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家学与汉学
在中国历史上，官、私之学的消长影响到学术盛衰。家学与官学若即若离，或者重叠交叉，但家学本质上是私学，具有民间性。《辞海》释“家学”云：“家传之学。如：家学渊源。《北史·江式传》：‘式少传家学。’苏轼《刘壮舆长官是是堂》诗：‘刘君有家学，三世道益孤’。”[1]“家传之学”是简略解释。概言之，家学是以经、史、诸子、文辞之学为基本内容，治学的重心或方法、特色具有同一性，且家族数代相传的学问。至于技艺、书画、医学、戏曲等领域借用“家学”一词，则体现了这一概念的泛化，并非本义。
历代家学的具体情形不尽一致。三代学在王官，官师合一，治学之士多为公卿子弟，家学与官学密切相关。东周私学勃兴，诸子百家并起立说，议论纵横，学术的民间性空前彰显。钱穆论秦汉时期的学官“博士”云：
古代学术分野，莫大于王官与家言之别。鲍白令之有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言其公，“家”言其私。百家言者，不属于王官而属于私家，易辞言之，即春秋以下平民社会新兴之自由学术也。王官学掌于“史”，百家言主于诸子，诸子百家之势盛而上浮，乃与王官之史割席而分尊焉，于是有所谓“博士”。[2]
关于“博士”的私学性质尚可再加探讨，但钱穆认为稷下学派及诸子百家属于私学，且注意到博士之职在秦、汉之际的变化，无疑是有识之见。事实上，民间学术脉络一旦形成，就会以不同形式传衍、流播，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到后世的学术“异端”和家学，大体上都是私学。
西汉大一统局面后，官学统摄了学术文化，而家学仍流转不绝，形态各异。官学是汉代经学世家的主要来源，如“五经博士”。但汉代经学极重师承，“五经博士”均以家世传业。“汉人无无师之学，训诂句读皆由口授；非若后世之书，音训备具，可视简而诵也。书皆竹简，得之甚难，若不从师，无从写录；非若后世之书，购买极易，可兼两而载也。”[3]师承为家学衍生、为官学的民间化提供了条件。陈乔枞论汉儒《齐诗》学云：“汉儒说经，最重家学。”文景之际，言《诗》者有鲁、齐、韩三家并立学官，三家之学，“皆家世传业，守其师法”。[4]于是，本为官学的经学逐渐家学化，转化为民间学术。时移势异，东汉许多经学世家不再立于学官，只是家学相传。
魏晋时期，儒经的学官地位遭受冲击，而士族社会成为家学传承的基础。陈寅恪指出：“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坠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5]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的民间性较前代发展，不像两汉那样笼罩在官学之下，这对于隋唐以后的学术也具有重要意义。故陈寅恪认为：“河陇一隅所以经历东汉末、西晋、北朝长久之乱而能保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前文所言家世与地域之二点，易言之，即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之中心移于家族，太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所谓南北朝之家学者是也。”[6]家学传承从此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的命脉。
隋唐以后，士族社会发生了巨变，科举成为士人进身之阶。明、清科举鼎盛，世代科甲者随之增多，产生了许多科举望族。乾嘉年间，有人罗列清初科举世家：“本朝桐城张氏亦二世阁老；昆山徐氏则兄弟三鼎甲；宜兴吴氏则五代进士；长洲沈氏、磁州张氏、泰州宫氏、吾邑蒋氏，则四代进士；长洲彭氏则祖孙会状；德清蔡氏则从叔侄两状元，可谓超越前代矣。”[7]科举强化了士人联结官方体制的纽带，有的科举家族也重视学术。但科举的目的是选官，即通常所谓选材，与学术世家不能等同。民初刘禺生说：“按有清一代，经史、词章、训诂、考订各种有用之学，名家蔚起，冠绝前朝，皆从事学问，而不事举业。凡有科名者未必有学问，而有学问者亦可得科名，或学优而仕，或仕优而学，学问不为举业所限制。论其原因：一、继承家学，如二钱、三惠、王氏父子之例。二、各有师承，读《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等书自知。”[8]在他看来，清代汉学之盛，实在于家学和师承，而不在科名。此说显然不无道理。
