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汉学世家述要
近几十年来，海内外学者讨论了“家族”“宗族”“世家”的定义，见仁见智。在上古时期，家族又常称为宗族，其成员称为族人、宗人。家族或宗族两词的内涵大致相同，而外延因人而异。正如有的论者所云：“人们对‘家族’‘宗族’等概念的讨论固然必要，然而过于强调概念化的界定，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家族社会的多重审视。”[1]本书一般称家族学者群体为“学术世家”或“学术家族”，两词大体同义，而“家族”一词的取义采纳了前人论述。徐扬杰认为，“家族是以家庭为基础的，是指同一个男性祖先的子孙，虽然已经分居、异财、各爨，成了许多个体家庭，但是还世代相聚在一起（比如共住一个村落之中），按照一定的规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成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2]同时，本书在考察士人生活、治学的社会环境时，多使用“宗族”一词，含义较“家族”略为宽泛。
清代倾向汉学的家族中，有的偏重于科举、仕宦，而非学术。比如：大兴朱筠、朱珪均为乾隆早期进士，任职翰林院及学官；吴县潘世恩为乾隆五十八年（1793）状元，其从兄潘世璜、嫡孙潘祖荫分别为乾隆、咸丰朝的探花。朱氏兄弟和潘祖荫均为清代汉学的护法，但学术成就相对较小。家学为世代相传之学，除经学之外，史学、小学、诸子学、辞章学及与其相关的金石学、地理学等也是家学内容。笔者认为，作为学术史范畴的家学，还当应具备以下特征：其一，数代承续的学术关联，其经、史、诸子、辞章等学一脉相承。异代之间或许转换了学术重心，但不出传统学术范畴，仍可视为家学传衍。其二，学术成就比较卓著，不仅有著述传世，而且在相关研究领域具有一定影响。至于偶涉学术的仕宦家族，即使有扶持文教之功，如学术上无大建树，仍不能作为家学典型。而许多数代业儒者虽以诗书传家，如无学术成就，则没有达到家世其学的高度，自然也不属于学术家族。
关于清代汉学世家的统计，论者多有出入，多者四五十家，少者二三十家。人们对学术家族是否应包括母族、妻族成员，可能看法不一。潘光旦研究嘉兴望族时，把许多人物“因其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等等的血缘关系，归并成若干大小集团，最小的两三人，最多至六七十人”。虽然同姓，但“独立而血缘关系丝毫无可考见的人物，无论他的名望如何伟大，也只好暂且割爱，付诸阙如。但若有姻缘关系可考，我们还可以把他附丽在别人家的血缘之上”。[3]在他看来，同姓而无血缘者不属同一集团，有姻缘可考的非同姓则可归之于一，这一见解无疑是可取的。清代考史家沈钦韩注意到：“宗法废则骨肉之恩薄，服纪未终而漠然若行路，庆吊会之节，反不如姻娅之密。”[4]当时这类情形恐非少数，并且见诸于学术关联。许多学者虽然同姓而不同支派（如章学诚与章宗源），其学术关系模糊难定，而舅甥、翁婿之间的学术传衍更显重要。清代许多著名学者幼年均在外家受学。比如，刘逢禄、宋翔凤、董士锡等人幼年均接受母教，青年从舅父治学，传衍了外家学术。基于此，本书的学术家族包括一脉相承的姻亲成员，而将缺乏学术传承的同宗或同姓学者置诸次要。
乾嘉汉学兴起之前，清代学术家族已不罕见。清初学术三大家之一的浙江余姚黄宗羲（1610——1695），少时受学于刘宗周（蕺山），传衍、修正了阳明学，以诚意、慎独为主。中年以后精研群书，反对空谈性命，说经则宗汉儒，立身则宗宋学。他著述多达百余种，主要有《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及《南雷诗文集》等。其父黄尊素与刘宗周同任明末御史，受魏忠贤迫害而死。尊素“有子五，受业蕺山者三。伯子宗羲，仲子宗炎，叔子宗会也”。黄宗炎作诗多达万首，著《周易象辞》等书，总名“忧患学《易》”，又著《六书会通》。[5]黄宗会也为清初学者，时人有“三黄”之目，均隐居不出。黄宗羲之子百家，传承家学，从梅文鼎治历算学，著《勾股矩测解原》等书，曾入明史馆修史。
清初“浙东门风之雄，莫过于万氏”。[6]鄞县万泰（1598——1657），字履安，晚号悔庵，其父为明末名孝廉，自己为崇祯年举人，与黄宗羲为兄弟交。明亡后，万泰隐居不出，以诗书教8子。其子“皆受业于黎洲先生之门，称高座弟子”，分治经史。其长子斯年，逃避战乱时，“必载书行。昼则偕老农杂作，夜拥书集子弟讲习，成就者多”。五子斯选，“躬行实践，为同堂领袖”，著《白云集》。六子斯大（1633——1683），字充宗，“不事科举业，湛思诸经。以为非尽通诸经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不能通经”。长于《春秋》、三礼，著有《学礼质疑》《周官辨非》《仪礼商》等书。[7]八子斯同（1638——1702），字季野，经史兼治而以史学名家。受廷臣徐乾学之聘主修《明史》，“时史局中征士，例食七品俸，称纂修官。先生请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支俸。许之。诸纂修以稿至，主者皆送先生复审……《明史稿》五百卷，先生手定也”。“盖先生以遗民自居，而即任故国之史事以报故国。”[8]自著有《历代史表》《纪元汇考》《儒林宗派》等。万斯大之子万经为康熙进士，官翰林院编修，补充、完善了万斯大、万斯同的经史著作。此外，万斯备、万斯年之子万言等，均学有所成。
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徐元文兄弟，传舅氏博学之长，又均为顺康间进士，官至尚书。徐乾学充《大清一统志》《会典》《明史》三馆总裁，为之发凡起例。归里后辑纂《资治通鉴后编》《读礼通考》等书，刊刻《通志堂经解》。二徐能知人得士，奖掖后学，影响一时风气。此外，清初历算学家梅文鼎（字定九）的先世治《易学》，而他专研历算，著书数十种，其诸弟及子孙也长于历算学。梁启超谓“历算能成为清代的显学，多由定九的精神和方法浚发出来”。[9]后世汉学家如戴震、钱大昕等多兼治历算学，盖梅氏治学方法与乾嘉汉学本质一致。
