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疯子的七场魅力攻势
挪威作家汉姆生（Knut Hamsun）
一
“我寄上自己的奖章，为此请求您的宽恕。它对您来说毫无用途，但我没别的东西拿得出手了。”
他在一九四三年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随信寄上的礼物是二十世纪初以来每个西方文人都觊觎不已的玩意儿。自从一九一三年一位印度诗人带了这样的一枚奖章回家后，连东方的作家都开始对它垂涎三尺。
表面上，这位年高八十有三、以“汉姆生”（Knut Hamsun）为笔名的挪威作家献上厚礼是因为收信人的“远见”：
诺贝尔设立文学奖旨在表彰过去一年间最“有理想”的写作。部长先生，我不知道还有谁像您这样壮志凌云、公而忘私，年复一年为欧洲人及全人类代言。
这么一来，收信人很难不被打动。考虑到年轻时他也抱有文学志向，这枚近乎由纯金打造的奖章在他的眼里自然显得更美，闪得更亮。
要是他没成为一名笔耕者，那仅是因为命运留给了他更高端、更倨傲的工作——让他替希特勒打工。
话虽如此，戈培尔（Joseph Goebbels）还是对文学充满了兴趣，在见汉姆生之前就已经是他的书迷了。在收到他的奖章之后，对他的好感理所当然更多了一层。
想必，这也是汉姆生想达到的效果。只不过，赢到戈培尔的欢心并不会让他满足。他总是想做得更大，夺取更多。
二
一八八〇年，一名年轻人不请自来，找到了比昂松（Bjørnstjerne Bjørnson）的家。他请求屋主见他一面。
虽然年仅二十，这小子似乎拥有超乎自己年龄的自信和胆量，更不用说，还有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要不然，比昂松怎么可能当场就读了汉姆生带来的手稿？
可惜挪威文坛泰斗觉得东西写得并不怎么样。但他没有把陌生人赶出家门，反而做了件不同寻常、只能用汉姆生的魅力来解释的事。比昂松建议小伙子改行当演员，并且替他写了一封推荐信。
不消说，做演员的事无疾而终。琢磨来琢磨去，汉姆生还是最想从事笔耕工作。多年后，他会这样描述自己当时那种不吐不快的感受：“对创作的渴望像只鸟儿一样在我胸中挣扎，拼命地扑扇着它的翅膀。”
幸好他已习惯了艰苦的日子。没什么能吓倒他，没什么他不愿干。哪怕筋疲力尽，他还是能挤出时间自学，把读到的新想法、新词汇都用在自己的作品里。
就这样，才十八岁，他就出版了一部中篇小说。想必又是仗着自己的魅力，说服了一家小书店印制这本册子。
短短一年内，他又出了两本新书。都是些小儿科的作品：那种任何有自尊的作家在日后都巴不得世人忘得一干二净的东西。汉姆生也不例外。他提及早年那番业绩时，会这样替自己开脱：“要不是为了让兄弟姐妹们知道，他们不该嘲笑我，我是不会出那些书的。”
就算汉姆生的早期作品真的有让家人刮目相看，那些大字也不识几个的亲戚还要等十多年才能等到他的下一本书。这一次可是货真价实的文学著作了，由道地的出版商出品，也不用作者本人垫付印刷费。
从许多方面看，汉姆生出人头地之前的这段日子——不受重视，屡战屡败，受尽羞辱——都要比他的童年还要凄惨，而他坎坷的童年已可堪比狄更斯的小说情节了，甚至包括一个酷似《圣诞颂歌》主人公那样吝啬的叔叔。
汉姆生。在芝加哥打工，一身公车售票员的制服。这件外套应该是早年他拥有的少数大衣之一。不管什么好衣服，他迟早都会当掉，只为了换钱果腹。到了冬天，他经常得在衣服里塞报纸挡风取暖。
不过，也正是那十多年的籍籍无名、悲苦不幸才塑造了他倔强的个性，决定了他不凡的命运。
三
一八九一年，在国外生活了将近三秩的易卜生（Henrik Ibsen），终于搬回了挪威。大师衣锦还乡，自然成了热门话题。
没过多久，易卜生就收到一张请帖，邀约他参加一场讲座。虽然演讲者是个无名小辈，又与大师毫无瓜葛，易卜生还是决定出席。年已六三、功成名就的他，依然热衷于了解文学界的最新动态。
