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启蒙（下）
后现代的思辨

6　光明和阴影的比喻

艺术现代性或曰美学现代性（aesthetic/artistic modernity），针对现代化和现代体系的提问和探索，视角多变，策略灵活，在复调的现代性中充当对位现代性。

诚然，对于美学现代性（以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为表现）和后现代的关系，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利奥塔的理论把后现代同现代文学艺术中的灼见联系起来；而詹姆逊则将现代文学传统和后现代截然分割，相互对立，使人误认为后现代是20世纪后半期突然浮现的思潮。相比之下，利奥塔的说法更有历史连贯感。本书的观点倾向于利奥塔。

从文学阅读中可以体悟，美学判断除了非功利的特质，还将理性、想象、直观、欲念融为一体，形成更为成熟的判断，因而不同于以理性为唯一特征的体系现代性。没有20世纪之前现代经典文学的美学积累，我们未必能明辨现代体系的问题所在，也就没有直逼要害的眼力。从这一章起，我们将引入19世纪欧洲经典文学的实例对现代性的思辨。

启蒙时代欧洲社会从君主贵族秩序向现代民主秩序迅速演变。启蒙的自信乐观，有社会变革的成果为其背书。在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博马舍（Beaumarchais）〕剧本里，男仆费加罗为了爱情和贵族老板力争，敢于蔑视其贵族血统论：“贵族、财富、阶级、官位，这些竟使一个人傲慢！你为得到这些付出了什么？不过是花了工夫让自己生了下来——如此而已。”还有司汤达笔下那个可爱的于连，在他清醒的时候（因为他有糊涂的时候），也是如此理直气壮，敢于为平民式的高贵辩护。

当时历史的精神气质，激情洋溢，梦想联翩。英文Enlightenment（启蒙）一词含有light（光明）这个词素；启蒙的希望被比作光明战胜黑暗（light over darkness）的喻说，在当时顺理成章。达朗贝尔曾说，18世纪是“光明四射的时代”（l'age des lumières）。

莫扎特的歌剧《魔笛》〔歌词作者希卡内德（Emmanuel Schikaneder）〕以“光明”比喻启蒙式乐观之意非常明显。第一场的正面场景是“智慧神殿”（Temple of Wisdom），两侧分别是“理性神殿”（Temple of Reason）和“自然神殿”（Temple of Nature）。“世俗化的祭司们”（secular priests，启蒙时期的奇妙说法）齐唱“阳光驱走黑夜。快了，高尚的年轻人就会感觉到新生活。快了，他将全心全意奉献于我们的秩序”。第二场，祭司们在“太阳神殿”（Temple of the Sun）上宣告，光明已经战胜了“黑夜女皇”。

欧洲历史向前再走一步，人们看到光明和阴影并存的现实，并渐渐明白：以排斥悲观的方式维持乐观，若不是浪漫到幼稚的地步，就是伪善成了假圣人。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之深刻，正在于它指出，在布尔乔亚的庸俗和伪善面前，浪漫不仅盲目，甚至致命。如果爱玛的丈夫查理是庸俗的代表，那么，药剂师郝麦便是伪善的化身。“郝麦”（Homais）在法语里有“人”（homme）的意思。什么样的“人”？——“新人”，19世纪用启蒙话语包装自己的“人”。

查理无能但不失憨厚，郝麦无能却有诡辩的利齿，满口的科学、进步、法兰西爱国主义。郝麦是药剂师，却以医学权威自居；为显示自己的现代、科学、进步，他纵容无能的查理给马夫伊包里特做手术，把人家本来尚有功能的瘸腿拉直，导致病人被截肢。手术刚做完，成败还是未知数，郝麦已为当地报纸撰写了新闻稿。郝麦的文字披上启蒙“宏大叙述”的外衣，把无耻变成了光荣。请看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片段：“偏见虽然像一张网，覆盖欧洲大部分的土地，光明却开始深入我们的乡村。就在星期二，在我们永镇这小地方，居然进行了一次外科手术，它同时也是最崇高的慈善活动……以往迷信赐予少数几人的事，今天科学能为所有的人做到了。”（Flaubert，第144—145页）。

福楼拜的美学判断一丝不苟，他把郝麦“光明”之说的荒诞滑稽撕开了给我们看。小说情节还告诉我们：正是此种人在现实生活中仕途通达；郝麦无能而且残忍，凭着他对宏大叙述的熟练掌握，终于成了永镇的头面人物。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郝麦刚刚获得十字勋章。

