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屈原 千载毁誉
两千多年来，不同时代、不同文人，不同学者的笔下有着不同的屈原形象。屈原形象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正面的很多，反面的也渐有不少。正面的如文人才子、爱国、高洁君子、不同流合污、忧国忧民、坚贞不屈、报国身死，等等，很“高大上”；反面的也很激烈，洁身自好、狂狷、自夸自卖、不孝子、不吊鬼、生谤徒，等等。
但作为一个文人、才子，文采飞扬这一点，大家似乎没有异议。
关于屈原其他方面的符号形象，2008年李中华、邹福清在《屈原形象的历史诠释及其演变》
一文中，从朝代变更的角度概括了五点：“一、两汉：悲剧的屈原”；“二、唐代：矛盾的屈原”；“三、宋代：圣贤的屈原”；“四、明末清初：民族志士的屈原”；“五、近代：屈原形象的新变。”
作者概括的五点，也不是一致的定评，也介绍有各朝代的复杂情况。大家对屈原文采的佩服几近一致，但对其言行举止的议论，也是多方面的，有不理解的，有赞扬的，有反对的，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甚至在同一朝代，同一人身上，也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现进行一番简单梳理。
两汉时期，贾谊首作《吊屈原赋》，确立了汉人缅怀、悼念屈原的基调。继之有东方朔的《七谏》，对于屈原的人生道路做了进一步具体的描写。
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学便上升成为汉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并迅速建立起自己的话语霸权。此后对《楚辞》中所表现的屈原人格，便出现了贬责的意向与负面的批评。班固在《离骚序》中，一反自己当年对屈原的推崇与赞许，从人格、伦理道德、审美三个方面严厉地批评了屈原。认为屈原应该明哲保身，而不是露才扬己，指责屈原作赋“责数怀王，怨恶椒兰”的做法，又批评屈原沉江而死，乃是狂狷之举。班固前后不同的两种态度，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选择：一是强调屈原的忠信，二是批评屈原的“狂狷”性格，并把责任归咎于屈原的人格缺陷。后来，尽管王逸对班固的观点感到不满，但也没有否认屈原作为狂狷之士的形象。
在唐代，人们甚至全面否定了屈原。首先，对《楚辞》的评价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李白、杜甫仰慕、追踪屈原的文采风流，韩愈、裴度从“不平则鸣”、“发愤之文”的角度，把屈原引为文学创作动机的一个例证。贾至、卢照邻等则对屈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持此论者将“诗人”与“骚人”“词人”严加区分，以“诗人”为作者之正统，而以“骚人”“词人”为诗流之别调。屈原则被定位为“骚人”“词人”之祖。他们认为《诗经》体制纯粹、情感雅正，屈原以后诗体渐入别流，每况愈下。
而对于屈原的道德人格，《游子吟》的作者孟郊更是给予了全面否定：
分拙多感激，久游遵长途。经过湘水源，怀古方踟蹰。
旧称楚灵均，此处殒忠躯。侧聆故老言，遂得旌贤愚。
名参君子场，行为小人儒。骚文炫贞亮，体物情崎岖。
三黜有愠色，即非贤哲模。五十爵高秩，谬膺从大夫。
胸襟积忧愁，容鬓复凋枯。死为不吊鬼，生作猜谤徒。
吟泽洁其身，忠节宁见输？怀沙灭其性，孝行焉能俱？
且闻善称君，一何善自殊！且闻过称己，一何过不渝！
悠哉风土人，角黍投川隅。相传历千祀，哀悼延八区。
如今圣明朝，养育无羁孤。君臣逸雍熙，德化盈纷敷。
巾车徇前侣，白日犹昆吾。寄君臣子心，戒此真良图。
——《旅次湘沅有怀灵均》
此诗今译：
性急爱冲动，游历路漫长。途经湘沅水，怀古意彷徨。
旧时楚屈原，葬身在此地。我听老人言，才得辨贤愚。
名在君子列，行为似小人。离骚夸忠厚，托物诉委婉。
三贬常埋怨，不是贤哲人。五十得高禄，枉做官大夫。
胸中怀不满，容貌常槁枯。死为不吊鬼，生作猜谤徒。
撰文夸自身，忠心不献君。怀恨抱石沉，岂能算孝行？
英明属于君，岂能夸自身？错误属于臣，为何不见闻？
悠悠乡土情，端午投粽忙。相传历千年，哀悼及八方。
如今逢盛世，养育孤独人。君臣融洽洽，以德育万民。
旅车顺路行，不觉日正午。寄语为人臣，戒除不良心。
孟郊在这首诗里，把屈原说得一无是处。他对屈原的言行很是不满，历数他的罪过。屈原自吹自擂，牢骚埋怨，推卸责任，不能忍辱负重，行政不作为，枉为人臣；自杀身亡，不孝之子、不吊之鬼，尤其是“名在君子列，行为似小人”“死为不吊鬼，生作猜谤徒”，做人做鬼都是很失败的。这也许是历史上对屈原最严厉最发狠的批评和责难了。孟郊的批评，是从儒家思想的角度做出的审判。