清初这些学术家族成就卓著，开乾嘉汉学之先河，但还没有独尊汉学的自觉，故后来史家谓其不分汉、宋或汉、宋兼采。如皮锡瑞云：“国初诸儒治经，取汉、唐注疏及宋、元、明人之说，择善而从。由后人论之，为汉、宋兼采一派”，而至“惠、戴诸儒，为汉学大宗，已尽弃宋诠，独标汉帜矣”。[10]换言之，惠栋之前，清儒治经不分汉、宋，既无汉学旗帜，也非纯粹汉学。章太炎也认为，阎若璩考证《尚书》“为渐成汉学之始，然尚无汉学之名”，惠“士奇《礼说》已近汉学，至栋则纯为汉学，凡属汉人语尽采之，非汉人语则尽不采，故汉学实起于苏州惠氏”。[11]“汉学”一词虽然早已出现，但惠栋楬橥汉学，独尊汉学，彰显了异于清初学术的特质，故论清代汉学，一般均以惠氏为起点。惠氏之后，清代汉学氤氲成象，成就辉煌；汉学家族数量众多，延续久远。本书主要考察乾隆到清末的汉学家族，论及的主要有：
吴县惠氏：从惠有声、惠周惕、惠士奇到惠栋，惠氏四代潜研儒经，蔚为东南学术名门。惠有声，字朴庵，为明末贡生，与高士徐枋交好，以儒经教授乡里，究心于《左氏春秋》，又精《周易》。其子周惕（？——1696），字元龙，一字研谿，擅长古文诗词。康熙三十年（1691）进士，授庶吉士，散馆授密云知县，卒于官，著有《易传问》《春秋问》《三礼问》《诗说》等。“惠氏自周惕以善说经闻，其后世世以古学显矣。”[12]其子惠士奇（1671——1741），字天牧，晚号半农居士，学者称红豆先生。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散馆授编修，典试湖南，督学广东，以经学课士，居官有声誉。两广总督在雍正元年（1723）奏称，其“校士公明，一文不取”。“始终如一，可以深信”。但“观其作用，惟有衡文乃其所长，恐非吏治之长才也”[13]。士奇累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又因入对不称旨，罚修镇江城，以产尽停工，削籍。乾隆元年（1736），复调取入京，免欠修城银。惠士奇兼治经史，晚年尤邃经学，著《易说》《礼说》《春秋说》等。士奇生有七子，其中以惠栋最能发扬家学。
惠栋，字定宇，一字松崖。初为吴江县学生，改元和籍。家有藏书，自幼夙承门风，笃志稽古，日夜讲诵，于经史诸子，名物记载，无不博通强识。乾隆十五年（1750），被举为经学人才，寻罢归。50岁以后，专心经术，撰《九经古义》，论古字古言。惠栋尤邃于《易学》，著《易汉学》及《易例》《周易本义辨证》等。又撰《周易述》，未完稿。因《易》学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录》《禘说》，专考古代礼制。惠氏祖孙四世治《易》，旁及“五经”。惠栋学术上趋于专精，楬橥汉学旗帜，推动了汉学复兴。钱大昕云：“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歧辈不能及也。”[14]
常州庄氏：庄存与一族自晚明以来，以理学传家，科名之盛，甲于东南。而其今文学派的深远影响又非他族所能望及项背。庄存与（1719——1788），字方耕，号养恬，江苏武进人，五岁就塾读书，一目数行，年幼即以古人自期。其父庄柱为康熙进士，庄存与幼承庭训，涉猎经史百家，博观约取，于乾隆十年（1745）成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官至礼部侍郎。先后值上书房、南书房近40年。庄存与于诸经皆能阐发奥旨，不专事笺注之学，而讲求微言大义，著《春秋正辞》《春秋举例》《彖传论》《彖象论》《系辞传论》《八卦观象解》《尚书既见》《毛诗说》《周官说》《周官记》等，统名曰《味经斋遗书》，由后人刊行。庄存与的胞弟庄培因是乾隆十九年（1754）状元，英年早逝，学术未有大成，其子庄述祖成为发展家学的关键人物。述祖（1750——1816），字葆琛，号珍艺。10岁而孤，从伯父学，潜心经术。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后选为山东昌乐知县，旋补潍县知县，以母老乞养归。一生著述多达40余种，刊行者有《尚书今古文考证》《毛诗考证》《夏小正经传考释》等。
庄述祖尝说：“吾诸甥中，刘申受可以为师，宋虞庭可以为友。”[15]其推重刘、宋二人于此可见。刘逢禄（1776——1829），字申受，武进人，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久任礼部仪制司主事，传承庄氏《春秋》学，著《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公羊春秋何氏解诂笺》《论语述何》等。宋翔凤（1776——1860），字虞廷，一字于庭，江苏长洲人，嘉庆五年（1800）举人，官湖南新宁知县。少时从舅父庄述祖治今文经，撰《论语说义》《大学古义说》《过庭录》等。刘、宋传承、发展了庄氏今文经学，为晚清学术流变的重要环节。庄存与之孙庄绶甲克承家学，刊刻祖父遗著，扩大了庄氏学术的影响。
高邮王氏：高邮王氏以儒学传家，王念孙之高祖王开运治《尚书》有声，曾祖王式耜以儒经授弟子，祖父王曾禄“深于理学”。[16]其父王安国为雍正二年（1724）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官至巡抚、吏部尚书，为雍正及乾隆初的理学名臣。王念孙（1744——1832），字怀祖，号石臞，3岁丧母，幼时随父入都，有神童之目。在京曾师从戴震一年，为稽古之学。乾隆四十年（1775）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嘉庆四年（1799）以参劾和珅黩货揽权，声震朝野，曾任永定河道等职。一生精研文字训诂之学，笃守经训，晚年就养京邸，闭门谢客，日以著书自娱，著述力求精审。除生前刊印的《广雅疏证》20卷、《读书杂志》82卷、《释大》8卷外，有未完之稿多种。
