常要打两三遍，所以她用的时间一般都比我多。她翻译中文诗歌常常觉得没有把握，有时要改许多次。记得我们合译宋代范成大的田园诗时，她曾改了同我商量，又重新修改，一共改了七八次。后来翻译《红楼梦》，碰到书中的诗词时，也改过好几遍，所以我们合作时，她费的功夫总比我多得多。……今天大家说起来，好像所有译文好坏，都归功于我们两人，其实她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参见杨宪益．去日苦多［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9年，第71页。）
(2) 关于杨宪益、戴乃迭二人在翻译见解上的不同，戴乃迭接受澳大利亚记者采访时曾有过简单表述，金文宁分析指出：“杨宪益偏直译，但他的直译是流畅前提下的直译，而且主要表现在中译外。外译中时，杨宪益受原文形式约束较少，甚至非常灵活。戴乃迭算是意译派。她觉得，杨宪益和她合作的译本太‘直’了。”（见金文宁．杨宪益 戴乃迭［A］．张经浩、陈可培．名家 名论 名译［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5页。）
(3) 迪莉娅·达文．陨落的中国翻译大家杨宪益［N］．独立报，2009-11-25。
(4) 图表之所以用6年为一个统计阶段，主要考虑1980至2015年涵盖36年，以6年为一时段进行统计，方便把所有数据涵盖在内。
(5) 张培基．略论《红楼梦》新英译的习语处理［J］．外国语，1980（1）：1-7+20。
(6) 韩忠华．评《红楼梦》杨氏英译本［J］．红楼梦学刊，1986（3）：279-303。
(7) 袁锦翔．深得原意 圆活流畅——试析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本《红楼梦》［J］．中国翻译，1987（3）：37-41。
(8) 李端言．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本《红楼梦》技巧赏析［J］．外语教学，1988（3）：51-60。
(9) 钟书能、欧卫华．《红楼梦》诗词中文化信息的翻译［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4）：45-48。
(10) 王树槐．译者介入、译者调节与译者克制——鲁迅小说莱尔、蓝诗玲、杨宪益三个英译本的文体学比较［J］．外语研究，2013（2）：64-71。
(11) 孙迎春．信息剩余理论与英汉翻译中增词减词技巧［J］．中国翻译，1988（4）：16-20。
(12) 李坤．论杨译《红楼梦》委婉语的翻译策略［J］．语文学刊，2013（11）：50-51。
(13) 江帆.“化境”的再阐释——评杨宪益、戴乃迭所译鲁迅散文《雪》［J］．中国翻译，2001（4）：45-48。
(14) 李燕．文化心理学观照下的鲁迅小说英译研究——主要关注杨宪益译本［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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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李景端．杨宪益一专多能的治学精神［J］．编辑学刊，2010（1）：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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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江帆．他乡的石头记——《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2页。
(49) 蒯乐昊.“他们不是死了就是病得比我还厉害”——对话杨宪益［J］．南方人物周刊，2009（31）：69。
(50) 王银泉、杨乐.《红楼梦》英译与中医文化西传［J］．中国翻译，2014（4）：111。
(51) 杨晓荣．翻译批评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年，第3页。
(52) Newmark，Peter．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p.184.
(53) 该部分关于翻译批评与翻译理论关系的论述，主要参考如下两部翻译批评研究著述：杨晓荣．翻译批评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年；刘云虹、许钧．翻译批评研究之路：理论、方法与途径［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54) 苏联语言学派重要人物巴尔胡达罗夫结合语言学研究成果，给出翻译的这一语言学界定，认为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就是对比话语语言以及正确地传达句子的切分功能。
(55) Nida，E．A．Language，Culture，and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9，pp.116-130.
(56) 王东风．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J］．中国翻译，2003（4）：4。
(57) 奥柏林学院黑人女性主义理论家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通过分析欧洲殖民文化中黑人与英语语言的关系，意识到学习英语、学说异族的言语，是被奴役的非洲人在被统治的境况下重新夺回个人权利的手段，他们说着“压迫者的语言”，却也同时把它当作结成社群的途径，以创造进行抵抗所必需的政治团结，对他们而言，语言成为抗争之场。参见Hooks，Bell．Language，A Place of Struggle［A］．Dingwaney，Anuradha ＆ Card Maier．Between Languages and Cultures：Translation and Cross-Cultural Texts［C］．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95，pp.295-301.
(58)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M］．宋伟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37页。
(59) 博尔赫斯式的迷宫，指一种特殊的立体几何般的思维，一种简单而优雅的语言，一种黑洞式的深邃无际的艺术魅力。
(60) 转引自谢莉·西蒙撰，吴晓黎译．翻译理论中的性别［A］．语言与翻译的政治［C］．许宝强、袁伟．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322页。
(61) 张柏然、辛红娟．西方现代翻译学学派的理论偏向［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503。
(62) 斯皮瓦克在翻译孟加拉诗歌时说，“译者从自我最深处记忆里形成以前的她者痕迹博得犯界的许可。”（参见伽亚特里·斯皮瓦克撰，许兆麟、郝田虎译．翻译的政治［A］．语言与翻译的政治［C］．许宝强、袁伟．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279页）陈永国在“翻译的文化政治”（《翻译与后现代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8页）中引用斯皮瓦克的观点，认为翻译所跨越的界限必然是由原文设定的，翻译中的越界与暴力有关，是进行确切翻译的一种尝试，越界并不是任意的举动，越界本身涉及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地理的乃至道德的局限性。
(63)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系文化翻译学派主将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1990年在合编《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序言中首次提出；巴斯奈特在1998年与勒菲弗尔合编《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中撰文提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
(64) Hermans，Theo．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M］．London and Sydney：Croom Helm，1985，pp.12-13．
(65) 杨自俭.《红楼梦》翻译研究与翻译批评问题［A］．刘士聪．红楼译评：《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8—39页。
(66) Gruber，Thomas R．A Translation Approach to Portable Ontology Specification［J］. Knowledge Acquisition，5（2）：199-220，1993.
