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屈原 千载毁誉

符号屈原 千载毁誉

两千多年来,不同时代、不同文人,不同学者的笔下有着不同的屈原形象。屈原形象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正面的很多,反面的也渐有不少。正面的如文人才子、爱国、高洁君子、不同流合污、忧国忧民、坚贞不屈、报国身死,等等,很“高大上”;反面的也很激烈,洁身自好、狂狷、自夸自卖、不孝子、不吊鬼、生谤徒,等等。

但作为一个文人、才子,文采飞扬这一点,大家似乎没有异议。

关于屈原其他方面的符号形象,2008年李中华、邹福清在《屈原形象的历史诠释及其演变》一文中,从朝代变更的角度概括了五点:“一、两汉:悲剧的屈原”;“二、唐代:矛盾的屈原”;“三、宋代:圣贤的屈原”;“四、明末清初:民族志士的屈原”;“五、近代:屈原形象的新变。”

作者概括的五点,也不是一致的定评,也介绍有各朝代的复杂情况。大家对屈原文采的佩服几近一致,但对其言行举止的议论,也是多方面的,有不理解的,有赞扬的,有反对的,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甚至在同一朝代,同一人身上,也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现进行一番简单梳理。

两汉时期,贾谊首作《吊屈原赋》,确立了汉人缅怀、悼念屈原的基调。继之有东方朔的《七谏》,对于屈原的人生道路做了进一步具体的描写。

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学便上升成为汉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并迅速建立起自己的话语霸权。此后对《楚辞》中所表现的屈原人格,便出现了贬责的意向与负面的批评。班固在《离骚序》中,一反自己当年对屈原的推崇与赞许,从人格、伦理道德、审美三个方面严厉地批评了屈原。认为屈原应该明哲保身,而不是露才扬己,指责屈原作赋“责数怀王,怨恶椒兰”的做法,又批评屈原沉江而死,乃是狂狷之举。班固前后不同的两种态度,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选择:一是强调屈原的忠信,二是批评屈原的“狂狷”性格,并把责任归咎于屈原的人格缺陷。后来,尽管王逸对班固的观点感到不满,但也没有否认屈原作为狂狷之士的形象。

在唐代,人们甚至全面否定了屈原。首先,对《楚辞》的评价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李白、杜甫仰慕、追踪屈原的文采风流,韩愈、裴度从“不平则鸣”、“发愤之文”的角度,把屈原引为文学创作动机的一个例证。贾至、卢照邻等则对屈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持此论者将“诗人”与“骚人”“词人”严加区分,以“诗人”为作者之正统,而以“骚人”“词人”为诗流之别调。屈原则被定位为“骚人”“词人”之祖。他们认为《诗经》体制纯粹、情感雅正,屈原以后诗体渐入别流,每况愈下。

而对于屈原的道德人格,《游子吟》的作者孟郊更是给予了全面否定:

分拙多感激,久游遵长途。经过湘水源,怀古方踟蹰。

旧称楚灵均,此处殒忠躯。侧聆故老言,遂得旌贤愚。

名参君子场,行为小人儒。骚文炫贞亮,体物情崎岖。

三黜有愠色,即非贤哲模。五十爵高秩,谬膺从大夫。

胸襟积忧愁,容鬓复凋枯。死为不吊鬼,生作猜谤徒。

吟泽洁其身,忠节宁见输?怀沙灭其性,孝行焉能俱?

且闻善称君,一何善自殊!且闻过称己,一何过不渝!

悠哉风土人,角黍投川隅。相传历千祀,哀悼延八区。

如今圣明朝,养育无羁孤。君臣逸雍熙,德化盈纷敷。

巾车徇前侣,白日犹昆吾。寄君臣子心,戒此真良图。

——《旅次湘沅有怀灵均》

此诗今译:

性急爱冲动,游历路漫长。途经湘沅水,怀古意彷徨。

旧时楚屈原,葬身在此地。我听老人言,才得辨贤愚。

名在君子列,行为似小人。离骚夸忠厚,托物诉委婉。

三贬常埋怨,不是贤哲人。五十得高禄,枉做官大夫。

胸中怀不满,容貌常槁枯。死为不吊鬼,生作猜谤徒。

撰文夸自身,忠心不献君。怀恨抱石沉,岂能算孝行?