钱穆曾说，先秦诸子百家之“‘家’字与‘官’字对立。官指王官，即政府中各衙门。家指社会中之私人家庭。因其成为一学派，门徒传习，历久弗替，犹如贵族家庭之爵位世袭般，故家字亦兼有家世之义”。[9]他从家世相传的民间学术来定义“家学”。陈寅恪则从士族的本质特征彰显家学的意义：“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如范阳卢氏……‘其文武功业殆无足纪，而见重于时，声高冠带，盖德业儒素有过人者。’”“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10]古代如此，清代家学也不例外，同样呈现出鲜明的民间性。
嘉道年间，汪喜孙向朝鲜友人介绍清代学者：“顾亭林、阎百诗、江艮庭、惠定宇、江慎修，皆下士耳；刘端临先生、焦里堂、段若膺、程易田，皆不第举子耳。达者阮、王高邮、嘉定、青浦五人；入翰林者，张皋文、戴东原、金辅之三人耳；近如叶东卿，则以金石家而为赀郎；黄仲则、吴兰雪、杨蓉裳、万卢山、张亨甫，则诗人、画家而为赀郎。”[11]他所列不全，却说明清代汉学与官学的距离。有的汉学世家虽与朝廷相关，如常州庄氏、高邮王氏，但绝大多数并非身居高位。即使由仕而学者，其家学兴起也是在退出官场之后，如惠栋、钱大昕。故清代家学与官学的关联远不像汉代那样密切，甚至不像六朝、隋、唐那样依托于士族豪门。正如论者所云：“虽然清代的经学有阮元及曾国藩等达官贵人的提倡，但清代经学仍是一种民间学术文化，而且家族世传经学也是一种民间社会文化现象。”[12]
当然，清代汉学是在因外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兴盛起来。江南经济的发展为汉学繁衍提供了条件，而雍乾时期接踵发生的“文字狱”以及乾隆帝对经学的倡导则为考据学的繁荣推波助澜。嘉庆年间，朝廷兼重宋学和通经致用，又为汉学的调整提供了契机。[13]就学术本身来看，所谓“对理学反动”与“内在理路”说并非对立，都从不同视角揭示了学术自身的调整，体现了学术衍变的内在规定性。而尤当注意的是，这些影响学术变迁的因素多少带有家族化特征。即使如近年较受注意的清初士人结社、清代士人交游、汉学师承等，实际上都以家族为枢纽。清代学者大多关心家族的兴衰，受家族观念的制约。
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四库馆是汉学兴起的标志之一，但此前已经出现了一批崇尚经学、推崇汉学者，如惠栋、江永、戴震、钱大昕、沈彤等，而他们并非朝廷命官，与官学关系不大。故清代汉学的繁荣与其说见诸明史馆、三礼馆、四库馆一类学术事件，毋宁说体现在众多家学的繁衍。究其主因，在学问日趋精深，而传授途径仍然狭窄的时代，家世其业具备一些常人缺少的有利条件。考史家赵翼（1727——1814）曾经指出：“古人习一业，则累世相传，数十百年不坠。盖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所谓世业也。工艺且然，况于学士大夫之术业乎！”[14]章学诚也说：“古人重家学，盖意之所在，有非语言文字所能尽者。《汉书》未就而班固卒，诏其女弟就东观成之。当宪宗时，朝多文士，岂其才学尽出班姬下哉！家学所存，他人莫能与也。大儒如马融，岂犹不解《汉书》文义，必从班姬受读？此可知家学之重矣！后世文章艺曲，一人擅长，风流辄被数辈，所谓弓冶箕裘，其来有自。”[15]嘉道年间，钱泰吉论清代学者云：“大抵为学必有师承，而家学之濡染为尤易成就，余前所述惠氏、万氏皆然矣！若邵二云之学，发源于族祖念鲁。姚惜抱之学，开于世父南青，亦人所共知也。”[16]对于考经证史而言，家学濡染显然有利于学者成长。比如，乾隆间的著名校勘学家卢文弨，其父卢存心曾应试博学鸿词，其母冯氏，生于儒者之家。文弨幼时“濡染庭训，又渐涵于外王父之绪谕。长则桑先生调元婿而师之，冯、桑二公皆浙中懋学之士，故其学具有本原。”[17]较为生动的事例是鄞县万氏。万斯同幼年读书过目不忘，却因放荡不驯，被其父万泰禁闭在书室之内：
先生窃视架上有明史料数十册，读之甚喜，数日而尽。又见经学诸书，皆尽之。既出，时时随诸兄后，听其议论。会家课，先生欲豫焉，诸兄笑曰：“汝何知？”先生曰：“观诸兄所为，易与耳。”因杂出经义目试之，千言立就。伯兄大惊，持之泣以告户部（万泰————引注）曰：“几失吾弟。”户部亦愕然曰：“几失吾子。”遂从黎洲先生游，为高弟子，与闻蕺山刘氏之学。[18]
这则故事反映了家学熏染对青少年从学、治学的意义。故清末胡蕴玉说：“国朝学术可称极盛，余姚黄氏、鄞县万氏、高邮王氏、嘉定钱氏，其父子兄弟类能著书成一家言。家学之盛，超轶前古。当时宣歙间盛称胡氏。”[19]作为绩溪胡氏的后人，胡蕴玉感受到家学传衍的重要性。刘师培也总结了家学传衍的意义：“自汉学风靡天下，大江南北治经者以十百计。或守一先生之言，累世不能殚其业。”[20]何以如此？他认为，儒者诸学中，以经学为难：“盖帖括之家，稍习宋明语录，束书不观，均得自居于理学。经世之谈，仅恃才辩；词章之学，仅恃华藻；而校勘金石，必施征实之功。若疏理群经，讲明条贯，则非好学深思，不能理众说之纷，以归一是，故惟经学为难能。”[21]“累世不能殚其业”恰是刘氏《左传》学的写照。
