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安稳的世界
我们在宁静狭隘之中长大成人，
突然一下子被扔进滚滚红尘；
滔滔波浪千重万重在旁冲刷着我们，
一切都很刺激，有些使我们高兴，
有些使我们恼怒，易于波动的感情
时时刻刻都在摇摆不定；
我们在感受，感受到的沧桑人情，
都被五光十色的世界变故冲刷净尽。
——歌德
我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时代里长大成人，倘若要我随手找个词，说明这个时代的特点，我希望，称它为：安稳的黄金时代，这样说最为贴切。我们这个将近千年之久的奥地利帝国，一切似乎都建立在持久的基础之上，而国家自己便是这种经久不变的最高保证。它赋予市民的权利是由国会书面确认的，而国会则是人民自由选举出来的代表机构，市民的各项义务也全都仔细限定。我们的货币，奥地利克朗，作为晶光灿灿的金币广为流通，保证这种货币经久不变。人人知道自己拥有多少多少钱财，将来有多少钱财会到达他的手里，人人知道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一切都有自己的标准，特定的尺度和重量。有财产的人可以精确地算出，每年他会得到多少利息，官员和军官在日历里可以非常放心地找到，他该在哪一年得到晋升，哪一年他该退休。每个家庭都有自己一定的预算，知道为住房和饮食，为夏日旅行和交际应酬该花多少钱，另外还有一小笔钱仔细地准备着，以备不时之需，为了支付生病和延请医生。拥有一所住房的人，把它视为留给儿孙的可靠的家产，庄园和店铺代代相传，婴儿还躺在摇篮里，就给他准备一个储蓄罐，或者在储蓄银行为他存上第一笔钱，为了他今后的一生，为了未来，存上一笔小小的“储蓄”。在这疆土广袤的帝国里，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位置，牢固而又不可变动。而在最高的位置上坐着年迈的皇帝；他若去世，大家都知道（或者以为知道）就会有另外一人继位，精密盘算妥善制定的社会秩序，不会有丝毫改变。谁也不信会有战争，会爆发革命，会出现暴乱。在一个理性统治的时代，一切过激行为，一切暴力行径似乎已经不可能发生。
这种安稳的感觉是千百万人最值得追求的财富，是人们共同的生活理想。只有拥有了这种安全感，人生才有价值，越来越多的人都渴望占有这种珍贵的财产。起初只有有产者才享受这一优点，渐渐地广大的人民群众也蜂拥而至；安稳的世纪成为保险业的黄金时代，人们为自己的房子保险，防火灾和盗窃，为田地保险，防冰雹和恶劣天气，为身体保险，防意外事故和疾病，为老年买人寿保险，生下女孩子，在摇篮里就保上一笔险，作为日后的嫁妆。最后甚至工人也组织起来，争取到一种正常化的工资和医疗保险。帮佣的也省下一笔养老金，作为自己日后的安葬费，预先存上一笔死亡保险。谁若能无忧无虑地注视未来，就能心安理得地乐享眼前。
以为可以防范人生到最后一个空缺，都能不致受到命运的侵袭，这种动人的信任，尽管人生观正派而又谦虚，依然暗含着一种极度危险的倨傲。十九世纪怀着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真诚地确信，自己正走在笔直的正确无误的道路上，走向“亘古未有的最好的世界”。人们怀着轻蔑的神气，鄙夷不屑地观看以往战争频仍、连年饥馑、暴乱不停的时代，认为那时的人类尚未成年，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启蒙。现在看来，只消几十年，就能把最后的邪恶行为和暴力行径予以最终克服。这种对持续不断、不可阻止的“进步”所怀有的信念，真正就像那个时代一种宗教的力量；人们信任这种“进步”甚于信任《圣经》，“进步”的福音书似乎已被每天发生的科技新奇迹所证明。事实上这种普遍的繁荣高涨，到这个和平世纪的末尾已经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迅速，越来越多姿多彩。