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当辅导员
清华园是我求学时代的成长土壤，更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精神家园。一个人从18岁到30岁在一个地方度过，这个地方对他的烙印一定深刻而持久。我就是在清华园里度过了这宝贵的12年，其间，求学让我从师长手中继承了知识与探求知识的严谨态度，而政治辅导员工作让我从感性与理性上更加明确信仰的方向与实践信仰的道路。
我是1991年进入清华大学学习的。本科阶段，我的社会工作没有间断过。5年里，先后在团支部、年级团总支、学院团委、校学生会和校团委担任过一些工作。这些工作让我接受了清华学生工作的基本训练。研究生阶段开始正式担任辅导员，担任人文学院团委书记和两个本科生班的辅导员。之后又担任院学生工作组组长、院党委副书记。我热爱辅导员工作，因此，在这个岗位上认认真真、乐此不疲地忙碌着。1998年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后，客观地说，自己的教学、科研任务很忙，既担任本科生、二学位生、留学生的多门课程教学任务，又承担各种科研项目，参加各种学术活动，而且自己对自己在业务上施加的压力也很大，但对辅导员工作，我没有放弃过，甚至没有放松过，直到工作调动离开清华。
辅导员工作让我深深体会到清华人的爱国情怀。通过组织各种报告会、访谈、座谈会、社会实践活动，我清晰地看到，一代代优秀的清华人，始终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需求紧密结合，投身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岗位，在奉献与磨砺中成长。从许多学长的身上，我看到清华人对祖国矢志不渝的报效之情，也看到了祖国人民因此对清华人寄予的厚望。在做辅导员时，我喜欢在暑期安排学生到山区、农村去社会实践，因为我总认为这些地方是中国国情的真实体现，也是青年学子迫切需要了解的社会知识空白。记得曾经带本科生到贵州毕节山区里社会实践，仅仅一周时间，一位来自大城市的同学在座谈时就感触地说：“这一周，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人民’。”抽象的概念变得具体，枯燥的阐述变得生动。那一次座谈会让我体会到辅导员工作的意义所在。后来又带研究生到福建南平社会实践，当地干部群众对知识、人才的真诚渴求再次打动了同学们。这些生活在大城市的男孩、女孩们感叹原来对基层的了解是如此肤浅，感慨我们的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是如此可爱，感到社会实践的时间是如此短暂。离开时，当地政府举行了隆重的表彰和欢送大会，给每位参加实践的同学送了刻有“建设闽北，服务人民”的瓷盘作纪念。这又让我和许多同学久久不能忘怀。
辅导员工作让我对清华优秀的精神传统有了更深入的把握。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是内化于优秀清华人身上的品质与准则；行胜于言是共生于优秀清华人的行为习惯；严谨与严格是激励清华人不断追求完美的重要动力。我曾一次次不厌其烦地领学弟、学妹们去看礼堂前的日晷、礼堂内前顶上的校训印徽，而在新生教育中、军训动员中总是会把许多精神蕴涵深厚的故事一遍遍讲述。我给同学们讲，进了清华门不一定就是清华人，重要的是体会并融入到它的精神世界中，从中汲取营养并付诸实践。事实上，当一个学生离开学校若干年后，学校教给的知识可能会淡忘，但这个学校授予的精神积淀将持续地发挥着影响。
辅导员工作让我实现了工作能力与政治素养的“双丰收”。辅导员工作做的是人的思想工作，面对面地谈话是基本功，各种文体活动及会议的组织是必要手段，带队伍更是核心任务。这些在辅导员工作中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组织、协调、交流能力，对我走入社会参加工作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记得老学长艾知生一次在给我们座谈时曾说：你们从事的工作面对的对象是人，这是较之物理对象、化学对象更复杂的对象，因此你们的工作并不比物理研究、化学研究简单。这番话给我的印象很深，既让我进一步了解了做好辅导员这份工作的重要意义，也让我对辅导员工作的艰巨程度有了更深刻的把握。
辅导员工作从根本要求上讲是一项政治工作。这个工作不仅是日常管理和道德教育，最重要的是要让受教育者具备正确的政治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对一名辅导员的政治素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其主要内容包括：信仰的坚定程度；理论、政策的熟悉与运用程度；组织纪律的遵守程度等。这些素养的积累来自丰富的实践，同时更需要扎实的理论学习。这种对辅导员工作性质的认识和对这份工作的热爱，直接影响了我读博士时的专业选择，我选择了本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从事辅导员工作时，我始终以“干事业、做学问”的态度要求自己，面对实践的难题和理论的空白，坚持进行理论探讨，力图从规律层面把握，力求站得更高些。不论是社会思潮中的难题、理论界的争鸣问题，还是工作中具体的困难，都力争上升到理论层面，以求从深层次上把握工作方向和技巧。每年参加学校组织的暑期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我都积极撰写文章参加交流讨论。遇到一些思想困惑与工作难点，学校里许多老“团干”、专家教授都成为我最好的老师。围绕思想政治工领域的重大问题，我还参加和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北京市的一些课题研究。这些努力，让我感觉自己从工作的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不断迈进。
1978年，老校长蒋南翔受邓小平同志委托对清华大学等几所高校进行调查。他在给小平同志的报告中强调，学校的政治工作队伍需要重新建立。“大家反映，清华在17年间建立起来的政治工作制度还是行之有效的。”“这些同志来自基层，不脱离教学，既是干部又是教师（或学生），在政治上、业务上都能起骨干作用，因而便于深入实际，联系群众，把政治工作同教学、科研工作结合起来一道去做，较好地发挥政治工作的统率作用和保证作用。”历史事实证明，这种“双肩挑”的制度，的的确确成为清华大学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重要经验。正是在这种制度下，又红又专的成长道路成为一代代清华人自觉坚持的信念。
1992年，我在校报《新清华》上发表了入校后的第一篇文章，题目是《扎根人民扎根实际》。这是学习钱学森先生给清华大学力学系博士生班同学回信而写的小文章，其间对这位为新中国作出杰出贡献的老学长走过的道路表达了自己的仰慕与赞赏。今天看来，我很欣然，因为这篇略显稚嫩的文章代表了我当时的朴素的价值判断，也依然代表了当前以及今后我更加理性的人生道路的选择。不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是现在，青年人只有投身于广大人民的生活实践中，与国家需要紧密结合，才能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添砖加瓦。
感谢辅导员工作让我的理想更加坚定而具体。
愿辅导员制度如松柏常青！
- 本文收入陈希、杨振斌主编：《双肩挑50年——清华大学辅导员制度五十周年的回顾与展望》，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