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西去延安幻想曲”
当他们整装待发时，才发现还没有路费。几个孩子想了半天，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家里偷些黄金出来，这样既可以换出钱，又不容易很快被大人发现。虽不太光彩，但为了他们一心向往的西去延安之行，也只能这样了。
于是，汤一介从家里偷了一支金笔、一块金表，还有一个上面刻有父亲汤用彤名字和清华周刊总编辑字样的金牌，游宝谟从家里偷了一副金手镯，其他人也都从家里偷了首饰之类的黄金。
按照余绳荪的安排，几个孩子先把游宝谟拿来的金手镯卖了，接着带上他们简单的行囊，怀着激动和向往的心情出发了。按事先的计划，他们从昆明坐火车来到了红军曾经走过的曲靖。
几个少年出行的第一站很顺利，因为曲靖距昆明只有120公里。而接下来要到的第二站贵阳，不但路途遥远，而且没有火车。只有一条坑洼不平，弯弯曲曲的贵阳公路。整条公路道路险峻，几乎看不到汽车。想不出什么办法的“带头大哥”余绳荪只得带着小兄弟们开始找“黄鱼”。“黄鱼”就是当地运货的大卡车，只有坐上他们的车才能去贵阳。
好在几个孩子手里还攥着他们用从家里偷来的黄金换来的钱，一辆运盐卡车的司机终于答应了他们。于是几个中学生又开始上路了。
载着5个少年的运盐卡车终于在高低不平的公路上颠簸着开起来了，孩子们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大家高兴地说着笑着，全然不知此刻他们离开了1天多的昆明早已被惊动。焦急万分的家人已经开始了对他们的寻找，他们的出走已经传遍了西南联大附中，学校也已经联系了警方……
他们更不会想到，他们心目中无比快乐又神秘而崇高的延安之行，虽不过刚刚走到“第二站”，却永远不会走到“第三站”了。
运盐卡车依然在颠簸中前行，孩子们依然兴致勃勃。中途停车休息了，他们就翻身下车，高高兴兴地找饭馆吃饭。吃完饭的少年们愈加精神振奋，在坑洼颠簸的行进和说说笑笑中，运盐卡车载着5个踌躇满志的中学生终于在天黑时安全到达了贵阳。
“带头大哥”余绳荪带着大家走进一家小旅馆，按规矩登记、交钱办完了住宿手续，接着他们就去饭馆吃饭了。底下发生的事，就是几个中学生万万没有想到的了。
肚子填饱了，也有精神了，回旅馆的路上，大家又开始有说有笑了。想不到刚刚推开旅馆大门，就看见几个穿黑衣的彪形大汉齐刷刷地站在眼前，少年们立刻惊呆了。
其中一个张口就问：“你们是不是昆明来的？”孩子们还没来得及点头，威风凛凛的黑衣彪形大汉就接着说：“余绳荪，汤一介，游宝谟，曾宪洛，胡旭东就是你们几个，没错吧！”这一下几个孩子只能点头承认，因为刚才他们都登上了自己真实的名字，谁让他们是“初出茅庐”呢。
接下来的事就更由不得几个少年了，一个黑衣彪形大汉冷冷地说：“你们收拾一下东西，跟我们走一趟！”孩子们好像还不知晓发生了什么事，几个人几乎同时问彪形大汉：“让我们去哪儿？”彪形大汉只回答说：“到地方就知道了。”
到了这一步，孩子们似乎才明白，他们已经没有选择，余绳荪一言不发地向旅馆的房间走去，4个小兄弟只得跟在了他的后面。
从旅馆拿着东西到走出旅馆，谁也没说话，一直到彪形大汉们把他们带进了一座大院的门前，孩子们才看见了“贵州警备司令部”的大牌子。黑衣大汉们把5个少年关进一间小房子里，在门上加了一把大锁后就走了。
直到这时，几个少年似乎才感到了贵州警备司令部的阴森恐怖。一切都是那么突然，以至于让他们不知如何是好。不过这一刻，他们已开始明白，情况真的很不妙。因为进了这个地方，就表明他们已经被逮捕了，而且糟糕的是谁都不知道这个专门“抓人”的地方会怎样处置他们。
黑夜的沉寂中，余绳荪嘱咐他的小兄弟们，不管他们问什么，都绝对不能说实话。于是大家商量好，就说想去重庆南开中学读书。这样想好了对策，孩子们似乎心里踏实了好多。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不说去延安，不和共产党沾上瓜葛，不提《西行漫记》，贵州警备司令部就治不了他们什么罪。
提起《西行漫记》，大家才忽然想起，那本让他们“神魂颠倒”的《西行漫记》还在他们的行囊中。现在看来，这本书是绝对不能让贵州警备司令部看见的。于是刚刚放下心的几个中学生又开始发慌了，谁都知道，《西行漫记》是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明令禁止的红色“禁书”，不说别的，单这一本《西行漫记》就足够贵州警备司令部治他们罪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让他们看见《西行漫记》。这时不知道是哪个孩子发现，那间关着他们的小屋地板有好多缝隙，于是他们立刻拿出《西行漫记》，一点没犹豫就开始动手一页一页往下撕，又一片接着一片地塞进了地板缝里。
《西行漫记》终于在少年们的眼前消失了，与此同时，昔日昆明小楼中阅读《西行漫记》的狂热，连同他们那个满是神奇和幻想的“西去延安”之梦，也和几个少年彻底告别了。
第二天一早，果然开始对5个中学生轮流审讯。好在孩子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所以任是警备司令部的那个参谋长怎样审问，到底还是什么也没有问出来。无计可施的参谋长又不敢放他们出去，只得把他们继续关在贵州警备司令部的那间小屋里。无奈几个逃离家庭一心向往自由的5个少年只得在贵阳警备司令部的小黑屋里与世隔绝度日了。
一个星期后，贵州警备司令部的小黑屋里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几个中学生立刻认出，是西南联大附中的教务主任魏泽馨。他对孩子们说：“我是来接你们回昆明的。”这让失去自由多日的少年们似乎看到了希望。毕竟关在贵州警备司令部里可不是什么好玩的。
第二天，教务主任魏泽馨果然把他们接出了贵州警备司令部，孩子们终于走出了那间让他们“魂断梦碎”的小黑屋。在接受了当时的贵州省秘书长郑道儒的一通“训话”后，5个少年在那个教务主任和一个穿黑衣的彪形大汉的“护送”下，踏上了返回昆明的路程。
出发时兴高采烈、踌躇满志，回来时却是面色憔悴、疲惫不堪，5个少年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一向谦恭儒雅的汤教授见到他的儿子后并没有责备什么，只是拿出了5个出走学生家长的联名信，家长们在信中对联大附中提出了批评。
5个少年的“西去延安幻想曲”终于成了彻底的“幻想”。几十年后汤一介回忆起来，曾称那一段经历为天真的幻想。因为在当时的抗日战争时期，要想从国民党统治下的昆明奔赴延安，倘若没有当时地下党的安排，那是绝无可能的。
对于汤一介来说没有去成延安也许是一种幸运，或者就是命运，从不相信“命运”的汤一介有时候觉得冥冥之中似乎真的有一双手在支配着每一个人。
想来，也许这真的就是上天的安排，如果当年汤一介去了延安，那么就不会有后来北大哲学系的大学生汤一介，也不会有“一介书生”与北大才女乐黛云甘苦相依的执著爱情，更不会有一个中国出色的哲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