夜里在大街上不再点亮昏黄的路灯，而是亮起电灯，商店从主要大道一直通向郊区，都显示出它们诱人的新颖的光彩。多亏有了电话，人和人之间可以在远距离交谈。人们坐着不用马拉的车辆，以新的速度飞驰。人已经飞上太空，实现伊卡卢斯[1]的梦想。舒适的生活从高雅的豪宅传到市民的家里，不必再从井里汲水，也无需辛辛苦苦地在灶头点火。卫生习惯广泛传播，垃圾污秽不见踪影。自从运动锻炼了人的身体，人们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强壮，更加健康。大街上越来越少看见残障人士、肿瘤患者、断肢缺手的人。所有这些奇迹都是进步的大天使——科学造成的。在社会问题上也有进步；年复一年，个人得到新的权利，司法变得更加温和更有人性。甚至问题中的问题，广大群众的贫困也不再显得无法克服。越来越大的圈子获得了选举权，这也就使他们得到了合法捍卫自己利益的可能性，社会学家和教授们争先恐后地把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塑造得更加健康，甚至更加幸福——因此这个世纪躺在它自己取得的成绩上面，怡然自得，把每过十年都看成更加美好的新的十年的前奏，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人们不信会有野蛮倒退的事情发生，例如在欧洲各族人民之间会爆发战争，就像不信女巫和鬼魂一样；我们的父辈深信宽容与和解具有百发百中的使人团结起来的力量。他们真诚地认为，各民族和各种宗教之间差异的界限，将会逐渐地融入共同的人性，从而融入和平和安稳之中，这是全人类得到的最高的财富。
我们早已把安稳一词当作怪影从我们的词汇中删除。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完全有理由讪笑那被理想主义弄得头晕目眩的一代人所拥有的这种乐观主义的妄想，认为人类科技的进步必然会无条件地带动人类道德的迅速提升，我们这些身处新世纪的人，学会不再让集体的暴行突然爆发使我们感到惊讶。我们等待着明天会比昨天带来更加卑鄙无耻的事情，对于人类在道德上是否可以教育，抱更加怀疑的态度。我们不得不认为弗洛伊德说得有理，他在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当中只看到薄薄的一层，时刻会被阴曹地府的破坏性力量彻底颠覆。我们渐渐地不得不习惯于生活在一个脚下无底的状况之中，没有权利，没有自由，没有安全。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存，早已否定了我们父辈信奉的宗教，早已放弃了他们人性会迅速提升，持续提升的信念；我们这些受到残忍教化的人，面对着一场使我们在人道努力上一下子倒退上千年的灾难，觉得前辈那种过于匆忙的乐观主义，实在显得陈腐乏味。可是我们的父辈信奉的虽说只是妄想，和今天的口号相比，却是一种奇妙的高尚的妄想，更富人性，更为有益。我心里总有一些东西，尽管有了各种认识，经历了诸多失望，很神秘地不能完全和这种妄想彻底分裂。一个人在孩提时代，从时代的空气中吸收到自己血液中去的东西，是无法排除的。尽管每天有震耳欲聋的各式各样的宣传传进我的耳朵，尽管我自己和无数的命运相似的人们经受着各种屈辱和考验，我还是不能把我青年时代的信念完全加以否定，深信尽管如此，迟早总有一天又会形势逆转，否极泰来。我们今天在惊恐的深渊之中灵魂迷惘，残破不全地半似盲人地四下摸索，即使在这惊恐万状的深渊之中，我也会一而再地抬头仰望那些旧日的星辰，它们曾照亮我的童年时代，我以代代相传的信念来自我安慰。在永远不断向前的永恒的节奏之中，这样的倒退仅仅只是短短的一阵间歇。