那天晚上，大厅里座无虚席。名剧作家在众目睽睽下慢慢走向第一排的最好位子。还没弯下腰，他可能已经觉得有点不大对劲了。为什么盯着他看的那些人，都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
他确实落入了圈套。汉姆生邀请他列席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当众羞辱他。上台没过多久，汉姆生就开始批评易卜生，说他笔下人物在情感方面有多么虚假，他的剧作在心理层面上又有多么匮乏。他甚至贬斥了易卜生最擅长的文学体裁，坚称戏剧是一种粗俗浅陋的杂技，毫无艺术价值可言。
看来，汉姆生对自己刚出炉的长篇处女作《饥饿》所引发的大量争论还不够满意；他总是想做得更大，取得更多。或许，正如他下一部小说《神秘的人》的主人公所说：“伟人做事手笔一定得大！他不会仅仅住在巴黎，而是占领巴黎。”
无论如何，那天晚上的在场观众一嗅到了血腥味，马上疯狂起来，一边为汉姆生喝彩，一边等待易卜生的回击。出人意料的是，中计而来的嘉宾居然默默无言。不仅如此，整个晚上他的脸都挂着一丝被逗乐的表情，甚至有点为之神往。
倘若易卜生的自我克制是难以想象的，他的心驰神往反倒可以轻易理解。站在他面前、只有一臂之遥的年轻人是如此张狂，就连他这么一个见多识广的老剧作家都无法凭空编造出这等人物。
老先生有所不知的是，年轻人的傲气多半萃取自多年的愤怒与挫折感，而他的口才则是在美国磨炼出来的。
如同移民新世界的所有挪威人那样，汉姆生去是为了寻找更美好的生活。两次远渡重洋，两次败兴而归。在那个传说中的人间天堂里，他时常找不到活儿干。居无定所，萍踪浪迹，日子过得还不如在挪威。
一回到家，汉姆生就把惨痛化作仇恨，用浸透了恨意的笔尖，写出自己的第一部非虚构作品，恶狠狠地讽刺了两度浇熄他美梦的那个国度。不管公正与否，他嘲弄了所见所闻之一切，包括美国的民主理想。多年后，这本书会成为纳粹宣传的良好工具。
在那之前——汉姆生还在美国的时候——他到处演讲。一系列的文学讲座免费向公众开放。虽然大部分情况下压根儿没多少人领情，他倒是兀自练就了一番演讲的技巧。
因此，在挪威首都的那天晚上，汉姆生可以妙语连珠，让易卜生听得都津津有味。这无疑凸显了这名剧作家宽大的心胸，但也证明了演讲者确实懂得推销自己。连被骂得狗血淋头的易卜生都会再来听他的第二场讲座。
这一次，汉姆生披露了自己对“心理文学”的洞见。这种文学的最佳范例？当然是他自己。
汉姆生应该是无意中发现心理学的，无外乎是因为他实在没别的优势。孤身奋斗的那些日子里，想必他终于想通了这一点：他不可能追上任何一位前辈，也注定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同辈作家后头——假如他继续照他们的方式写作，模仿他们的技巧，重复他们的题材。那些作家受过的教育，他没机会领受；他们生来就有的优渥背景，他无福拥有；人家从小培养出的儒雅斯文及端庄稳重，他一律欠奉。
既然人有他无，他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主动攻击他所欠缺的一切，说那些被认为至关重要的文化产物都是装腔作势。要么退守城堡，深入他自己的内部世界。这无疑是最安全的做法，退守。不管一个人出生多低贱，受到的教育有多少缺漏，他仍是一己精神城堡的君主。他独自拥有每一个房间的钥匙。只要他愿意，甚至可以终生探索这座孤堡的秘密通道，对门外发生的事不闻也不问。
野心勃勃的汉姆生，自然把两件事都做了。他一边嘲弄前辈和同辈作家，一边以自己为蓝本，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小说人物，每一个都分了些他心中的矛盾、他精神的悸动、他行为及思想上的怪僻。如此构成的第一部小说就是《饥饿》。汉姆生替它撰写的简介，几乎成了他写作的基本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