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一 专注 岁月造美人
董卿：惯性奔跑
文｜张月编辑｜赵涵漠
董卿45岁了，在人生进入一个似乎更自由的阶段后，她却进入了一个加速狂奔的状态，“我就觉得鱼尾纹啊、斑啊这些事情并不是很重要。就像你挣脱了束缚以后，获得了某种自由，那种奔跑的速度带给你的满足感和兴奋感，让你已经不在乎风力有多少、周边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在阻挡你”。
在接近凌晨的时候，《人物》记者收到了董卿的采访回复。
董卿还在机房剪《朗读者》，要熬夜了，她问采访时间能否推后两个小时。
第二天下午，《人物》记者在后海的一家咖啡馆见到了凌晨四点才收工的董卿：短发、淡妆，眼底有淡淡的黑眼圈。自从开始制作《朗读者》，熬夜已经变成了她的常态，她能控制的，是尽量不要熬到天亮。
天亮太难受了，每次走出黑暗得感觉不到时间流逝的机房，看着城市在天光下苏醒，人们开始晨练、上班，董卿觉得自己像做了一夜的孤魂野鬼。
《朗读者》是她第一次担任制作人和总导演，这档节目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现象级的综艺节目，第二季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9.2。在文化孤独和娱乐狂欢之间，董卿偏执地找到了一个属于《朗读者》的位置。
这档节目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在透支董卿的身体。因为长期熬夜工作，她越来越瘦，白头发、鱼尾纹、斑，这些让大部分女性恐惧的东西一点点出现在她身上。父母劝她不能再这么熬了：“你不是20岁也不是30岁的身体了。”
董卿45岁了，在人生进入一个似乎更自由的阶段后，她却进入了一个加速狂奔的状态，“我就觉得鱼尾纹啊、斑啊这些事情并不是很重要。就像你挣脱了束缚以后，获得了某种自由，那种奔跑的速度带给你的满足感和兴奋感，让你已经不在乎风力有多少、周边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在阻挡你”。
这种速度的获得不是没有代价的，她不得不牺牲掉生活的其他章节。“很多都顾不上了，我把孩子放在上海跟我爸妈住在一起，只有半夜的时候，可能凌晨4点、5点回到家，我才抽空看一下我妈妈发回来的视频。”
她想陪孩子过个暑假，但暑假已经过去一半，孩子还没有看到妈妈的踪影。
“会担心对家人孩子有亏欠吗？”《人物》记者问。
董卿沉默了两秒说：“什么事情都是你选的，这个选择是你做的，所以你只能去承受所有的一切。”
工作中的董卿，不是那个在节目里经常掉泪的柔弱女性。在她看来，工作是比命还重要的东西，那是幸福感的最主要来源。“不是因为我对自己狠，或者对节目有执念我就不幸福，也许正相反，我的幸福感恰恰来源于此呢。如果不让我过这样的生活，我觉得是不幸福的，所以一切到最后都是个人的选择导致的，所谓性格即命运可能说的就是这一点吧”。
董卿成长于20世纪70、80年代的上海，父母是知识分子，有着严苛的家教。她从小做家务、背诗词、练长跑，在父亲的求全责备中长大。父亲一度不许她照镜子，说：“马铃薯再打扮也是土豆，每天花在照镜子的时间还不如多看书。”
“他老打击你，你就会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你必须要做得比别人好很多，才有自信心”。
父亲勤奋、苛刻、固执，这些曾经伤害过她的特质，后来分毫不差地在董卿身上生长出来。像宿命一般，她发现自己和父亲变得越来越像，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董卿成长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发生剧变的转折路口，人们的命运和际遇突然多了各种可能性。“你可以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你可以比自己的父辈们过得更好。而你的确也抓住了一些机会，所以你会变得越来越紧张，你获得的越多，你的负担也越大。机会是我觉得最宝贵的东西。同样宝贵的还有证明自己”。