与此同时，因血缘和学术熏染，族人对家学的认同也比地域和师承更加容易。万斯大之子万经自称“幼侍府君家塾，不曾别就外傅”。万斯大馆于钱塘魏氏，“挈经行，凡九年，无顷刻离，一切先贤懿训、经史微义，晨夕提撕”。万斯大卒后，万经又从在京修《明史》的八叔父万斯同问业。[22]其后，万经学术上主要是完善家学。清末叶德辉自认为“一生学业成就，固得力于庭训，而亦克承家学，有以光大之”。[23]孙诒让重视家学，而不标榜师承，自感“凡治古学，师今人不若师古人。故诒让自出家塾，未尝师事人，而亦不敢抗颜为人师……（曲园俞）先生，于诒让为父执，其拳拳垂爱，尤逾常人，然亦未尝奉手请业。盖以四部古籍俱在，善学者能自得师，固不藉标楬师承以相夸炫也”。[24]孙诒让学术上博采众长，发展了家学，但仍把家学熏陶置诸首要。
在清代汉学格局中，师承与家学常常合而为一或交叉传授。许多学者学有本源，一些著述历经数代才得完成，并且这些考证之作的梓行和流播，有的也历经几代。比如，臧琳在康熙年间著《经义杂记》30卷，直至其玄孙臧庸才公之于世。臧庸云：“维我高祖玉林公著书未刊，四传至先考，不绝如缕。先考
藏遗稿甚固，教不孝读书，粗有知识，始启箧校录，择其要者付梓。由是当世学者甫知有玉林先生其人。”[25]有论者计算，《清史稿·艺文志》所著录的清人经部作品，《周易》共246部，其中家学类作品55部，占23％；《尚书》共110部，其中家学类作品32部，占32％；《诗经》共131部，其中家学类作品30部，占30％；三礼共240部，其中家学类作品63部，占26％；《春秋》共73部，家学类作品22，占30％。同时，在清人引以自豪的9种12部著名的清代新疏中，有6种7部出自家学，实际涵盖了乾嘉经学的主要成果。[26]此处百分比或有误差，且对于家学类作品的认定，研究者可能略有出入，而这些数据大致印证了清代家学的重要性。
清初以来，侧重经史考证的学术家族即已逐渐出现。对于清代汉学而言，学术家族的重要性体现在汉学的衍变和发展阶段，而非兴起之初。乾隆年间，常州庄氏不以学术名世。四库馆臣多非家学传人，为四库馆撰写提要的主要学者如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都非出自汉学世家。乾隆朝前、中期汉学兴起之时，家学的意义尚未彰显。迨至乾嘉之际，众多汉学家族崛起，逐渐在学术界举足轻重。从乾隆五十九年（1794）算起，汉学大师接踵辞世，犹如春末残花：五十九年（1794），汪中病卒于杭州；六十年（1795），谢墉卒，卢文弨卒于龙城书院。嘉庆元年（1796），邵晋涵病卒于京城；二年（1797），王鸣盛卒于苏州；四年（1799），江声卒于苏州；六年（1801），金榜卒于歙县，章学诚卒于绍兴；七年（1802），张惠言病逝于翰林院编修任；九年（1804），钱大昕在紫阳书院逝世；十年（1805），刘台拱卒于扬州，桂馥病卒于知县任；十一年（1806），王昶卒于青浦，朱珪病卒于大学士任；十二年（1807），宁波府学教授丁杰卒；十九年（1814），程瑶田逝世于歙县；二十年（1815），段玉裁卒于苏州；二十一年（1816），庄述祖卒于常州；二十三年（1818），孙星衍卒于南京，许宗彦在杭州病逝；二十五年（1820），焦循病逝……此时王念孙、朱彬虽然健在，却只是闭门著书。
嘉庆二年（1797），王鸣盛卒后，赵翼感慨“生平旧交，一时俱尽，凄然感怀”。因作诗云：“老来不复作诗新，偶作诗惟哭故人。哭尽故人无可哭，孑然顾影自伤神。”“武纬文经将相功，儒林文苑亦宗工。此皆数十年成就，何意沦亡一岁中。”[27]七年之后，钱大昕病卒，赵翼感觉自己时间不多了。其诗云：“庚年同谱几人留，百里相望两白头。君去更无人可语，我来应有伴同游。”[28]王昶卒后，段玉裁也致书王念孙，感叹老成凋谢：“子田《钩沉》蒙补刻，幸甚。而端临遗书，恐碎简不成片段，非执事精心，恐不能成书也……兰泉少寇六月仙逝，海内又少一个，竹汀已宿草矣。”[29]嘉庆十八年（1813），83岁的姚鼐序钱大昕的《疑年录》时感慨：“余生平获知于海内贤士君子，游从之情未厌，而暌离之后，继以凋亡，其生卒俱入此录。而余猥以昏耄仅存，孑然四顾，展读是编，悲怀凄怆，其亦何能已也。”[30]其悲怆心情同样非常沉重。
数十年成就的汉学家们，至嘉庆年间迅速“沦亡”，这对于学术局面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随着老宿凋零，家学传承的重要性凸显出来。罗振玉编辑学者致高邮王氏书信时认为：“当嘉道之际，江、戴、汪、钱诸先生既先谢，茂堂、石臞、易畴三先生虽健在，然已笃老。文简巍然为海内大师，寰内学者之所拱向。虽阮文达公以座主之尊，而语及学术，亦但有逊服而已。”[31]王引之自有学术造诣，但很大程度又因传承家学，才得以巍然为学术大师和士林枢纽。此外，刘逢禄、宋翔凤、汪喜孙、钱大昭及其子、张琦等人也是因传衍家学而成为学界的中心人物。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第22页。
②黄光焘：《湖南学派论略》，湖南省图书馆藏民国稿本，第1——2页。
[1]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023页。
[2] 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59——160页。