王念孙的长子王引之（1766——1834），字伯申，号曼卿。传承家学而光大之，由音韵训诂而明经达道，熔小学、校勘、经学于一炉，25岁撰《春秋名字解诂》2卷。嘉庆四年（1799）成一甲第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其后任太仆寺卿、山东学政等职，官至工部尚书、礼部尚书，谥文简。其一生治学，以父为师。据平日其父所授和自己研究，撰成《经义述闻》32卷。又博稽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搜讨语助之文，撰《经传释词》10卷。王氏父子不仅考辨经典，而且注重归纳条例，总结方法。其研究领域不限于儒经一隅，考据学方法趋于完善，将乾嘉汉学推向精深的境界，后人多比之于吴县惠氏。
嘉定钱氏：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徵、辛楣，号竹汀，江苏嘉定人。15岁取秀才，有神童之目。乾隆十四年（1749）就读于紫阳书院，博览群籍。十九年（1754）成进士，旋改翰林院庶吉士，任侍读学士、詹事府少詹事、广东学政等职。晚年主紫阳书院讲席，倡导实学，涵养德性，弟子众多，影响吴中学风。钱大昕以实事求是为宗旨，不专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凡经史文艺、音韵训诂、金石文字、天文历算、典章舆地，莫不洞悉是非，剖析源流，尤邃于考史。将历年考订所得，整理成帙，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成《廿二史考异》100卷。此外考史之作有《三史拾遗》《诸史拾遗》《金石文跋尾》等。晚年撰《十驾斋养新录》等，其考史成就之大，在清代学者中无有其匹。
钱大昕深于经史，一门群从。其胞弟钱大昭（1744——1813），字晦之，号可庐，视兄如严师。嘉庆初举孝廉方正，治学博通经史，勤于著述，尤精于考证两汉正史，著有《后汉书补表》《两汉书辨疑》《三国志辨疑》等。又长期究心小学，著《广雅疏义》。钱大昕的族子钱塘（1735——1790），号溉亭，乾隆进士，长于律吕天文之学，著《律吕考文》《史记三书释疑》等。族子钱坫（1741——1806），字献之，副贡生，官知县、知州。擅篆书，究心于音韵、地志、金石之学，著《说文解字斠诠》《史记补注》等。钱大昭之子东垣、钱绎、钱侗，皆治古学，能文章，均有著述。大昕之子东壁、东塾，皆克守家学。钱氏蔚为东南学术名门，时有“九钱”之称。钱大昕的女婿瞿中溶则发展了钱氏金石学，为此学一代名家。
江都汪氏：汪中（1744——1794），字容甫，江都人。幼年孤苦，14岁到书肆为佣，每日向书贾借阅经史百家书，博闻强记。汪中博学多才，而科名终于诸生。一生奔走衣食，刻苦治学。治经独尊汉学，不喜心性之谈。对于宋明学者，除朱子之外，有举其名者，必痛加诋毁。对推动汉学复兴的顾炎武、阎若璩、胡渭、梅文鼎、惠栋、戴震等人则倍加推崇。汪中著书没有鸿篇巨制，但兼擅考据和辞章，学术多有创见，在乾嘉经学、诸子学、文字学等领域均有一席之地，对于《荀子》和《墨子》研究尤有开创之功。汪中的诗文关切民生利病，但只是社会积弊的批评者，其经世意识体现在改良风习、救济孤寡等主张。
汪喜孙（1786——1847），又名喜荀，字孟慈，汪中独子。9岁而孤，少长能读父书，嘉庆十二年（1807）举人，受人资助，援例捐为内阁中书，升户部员外郎。后补河南怀庆府知府，勤于治狱，不循情面，倡兴文教，为官清廉。汪喜孙发扬家学而有所变通，虽传汉学，却能融会汉、宋，力除门户之见。他讲求由明经修行而通经致用，继承其父的经世意识和主张，且践行于仕途和社会活动中。
宝应刘氏：江苏宝应刘氏的学术渊源深厚，脉络绵长。其六世祖刘永澄为明万历进士，与东林党人游，究心濂、洛、关、闽之学。乾隆以降，宝应刘氏的重要学者有刘台拱、刘宝楠、刘恭冕等人。刘台拱（1751——1805），字端临，少时心慕理学，以圣贤之学自励，而不屑于文辞。乾隆三十六年（1771）举人，多次会试不第，大挑授丹徒县训导。好古而能求是，侧重考校经籍，通晓天文、律吕、六书、九数、声韵诸学。以《论语》《礼经》为孔子微言大义所在，用力最深，尤精于三礼。一生校书不下千卷，却不喜著述，撰著多属校书批注，有《论语骈枝》《经传小记》《国语补校》等。对幼年孤贫的从侄刘宝楠、从侄孙刘巩亦有抚育、教导之功。
刘宝楠（1791——1855），字楚桢，号念楼。其父刘履恂久任教谕，著有《秋槎杂记》；其兄刘宝树也以教谕为业，著《经义说略》。刘宝楠于道光十五年（1835）中举，二十年始成进士。自道光初年起，专于《论语》注疏。因晚年久任知县，簿书繁琐，精力不济，逝世时已注疏《论语》前14篇共17卷。刘宝楠治学融合汉、宋，并关注社会实务，讲求经世致用。此外著有《释谷》《汉石例》《宝应图经》《愈愚录》等。其次子刘恭冕（1824——1883），字叔俛，少时随父游宦读书，能通经训，中年以后游于曾国藩等人幕府，以校书、授徒为业。他传承家学，经十余年研究，续补《论语正义》后6篇及《论语序》共7卷，并厘定全书，于光绪初年刊行，自著有《何休注训论语述》等。刘氏《论语正义》凝聚了三代人心血，为清代十三经“新疏”的代表作。
绩溪胡氏：绩溪金紫胡氏以《礼》学传家，一门数世，自相师友，有著作者十余人，为清代汉学名家。胡匡衷（1728——1801），号朴斋，岁贡生，以孝友闻于乡里，于经义多所发明。幼时读《易》，受之庭训，著《周易传义疑参》12卷，发明宋学，析程、朱之异同，补其漏略。胡匡衷尤长于《礼》学，著有《三礼劄记》《周礼井田图考》《井田出赋考》《仪礼释官》等。“其论井田也，多申郑义”；“其论官制也，谓《周礼》外惟《仪礼》是周初之制”。[17]又著《论语古本证异》《论语补笺》等。其从弟胡匡宪（1744——1802），号绳轩，少承庭训，研究经史，著有《毛诗集释》《绳轩读经记》等多种。匡宪之子胡秉虔，嘉庆四年（1799）进士，精于训诂音韵之学，著《说文管见》，论假借尤精。又著《卦本图考》《周易小识》《西京博士考》等，既守汉儒家法，又取宋儒之说。