宋朝，屈原又被重新塑造成一个忠君爱国的圣贤形象。他眷顾楚国，心系君王，在道义倾颓、伦理衰落时期不愧为儒家思想承前启后的中流砥柱。笔者认为，洪兴祖在《楚辞补注·离骚后序》中，则将屈原比作商代末年为国献身的忠臣烈士比干。他说：“忠臣之用心，自尽其爱君之诚耳。死生毁誉，所不顾也。故比干以谏见戮，屈原以放自沉。比干，纣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为人臣者，三谏不从则去之。同姓无可去之义，有死而已。”
洪兴祖认为屈原之忠包括忠于君主和忠于宗族的两层含义，他大力表彰屈原忠君爱国的精神，还将屈原的作用无限夸大，以为楚国兴亡系于屈原一身，从而将其行为高度政治伦理化。笔者认为，洪兴祖从“讽谏”人角度去组构屈原的“忠君爱国”形象显然有点牵强，因为比干是被杀，屈原是生气后自逐、自杀。
朱熹也极力为屈原鸣不平，认为他忠君爱国。他说：“屈原一书，近偶阅之，从头被人错解了。自古至今，讹谬相传，更无一人能破之者，而又为说以增饰之。看来屈原本是一个忠诚恻怛爱君的人，观他所作《离骚》数篇，尽是归依爱慕、不忍舍去怀王之意，所以拳拳反复，不能自已。何尝有一句是骂怀王？亦不见他有偏躁之心。后来没出气处，不奈何，方投河殒命。而今人句句尽解作骂怀王，枉屈说了屈原。”朱熹绕开了屈原行为合不合乎中庸的问题，而是从其所谓狂狷行为中解读出忠君、爱国的动机。他也承认屈原的行为不中庸：“窃尝论之，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这等于说，我没有功劳，总有苦劳吧？并以绕口令的方式为屈原辩解：“夫屈原之忠，忠而过者也。屈原之过，过于忠者也。故论原者，论其大节，则其他可以一切置之而不问。论其细行，而必其合乎圣贤之矩度，则吾固已言其不能合于中庸矣，何尚说哉！”
朱熹呼吁要看屈原的大节，不能纠缠他的小节。大节上，屈原是忠君、爱国的。当时也有司马光的《屈平》赞扬屈原。
在明代，屈原成了富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成了一个宿志抗敌的英雄，成了满怀孤愤的志士。《楚辞笺注》的作者李陈玉，崇祯年间曾官武塘令、侍御史，明亡之后披发入山，隐逸不仕，以著述终。李陈玉没有自杀，而是以隐居而注楚辞的方式软抗清朝。
另一位思想家王夫之则是直接参军抗清。清兵入关时，年轻的王夫之曾经与人组织衡山起义，抗击清军，失败之后投奔明桂王政权。桂林陷落后，他才逃回家乡，知事不可为，退而著书，但仍然无法忘怀故国之戚。于是，他也选择隐居而注《楚辞》以表述心愿。他的《楚辞通释》写成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8年)，彼时的他，已然是一个岁月垂暮的老人了，但在《楚辞通释》中，俨然以屈原自命。
无论是以屈原之事为题材写诗作文，还是隐居而注《楚辞》，或者还有今人吟诵《楚辞》，都是托屈原符号，传达自己的高洁之志。
近代，尤其是20世纪以来，西学东渐，造成中外文化的大激荡、大整合、大融汇。传统的屈原形象在新的文化思潮冲击下发生了深刻的裂变，新的屈原形象带着新的时代气息不断地涌现出来。
清末王闿运在《楚辞释》中，将屈原塑造为纵横捭阖的策士。他以情报密码的方法，把一部《楚辞》解读成了烛影斧声、千古之谜式的宫廷政变的秘录，而诗人屈原则成了一个纵横家式的人物。你信服吗？
还有学者把屈原描写为一个有洁癖的单相思的“殉情者”、一个文学弄臣、一个以宗教为职业的巫官，一个“箭垛式的人物”，一个不存在的人物。你信服吗？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输入，有人则试图从心理分析的层面透视屈原，说屈原是一个有着幻视、幻听、幻觉、孤独症、自恋症、易装癖的病态狂人。你信服吗？
其实，让屈原承载这么多，屈原是不是很累？屈原之事与亡国复国不同，屈原怎能为你李陈玉、王夫之反清复明代言呢？屈原只不过暂时被排挤，如果忍辱负重，以后还有机会复出的。历史上受胯下之辱而统百万雄兵、几落几起而后舒展宏图的英雄不也大有人在？
有意拔高屈原或者无视事实，都是对屈原的曲解。还是让屈原做回文人吧，一个自命清高的孤傲诗人，怀才不遇、自恋、牢骚、不满、偏执、疯狂、神经质，或许都可以在他身上找到一点。
这样才能证实一个事实：中国文人离不开政治。文人、文坛、政坛又统属君主领导，中国文人与大一统的君主体制相互依存而又两相冲突。中国文人不可避免地在冲突中走入政治困境、精神困境。这就是屈原的困境。屈原之困境，吾等之困惑。
这正是：
江山更替物易容，谤妒贬谪古今同。
莫作汨罗不吊鬼，世间万事终成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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