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弃石未补天
一、“岂人力能可保常”：曹雪芹无意补天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补天说”成了权威观点，许多人士开谈《红楼梦》，则必声明曹雪芹是想补天，补封建制度的天。有的说补天是曹雪芹“对自己世界观的一个概括”，有的说：“他的思想核心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补天’。”有的说曹雪芹“实际上是为了‘补天’，是想通过某种改革维护本阶级的统治”，说曹雪芹“写出四大家族由盛而衰的历史，是希望濒临危土的阶级惊醒过来，补苴罅漏，实行改良。……希望出现一个‘君仁臣良父慈子孝’的封建主义的理想王国，出现‘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并断言“曹雪芹的补天思想，表明他归根到底仍然是一个封建主义的改良派，而不是新兴的阶级力量的思想先驱”。说曹雪芹对“末代王朝和整个封建社会，并不是希望它快点崩溃、灭亡，而是想如何修修补补地去挽救和维护它”。更多的人士说“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这句诗寄托着他补天不成的“悲愤”“惭恨”和“遗憾”。还有的说作者“一方面宣告了封建社会的必然崩溃，同时又哀叹‘无材补天’——补封建制度的天”，说《红楼梦》“表现为封建叛逆性格与补天思想的矛盾”。有的则吞吐其词说“尽管曹雪芹曾幻想‘补’封建社会之‘天’……”或者“尽管一直梦想‘补’封建主义的‘天’”。综上所举，总的观点是“补天说”，具体表现在“世界观”“改良”“悲愤”“矛盾”和“幻想”各方面。
一首石上偈交代得明白：“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这块石也是“三生石”，前生，由女娲炼成，但补天时被剩下，它是补天的剩石，它有补天石的名分，但没有补天的功用，所以说是“无材可去补苍天”。今生，就是它幻形入世，在红尘中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所度过的一生，亦即其化身贾宝玉的一生，是“枉入红尘若许年”的一生，是白白来到人世上的一生。这“枉”，这“白白”，就是补天的空白，仍旧没有补天。来生，就是“劫终之日，复还本质”的石头，较前多了“字迹分明”，女娲还是没有启用它，依旧未建补天功。这就是这块“三生石”的“身前身后事”，三生一贯未补天。《石头记》是演顽石“身前身后”皆“无补天之用”的事，所以它不是补天书。
“补天说”的一个依据是石头“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即或曹雪芹对“众石俱得补天”有所羡慕，也要进行具体分析：“众石”指的是哪些人？何时人？补何时的天？时间可以确定，在顽石“幻形入世”以前，亦即贾宝玉降生以前。那时贾府由盛转衰，内囊开始尽上来，但外面的架子还未甚倒。那个时间是曹雪芹降生以前，正值“家世通显，为天子亲臣”的曹寅做江宁织造，是曹家当时正处康熙盛世。所谓“众石”，一般泛指康熙时代或“国朝定鼎”时代经邦济世的人物。当时在东南的江南三织造曹家、李煦家、孙文成家，都是“联络有亲”的，他们对康熙“惟有矢公矢慎，黾勉供职，图效犬马，仰报高厚于万一耳”
，都是当日补天于东南的“众石”。他们在江南负责织造和巡盐，供应清廷巨额银两，从财政经济上有力支持了清朝的政治统治和军备开支，同时客观上也推动了江南经济的发展。曹寅和李煦还负有重要使命，观察和报告江南的吏治民情。曹寅在联络和争取明末遗老遗少、名人文士方面尤有成效，缓和了清朝与江南地主阶级的矛盾，稳定了江南的政治局面。朱明王朝的覆亡，是一次“天崩地坼”，在镇压农民起义和消灭南明而建立起来的清王朝，至曹寅任江宁织造时期，才使被破坏了的生产力得到恢复和发展，经济得到繁荣。这可以说是一次补天，是补封建社会的天。曹寅、李煦等在这时充当补天人物，起了进步作用。曹雪芹因见这样的“众石俱得补天”，从而羡慕前人，自怨自叹生不逢时，若从这种意义上说曹雪芹有补天思想，或许沾边。
曹雪芹在燕市醺酒悲歌的时节，常常要做“秦淮旧梦”，追忆秦淮风月繁华。那是他“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他知道那是“所赖天恩祖德”的结果，同时他也确确凿凿地指出，那是“已往”的事。由此也可看出曹雪芹认为“已往”的“天”和“祖”是他所肯定的。
曹雪芹嘉许其先辈或“众石”补天，不等于他自己或顽石也要补天；他赞成补康熙朝的天，不等于赞成补雍、乾朝的天。他做过“扬州旧梦”，但这场梦“久已觉”醒过来。康、雍、乾三朝，各地方各民族不断发生反抗运动，康熙、乾隆各六次南巡也是明显的弊政，以大兴文字狱为标志的封建专制暴政，惨烈的诸皇子夺位斗争剥光了最高统治集团的神圣袈裟。如此种种，“已往”先辈们对康熙盛世的款款之忠和乐观主义，对封建王朝所抱运隆祚永、太平无为的美妙幻想，都被粉碎了。特别是曹家乃康熙旧臣，又因受诸皇子夺位斗争的牵连而被雍正抄了家，从此一败再败，使他从“已往”的“锦衣纨袴，饫甘餍肥”到“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生活。家世的兴衰盛败，身世的穷通陟降，会给人的世界观以极其深刻的影响。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是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一个重要原因。司马迁先前“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一旦遭受腐刑后，他就“狂惑”起来，愤怒起来，不肯给汉武帝“推贤进士”，通过写《史记》“以舒其愤”，“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把“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法则注到历史和现实中来，从兴盛中看出衰亡的因素。曹雪芹的大跌大落有甚于司马迁和鲁迅，他也用“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观点方法看待清王朝和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他从“盛世”的外表下看到的是“末世”“乱世”“浊世”，他认为“天运之变于斯”。基于这种符合实际的认识，他以为今日之天，已非“已往”之天，所以他没有立志补天，也没有造就补天才能，更没有补天的实际行动。我们不能根据“因见众石俱得补天”，就误认为曹雪芹自己现在也要补天，从而得出作者有补天思想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