那个不敢照镜子的小姑娘后来终于证明了自己，站在央视巨大的舞台上的她早就超越了父辈的期待，但她同时也发现自己已经停不下来。那是一种奔跑的惯性，只能继续奔跑下去。
在工作不能填满的日子里，董卿偶尔也会觉得孤独。有很多次，春晚结束，所有的热闹都散场，董卿一个人走回家，不知道要做什么。前段时间想去看《邪不压正》，想半天想不出有谁能陪她去看。
她曾经一个人去看了8个小时的《如梦之梦》，看4个小时，出来一个人吃顿饭，再回去看4个小时。这些寂寥的人生时刻是她在奔跑后的中场休息，和她的工作一样，她早已习惯了一个人完成一切。
“后来你会慢慢明白，任何时候都会过去的。绝望的时候，它也就是这样一段时间，就过去了。愉悦得像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它也就是一段时间，它也会过去的。绝望的时候不那么绝望，高兴的时候也不要那么高兴，是你慢慢会学会的”。
以下是她的口述。
1
第二季《朗读者》开始的时候，我焦虑得不得了，因为第一季反响太好了，盛名之下，还能怎么去做第二季？第二季的开篇，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不光是经费的问题，还有很多别的困难。但我觉得还是要咬牙做。
为什么一定要克服所有的困难去做这件事情呢？
因为有很多人在等，很多人会问，怎么没了？可能也许是我自作多情，我就觉得在中央电视台这个平台上，或者在今天的中国电视的这个行业里边，还是应该有第二季《朗读者》的出现。它应该继续往前走，让喜欢它的人看到。
和其他节目比起来，《朗读者》的意义在于是能够“见人”，我觉得所有的艺术创作里面，最触动人心的就是人，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宝贵了，人的精神、人的品质还有人的遭遇，这个是我能够倾注我所有的心血去做的。
我对内容有一种别人不太能理解的狂热，比如说我们的嘉宾采访时间大约是两个小时，两个小时意味着打稿下来就可能是在2万字左右，甚至3万字。我要把那个2万字的稿子反复看几遍，因为划稿子的时候已经和录制的时候隔去很长的时间了，然后你还要再回忆当时的状态，回忆嘉宾的语速，进入到他讲话的语境当中，要想象他好像还在你的对面，然后根据那个语境开始划稿，把2万字划成2000字。我有很强烈的完美主义，接近强迫症的边缘吧，每一个字都是我一个一个划出来的，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会觉得不舒服。
做后期就是在机房里一宿一宿地熬，电视是一帧一帧画面做出来的，那个画面永远有修改的余地，一坐十几个小时可能就坐过去了。
你问我有没有发过脾气，我记得有一次把一个导演训哭了。我们有一个嘉宾丘成桐，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家之一，拿过数学奖的大满贯：菲尔兹奖、克拉福德奖，这些都是所谓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他都拿过。他曾经是哈佛大学数学系的系主任，到现在依然活跃在世界的数学领域。我觉得这样的嘉宾能够请来很不容易，来了以后，他朗读《归去来兮辞》，大屏幕上用竖版把读本打出来，跟随他的朗读，一行一行字出现，但那个字幕和朗读的速度永远对不上，一遍、两遍、三遍，那个科学家很耐心，一遍读、两遍读、三遍读。
整个节目录制结束之后，我记得我当时特别的愤怒。我就说：“太不专业了，怎么可以这样去浪费大家的时间？”我说：“你知道丘成桐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吗？如果你没有敬畏心，那你就不配做这个节目组的导演，他的时间是以分秒来计算的，因为我们耽误了他很多时间，他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那也许就是人类的一大步，对吗？”
发完脾气过后我也会有点内疚，而且别人也就慢慢变得有点害怕你了。我可能太以专业性为目的，这个可能会让我不经意伤害到不少原本很喜欢我的那些人。