胡培翚（1782——1849），字竹村，少时随祖父胡匡衷受经学，13岁学于从祖胡匡宪。嘉庆二十四年（1819）进士，官内阁中书，擢户部广东司主事，居官勤慎，晚年主讲钟山、惜阴、云间、泾川等书院。培翚发展家学，积40余年研究之功，于嘉庆年间撰成《仪礼正义》40卷，追溯周、孔垂教之旨，考辨郑、贾注疏得失。胡培翚弟子众多，交游广泛。与安徽泾县胡承珙（号墨庄）同宗，同为嘉庆进士，切磋《礼》学，胡承珙著《毛诗后笺》等。“朴斋与竹村，世与墨庄同称为三胡是也。”[18]胡匡宪之孙胡培系，贡生，官宁国府教谕，沉潜于三礼，著有《周礼述义》《大戴礼记笺证》等。胡培翚的族孙胡澍，少有文誉，咸丰九年（1859）举人。少时向慕孙星衍、洪亮吉为人，作《释人疏证》。中年遭遇太平天国战争，资产荡尽，著述多毁于战火，遗稿不存。
武进臧氏：臧氏之学至乾隆间才为人所知，而起源于康熙时期。臧琳（1650——1713），字玉林，江苏武进人，康熙中补县学生，生平博极群书，深于小学，“谓不通训诂，无以明经”，治学以《尔雅》《说文》为宗，经学以汉注、唐疏为主，成《经义杂记》30卷。书成，没有刊板。阎若璩曾见其书，称之为“隐德君子”，“深明两汉之学，既通声音训诂，又雅擅二刘、扬子云之长”。[19]是书得钱大昕、段玉裁、阮元等人推重。此外，臧琳三易其稿，历20年而成《尚书集解》120卷、《大学考异》2卷，藏于家。他好辑考佚书，辑有汉儒郑玄的《六艺论》、卢植的《卢子干逸文》等。
臧庸（1767——1811），字在东，又字西成，号拜经，臧琳的玄孙。其父继宏，以商贾为业。臧庸“沉默敦重，天性孝友，遵父命，续其高祖将绝之学，修身著书并见于世”。[20]乾隆中，卢文弨主常州书院，臧庸抱其高祖所著《经义杂记》拜见，文弨大为惊叹，曰：“人诚不可无贤子孙也。臧先生之书，使无在东，则无何由见之哉！”[21]卢氏所校《经典释文》多引其说。从此，臧氏之学受知于学人。臧庸两应乡试不售，仿《经义杂记》而著《拜经日记》8卷，受知于学界名流钱大昕、段玉裁等人。臧庸也好辑古书，辑有《子夏易传》《诗考异》《韩诗遗说》等。臧庸兄弟四人，三弟臧礼堂（1776——1805），字和贵。少时读书攻苦，事兄如师，究心经史、文字学。曾师事钱大昕，好《说文解字》，所著《说文引经考》13卷，得段玉裁、王引之肯定。性至孝，遇母疾，至刲股疗亲。姚鼐说：“和贵与兄庸，皆好学博闻，尤精小学，善雠校，为四方贤士所贵。”[22]
吴县江氏：江声（1722——1799），字叔澐，号艮庭，江苏元和人，7岁入塾读书，与兄江筠共学，不事帖括。年过而立未获功名，遂不再应试。独好经义古学，于许慎《说文解字》时加研习。35岁师事惠栋，得读其所著《古文尚书考》及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始知《古文》及《孔传》皆晋代人伪作，遂于41岁时开始研究《尚书》。仿惠栋《周易述》体例，取伏生《尚书大传》所引逸文，辑马融、郑玄注及汉儒逸说，采《说文解字》所引《尚书》古文本字，以更正秦人隶书及唐代改易古字之谬，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成《尚书集注音疏》14卷。继阎、惠之后，刊正《尚书》经文，疏明古注，实集是书研究之大成。治学极重文字训诂之原，著《六书说》一文，推阐《说文》转注说。拟撰《说文解字考证》，见段玉裁精研《说文》，与己见多相契合，遂作罢，并将手稿相赠。此外著有《论语竢质》《尚书逸文》等。弟子有顾广圻、江藩等。
江声之子江镠，字贡庭，为名诸生，能传家学，曾为阮元幕宾，助其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江镠之子江沅（1768——1838），字子兰，优贡生，幼承家学，为文好窈渺之思，乡试屡不中。精研《说文》，著《说文释例》。段玉裁侨居苏州，江沅出入其门数十年，为其高足。段著《六书音均表》，阐明平上入分合相配之理。江沅则以段书第二表为纲，成《说文解字音均表》17卷。书中多采段氏之说，而对其纰缪处亦加驳正。江沅尝从彭绍升游，“通释典，茹素祝发而卒家，寿七十有二”。[23]江氏素擅篆书，至江沅尤变化神妙，自成一家。一生多里居教授，弟子成材者众。江沅之孙江文炜传承家学，治《说文》，工小篆，道光二十九年（1849）拟刊江沅《说文解字音均表》。文炜字彤甫，贡生，咸丰九年（1859）因太平天国战争死难。
曲阜孔氏：清代史家赵翼认为，论累世经学，“自以孔圣之后为第一……历战国、秦及两汉，无代不以经义为业，见于前后《汉书》，此儒学之最久者也”。[24]孔氏的著名学者有西汉孔安国、曹魏时期的孔融、唐代孔颖达、清初孔尚任等。乾隆年间，孔氏转治汉学，其名家为孔广森（1752——1786），字众仲，号顨轩。其祖父孔传铎为袭封衍圣公。其父孔继汾（1725——1786），字体仪。恩贡生，曾任内阁中书、户部主事，编著《阙里文献考》《孔氏家仪》等书。广森少随戴震游，于经史训诂、六书九数，靡不贯通。年17，与兄广林同举于乡，[25]主考官为桐城姚鼐。乾隆三十六年（1771），广森与族叔孔继涵同成恩科进士，庄存与为是年会试副总裁，故有师生之谊。广森所学在《公羊传》，谓《春秋》重义不重事，《公羊传》尤不可废。乃旁通诸家训说，择善而从，撰成《公羊春秋经传通义》12卷。因连遭祖母和父丧，哀毁过度，广森于其父殁同年十一月早逝。著述尚有《大戴礼记补注》《礼记卮言》《经学卮言》等。弟广廉及广森之子昭虔编其著述为《顨轩孔氏所著书》7种刊行。
孔继涵（1739——1784），字体生，号荭谷，孔广森的族叔，进士，官户部主事，充《日下旧闻》纂修官。笃于内行，雅志稽古，而精于三礼。在京六载，与戴震结为儿女亲家，“于天文、地志、经学、字义，无不博综”。[26]又与周永年、姚鼐等交好。乾隆四十二年（1777），以母疾乞养归，专心著述，著有《考工车度记》《补林氏考工记解》《勾股粟米法》《水经释地》。其子广栻，能传其学。孔广森的族弟孔广铭，字文箴，曾任州判，著有《公羊释例》《孟子义疏》《五经异义疏证》等。其族弟孔广牧，长于训诂考据，兼通中西算术。遇咸丰战乱，流离奔走，染病早逝，仅存《礼疏》残稿及《天算释》《孔子生卒年月考》等篇。
