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随心所欲的自由之城

入选理由：荷兰名义上的首都，以其情调和艺术珍藏品著称，对水和自行车尤为推崇。从磨坊主的儿子伦勃朗到磨镜工出身的斯宾诺莎，都在此留下足迹。

游历时间：2008年夏天、2012年秋天、2018年春天。

候选城市：阿布扎比（Abu Dhabi）、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亚历山大（Alexandria）、阿马尔菲（Amalfi）、安曼（Amman）、安道尔（Andorra）、安特卫普（Antwerp）、阿鲁沙（Arusha）、雅典（Athens）、亚特兰大（Atlanta）、奥克兰（Auckland）。

阿姆斯特丹作为欧洲的情色之都，起初我只是与之擦肩而过。多年以前的一次旅行，我已经从比利时沿海地区，乘船北上到达荷兰南方，见到了招牌式的风车和郁金香，可终究没有抵达阿姆斯特丹。直到2008年夏天，一次极其偶然的机会来临。

对每年不计其数的外国旅行者来说，阿姆斯特丹是以其历史的魅力、伟大的艺术珍藏品以及保存完好的古旧风格与情调吸引人。虽然贵为欧洲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荷兰王国的首都（拥有世界上最早的股票交易所），她却不是政府所在地，后者设在小巧可人的海牙，皇室家族只是偶尔住在阿姆斯特丹陈旧的皇宫里。此城既没有高大宏伟的建筑，也没有宽阔气派的大广场，甚至没有胜利拱门。

阿姆斯特丹让游客感到温暖亲切的地方，在于旧城狭窄喧闹的街道、山形墙的房屋（有着砂岩面砖建筑的正面和富丽堂皇的上楣）、教堂的塔尖，以及大钟琴和手摇风琴的音乐，这些与真实的现代都市生活并不相称。当然，此城最有特色的要数她的运河网络，覆盖了近百座“岛屿”，另有一千多座多姿多彩的桥梁与之匹配。

可是，在欧洲南方的地中海海滨，还有一座历史更为悠久，也更风雅的水城，那便是意大利的威尼斯。并且，由于阿姆斯特丹多数桥梁不通汽车，超过五分之一的蓝领阶层仍采用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也正因如此，小河边有一些铁栏杆，既被用来系小船的缆绳，又被用作自行车的锁具，尽管有些时候不一定上锁。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座城市以其宽容的姿态和欢乐的气氛闻名，吸引了全世界寻求不同生活方式的人。她开放红灯区，率先允许同性恋者结婚并领养孩子，安乐死合法化，被称为“了不起的阿姆斯特丹”。在那些四通八达的水路中间，还坐落着难以计数的中国餐馆和印尼餐馆，后者在其他国家并不多见，只因为在历史上印尼有数个世纪被荷兰人统治着。

现在我得说说自己的奇遇了。2008年初夏，我应邀做客英伦剑桥，要在那里停留整整三个月，这对一个中年人来说有些漫长。好在瑞士文化基金会（Pro Helvetia）邀请我担任“中瑞艺术交流项目”评委，于是我得以在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回国，与家人小聚。之后，我搭乘KLM（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往阿姆斯特丹，准备从那里转机去伦敦。

没想到的是，因为航空管制，飞机在浦东机场延时升空。当我抵达阿姆斯特丹，最后一班飞往伦敦希斯罗机场的航班已关闭机舱。沮丧之余我因祸得福，KLM这家全世界最古老的连续运营的航空公司不仅提供我食宿和换洗内衣，还给我就地免费办理了申根签证（那会儿瑞士尚未加入该组织），于是获得机会夜游阿姆斯特丹。

那天晚餐以后，我独自一人乘火车进城，只用了一刻钟，便到了火车的终点站。车站附近就是运河区，那里张灯结彩，好不热闹。一扇扇细巧雅致的玻璃橱窗，里面站着或坐着一个个倩影。她们来自世界各地，以东欧、加勒比海和巴西人居多，从窗前经过的游客国籍更是五花八门。每扇窗户里头放着一张整洁的小床，还有一些布娃娃和玩具，各具特色。离别之际，适才见到的那幕情景又幻化成中国江南水乡古镇里的元宵节。

现在，我必须要提及个性鲜明的两位艺术家和两位哲学家。建于1631年的西教堂，里面安葬着17世纪的绘画巨匠伦勃朗；而1973年开馆的凡·高博物馆，则专藏19世纪艺术家的作品。伦勃朗出生在小城莱顿，青年时代移居阿姆斯特丹直至去世。他生前仅以肖像画谋生，死后两百多年却以其《圣经》题材的作品和自画像震惊世界。可以这么说，别的画家有的是空间感，伦勃朗却同时拥有时间感，这通常是诗人才具备的。