我们最后一场录制是在2018年的6月9号，录完最后一个嘉宾，时针已经指向了6月10号的凌晨两点了。大家就稍微庆祝了一下，在现场开了一瓶香槟，然后切蛋糕、拍照，很多工种就散了。
最后20几位核心导演留下来，就在舞台上，我说：“每个人都说几句话吧，平时都是你们在听我说，现在我也很想听你们说。”到了告别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每个人身上都有故事，有人说着说着就哭了。我们在一起做节目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团队里有的人离婚了，有的人大病，有的人的家人生病，有的人在写论文、准备答辩，大家都是焦头烂额的过程。
这些他们平时都不敢跟我讲，那时我才知道自己实在不是邻家大姐姐的那种领导风格。我也觉得很内疚，原来可能觉得这人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做得不够好。因为我不允许自己这样，但实际上团队里的大家也都很努力。不过我依然觉得，走完这个过程，最终得到收获的是他自己，不管这个过程当中你是表扬他也好，责备他也好，成长是最重要的。
《朗读者》对我自己也是一样的，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还有成长的可能。“哎，你做得可以了，你已经做到顶了”，我大概在好多年前就听到过这个话，但其实每个人依然有成长的可能，这个成长不只是在专业领域，还有很多别的方面。
2
《朗读者》请过一位嘉宾吴孟超，是中国著名的肝脏外科医生，他读的是张晓风的那篇《念你们的名字》，是写给医学院的学生的：
你需要学习多少东西才能使自己免于无知，你要怎样自省才能在医治过千万个病人以后，使自己免于职业性的冷漠和麻木。
其实任何职业都要提防职业性的冷漠和麻木。
我在2012年的时候，就遇到了这种所谓的“职业性的冷漠”。那段时间挺痛苦的，所有交到你手上的节目，你觉得都是一样的。那些娱乐节目，我不知道这样说好不好，现在有时候看那些节目，依然会觉得那只是在做无谓的消耗。那时候我还根本不知道未来有《朗读者》的出现，但是我已经知道有些节目我不想再做了，我不想再那样重复自己。
我在中央电视台安身立命十六年，最骄傲的一点是我100％的投入工作，但2012年我发现我做不到了，会觉得特别痛苦。而且这种东西出现的时候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看不出来。因为职业表达是很容易遮盖掉一些东西的，但是慢慢久了别人会知道，而且久了自己会退步的。
我决定自己按一下暂停。
我从2013年的下半年开始申请美国的学校，到2014年主持完春晚，这中间有七八个月的时间，所有的细节都在准备当中，我在几个学校之间反复地选。当时晚上整宿睡不着，特别的恐惧，没有安全感。
因为我已经决定了，但是没有人知道我决定了，我也不知道我的决定会带来什么。
我当时其实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就是回来没有我的位置了，因为这个行业的竞争也很激烈，而且这个位置是我花了差不多将近20年，才走上来的，只有我知道我为了它付出了多少，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曾经在我心里，只有工作是最重要的，我可以为了它什么都不要。我不考虑结婚，也不考虑生孩子，我从来没有把任何事情看得比这件事情还要重要。
当时我父母坚决反对我出国，他们的理由是你40岁了，留学是20岁时候做的事情。我说我20岁的时候，没有这样一个机会，我觉得我缺失。很多人说：“你在国内学学不行吗？你停下来，去报个什么班。”我知道那停不下来的，只要还在北京，在国内，就会有工作派下来，你没法完全彻底地停下来。
后来我就去了南加州大学。
我尽量地不去想在国内的事情，给自己多安排点课程。不上课的日子，就漫无目的地在学校里溜达，觉得阳光好得刺眼。
在国外读书的日子，其实就是我克服那种恐惧感的过程。为了让自己真正地平静下来，那时我连微信都没有，只偶尔地看手机新闻报，iPad只有两个界面，一个是英汉辞典，还有一个是菜谱，因为我要自己做饭。我让自己的每一天都非常地规律，不管是在学校有人认识我还是没人认识我，都让自己觉得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不管在课堂上能提问还是不能提问，听懂了还是没有听懂，都让自己不要焦虑。