今天，强大的暴风骤雨早已把这些昔日的信念击成齑粉。我们终于知道，那个安稳的世界只是梦幻府邸。但是我的父母亲在那里生活过，就像住在一幢石砌的房屋里一样，从来没有狂风暴雨或者强劲气流侵入过他们温暖舒适的生活一次；当然，他们还拥有一种特别的避风墙：他们都是有钱人，逐渐富有起来，甚至变得极为富有，这点在那个时代非常可靠地防护了门窗和墙壁。他们的生活方式在我看来，是典型的所谓的“富裕的犹太市民阶级”的生活。这个阶级对维也纳的文化赋予特别的关注，为此得到的酬报却是遭到彻底消灭。我在讲述他们从容安详无声无息的生活时，其实像在诉说一些非个人的事情：像我父母亲这样在维也纳生活的、在那个各种价值得到保证的世纪，不下一万或者两万个家庭。
我父亲的家庭来自摩拉维亚[2]，在那些乡下的小地方，犹太部族和当地的农民和小市民阶层，相处得十分融洽，所以这些犹太人丝毫没有受到压制的感觉，另一方面也没有加里西亚[3]犹太人、东方犹太人所有的那种灵活机变、急于奋进的焦躁不耐的情绪。乡村生活使他们强壮有力，他们安稳平静地走着自己的道路，就像他们故乡的农民走在自己的田地上。他们很早就摆脱了东正教的教义，是时代的宗教“进步”的狂热信徒。在自由主义的政治时代，他们向国会派出最受敬重的议员。当他们离开故乡，迁居维也纳时，他们以令人惊讶的速度适应了京城更高的文化氛围。他们个人的发迹与时代普遍的繁荣有机地结合起来。便是在过渡的这一形式上，我们这个家庭也完全可以算是典型。我的祖父推销手工业工场的产品。然后在上世纪[4]下半叶，奥地利开始出现工业繁荣期。英国进口的织布机和纺纱机通过合理化改革，和旧日惯用的手工纺织相比，成本大大降低。凭着他们商业上的观察力，他们在国际上的广阔视野，犹太商人在奥地利率先认识到工业生产彻底改造的益处。他们大多以少量资本把那些迅速应运而生的、起先只用水力为动力的工厂创办起来，这些工厂逐渐扩大成为强大的控制整个奥地利和巴尔干半岛的波希米亚[5]纺织工业。我的祖父是早先那个时期的典型代表，只向中间商提供制成的产品。我父亲却坚定地迈入新时代，在他三十三岁时，在北波希米亚创办了一家小型的纺织厂，以后几年，缓缓地小心谨慎地把这小厂扩建成为一家极为可观的企业。
尽管繁荣景象有利而且诱人，这种小心翼翼的发展方式，完全符合时代精神，另外特别符合我父亲收敛内涵、绝不贪婪的本性，他吸收了他那时代的信条“安稳第一”；他觉得用自己的资本拥有一家“结实的”——这也是那个时代爱用的一个词——企业，对他来说，比用银行信贷或者抵押贷款扩大成规模宏大的企业要重要得多。他一生引以自豪的是，从来没有在借据上、汇票上签过自己的名字。他在银行里始终处于贷方地位——不言而喻，是那些最稳当的银行，罗特希尔德银行，信贷银行。任何成绩，只要稍带最为微小的冒险的阴影，他都反感。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做过一笔来路不明的买卖。等他尽管如此渐渐富有起来，并且越来越富，那这绝不是归功于冒险投机或者具有远见卓识的经营方法，而是归功于他适应了那个小心翼翼的时代的普遍采用的方法，总是只花掉他收入的极小部分。这样，就一年年把越来越可观的一笔钱投进他的资本，就像他那时代大多数人一样，我父亲也会把花掉一半收入而不思考未来——这在那安稳的年代也是常用的一个字——的人，视为很成问题的挥霍成性之徒。在那个逐渐繁荣起来的时代，国家并不想从老百姓极为壮观的收入当中，除了百分之几的税收之外，扣除更多钱财。另一方面，国家和工业的证券又会带来很高的利息。在这种时代，对于有钱人而言，把赢利贮存起来，越变越富，其实只是一种保守的生财之道。这种生财之道得到报偿：那时候还不像在通货膨胀时期，省吃俭用的人遭到掠夺，殷实稳重的人受到盘剥。那时候，最有耐性的人，不搞投机倒把的人获利最多。我的父亲由于适应他那时代普遍的制度，在五十岁上，即使是根据国际惯用的概念来衡量，也可以算是一个颇有资产的富翁。可是我们家的生活方式，却只是很缓慢地跟上我们家财富的越来越迅速的增长，我们家的生活条件渐渐地变得舒适一些。我们从一套小的住宅，搬进一套较大的住宅。春天下午，租用一辆出租马车，旅行时乘坐带卧车的二等车厢。一直到他五十岁时，我父亲才第一次奢侈一番，冬天和我母亲一起到尼斯去度假一个月。总的说来，基本态度是享受财富，丝毫也未改变。