兴化任氏：任大椿（1738——1789），字幼植，又字子田，江苏兴化人，与清初著名学者任启运同族。大椿的祖父任陈晋，幼时家贫，工诗文，转而沉潜于《易》学，乾隆四年（1739）进士，官徽州府学教授，著《易象大义存解》1卷，折衷诸家之说，也阐发宋儒《易》学。发挥明简，“亦大抵切人事立言”。[27]另有《燕喜堂文集》《后山诗钞》等。大椿之父任葆，庠生。受家学濡染，大椿早具夙慧，少以文章名。乾隆二十七年（1762），中乡试第六名举人，与戴震同举于乡。三十四年成进士，授礼部仪制司主事。值开四库馆，被举为纂修官，与同任馆职的戴震共事多年，亦曾切磋学术。《四库全书·礼经类》提要出自多人，而皆由大椿详定。于校书之暇，得阅览朝廷藏书，专心著述，于《礼》学尤长于考释名物，即类以求。一类已通，更求他类，遂著《弁服释例》《深衣释例》及《释缯》篇等。又好辑录小学佚书，于各家异说多所考镜，撰《字林考逸》《小学钩沈》，此外有《吴越备史注》等。乾隆五十四年（1789）四月，以郎中授陕西道监察御史，甫一月而卒，著述多未刊行。
任兆麟，字文田，号心斋。诸生，荐举孝廉方正，以侍养辞。其父为太学生，沉潜于经学。兆麟与族兄基振、大椿称为“三任”。人称兆麟远承任启运家学，博闻敦行，“讲经义经世之务，间作古文辞，务有根柢，与六经相表里”。[28]继大椿之后，兆麟撰《字林考逸补正》，增补了150余条。又著有《毛诗通说》《春秋本义》等。此外，其姻亲顾九苞，字文子，母任氏为任大椿之祖姑，通经达史。九苞幼受母教，精于三礼、《毛诗》之学，乾隆四十年（1775）成进士，卒于天津。其子顾凤毛，字超宗，传承家学。幼时祖母任氏“口授唐诗，率能成诵。十一岁能解经书”，强记博览。18岁补弟子员，二年后丁父忧归，以授徒为生。[29]曾从钱塘学音韵律吕，撰《楚辞韵考》《入声韵考》《毛诗韵考》等。
阳湖洪氏：洪亮吉（1746——1809），字稚存，号北江，江苏阳湖人。6岁而孤，幼时随母寄居外祖母家就学，聪颖异常，擅长诗文。24岁补诸生，曾入安徽学政朱筠幕，由嗜好辞章而转治经史。因久困场屋，入陕西巡抚毕沅幕，助其编书。乾隆五十五年（1790）成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入值上书房。视学贵州，教士以通经学古为先。嘉庆四年（1799）上书言事，言语激直，惹怒嘉庆帝，被“发往伊犁”，不久释回，自号更生居士，专于著述。洪亮吉“善于汉魏六朝之文，每一篇出，世争传之”。[30]又精研经学、史地、训诂之学，于经学著有《春秋左传诂》《春秋穀梁古义》等；于小学有《汉魏音》《六书转注录》《比雅》等。在毕沅幕曾与修《续资治通鉴》及陕西、河南等州县志。于历朝疆域变迁尤有研究，著有《补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等，后人对其疆域志诸书多有补正。今人编辑《洪亮吉集》，收入诗文88卷。
亮吉之长子洪饴孙（1773——1816），字孟慈，又字祐甫。幼时好学，嘉庆三年（1798）举人，官知县，中年早逝，撰有《世本辑补》《三国职官表》《史目表》《毗陵艺文志》等。亮吉幼子洪
孙，字子龄，道光举人，官广东镇平县知县，克承家学，撰《补梁疆域志》《战国地名考》《汉魏六朝隋唐地理书目考证》等。洪氏兄弟传衍了其父的史地考据之学。
甘泉焦氏：焦循（1763——1820），字里堂，江苏甘泉人，其父、祖为下层儒士。焦循的曾祖父焦源“深于《易》学，有《读易图》”。祖父焦镜娶妻王氏，为明末吏部纳谏之玄孙女，王氏的父、祖辈亦“以《易》名家”。故焦循之父焦葱得“并闻外家《易》说”。[31]焦葱，字佩士，太学生，学《易》未有大成。焦循少颖异，以孝行闻于乡里。嘉庆六年（1801）才中举人，次年入都会试，下第后不复北游。焦循为阮元族姐夫，二人交谊深厚。阮元督学浙江时，焦循从游。焦循博闻强记，识力精卓，于经史、历算、音韵、训诂之学无所不通。“性诚笃，恬淡寡欲，布衣蔬食，不入城市，惟以著书为娱。”[32]焦循承祖父之学，幼年好《易》。不拘汉魏师法，“取《易》之经文与卦爻反复实测之，得所谓‘旁通’者，得所谓‘相错’者，得所谓‘时行’者”，使《易经》“诸义例皆发之而知其所以然”。[33]他先著《易通释》20卷，然后撮其要为《易图略》8卷，又作《易章句》12卷，总为《雕菰楼易学三书》。焦循推崇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谓《孟子》与《易》学相通，乃著《孟子正义》30卷。他又精研天文算学，著《加减乘除释》《天元一释》《释弧》《释轮》《释椭》等，与同时算学名家李锐、汪莱、钱大昕等相与讨论，而受推重。
焦循之子廷琥（1782——1821），优贡生，性醇笃，少时随父治学，不假外傅，善承家学。焦循著《群经宫室考》，廷琥遂撰《冕服考》4卷加以阐释。焦循深信地圆说，而其友孙星衍作《释方》质疑，以为西人误解《大戴礼记》，遂有地圆之说。廷琥乃博搜古籍，胪列诸家之言，成《地圆说》2卷。焦循作《开方通释》，有正负开方法。廷琥受命以正负开方法推之，撰《益古演段开方补》，附于父著《里堂学算记》之末。焦廷琥使家传历算学更趋专精，此外著有《尚书伸孔篇》《春秋三传经文辨异》等。不幸焦循卒后不到一年，廷琥随之而逝。
常州张氏：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号茗柯，江苏武进人。生于寒儒之家，14岁为童子师，曾刻苦研习科举时文，在安徽歙县设馆多年。受桐城派学者王灼、钱鲁斯的影响而研读古文，又转而研究《易经》《仪礼》。乾隆五十一年（1786）举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散馆授编修。嘉庆七年（1802），病卒于官，年仅42岁。他曾读惠栋所著《易》学书，而不满其泥古琐碎，遂援《春秋》学方法阐发虞翻《易》学，著《周易虞氏义》9卷。又撰《周易虞氏消息》《虞氏易礼》《虞氏易事》《易义别录》《易纬略义》等。穷尽汉《易》各家古义，而为虞氏《易》之羽翼，成一家之学。又研究《礼经》，学宗郑注，作《仪礼图》6卷。张惠言治学博及诸子、史书，兼及词、赋，且其经学与文学相需相济，相得益彰。