英明属于君,岂能夸自身?错误属于臣,为何不见闻?

悠悠乡土情,端午投粽忙。相传历千年,哀悼及八方。

如今逢盛世,养育孤独人。君臣融洽洽,以德育万民。

旅车顺路行,不觉日正午。寄语为人臣,戒除不良心。

孟郊在这首诗里,把屈原说得一无是处。他对屈原的言行很是不满,历数他的罪过。屈原自吹自擂,牢骚埋怨,推卸责任,不能忍辱负重,行政不作为,枉为人臣;自杀身亡,不孝之子、不吊之鬼,尤其是“名在君子列,行为似小人”“死为不吊鬼,生作猜谤徒”,做人做鬼都是很失败的。这也许是历史上对屈原最严厉最发狠的批评和责难了。孟郊的批评,是从儒家思想的角度做出的审判。

宋朝,屈原又被重新塑造成一个忠君爱国的圣贤形象。他眷顾楚国,心系君王,在道义倾颓、伦理衰落时期不愧为儒家思想承前启后的中流砥柱。笔者认为,洪兴祖在《楚辞补注·离骚后序》中,则将屈原比作商代末年为国献身的忠臣烈士比干。他说:“忠臣之用心,自尽其爱君之诚耳。死生毁誉,所不顾也。故比干以谏见戮,屈原以放自沉。比干,纣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为人臣者,三谏不从则去之。同姓无可去之义,有死而已。”

洪兴祖认为屈原之忠包括忠于君主和忠于宗族的两层含义,他大力表彰屈原忠君爱国的精神,还将屈原的作用无限夸大,以为楚国兴亡系于屈原一身,从而将其行为高度政治伦理化。笔者认为,洪兴祖从“讽谏”人角度去组构屈原的“忠君爱国”形象显然有点牵强,因为比干是被杀,屈原是生气后自逐、自杀。

朱熹也极力为屈原鸣不平,认为他忠君爱国。他说:“屈原一书,近偶阅之,从头被人错解了。自古至今,讹谬相传,更无一人能破之者,而又为说以增饰之。看来屈原本是一个忠诚恻怛爱君的人,观他所作《离骚》数篇,尽是归依爱慕、不忍舍去怀王之意,所以拳拳反复,不能自已。何尝有一句是骂怀王?亦不见他有偏躁之心。后来没出气处,不奈何,方投河殒命。而今人句句尽解作骂怀王,枉屈说了屈原。”朱熹绕开了屈原行为合不合乎中庸的问题,而是从其所谓狂狷行为中解读出忠君、爱国的动机。他也承认屈原的行为不中庸:“窃尝论之,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这等于说,我没有功劳,总有苦劳吧?并以绕口令的方式为屈原辩解:“夫屈原之忠,忠而过者也。屈原之过,过于忠者也。故论原者,论其大节,则其他可以一切置之而不问。论其细行,而必其合乎圣贤之矩度,则吾固已言其不能合于中庸矣,何尚说哉!”

朱熹呼吁要看屈原的大节,不能纠缠他的小节。大节上,屈原是忠君、爱国的。当时也有司马光的《屈平》赞扬屈原。

在明代,屈原成了富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成了一个宿志抗敌的英雄,成了满怀孤愤的志士。《楚辞笺注》的作者李陈玉,崇祯年间曾官武塘令、侍御史,明亡之后披发入山,隐逸不仕,以著述终。李陈玉没有自杀,而是以隐居而注楚辞的方式软抗清朝。