这个过程，不能说像重生，它更像在打磨你的心灵。慢慢地，真的就切换到了非工作模式，一天、两天，半年、一年，你就不会想着我要去工作。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你离开了一个你很爱的人，时间让你慢慢不那么想他了，不是说不爱了，也不是说遗忘了，只是不那么想了。你每天有更多的时间想别的事情。
打破平静的是哈文的一个电话。2015年春节前，她给我打电话，说让我主持春晚，我觉得不太可能，当时我已经有整整一年没有化妆，没有穿高跟鞋、也根本不考虑穿哪条裙子还是哪条裤子的问题，我不在那个状态了，不知道还能不能以很好的状态回到舞台上。
所以我就拒绝了，后来她又追了两个电话回来。你知道那个时候你在那么遥远的地方，组织上对你这么信任，说你一年没有站在这个台上了，依然邀请你回来参加最重要的这个节目，你的心里还是会有很大的安慰和满足，觉得好像大家还很惦记你啊，于是就回来了。
那年我主持春晚感觉很神奇，觉得很开心，就像是久别重逢。你发现有些东西是在你的血液里的，就像你学会骑自行车，你可能十年不骑，你还是会骑。你掌握了某种语言，可能你很久不说它，你还是会说，就是这种感觉。
我当时还有一种感觉，如果再有人来找我做节目，我一定做一些我真的想做的节目，而不再只是简单地重复过去了。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挑战不可能》、《中国诗词大会》，还有《朗读者》。
3
在主持了十三年春晚之后，2018年没有主持春晚，我其实挺意外的。
除了意外，就是有些舍不得，好像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离开了这个舞台。之前也听到了一些传闻，因为按照我们的经验，到一定的时候就应该会有通知要上春晚，然后也没有得到这个通知，慢慢地想到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儿了吧。
有很多朋友来安慰我，大家也都是因为喜欢你，就说：“怎么会这样？”你要在调整自己的时候，还不得不拿出很多的精力去安抚别人。
那年春节是我和爸妈一起过的，我们就全家一起在家里做的年夜饭，看了春晚，然后休息，特别正常的一天。家里的气氛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因为不做春晚的那种心理上的波动在春节之前就已经慢慢过去了。
很多人说我去美国读书是自动的一个刹车，现在想来好像冥冥中自有安排。那个时候你已经在磨炼了，内心也在翻滚，也在煎熬，但是慢慢地，你能放下恐惧和担忧，这个恐惧是什么？说穿了，无非是你不能再站在中央的一种恐惧。你知道自己也许会走下坡路的恐惧，然后你强迫自己去做一种改变，去学习、去思考，去寻找新的方向，去为未来成为更好的自己做准备。
我现在还记得2005年是我第一次主持春晚，那届郎昆是总导演，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就说咱们准备准备可以进组了，一定要保密啊，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就是父母也不能说啊。我憋了两天以后，还是没忍住给我妈打了一个电话，说：“你不能对外面说哦，现在还没有公布。”当时觉得非常幸福，似乎实现了自己的一个梦想。那个时候也是先听到了很多传闻，说你有可能上今年的春晚，心里开始暗暗地希望它的发生。到了2018年，我也是听到了传闻，说可能不上今年的春晚了。多有意思啊，一切都仿佛是在轮回，发生着一些相似的场景，但是内容却大不相同。
我真的用尽全力了，春晚我没有出现，心里一定是有波动的，但是我还是很庆幸我做了足够多的努力，这些努力让你在得到的时候，觉得很踏实，然后在失去的时候，也不会有太多的遗憾，因为我已经全力以赴了。
4
我爸爸是农村长大的孩子，老家条件也很苦，爷爷过世很早，奶奶又是农村妇女，家里特别贫穷。我父亲骨子里就是那种认为一定要勤奋，要刻苦才能改变命运，这是他的人生信条，这种人生观深深地影响了我。他让我从小要做家务，要读书，要练习长跑，要锻炼你所有的独立生活的能力。
