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兼顾顿数、字数、韵式”的译诗要求

（代前言）

我的英诗汉译对照本中，这是第十多本了。对照本常被视为普及读物，但我很喜欢。因为译诗容易失真或变形，若没有原作对照，可能弄得离原作很远，对照本则不是译者的“一面之词”，便于读者比较和监督。再说，如今的英语学习盛况空前，很多对翻译感兴趣的读者已不满足于看看译文，有的还乐于重译一些小诗却无暇寻找原作，对于这些读者，英汉对照的原作和译诗就提供了一种基础和方便。

另一方面，拙译与多数译诗不同，既要求准确反映原作内容，也要求较准确反映格律。因为各种文体中，格律是诗歌特有的显著标志，有规律，却千变万化，有审美价值，还蕴含信息。因此译格律诗就应当反映原作格律，并尽量准确。又因汉语一音一字，这样的译诗在书面上可能显得规整或有某种几何图形。但这不是为形式而形式，而是这种翻译的自然结果。这一点，英汉对照将是有力的证明。

这种译诗要求虽然合理而可行，出现却较晚，且迄今为止似乎只有我在这样译，在大量不反映原作格律的译诗中显得孤立又“另类”。我写了些文章，甚至一本《英诗汉译学》666该书2007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推出，2009年获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首届优秀学术著作奖一等奖。777，介绍这种译诗要求，也论及它是英诗汉译发展的必然。但英诗汉译的历史虽不长，有关论述却不少，我人微言轻，这点东西未必能引起注意，所以常在自己译诗集的前言或后记中作些说明，因为读者有可能第一次接触我这种译诗。

一

这里举几首按此种要求翻译的短诗666本节中的4首原作出自The Norton Book of Light Verse（1986），依次在该书的208、86、88、289页。777，先看美国诗人Lanston Hughes（1902—1967）的短诗Little Lyric（of Great Importance）和拙译：

I wish the rent　　　　我但愿/房租

Was Heaven sent　　　　老天/替我出。

原作每行4音节，行尾押韵，行中第2、第4音节有自然重音，形成轻-重/轻-重两个节奏单位（即两个抑扬格音步），是很严谨的格律诗。这等长的两行诗，有点像对联，不该译得长短不一。当然也可译成“我愿房租/老天来付”，让译诗字数等于原作音节数。但如果以此作为译诗要求，常会发生困难，因为按一对一的比例，往往很难容纳原作的全部意思。请看佚名作者的作品To a Living Author和拙译：

　　Your comedy I’ve read，my friend，老兄，我读了你那本喜剧，

　　　And like the half you pilfer’d best；对那剽窃的半部很喜欢；

　　But sure the piece you yet may mend：当然，整体上有改进余地——

　　　Take courage，man！and steal the rest. 要敢作敢为！再偷另一半。

此诗原作每行8音节，构成4个抑扬格音步，在押韵上则是第1、3行和第2、4行分别押（即韵式为abab）。原作中几乎每行都有两音节甚至三音节的词，但要译成每行8字较困难。而大量实践证明，这种诗行若译成10字4顿（或称4拍）就较有回旋余地，有利于译诗流畅，既便于安排常有的三字或四字顿，也避免因都是两字顿而引起的呆板之感。

从上面例子可看出，这种译诗要求包括四方面：1）译诗行数等于原作行数，2）反映原作韵式，3）译诗行顿数（或称拍数）与原作行音步数相等，4）译诗行字数与原作行音节数相应。而正是凭这四个方面，可确定诗的格律框架。

行数是诗歌形式的要素，但要译诗行数与原作行数一致并不困难。相比之下，诗行音节数没那么重要，要与原作音节数相应却不太容易，但这样做自有其意义。因为音步数严整有序的格律诗中，音节数有讲究与不讲究的，前者的音节数同样严整有序，后者则听其自然。而这样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作品的时代性或种类，也可反映作者的格律观或对某首诗的特殊处理。请看英国作家Max Beerbohm（1872—1956）的Thomas Hardy and A. F. Housman666 Thomas Hardy和A. F. Housman是英国的著名作家和诗人，他们的作品都有悲观主义色彩，代表作分别是《德伯家的苔丝》和《西罗普郡的少年》。777：

　　How compare either of this grim twain？　　拿什么来比这一对悲情者？

　　　Each has an equal knack，　　他俩有相同的癖好；

　　Hardy prefers the pill that’s blue，　　但哈代喜欢吞蓝色药丸，

　　　Housman the draught that’s black.　　豪斯曼爱喝黑的药。

这诗属“谣曲体”，四行诗为4音步行与3音步行相间，双行押韵。但音节数不严整，第一行不是8音节，因为第一音步含轻-轻-重三个音节（第二音步也“出格”）。这情况在早期诗人的非谣曲体创作中很少见，可以说，Beerbohm这位现代诗人有意选用了这种诗体。所以译文第一行的4顿可比其他规整的4顿多出一字以示区别。

这原作只有一行诗的音节数“出格”，有些现代格律诗的音节数可能行行“出格”，且“出格”幅度可能较大。所以，翻译这种不计较音节数的格律诗，也只需要反映原作的韵式和诗行音步数，字数可听其自然。当然，这样的译诗中诗行字数会显得杂乱。