(67) 杨晓荣．翻译批评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年，第45—46页。
(68) 金隄．等效翻译探索（增订版）［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第48—56页。
(69) 谢天振教授在“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和两大转向”（《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一文中分析指出：翻译研究先后经历了两次转向，即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具体表现在翻译研究实现了三大根本性的突破：首先，翻译研究开始从一般层面上的语言间的对等研究深入到了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其次，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是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最后，翻译研究不再把翻译看成是语言转换间的孤立片段，相反，它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
(70) 参见谢天振教授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理论与实践”丛书之《他乡的石头记——〈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所作总序，第9—10页。
(71) 冯全功在“《红楼》译学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模式”（《红楼梦学刊》，2015年第4期）中分析指出，有关《红楼梦》翻译本身及其相关话题的研究，统称为“《红楼》译学”，属于红学与翻译学的交叉领域，根据主导研究目的的不同，可细分为梳理性研究、评论性研究、考证性研究、归纳性研究、演绎性研究、争鸣性研究、介绍性研究和衍生性研究等八种主要研究模式，其中评论性研究是所有研究模式中占比重最大的部分，对《红楼梦》杨戴译本和霍克思译本的对比研究又在该研究模式中占有极为显著的地位。
(72) 党争胜.《红楼梦》英译艺术比较研究——基于霍克思和杨宪益译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自序”第3—4页。
(73) 参见苗菊为冯全功《广义修辞学视域下〈红楼梦〉英译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6年）一书所撰写“序言”。
(74) 蒋洪新．雕虫岁月与漏船载酒——漫谈翻译家杨宪益［J］．文景，2010（4）：52。
(75) 文学的“他国化”主要指，文学在流传与接受过程中，经过翻译、过滤、接受与阐发，由于文化传统、民族心理、历史积淀等异质性因素影响，发生的深层次文学变异，是源语文本在接受国社会语境中的“趋同”。这样的翻译类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但从源语文本文学、文化传真的角度而言，不利于在接受国构建源语国家的话语体系。“他国化”体现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改造与应用，就目前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而言，“他国化”无助于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
(76) 江帆．他乡的石头记——《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1—132页。
(77) 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3，p.119.
(78) 李美．西方文化背景下中国古典文学翻译研究［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第141页。
(79) 江帆．他乡的石头记——《红楼梦》百年英译史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9页。
(80) 刘朝晖．评《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可接受性——以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学生的抽样调查为例［J］．中国翻译，2014（1）：82—87。
(81) Toury，Gideon．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M］．Tel Aviv：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s，Tel Aviv University，1980，p.14.
(82) 上述观点引自方汉文．走入世界经典的中国文学［N］．光明日报，2013-1-28。
(83) 姚孟泽．论歌德的“世界”及其世界文学［J］．中国比较文学，2016（1）：50。
(84) 参见谢天振“中国文化走出去理论与实践丛书”总序。
(85) 李美．西方文化背景下中国古典文学翻译研究［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第137—140页。
(86) 王宏印．文学翻译批评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0—69页。
(87) 王宏印．试论文学翻译批评的背景变量［A］．刘云虹、许钧．翻译批评研究之路：理论、方法与途径［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0—112页。
(88) 参见黄福海．杨宪益的英译《红楼梦》［N］．文汇读书周报（第1668号第二版“特稿”），2017-6-19。
(89) 参见Dawson，Raymond．The Legacy of China［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
(90) 宣立敦（Richard E．Strassberg）是民国才女张充和在耶鲁大学授课时指导的研究生，对中国昆曲尤为精好，曾作为主要参与者推动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91) 谷鸣．杨宪益夫妇的译事［J］．书屋，2010（4）：44—49。
(92) 黄福海．杨宪益英译《红楼梦》的再认识？［J］．外国文艺，2017（4）：97。
(93) 林语堂．论翻译［A］．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26页。
(94) 参见袁筱一在2016年12月4日《文汇报》“翻译并阐释，让中国文学嵌入世界文学图景”（邵岭撰）文中的发言。
(95) 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丽宏说，30多年前他在墨西哥城最大的书店遍寻译成英文或西班牙文的中国文学作品，发现仅有一本薄薄的《道德经》英译。而最近五年，他多次带着自己的新书参与国际书展并与国外的文学界和出版界人士交流对比。对此，赵丽宏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中国的文学再也不是与世隔绝，而是实实在在地和世界产生了千丝万缕的交流和交融。参见赵丽宏2017年10月15日发表在《光明日报》第四版文章“我听见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脚步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