这种严苛的教育可能曾经伤害过我，但是现在也觉得，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我现在自己有孩子了，我还是觉得对孩子严格一些更好，但是现在因为工作的缘故，很少能照顾到自己的孩子，更多的要交给我的父母来帮我照顾，隔代的教育就会宠溺很多，很多时候我觉得没有原则，心里就会暗暗纠结，我想有一天要把小朋友带在我的身边，我要好好地管教他。
这种教育的弊端就是让你觉得不太自信，你必须要做得比别人好很多，你才有自信心。如果你跟别人差不多，就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经常会产生出一些不安全感。还有一个就是，你不喜欢依赖任何人，你只靠自己。所以为什么我很多时候都亲力亲为，是我不喜欢去埋怨别人做得不够好，我只能自己去做。
我在工作当中是充满防备的、战斗性的。我以前累到一年做130多场节目，累到摔到尾锥骨第四节骨裂，然后瘸着拐着撑下来，累到生理期紊乱，整个脸全都是痘痘，但再累我都没有掉泪。
确实一直很紧张，我也不知道怎么松驰。可能跟我的成长环境有关系，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那是整个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一个社会。就是你突然之间明白了，你可以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你可以比自己的父辈们过得更好。而你的确也抓住了一些机会，你会变得越来越紧张，你获得的越多，你的负担也越大。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他们说你可以松驰一些，我说你们美国人是富裕时间太久了，所以都比较懒散。他们的确很放松，一周五天的工作日，周末一定去休假，周末也一定关机。我刚去的时候被他们逼疯掉了，周末所有的房屋中介都关机。我说我要租房子，全部是留言，不会有人回复你，一定到礼拜一才回你。我想我们国内的中介是多么勤奋啊，你发什么他马上给你找房源。
因为不想辜负这些来之不易的机会，所以我会那么努力，不管交给我什么，我都能够百分之百地超出导演的想象去完成。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有比别人更强的地方，但是你只要把这个事情交给我，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我们有撰稿人给主持人写好台本，那我一定不会完全只按照这个台本说的，我会把只按照台本说看成是我的一种失职。我的记忆力非常好，一个10页纸的台本，我大概花两个小时就能够全背下来，但是，你就敢上台了吗？那是多么可笑一件事情。
20年前我敢，20年前我更关注的是，我怎么样把我的头发弄好，我要从哪儿借套更好看的衣服，我一定要比站在我边上的人要更白、更高、更瘦，那样才好。但是后来，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一天我就会觉得，这样对吗？可能是到了中央电视台以后，对，应该是到了中央电视台以后，因为你发现你准备过的一些东西得到了认可——中央电视台的确是个大平台，你的一点点优点会被无限放大。
我是2002年到北京的，头几年也过着跟大家一样的北漂生活，租房这些都不用再讲。那时候，我在西部频道主持《魅力12》，那个频道是新的，在华东地区不落地，我爸妈在上海根本看不到。那两年觉得挺窝囊，就是你做得很辛苦，可是没有人知道你在干什么。直到有一天，我坐出租车，司机说：“你是那个《魅力12》的主持人吗？那个节目挺好的。”大概做了一年多之后，有台领导在会议上说：“西部频道《魅力12》那个节目做得不错，那个主持人也不错。”然后中央3套才会关注到中央12套有这么一个主持人。我才知道，其实你去做了，就会有人看到，得到鼓励之后，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做，然后时间一久就会形成你的一种工作的理念。