郝麦得到光明了，永镇却暗无天日。进一步的寓意：启蒙理性一旦被工具化，又被郝麦这样的人所用，启蒙之光何在？

与福楼拜同时代的波德莱尔，充满理想的激情，但是现实使他忧郁，忧郁成为他表现理想的诗形式。波德莱尔目睹的巴黎现代化，也是在“进步”的话语下展开的。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为了镇压巴黎市民革命、驱赶穷人等政治目的，拆毁巴黎的公民社区，以建造大型广场、宽而直的大道，结果导致大量城市贫民流离失所。巴黎现代化的“进步”，在城市贫民的眼睛里黯淡了，那样一直黯淡下来的眼神，就是波德莱尔忧郁的诗境。

波德莱尔的现代诗，不盲从现代体系。他的诗说明，美学现代性和体系现代性之间存在着张力。

在波德莱尔看来，人性必有缺陷，不可能尽善尽美。这个看法与启蒙的人性可臻完善之说背道而驰。波德莱尔的诗眼，直视现代社会之“恶”、人性之“恶”，由此引起的忧郁，表达的是对理想的向往。波德莱尔的诗已成为美学现代性的一个范式。

尼采觉得，“光明”和“阴影”是一对不可分的比喻，因此写出“流浪人和他的影子”的对话，将启蒙的问题解释得深入而浅出。这是《人性的，太人性的》的第二部分。“流浪人”对“影子”说：“你知道，我爱阴影像我爱光明一样。如果要有漂亮的脸庞、清晰的言辞、博大的爱、坚强的性格，阴影和光明是一样必需的。他们不是敌人，相反，他们手拉手亲密地站在一起。当光明消失时，影子也随之溜走。”“影子”的回答自然而贴切：“我和你恨同样的东西：黑夜。我爱人类，因为他们是光明的信徒；我爱他们发现和获得知识时眼睛里闪烁的光……但知识的阳光照下来造成阴影，我也是那阴影。”（Human，第301页）

“光明”和“阴影”不可分的比喻，恰如其分地说明：启蒙的现代性不可能只有光明。然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光明”对它的“影子”通常不屑一顾，甚至矢口否认。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认为，“光明”不能没有“影子”。《地下室手记》里的地下人，是个影子一样的人物，他在地下室写给代表“光明”的“先生们”的一番话，是对启蒙思想最深刻的反思。地下人思辨能力很强，但他身处19世纪彼得堡社会的底层，社会生活的话语被“先生们”掌握着。他是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复杂心理，却也善用文字的机巧来击中对手的要害。小说中的“先生们”指当时《怎么办？》的作者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与其观点相似的人，他们的乌托邦理论，后来付诸社会实践出现种种问题，证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先见之明。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弃了以论文的形式论争，而将观点写成小说，将对话、心理、理性融为一体，是美学判断的又一经典范例。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乌托邦，是欧洲的体系现代性渗入19世纪俄国文化后生出的怪胎。在《怎么办？》中，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设想未来的美好社会：科技使俄国的草原成为可耕地，城市里竖立起玻璃和钢筋的“水晶宫”（玻璃和钢筋在19世纪是现代的象征），电力的秘密被人类揭开（时值1864年）。这个社会的目标，还包括人人有工作、物质极大丰富、男女平等、艺术发展。这个完美社会的关键是：其成员必须是乐观而理性的男女，能为共同的利益而奋斗。这个乌托邦的理论基础，同我们在第一章叙述的现代体系相似，都由两部分组成：以科学为标准的“自然规律”，反映这些规律的“人性”。

所谓“自然规律”，就是机械论的那些假设：宇宙是一部机器，遵循可预见的“客观”规律；人发现规律，将规律用于实践，全面改造社会。在这个看似合理的公式中，关键的变数是人。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人性和科学理性完全一致。他借用英国功利哲学支持这样的人性观：人这种动物，完全由“愉快”和“痛苦”决定其动机。凡带给人“愉快”的，就是“善”，必定为人所追求；凡给予人“痛苦”的，就是“恶”，必定为人所憎恶。以此推理：人如果痛苦，只能归罪于理性不够，知识不足；“理性”的人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必然会献身共同的集体利益；人如果完全理性，必然会认识到：共同的利益必然符合个人的利益。

一个关于人的公式产生了：快乐的人是理性、合乎自然规律的人；快乐的人必然懂得：共同利益必然符合个人利益；痛苦的人是不懂自然规律的人，是不理性的人。在西方思想史上，“痛苦来自无知”这个公式可追溯到苏格拉底。尼采一直刨到这个根，他在《悲剧的诞生》里特意提及苏格拉底的这个公式：“美德就是知识；人有罪出自无知；有美德的人是幸福的。”（Birth，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