[3]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1页。
[4] 陈乔枞：《齐诗翼氏学疏证自叙》，《齐诗翼氏学疏证》卷首，《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刊本，第1页。
[5] 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7——148页。
[6]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2——23页。
[7] 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三，《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嘉庆刊本，第21页。
[8]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第13页。
[9] 钱穆：《四部概论》，《中国学术通议》，第29——30页。
[10]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59、260页。
[11] 汪喜孙：《与朝鲜金正喜书（二）》，《汪喜孙著作集》上，第202页。
[12] 罗福惠：《江南经学家的学派家法与地缘》，《鄂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13] 详见拙文《乾嘉两朝的文治变化及其学术效应》，《清史研究》2015年第1期。
[14] 赵翼：《累世经学》，《廿二史劄记校证》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0页。
[15] 章学诚：《家书二》，《文史通义》外篇三，《章氏遗书》卷九，第68——69页。
[16] 钱泰吉：《曝书杂记》卷二，《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21页。
[17] 李元度：《卢抱经先生事略》，《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五，同治八年刊本，第4页。
[18] 李元度：《万季野先生事略》，《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二，第11页。
[19] 胡蕴玉：《胡秉虔传》，《碑传集补》卷四十，《近代中国史料研究丛刊》初编第一百辑，第997册，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10页。
[20] 刘师培：《扬州前哲画像记》，《左盦外集》卷二十，《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0册，第3页。
[21] 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左盦外集》卷九，《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9册，第10页。
[22] 万经：《万经自撰年谱》，见《中国家谱资料选编·传记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91、486——487页。
[23] 杨树穀、杨树达：《郋园学行记》，《叶德辉文集·附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0页。
[24] 孙诒让：《答日人馆森鸿书》，《孙诒让遗文辑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6页。
[25] 臧庸：《跋经义杂记叙录后》，《拜经堂文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491册，影印汉阳叶氏写本，第535页。
[26] 陈居渊：《十八世纪汉学的建构与转型》，《学术月刊》2009年第2期。
[27] 赵翼：《王西庄光禄挽诗》，《瓯北集》卷三十九，《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嘉庆十七年刊本，第28页。
[28] 赵翼：《钱竹汀宫詹挽诗》，《瓯北集》卷四十六，第23页。
[29] 段玉裁：《与王怀祖书五》，《经韵楼集补编》卷下，北平来熏阁书店1935年刊本，第19页。
[30] 姚鼐：《疑年录序》，《惜抱轩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210页。
[31] 罗振玉：《序目》，《昭代经师手简》二篇，1918年影印墨迹本（无页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