张惠言、张琦兄弟是阳湖文派的开创者，二人又合编《词选》等书，流播甚广。张琦（1765——1833），字翰风，嘉庆十八年（1813）举人，官山东馆陶知县。于词学之外，又深于子、史、兵、农、刑法、术数之学，晚年则专研医学，著述有《战国策释地》《素问释义》等。惠言的独子张成孙（1789——1838），字彦惟，国子监生。少时从父研习《说文解字》。14岁早孤，后从庄述祖游，精小学，续补父著《说文谐声谱》至50卷，所增内容达一半以上。又工历算，精研礼意。张惠言的外甥董士锡幼年在家受学，16岁从舅父游，为古文、赋、词皆精妙，而所受虞氏《易》义尤精。张琦的次子张曜孙，少承家学，工为文，研求古今成败、民生利病，精于医学。张琦的四位才女张
英、张
英、张纶英、张纨英均擅诗文，有诗集刊行。可谓家学余韵，一门风雅。
闽县陈氏：陈寿祺（1771——1834），字恭甫，号左海，晚号隐屏山人，福建闽县人，父、祖均以教授乡里为生。寿祺9岁随祖父读儒经，15岁补县学生员，少喜辞章，究心理学，嘉庆四年（1799）成进士后，转治汉学。又受阮元之聘，主讲杭州敷文书院，兼课诂经精舍。嘉庆十四年（1809）任国史馆总纂，专创《儒林传》《文苑传》。历任文渊阁校理，教习庶吉士等职。陈寿祺兼治今、古文经而侧重今文，崇汉学而不排斥宋学。于两汉经学，上溯伏生，下至许、郑，无不通彻，辑校伏胜《尚书大传》，并为《序录》《辨伪》等篇，成《尚书大传定本》3卷。著有《五经异议疏证》《左海经辨》《左海文集》，均刊入《皇清经解》。拟著《三家诗遗说考》等，未成。
陈寿祺的长子陈乔枞（1809——1869），字朴园，一字树滋，道光五年（1825）举人，少受庭训，克承家学，尤深于《三家诗》。多次会试不第，二十四年以大挑知县分江西，晚署袁州、临江、抚州知府，居官有声。乔枞继志述事，续成父著《三家诗遗说考》《礼记郑读考》《欧阳夏侯经说考》。又自撰《今文尚书经说考》34卷及《齐诗翼氏学疏证》《诗经四家异文考证》《诗纬集证》等。陈氏父子并为经学大师，后人谓“国朝古学元和惠氏、高邮王氏外，惟乔枞能修世业，张大其家法”。[34]陈寿祺晚年主持地方书院，造士众多，于闽学风尚不无影响。其著名弟子有长于三礼学的林昌彝等。
仪征刘氏：刘文淇（1789——1854），字孟瞻，仪征人。父刘锡瑜，以医名世。文淇出身寒微，18岁即授徒为生。嘉庆二十四年（1819）优贡生，候选训导。幼年颖悟，曾从其舅父凌曙读书。凌氏治经偏重今文，著《公羊礼疏》及《公羊礼说》《公羊问答》等书。而文淇精研古籍，贯串群经，博览汉人经著及宋元以来诸说，治学必求其是。尝谓《左传》之义，为杜预《左传注》剥蚀已久，遂取贾逵、服虔、郑玄三人之旧注，旁稽博考，以正杜注之失。他究心《左传》40年，撰成了《春秋左氏传旧疏考正》8卷。而其《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已具长编，因多年替人校勘经史、方志，未及成书，遽然而逝。此外，著有《楚汉诸侯疆域志》《扬州水道记》等。
刘文淇之子毓崧（1818——1867），字伯山，从父受经，以淹通经史闻名江淮间，道光间举为优贡生。他长于校书，受曾国藩礼遇，聘入金陵书局校勘《船山遗书》等，并撰《王船山先生年谱》2卷。毓崧思继父业，而值离乱，于“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长编”未加整理，自著有《通义堂文集》等。刘毓崧有子四人，长子寿曾（1838——1882），字恭甫，少工文章，资质开敏，父殁后继入金陵书局校书。曾中副榜贡生，保举知县，而志趣在于学问。校书之余，发奋以继志述事为任，严立课程，孜孜不倦，而《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稿仅编至“襄公四年”，45岁病卒。[35]“疏证”之余，撰成《读左札记》《春秋五十凡例表》等。刘氏三代以专精《左传》而闻名，“学者企若吴门惠氏”。[36]刘毓崧之季孙、寿曾之侄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继承古文家法，谙熟《左传》，但未专精于此，治学遍及“五经”，36岁病卒。刘师培早年参加反清革命，入民国后专注学术，著有《春秋左氏传义例》《周礼古注集疏》《周书补正》等，近人编为《刘申叔先生遗书》。[37]
定海黄氏：定海黄式三、黄以周父子授受谨严，家学一脉相承。黄式三（1789——1862），字薇香。其父黄兴梧，性端严，锐志于学，诸生，因病辍举子业，究心《易》《诗》之学。式三幼受父教，性至孝，曾赴乡试，恰逢其母暴卒于家，归家号恸几绝，誓不再应举，以岁贡终。治学博综群经，不拘汉、宋门户，宗郑学而兼尊朱子，主张于汉、宋经学各用所长，以补所短。谓：“经无汉、宋，曷为学分汉、宋也乎！”[38]于《易》《春秋》皆有心得，而尤长于三礼，其论郊禘、论学校，阐发郑学；论封域、井田、兵赋、学校、明堂、宗法诸制，有大疑义，必加厘正。又撰“申戴”诸篇，阐发戴震义理之学；撰《约礼说》《复礼说》《崇礼说》诸篇，调和理学和礼学，以崇礼、复礼为学者倡。另著有《易释》《论语后案》等。
黄式三之四子以周（1828——1899），字元同，号儆季。6岁入塾读书，少承家学，与兄儆孟、儆仲相砥砺，与从兄以恭作经课，互相督责。19岁补诸生，同治九年（1870）举人，官处州府教授。黄以周恪守父训、阐扬家学，为学不拘汉、宋，贯串群经大义。于《易》《诗》《春秋》皆有著述，尤精《礼》学，成《礼书通故》百卷，既阐发郑玄《礼》注，又加驳正，实事求是。论者谓其“足以窥见先王制作之堂奥，比秦蕙田书博虽不及，精或过之”。[39]黄以周任江阴南菁书院院长15年，兼经学门主讲，以博文约礼、实事求是教士，多高材弟子。此外著有《子思子辑解》《儆季杂著》等。黄氏为晚清学术名门，缪荃孙赞黄氏云：“国朝家学，绍汉迈唐。元和之惠，高邮之王。鼎足其间，先生觥觥。”[40]黄氏学者还有黄以恭，字质庭，式三从子，光绪元年（1875）举人，著有《尚书启蒙疏》《读诗管见》等。以周的次子黄家岱，廪生，11岁读《尚书》，能有所得，以经解受知于学使，卒年38岁，所著多未完稿。