另一位思想家王夫之则是直接参军抗清。清兵入关时,年轻的王夫之曾经与人组织衡山起义,抗击清军,失败之后投奔明桂王政权。桂林陷落后,他才逃回家乡,知事不可为,退而著书,但仍然无法忘怀故国之戚。于是,他也选择隐居而注《楚辞》以表述心愿。他的《楚辞通释》写成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8年),彼时的他,已然是一个岁月垂暮的老人了,但在《楚辞通释》中,俨然以屈原自命。

无论是以屈原之事为题材写诗作文,还是隐居而注《楚辞》,或者还有今人吟诵《楚辞》,都是托屈原符号,传达自己的高洁之志。

近代,尤其是20世纪以来,西学东渐,造成中外文化的大激荡、大整合、大融汇。传统的屈原形象在新的文化思潮冲击下发生了深刻的裂变,新的屈原形象带着新的时代气息不断地涌现出来。

清末王闿运在《楚辞释》中,将屈原塑造为纵横捭阖的策士。他以情报密码的方法,把一部《楚辞》解读成了烛影斧声、千古之谜式的宫廷政变的秘录,而诗人屈原则成了一个纵横家式的人物。你信服吗?

还有学者把屈原描写为一个有洁癖的单相思的“殉情者”、一个文学弄臣、一个以宗教为职业的巫官,一个“箭垛式的人物”,一个不存在的人物。你信服吗?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输入,有人则试图从心理分析的层面透视屈原,说屈原是一个有着幻视、幻听、幻觉、孤独症、自恋症、易装癖的病态狂人。你信服吗?

其实,让屈原承载这么多,屈原是不是很累?屈原之事与亡国复国不同,屈原怎能为你李陈玉、王夫之反清复明代言呢?屈原只不过暂时被排挤,如果忍辱负重,以后还有机会复出的。历史上受胯下之辱而统百万雄兵、几落几起而后舒展宏图的英雄不也大有人在?

有意拔高屈原或者无视事实,都是对屈原的曲解。还是让屈原做回文人吧,一个自命清高的孤傲诗人,怀才不遇、自恋、牢骚、不满、偏执、疯狂、神经质,或许都可以在他身上找到一点。

这样才能证实一个事实:中国文人离不开政治。文人、文坛、政坛又统属君主领导,中国文人与大一统的君主体制相互依存而又两相冲突。中国文人不可避免地在冲突中走入政治困境、精神困境。这就是屈原的困境。屈原之困境,吾等之困惑。

这正是:

江山更替物易容,谤妒贬谪古今同。

莫作汨罗不吊鬼,世间万事终成空。

  1. 资料来源:http://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503316480&z=0&ipn=d&word=%E5%B1%88%E5%8E%9F&step_word=&pn=224&spn=0&di=122361256960&pi=&rn=1&tn=baiduimagedetail&is=0%2C0&istype=0&ie=utf-8&oe=utf-8&in=&cl=2&lm=-1&st=undefined&cs=1583757511%2C2273213650&os=4159410843%2C1984287928&adpic0&ln=1000&fr=&fmq=1441857815991_R&ic=undefined&s=undefined&se=&sme=&tab=0&width=&height=&face=undefined&ist=&jit=&cg=&bdtype=11&objurl=http%3A%2F%2Fi0.sinaimg.cn%2Fhistory%2F2014%2F0304%2FU10663P1488DT20140304163359.jpg&fromurl=ippr_z2C%24qAzdH3FAzdH3Fks52_z%26e3Bftgw_z%26e3Bv54_z%26e3BvgAzdH3FfAzdH3Fks52_89l9b1w1ja8adetyg_z%26e3Bip4s&gsm=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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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班固在给东平王刘苍的奏记中,以和氏璧比喻《离骚》:“和氏之璧,千载垂光;屈子之篇,万世归善。”(许嘉璐,主编.班固传[M]//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二册).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914.)班固《(离骚)赞序》:“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是时周室已灭,七国并争,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骚》。上陈尧、舜、禹、汤、文王之法,下言异、浇、桀、纣之失以讽。”(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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