作为伦勃朗之后荷兰最伟大的画家，凡·高的身世与阿姆斯特丹其实并无瓜葛，却因一座博物馆引人遐想。在凡·高的画作《向日葵》背后，天空总是悸动的，再配上割耳朵赠妓女的故事，他不可能不扬名世界。至于那位镜片磨制工斯宾诺莎，他在此城出生并接受教育，其身后出版的著作《伦理学》以欧氏几何的方法叙述。斯宾诺莎有句话深得我心：一个人只要被外部因素所制约，那他就处于奴隶状态。或许，这可以解释今日阿姆斯特丹风尚之由来。

在斯宾诺莎出生前四年，法国数学家兼哲学家笛卡尔移居荷兰。他是解析几何的发明人，也是“二元论”的创立者，提出了“我思，故我在”这一哲学史上最简洁有力的命题，再加上怀疑主义，因此被尊为“近代哲学之父”。而在我看来，这两项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他年轻时发明的平面坐标系，据说后者的灵感是在他睡懒觉时悄悄来临的。

笛卡尔居无定所，他在荷兰逗留过的城市不下五六座，尤其钟爱那些小巧可人的城镇，并留下“隐居得越深，生活得越好”的民间语录，成为后世许多人的座右铭。不过，笛卡尔与阿姆斯特丹最大的瓜葛可能是，他在此城的一家书店里认识了一名女店员，她成了他生命中唯一的情人，为他生下一个女儿，那孩子却不幸在五岁那年夭折。

笛卡尔恋恋不舍的荷兰城市之一是莱顿，它也是伦勃朗的出生地，因此即便那次我在阿姆斯特丹的时间极其有限，仍抽身前往。50公里的车程，不到半小时就到了。莱顿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大学城，出了火车站，就可以看见大学建筑。沿一条热闹的街道，十几分钟我便走到一座白色的拱桥上。桥下是一条10多米宽的运河，桥边有一架风车，旁边正是伦勃朗故居。

过桥后我进入一条小胡同，胡同尽头便是荷兰最高学府莱顿大学的汉学系。这是一座两层四合院，我找到系主任办公室，只见一位中年的光头男子正伏案工作，与十三年前我在巴黎街头初见时几乎一样。那是在中国诗歌界鼎鼎大名的柯雷博士，本名克莱维尔。他收藏了不计其数的汉语民间诗刊，包括我创办的《阿波利奈尔》。寒暄过后，我问起莱大图书馆收藏的笛卡尔手迹，不料他却告诉我，要看手迹必须提前一个月预约。据说，数学界赫赫有名的哥德巴赫猜想最早是由笛卡尔发现的，只是他秘密写在笔记本里，三百年来无人知晓。

辞别柯雷以后，我直接去了阿姆斯特丹机场。那次我充分享受了机场与快速铁路系统连通的便利。受其启发，多年以后，我建议杭州市政府和浙江省发改委将萧山机场与数条高铁相连通，以方便全省人民。当我走进候机大厅时，看到了悬挂着的阿贾克斯足球队的队旗，这是一幅戴头盔的希腊英雄速写，画在一个半开的红色圆圈内。在特洛伊战争期间，阿喀琉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第一勇士，阿贾克斯是第二勇士，两人是表兄弟。

按照德国足球名宿贝肯鲍尔的观点，阿贾克斯是世界足球史上顶级的十家俱乐部之一。虽说荷兰队从未夺得过世界杯冠军，却三次获得亚军，且每回都是热门球队。约翰·克鲁伊夫和马尔科·范巴斯滕是荷兰足球的骄傲，他们都来自阿贾克斯队，前者还出生在阿姆斯特丹。该俱乐部赢得过四次欧洲冠军杯，其中1971—1973年连续三次问鼎，因而得以永久收藏了奖杯。

再次造访阿姆斯特丹已是四年以后。那次我应邀访问了荷兰另一座名校——乌得勒支大学的笛卡尔中心。笛卡尔在该校也执教过一年，最后多半是因为受气离开了。城内保留着笛卡尔故居，门扉上用荷兰语写着“我思，故我在”。那是在一条树木葱郁的大街上，离我租住的公寓步行不过一刻钟。我还发现，乌大尖子生组成了一个笛卡尔学院（如同浙大的竺可桢学院、北大的蔡元培学院），有趣的是，院方要求每位学生（无论男女）拍摄一张戴有笛卡尔假发套的标准像，并将其张贴宣扬。

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我乘火车重游了阿姆斯特丹（与铁轨一路并行的运河里，大型货船高速密集地行驶），并如约与移民来的英国诗人唐纳德和斯里兰卡裔印度诗人阿马尔在一家咖啡馆见面，但却错过与两位荷兰本土诗人雅普·布隆（Jaap Blonk）和罗莎丽·希尔斯（Rozalie Hirs）见面。罗莎丽是一位摇滚歌手，她给我发来过音乐会的请帖。雅普以擅长朗诵闻名于世，我和他在南非相识，后来有一天，他趁出差的机会，在火车路过乌得勒支时下来看望了我。