现在的危机感可能来自于对自己能有多少超越，跟自己之间的那种较量。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季的札记，很多都是我特别喜欢的话：
生命的意义是如此厚重，无论我们怎么样全力以赴都不为过，因为我们生而为人。
我是一个活得特别用力的人，用力不够的话我自己会觉得不过瘾，会觉得日子似乎白过了，多可惜啊。
周迅：姑娘，你有一张未婚妻的脸
文|魏玲编辑|张悦/张捷
“不是说你这辈子没人要你才叫未婚妻的脸，
是因为周迅永远是抱有期待的，期待明天，
仿佛明天对她全无恶意”。
金鱼的记忆只有7秒，是吧？我是大金鱼
“一个小姑娘扒在门缝那儿，”黄磊笑着回忆，“她手不好看，冬天嘛，冻得通红，我说‘你手长得跟胡萝卜一样’，她就在那儿笑。我经常逗她笑，她怕长眼袋，就摁着眼睛笑。那水灵。”黄磊从片场赶来，带着戏妆，头发乱糟糟的，说起话来铿铿锵锵，有点愤世嫉俗。
当他提到周迅的时候，表情一下子就柔软了。
1999年12月31日，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拍完，他和周迅去台湾地区一个偏远的小镇宣传，那时人也没什么名气，戏也还没火。夜里回台北的路上，俩人包了一辆小面包车，车开啊开，周迅困得不得了，突然车里的广播响起。黄磊记得很清楚，广播说的是：“你们知不知道跨越千禧年的时候你跟谁在一起，你就将和谁一生纠缠不清。”
“这时开始倒计时，我才意识到跨年了，八、七、六、五……我看着她，她冲着我笑，她说，‘咱俩纠缠不清’，我说，‘不会吧，咱俩？’最后我们俩手拉着手，跨了一个千年。我说，‘新年快乐’，她说，‘磊哥新年快乐’。”
从台湾地区回来，黄磊和周迅两个人没再往来，但在千禧年过去的10个月后，他们双双接到了电视剧《橘子红了》的剧本。黄磊忽然发现原来“纠缠不清”是在《橘子红了》里面，而那半年的“纠缠不清”像一辈子那么长。
《橘子红了》的最后一场戏，是俩人的诀别戏，戏里的周迅怀着黄磊的孩子，拍这场戏的那天，他们来得很早，面对面坐着，还没拍，周迅就哭，黄磊也掉眼泪。那场戏拍完黄磊觉得很累，心脏不舒服，他跟周迅说自己去影棚门口抽根烟，周迅跟出来，也抽烟。就在那个门边上，黄磊说：“她站在我旁边，忽然我觉得像过完一辈子了，两个人站那儿像过完了一辈子。”
那之后，黄磊只见过周迅几面，在明星云集的活动现场。他说周迅总是明星当中王冠上最璀璨的一颗小珠子。“她一看见我，就喊磊哥磊哥，跑到我这边，有时坐沙发上，有时坐我旁边”。
黄磊有些高兴，又有些怅怅的，他说起自己喜欢在片场看书，周迅很崇拜，常常找他聊天，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半月谈”——半个月长谈一次。“但是后来这半月谈，半年也不谈，现在快半生都过完了”。
采访中途，演员胡东问《人物》记者是否会见到周迅。那时胡东正在车轱辘地来回来去讲20世纪90年代初那几年的故事，讲他和17岁的周迅如何一宿一宿搓麻将，将两人如何从杭州漂到北京又到同一家饭店唱歌，如何开着一辆扔在街上都没人捡的破车出去玩，他在回忆中不断地细化、细化，甚至学着周迅哑哑的嗓子唱了她在饭店驻唱时的名曲：“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
得到肯定答复后，胡东顿了一下，说：“小周已经很久没给我打电话了。”
他说自己一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一直以为是因为结婚生孩子，周迅怕打扰他，慢慢走远了。直到后来有共同的朋友提起，20世纪90年代大家都籍籍无名时，胡东拿过一个全国男模大赛的名次，甚至还出国比赛了。那个朋友问他：“你回来以后是不是有些显摆、骄傲了？”胡东仔细回想，他的确跟周迅说过：“小迅你要加油啊，你看哥哥现在都……”
胡东说：“你帮我告诉她，东东哥做得不好，请多担待。”
“这事儿也过去很多年了，但我一直没跟小迅说，专门说也奇怪，好像太郑重了。今天我敢对你们说出口，我觉得我也进步了。”胡东想了一会儿又说，“她都40岁了，在我眼里还是个小妹妹。”