新化邹氏：邹汉勋（1805——1853），字叔绩，湖南新化人。其父邹文苏，岁贡生，以郑、贾之学教授乡里，“考证典礼力尊汉学，而于心性之学则确守宋儒”。“于学无不通，尤深于三礼”。[41]汉勋兄弟六人，少秉庭训，皆有才学。长兄汉纪，长于小学，著《五音表》。次兄汉潢，长于《易》及医术，著《序卦解》等。汉勋排行第三，以学闻名，15岁佐长兄撰《左氏春秋地图说》《博物随钞》，又佐仲兄撰《山海经集谱》诸书。“乡居，苦书少，辄诣郡学借观，手录口诵。于天文推步、方舆沿革、六书九数之属，靡不研究，而制举业不循绳尺”，久困童子试。[42]道光十七年（1837）补郡学生，旋食廪饩。道光十九年（1839），应同县邓显鹤之聘，参与校刊《船山遗书》，自此知名。咸丰元年（1851）举人，礼部试报罢。咸丰三年（1853），湘军将领江忠源巡抚安徽，汉勋被邀从行。不久太平军破庐州，汉勋随江氏战死。汉勋精于经学、小学，著述多在同治二年（1863）被土匪焚毁，有《读书偶得》《广韵表》《穀梁传例》《颛顼宪考》及《学艺斋文集》等藏于家。其四弟汉嘉，长于舆地之学，著有《宝庆疆里记》《黔滇楚粤水道考》等。五弟汉章、六弟汉池，亦擅舆地、天文之学，各有著述。
邹氏后辈多学者，以舆地学传家。汉纪之孙邹代过、汉潢之孙邹代藩、汉勋之孙邹代钧最为显名，世称“三邹”，尤以代钧学术成就最大。邹代钧（1854——1908），字甄伯，号沅帆。克承祖业，尤嗜史地之学。尝言切于经世之用者，莫若地理，当以今地为主，而钩稽古来疆域、战争、漕运、水道迁徙，以求贯通。并于测绘之事，精心研讨。光绪十一年（1885），以随员身份出访英、俄。受湖广总督张之洞聘请，编修湖北地图，并为两湖书院教长，在武昌创立舆地学会。后充钦定《书经图说》纂修官，所绘《中外舆地全图》盛行于世。此外，撰有《西征纪程》《直隶水道记》《中国海岸记》等，并撰有蒙古地区及日本、朝鲜、安南、缅甸、印度等邻国地记多种。
瑞安孙氏：乾嘉年间，瑞安（今温州）的重要学者是孙希旦（1737——1784），乾隆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与修《四库全书》。他学宗程朱，尤精三礼，著有《礼记集解》50卷，学术上对瑞安盘谷孙氏有所启发。后者第一代学者是孙衣言、孙锵鸣兄弟。其祖父孙振铎26岁才补为县学生，乡试不售，家居好学。孙衣言之父孙希曾，少时读书郡城，不久家道中落，遂舍举子业，勤俭务农。而“益以读书科第望诸子”，“所以督课之甚严密”。[43]孙衣言（1815——1894），字琴西，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深得房师曾国藩的赏识，由编修入值上书房，官至江宁布政使。其弟孙锵鸣（1817——1901），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历官广西学政、侍读学士等职。孙衣言治学长于考据，又注重义理，“力辟世儒汉、宋门户之见”。又认为“欲综汉、宋之长而通其区畛，莫如以永嘉之学”。[44]故孙氏兄弟以研考、弘扬永嘉之学为己任。孙衣言补辑《永嘉学案》，又搜集、校勘南宋永嘉诸儒及孙希旦的著作，编为《永嘉丛书》刊行。孙锵鸣校勘了孙希旦经学著作，自著有《周易释义》《吕氏春秋高注补正》，其诗文今人已编为《孙锵鸣集》出版。
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庼，孙衣言次子。少有神童之目，随父读《周礼》，同治六年（1867）举人，援例得刑部主事，而不乐仕进，随官江宁布政使的父亲居南京。数应礼闱不第，遂家居著述。孙诒让讲求经世之学，被列入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廷“经济特科”征用人才，但未应诏。他热心教育，于光绪戊戌之际创办瑞安学计馆、农学会、方言馆等。20世纪初年，在温州创办瑞平化学学堂，并合办蚕学馆、天算学社等。诒让发扬家学，精研《周礼》，博稽唐、宋以来诸儒旧诂，发郑注之渊奥，裨贾疏之遗阙，屡易其稿，成《周礼正义》86卷。又于光绪十九年（1893）撰成《墨子间诂》卷，且擅考金石、龟甲文字，著有《古籀拾遗》《契文举例》等。此外，著述有《札迻》《籀庼述林》等多种，论者视为清代汉学之殿军。此外，孙锵鸣的女婿宋恕亦为晚清著名学者，不专治汉学，而重视阐扬永嘉学统，讲求经世致用。
德清俞氏：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河南学政，罢归后，专心著述。历主讲苏州紫阳、上海求志等书院，主杭州诂经精舍30余年。治学以高邮王氏为宗，仿《经义述闻》而作《群经平议》，仿《读书杂志》而作《诸子平议》。平生不好声色，日以著述为业。每竟一岁，则以写定之书刊布于世。晚年足迹不出浙江，而声名远播海内外，与同时大学士曾国藩、李鸿章、潘祖荫等有交往。所著书凡500余卷，统曰《春在堂全书》。除《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受推重外，人称其《古书疑义举例》与王氏《经传释词》也在伯仲之间。
俞樾晚年授其孙俞陛云读书，亲见陛云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会试以一甲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俞陛云长于诗词和词学，著有《小竹里馆吟草》《诗境浅说》《唐五代两宋词选释》《清代闺秀诗话》等，擅书法。俞陛云之子俞平伯为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教授，与胡适并为“新红学派”创始人。