戴着哲学家假发的笛卡尔学院学生像，上面印着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

原来乌大是雅普的母校，他熟门熟路，带我去学生时代与女友最爱光顾的一家临水饭店共进晚餐。久别重逢，我们聊了很多，我方才知道，荷兰（Holland）这个国名被误译了，真名应叫尼德兰（Netherlands）。荷兰共十一个省，滨海的北荷兰省（包含阿姆斯特丹）和南荷兰省（包含海牙和鹿特丹）最为发达。荷兰只是尼德兰的别称，作为国名恐怕其他九省人民不会同意。

与荷兰诗人雅普重逢

那次我还游览了国家博物馆、性博物馆、花市和安妮故居，看到了伦勃朗的多幅真迹。没想到国家博物馆和凡·高博物馆不仅门票价格相等，且与收藏当代艺术品的市立博物馆紧邻。有趣的是，即便是纳粹时期躲在阿姆斯特丹小阁楼里的那位著名的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也对性十分好奇，无论第一次来月经，还是看见女性裸体，她都非常激动，还在密室里与男友一起观察、研究猫的生殖器官。

安妮一家本是法兰克福的德裔犹太人，在纳粹开始排犹后移居阿姆斯特丹。等到德国人侵入，排犹法律也开始在荷兰实施，她便躲了起来。安妮写了两年的秘密日记后被捕，一年后死于集中营。战后她的父亲出版了《安妮日记》。这本书风靡全世界，如今每年有五十多万游客前来参观她的隐居地。在当年的小阁楼、今天的安妮纪念馆的墙上，保存有一道道铅笔画的记号，那是安妮记录的自己身高的变化。

阿姆斯特丹的彩虹

作为那次造访阿姆斯特丹的最后的馈赠，在一场秋雨过后，我在阿姆斯特丹火车站上方，见到了美丽的双彩虹，之前我从未在都市上空见到过。在那一刻，阿姆斯特丹在我心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不仅如此，阿姆斯特丹还与我的居住地有缘，她是与杭州建立空中通道的第一座欧美名城，这当然又要归功于荷兰皇家航空。

在我游历过的城市里，以字母A开头的首都共有六座。除了阿姆斯特丹，还有阿布扎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安曼（约旦王国）、安道尔（与国名相同）和雅典（希腊）。前三座城市分别位于阿拉伯沙漠的边缘和非洲屋脊，贫富差距悬殊。而安道尔属于富裕的欧洲袖珍小国，坐落在比利牛斯群山的怀抱中，夹在西班牙与法兰西两个大国之间。

作为西方文明摇篮的雅典，无疑是我们向往之地。中国人把最高贵的名字留给了她，我曾在她与阿姆斯特丹之间犹豫不决。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哲人们会聚于雅典，柏拉图在此构想了他的理想国。巴特农神庙尽管只留存残柱，但仍然折射出黄金分割之美。站在卫城上俯瞰全城，我发现多数建筑以白色为基调，可以说雅典是一座白色的城市。

到了周末，雅典的海滨大道上热闹非凡，娱乐区的霓虹灯闪烁不停，明信片和钥匙链饰物上的图像性感无比。在最近几次各国公民性生活的抽样调查中，希腊人的开放程度依然名列前茅，这当然与他们的祖先崇拜酒神、崇尚裸体有关。可是新千年以来，雅典却在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融危机中式微。与此同时我也发现，古希腊的数学大师们均出自雅典抑或希腊本土之外……

除了那五座首都以外，埃及的亚历山大、新西兰的奥克兰、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这三座海港和地中海海滨的意大利小城阿马尔菲、美国东南名城亚特兰大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亚历山大曾是一座希腊人的城市，有过藏书丰硕的图书馆和古典数学的黄金时代，欧几里得在那里写成《几何原本》，20世纪希腊诗人卡瓦菲也在那儿度过写作的黄金时期。而奥克兰位于南纬37度，可谓是地球最南端的大城市，也是以碰鼻子礼闻名的毛利人的集聚地，即便在全球高度安全警戒的今天，在那儿登机仍无须安检。

安特卫普作为比利时第一商埠，历史上曾显赫一时，既是17世纪大画家鲁本斯的故乡，也是18世纪大数学家欧拉的祖居地，举办过1920年奥运会，我曾搭乘四轮马车从市区前往海滨。阿马尔菲建于悬崖之上，中世纪时曾是航海共和国，其险峻美丽举世无双。而亚特兰大则以电影《乱世佳人》故事的发生地和百年奥运会的举办地闻名，我曾在其郊外的佐治亚大学访学一年，并利用暑假驾车为一家比萨饼店送过外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