1999年，高晓松找到周迅的经纪人，说：“钱只有您要的十分之一，但我只要她35天。”当时正是夏天快过完秋天还没来的时候。高晓松说：“35天就是夏天到秋天，一片树叶子从树上落下来的时间。我们不做什么，这35天也会过去——叶子从树枝上离开，掉落到地里。我们拍这个戏，一起用这35天，叶子怎么落下我们把它记录下来了，不然的话，叶子落了，但是这段生命状态没有留下记录。”
就这样，周迅出演了电影《那时花开》。
电影拍的是青春故事。周迅25岁，朴树26岁，夏雨23岁，正值青春的人在演青春的故事。高晓松说：“没什么好讲戏的。”机器开着，他只告诉周迅一件事：“你觉得能看镜头的时候，你看一眼。”周迅问：“镜头是什么？”高晓松说：“是岁月，我没法告诉你到底什么时候你会回头看这一眼，看向岁月，看向你自己正在度过的一生。”周迅说：“我懂了。”
那一幕电影里，夏雨对周迅说：“你帮我给我女朋友写信，我腿摔断了，你帮我告诉她。”夏雨口述一句，周迅就写一句，信写到最后，高晓松让夏雨说一句双关语：“我爱你。”
电影里夏雨让周迅写的那封信，到底是要写给美国女朋友的，还是说给周迅听的，高晓松说他没告诉演员怎么演。夏雨说完，周迅就完全听懂了，她在信纸上写，一边写，一边在嘴上说：“我——爱——你。”说完她一抬眼，定睛看着镜头，一眨不眨。
“当时我在监视器上看这一个画面，周迅看向镜头的那一眼真是直接看到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了。”高晓松说，“不骗你，那一刻我都爱上她了。”
这些被叙述的周迅的瞬间：黄磊的瞬间、胡东的瞬间、高晓松的瞬间，周迅全忘了。“金鱼的记忆只有7秒，是吧？我是大金鱼。”周迅对《人物》记者说。
你在我生命里是重要的人，你怎么会说我鞋难看呢？
“周迅是一个不停漂泊的人。”周迅的好友、演员黄觉说，“她每个时期接触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人，幸运的话可能会留下一两个一直维系的朋友，在接触我之前她有个交好的朋友叫常青，或者叫大头，在我之后又有一个叫黄少峰的，黄少峰之后又有一个，周迅每个时期会留下一两个好友，等待那段时间过去了，双方之间没有交集了，就渐行渐远——这是她的生命轨迹。”
“我还真是这样。”周迅点点头，“这里停一会儿飞走了，在那儿停一会儿又飞走了，然后可能又回来，或者又飞到那儿去。”
周迅说，小时候爸爸就告诉她，君子之交淡如水。所以她要对谁好，当下就会对他们好了。“人生的路就是这样的嘛，就是聚聚散散，散散聚聚。不一定要带走。而且我记事儿的能力特别差，但我会记得那个人的感觉”。
在周迅的经纪人陈辉虹看来，这也许和周迅的成长有关系。她太小就待在剧组里面，一个组拍完去另一个组，就像不断地从一个飞机搭另一个飞机，这样快速又短促的生活很难一直同行，除非下一架飞机上还是同一拨人。
不难理解为什么每一拨旅伴都像母鸡护小鸡一样地爱着周迅。《人物》记者在厦门、福州片场待的5天里，周迅当众哭了两回。一回拍洪水肆虐的戏，周迅要在暴雨中没入齐胸深的冷水里挣扎，每次下水前，她都要喝一口金门高粱酒。那场戏拍了一条又一条。凌晨时分，每个人都又冷又困地熬着，周迅大声喊岸上的男友、经纪人、朋友、记者和工作人员都过去，一定要让所有人把手叠在一起，不许松。她眼睛一闪一闪，哆里哆嗦地说：“做任何事，我们在一起。”说完眉毛一蹙，滚下两行热泪。
还有一回，几个老朋友来片场看她，得知周迅当时美籍华裔的男友Archie听不懂中文，不管会不会，每个人都搭配着手势比画努力地讲英语。周迅坐在一旁怔怔看着，突然说：“为什么那么开心？”又哭了。
周迅曾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自己和人的交往方式：“我是一个小朋友，很喜欢另外一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也要喜欢我！”一旦她喜欢的小朋友不喜欢她，哪怕是不喜欢她身上的某一部分，那也会触犯她。黄觉对《人物》记者说：“周迅每次见他都要问‘哎，看我鞋好看吗？’”就因为十多年前，黄觉无意说过她一句：“这鞋太难看了。”
采访中，周迅沮丧地承认直到现在出门选鞋对她来说也是障碍：“我就想，到底选哪双鞋啊，真的。”说着说着她情绪又起来了，“黄觉在我生命里是重要的人，你怎么会说我鞋难看呢？”
什么情况？一个艺人需要10个人带！