由于迄今的译诗大多是自由诗形式，创作诗中格律诗也不多，读者可能不熟悉这种字数不严整的格律诗，将其混同于“自由化”译诗。考虑到排印上整齐有序的译诗不仅娱人眼目，还可提示格律，因此有时也不妨对这种译诗讲究一下字数（如将上例第一行改为10字的“拿什么来比这对悲情者”），以突出其格律。请再看美国作者Mark Hollis （1908—　）的一首Careless Talk：

　　　　　Bill　　　　比尔

　　　　　Was ill.　　　　生病了，

　　In his delirium　　　　说了些胡话，

　　He talked about Miriam.　　　　　　胡话中讲到了米丽玛。

　　This was an error　　　　这是个错误，

　　As his wife was a terror　　　　因为他老婆是雌老虎，

　　　　　Known　　　　芳名

　　　　　As Joan.　　　　叫琼英。

在有的版本中，这首诗的首行排成了Bill was ill，末行排成了Known as Joan，文字上虽无出入，但趣味少了一点。可见，合适的诗行排列形式有助于增强诗意和提高表现力，何不利用呢？

二

从上面四首短诗可以想象，凭诗节的行数和韵式、诗行的音步数和音节数，可组合出多少不同格律，而“兼顾”译法则可能把千变万化的格律反映出来。当然，原作中相同的格律，译诗中同样能如实反映。请看Williamina Parrish（1880—1940）的这首The Name和拙译：

　I’ve learned to say it carelessly，　　我学会说它时漫不经心，

　　So no one else can see　　不流露一点点声色；

　By any little look or sign　让别人怎么也难以发现

　　How dear it is to me. 　它对我有多么亲切。

　But，oh，the thrill，as though you kissed　但像你吻我颤栗的指尖，

　　My tingling finger-tip　　哦，那猛一阵奋激——

　Each time the golden syllables　每当那几个黄金般音节

　　Fall lightly from my lips. 轻轻地发自我嘴里。

两节原作的格律相同，与上面第三例也基本相同，三节译文则反映出这种格律的一致性。当然，准确反映原作内容已非易事，加上“兼顾”要求后更受拘束，难免增加困难。但这种译诗要求虽然看似严格，却仍有修改余地。例如上面第二例可改成：

你那本喜剧我读了，朋友，

那剽窃来的半部很精彩；

当然，整体上还可以补救——

勇敢点，另一半也去偷来。

也可以改成：

朋友，我读了你那本喜剧，

那剽窃来的半部挺不错；

但老兄，这事改好也容易——

胆子大些，另一半别放过！

两种译文在诗行顿数、字数和韵式上都与前面译文一样，内容也一致，但文字上差别明显。这说明，即使“兼顾诗行顿数、字数、韵式”，译诗仍有回旋和改动余地，把译诗改到满意或差强人意为止。

当然，翻译有些诗的时候可能左支右绌，无法“兼顾”，那就在字数上（例如The Name第六行，但这里考虑了字数），或韵式上，甚至在诗行顿数上变通一下。但任何情况下也不该完全放弃格律，特别是不经尝试就放弃，毕竟这是格律诗的基本特征！对我来说，与其放弃一首译诗的格律，还不如干脆放弃那首诗，因为能够用“兼顾”要求译出的原作多得译不完，何必一定要译它呢？

所以在反映原作格律上，本书中的译诗基本上要求都较“严”。因为这译法是我提出的，反映了我的译诗观和译诗特点，自己应当做到。

但我并不反对译者在必要时重起炉灶，为译诗重铸新律。但这样做应当慎重并有充分补偿，因为与原作内容相配的是原作格律，所以在译诗的所有可能形式中，与准确反映原作内容的译文最为相配的，应当是准确反映原作格律的形式。再说，这样做将丧失原作格律中的全部信息，至少对这译诗来讲，它在格律体系中已不在原作的那个位置上了。

三

较准确地反映原作格律，就能明确地区分出格律异同，译诗就能显示原作的格律特点和蕴含的信息，也可以像原作那样，凭格律将诗歌分门别类，显示出其中的关联和整体上的井然秩序。对于一些格律上比较有特色的作品，译诗也可以像原作中那样，只要提出其格律，就能从众多的译诗中方便地找到。再说，如今的翻译常谈到文化，那么格律传统是诗歌文化吗？应当不应当反映呢？

这些问题的提出就像“兼顾”译法的出现一样，都是译诗发展的结果。当然，“兼顾”的译诗也在发展，从最早的生疏到比较熟练，从最早的不够自然到比较流畅，这说明在“兼顾”条件下，译诗的总体要求可以进一步提高，译诗质量也可以通过修改逐步改进。本书中的译诗（篇幅都在18行以上）大多经过修改，或者不止改过一遍。但译诗本就是一种勉为其难的事，再怎么改，总还有很多遗憾，而根据我的客观状况，我只能改到这里为止了。

最后要感谢译文出版社和责编张建平同志给予的支持，让我有充裕的准备时间，并让本书同肯定没有经济效益的拙著《译诗的演进》一同出版。还要谢谢女儿黄海，她在准备大搬家的忙碌中，仍给了我很多帮助。

黄杲炘

201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