湘阴郭氏：郭嵩焘一家是晚清士人从宋学转向汉学的象征。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自其曾祖以降皆诗书传家。嵩焘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成进士，改庶吉士，丁父忧归籍。与理学人物曾国藩、刘蓉等交好。遇太平天国军起，劝曾国藩出山帮办团练，并自办厘金。以军功授编修，官至广东巡抚，出使英国、法国，晚年主讲长沙城南书院。郭嵩焘早年治宋学，中年以后治考据训诂，与王先谦等汉学家交往密切，著述刊行者有《礼记质疑》《大学质疑》《中庸质疑》《订正朱子家礼》等。郭氏重视以学传家，认为世家门第“惟勤力以守诗书之业，暗然无闻于时，其传也常久”。[45]其弟郭崑焘、郭崙焘，均为湘军干才，自云“吾兄弟三人，皆稍能读书求有用之学”。[46]崑焘7岁能文，工书法，道光二十四年（1844）举人，入湖南巡抚幕帮办厘金、饷粮，官至四品，著《诗文经字正谊》4卷及《云卧山庄诗集》及《文集》。郭崙焘，诸生，曾入湖南巡抚幕，究心经世之学，因功保荐道员，工诗、古文辞。
郭崑焘之子郭庆藩（1844——1896），字孟纯，少时刻苦好学，屡次乡试不举，由优廪生擢任通判，光绪元年（1875）补浙江知府，以道员主持修浚扬州运河。曾上书朝廷要员，提出兴办轮船公司，收回利权，并“论铁路、电报、邮政、矿务四者宜急举”。[47]庆藩精于文字学，著有《说文经字考辨证》《说文答问疏证补谊》《说文经字正谊》等，所著《庄子集释》24卷传承家学，引用郭嵩焘的释文约180条，为该书思想主干，尤受世人重视。他整理过郭嵩焘的日记、奏疏和诗文，并自著诗文多卷。郭嵩焘的堂侄郭立山，光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清末兴办新政后，任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第一师范）监督，兼史学讲习。辛亥革命后，回乡授徒自给，1927年病卒。郭立山精于三礼，著有《三礼札记》《丧服表注》等，又撰有《离骚注释》等。
善化皮氏：皮树棠，字鹤泉，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人，同治元年（1862）恩科举人，历任县学训导、府学教授。同治十三年（1874）选候补知县，次年补浙江宣平知县，光绪十一年（1885）因病辞归。其长子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幼承庭训，工诗及骈文。14岁考取秀才，光绪八年（1882）举顺天乡试，多次会试不第，遂沉潜于经学。任南昌经训书院讲席7年，江西士子闻风兴起，究心经学。他主张通经致用，赞襄戊戌维新，三个月内在长沙南学会讲演12次，倡导摒弃门户之见，变法开智，并任京师大学堂经学教习。戊戌政变发生后，被革除科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皮锡瑞经学成就卓著，因仰慕西汉经学大师伏胜，名其居为“师伏堂”。初治《尚书》，著有《今文尚书考证》30卷、《尚书大传疏证》等；中年治郑学，著《郑志疏证》等；晚年贯串群经，创通大义，著《五经通论》《驳五经异义疏证》《师伏堂春秋讲义》及《经学历史》等。
皮嘉祐，字吉人，皮锡瑞次子，随父参与戊戌维新，在《湘报》发表《平等说》一文，影响巨大。又著《三礼郑注引汉制考》《月令章句》《韩诗疏证》等。皮锡瑞之孙皮名振，现代地理学家，曾与唐伯球合编《矿冶学》一书，并撰《皮鹿门年谱》《皮鹿门先生传略》等。皮名振的胞弟皮名举，少时入北京清华学校读书，后负笈美国，为哈佛大学博士，专攻西洋史。历任南开大学、西南联大、湖南国立师范学院等校教授，1959年病卒。所撰博士论文为《胶州湾租借史》，潜心研究德国史多年。
上述家族之外，乾隆以降的汉学世家还有余姚邵廷宷、邵晋涵祖孙，嘉定陈诗庭、陈瑑父子，吴江陈景云、陈黄中父子，金坛段玉裁及女婿龚丽正、外孙龚自珍，嘉兴钱仪吉、钱泰吉兄弟，钱塘梁玉绳、梁履绳兄弟，江宁严长明、严子观父子，仪征阮元、阮福父子，嘉兴李富孙、李超孙、李遇孙兄弟，桐城马宗琏、马瑞辰父子，临海洪颐煊、洪震煊兄弟，乌程严可均、严章福兄弟，番禺侯康、侯度兄弟，吴县朱骏声、朱孔彰、朱师辙祖孙，无锡华蘅芳、华世芳兄弟等。清末民初倾向汉学者有陈三立、陈寅恪父子；梁启超及其胞弟等。事实上，清代下层士人中，传承家学的现象也很普遍。王昶记一位朋友的传经情形：
同年韦君约轩，出示授经图一卷，中依石而坐，容色睟然，是为君尊人铁夫先生。其垂髫依侧而奉书者，则君也。盖君家传经已九世矣，是时君年方十四尔，于是君属余以文记之。余维孔子没，两汉经师莫不各仞其家法。临以天子公卿之问难，莫能夺也。其一家父子祖孙相授受者尤众……今复阅先生是图，则韦氏之穷经，犹有两汉经师之遗则欤！先生一老贡生，晚年洊历学官，不以冗长自废，行事卓卓，非家世穷经之效欤！[48]
在清代群星灿烂的汉学群体中，韦氏经学暗淡无光，不为后人所知。然而，正是许多这样并不耀眼的学者之家，汇集起来，铸就了清代汉学的辉煌。
自清中期以来，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徐世昌主编的《清儒学案》、支伟成的《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杨向奎的《清儒学案新编》等书均对学术家族有所记载，为后来研究开辟了途径。近年也发表了相关论著，出现了涉及某一家族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这些成果价值参差，有的可为再加研究的基础。但综观之，近年的论述偏重于文学世家，少数涉及经、史之家者仍然是个案描述，罕见宏观、贯通之作，关于汉学家族的专题性探讨更是阙如。
本书无意重构某一学术家族史，而是以上文列述的20多个汉学家族为重点，探讨清代汉学及学术家族的几个主要问题，知人论世，深入揭示其家学脉络和繁荣机制。近年有关清学史的论著不可谓少，而对学者生活的宗族环境、社会网络仍然研究不够，对清代汉学的学术观念和精神特质尤其缺少梳理。因此，本书既注重分析以往论者忽略的家法观念、家学传承和治学精神，又考察汉学传衍的社会因素如宗族背景、士人交游等，从而多角度、深层次地剖析汉学家族的兴衰，以期推进清代学术史、思想文化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