周迅一厢情愿地相信，世界上永远是好人多，靠近她的人即使有坏人，也是很小很小的比例。
因此她的经纪团队必须时刻保持审慎，他们的职责包括帮助周迅甄别和什么人、什么事打交道，保护她，包括她的形象、声誉和感受。“工作室的人都非常爱她”，她的助理之一说，她强调了“非常”，另一层意思是，因为周迅过于随性的性格，照顾她可算不上轻松。一个冒冒失失、让人担心的、孩子气的老板，周迅在她的团队里就是这么个角色。周迅一到公共场合露面，身边小十号人就惶惶不安。2008年，拍电影《女人不坏》间隙，周迅去王若琳的弹唱会现场玩，乐评人戴方记得，大伙儿在后台喝酒聊天，她接到周迅当时的经纪人黄烽的电话，说：“小周没接电话，你一定要提醒她，今天记者特多，注意一下形象，别叼着烟之类的就出来了。”戴方如实转告，周迅也记住了不能叼烟，但是转眼就拿着一个酒瓶子出去了。旁边一个女明星则先把酒倒进纸杯里，很自然地端出去，看不出来喝的是什么。第二天，周迅就和酒瓶子一起上了报，黄烽问她：“小周啊，怎么回事？”周迅答：“你没说不能拿酒瓶子！”
“我会有点儿害怕。”她的一个前助理说，“自己有时候会因为紧张反应过度。”她辞职的原因也跟周迅太随性的个性有关，周迅常凭感觉做决定，突如其来的变化多，让她24小时始终悬着心，一直在焦虑之中。
周迅团队的商务经理楚忱觉得这完全不是问题，她的语气充满怜爱：“你不能要求一个画家还会卖画，对吧？”大部分公开场合，她寸步不离地跟着周迅，像一层防弹玻璃罩。她看上去希望替周迅解决掉一切现实麻烦。“其他是我们的事。”她说，“小周只负责艺术就好了。”
说到这儿时，周迅正坐在楚忱旁边的椅子上吃馋嘴蛙，听到这句她放下筷子，朝楚忱挤了挤眼睛。
刚出道时，周迅与外界打交道的能力几乎为零，记者打来电话采访，当时照看她的李少红导演就摁开免提，准备好白纸，记者问出一个问题，李少红就唰唰拼命写怎么回答，周迅一边看，一边慢慢念出来。“采访完全不行，从小语言表达能力就不是特别好，有些演员根据现场情况台词自己就蹦出来了，我演了20多年到现在才开始会一点。”周迅说。
多年过去，一有面对面的采访，团队上下还是很紧张。2009年周迅的一次采访，戴方光在一旁看着都替黄烽累得慌。他说：“所有的人都怕周迅说错话，她有时候说得迷迷瞪瞪的，经纪人就得找补，要不然得罪了谁或者怎么着，麻烦。”
在黄烽比较有名的时候，带周迅的团队已经有10个人，当时还不兴一个艺人一支队伍，戴方回忆，连华谊老板王中军都很纳闷，特地过来问：“什么情况？一个艺人需要10个人带！”
“经纪人，尤其是独立经纪人本身有着多重角色，有可能他只是一个助理，也有可能就是这个艺人的操盘手”，曾宇说，他是周迅的好朋友，也是周迅两张专辑的制作人，“小周是比较愿意把复杂的东西全部撒手给别人的人，她深知自己的缺陷，知道哪些自己根本管不了，在管不了的那部分上，她百分百地愿意信任你，愿意把东西都交给你做”。
在曾宇看来，是周迅的性格决定了她选的历任经纪人都“特别有力量”。从黄烽到余光照再到陈辉虹，都是男性，强大，能保护她，作为一道坚实的屏障，挡在她与外界之间。
我们还挺幸运的，能赶上这么一段梦幻般的生活
周迅永远在严肃的工作里私揣一颗过家家的心，她干什么都要好奇，要新鲜，要尽兴。
她喜欢说“玩儿”。形容一个人好，“这人好玩”；形容一个不熟悉的人，“和他玩儿的时间不长”。导演曹保平记得，《李米的猜想》在昆明翠湖边取景，每天拍完戏，剧组成员会一起绕湖散个步，大部分场务师傅没那么多雅兴，工作累，第二天还早起，走一会儿就想回酒店休息了。周迅磨磨蹭蹭、拖拖拉拉，一会儿“天色还早呢”，一会儿说“还没尽兴呢”，就是吵着不许散。
和周迅之前待过的剧组相比，这个录唱片的团队小太多了：总共4人，周迅玩心一起，剩下仨全被带跑，最后4个人录10首歌抻了一年半——相当于周迅拍50集电视剧《红高粱》和3部电影的时间的总和。
2002年第一次见制作人——“火星电台”乐队的曾宇和黄少峰时，周迅抱着两瓶香槟就来了。“10年前我跟陌生人见面，害羞得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想，怎么办，我先揣两瓶香槟吧，喝了酒话比较容易往外说。一见面，我们喝！然后过程就变得比较轻松，我们仨就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