这就是拥有财富而不是显摆财富，即使当了百万富翁，我父亲从未吸过一支进口的雪茄烟，而是像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只吸廉价的弗吉尼亚雪茄烟那样，只吸普通的国产烟叶。若玩纸牌，赌注总是很小。他一生低调收敛，生活舒适，但不张扬，这一条始终不变。他弹得一手好钢琴，文章写得条理清楚，颇有文采，能说英文、法文——尽管他比他大多数的同行都更加体面，更有教养，他总是顽固地拒绝接受任何荣誉和荣誉席位，一生都不追求也不接受任何头衔，任何称号。作为大工业家，往往要被人授予各种荣誉，他都一概拒绝。他从来也不请求别人帮忙，也从不非说“请您”或者“谢谢”不可。这种隐秘的高傲，对他来说比一切外在的风光要重要得多。
每个人一生中都势所必然地要出现这样一段时间，在窥视自己的性格时，又会遇到他自己的父亲。我父亲生活中那种不愿抛头露面、倾向暗自匿名行事的特点在我身上也变得一年比一年更为强烈。尽管这和我的职业非常矛盾，我总要被迫在某种程度上让我的姓名和个人予以公开。但是出于一种相同的秘密的高傲，我也历来都拒绝接受任何外在形式的荣誉，不要勋章，不要称号，不在某个协会充当主席，从不充当一个科学院的院士、董事会的董事或者裁判会的委员；就是坐在欢庆宴会的席上我也觉得痛苦不堪，单单想到我要求某人什么而向他开口，——即使是为了第三者——我还没开口，就嘴唇发干，难以启齿。我知道在一个通过计谋和逃避才能保持自由，就像歌德老爹非常睿智地所说“勋章和称号在互相倾轧之中可以使人免于受到打击”的世界里，我的这种心理障碍多么不合时宜。但是在我心里，我父亲和他隐秘的高傲，使我对这些荣誉退避三舍，我不能抗拒我的父亲，因为多亏我的父亲，也许我才感到我唯一安稳拥有的东西：内心自由的感觉。
我母亲娘家姓布列陶尔，和我父亲出身不同，更具有国际性。她是在意大利南部的安哥纳出生的，意大利语和德语都是她儿童时代的语言。每当我母亲和外婆或者我姨妈不想让仆人听懂她们的话，她就说起意大利语来。里索托（意大利的奶酪、鸡肉、洋葱做成的烩饭）或者在当时还很稀罕的美味洋蓟花蕾，和南方烹饪的其它特别菜肴，我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已熟悉。以后我每次前往意大利，从第一时刻起就感到像回到家里。但是我母亲家并不是意大利人，而是有意识的国际化的家庭。布列陶尔家族原本拥有一家银行——按照犹太大银行家族的榜样，当然规模要小许多，——从瑞士边境上的一个小镇霍厄尼姆斯，早就分散到世界各地。他们家族的成员有的前往圣·加仑，另外的人前往维也纳和巴黎。我的外公则前往意大利，我的一个舅舅前往纽约。这种国际性的联系，赋予他们一种更为出色的风采，视野更加开阔，也使他们具有某种家族的倨傲。在这家里已经不再有小商人、经纪人，只有银行家、经理、教授、律师和医生，每人都操几种语言。我记得在我巴黎的姨妈家吃饭时，随随便便地就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这个家庭仔仔细细地维持着“自己的水平”，倘若有个比较穷困的亲戚家的少女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整个家庭的成员都设法筹集一笔可观的嫁妆，就为了防止她嫁到“下等”人家。我的父亲作为大企业家虽说受到尊敬，我母亲和他婚后的伉俪生活也极为美满，但是她却永远也不能容忍把我父亲的亲戚和她自己的亲戚相提并论。这种出身“优渥家庭”的傲气，在所有布列陶尔家的人身上都是消磨不掉的。多年后他们当中有个人想要对我表示特别的好感，以居高临下的口气对我说：“你其实是个真正的布列陶尔家的人。”就仿佛他想以此表示赞许：“你可是站在正确的一边了。”
有些犹太家庭为了使自己权力完美，给自己加上这种贵族气派，使我和我的哥哥当孩子时，时而感到逗乐，时而感到生气。我们总是听大人说，这些人是“高雅的”，那些人“不高雅”。每个朋友，他们都要追究，是不是出身“体面”人家，既要审查此人亲戚又要查他的财产的来历。这样不断的分门别类，其实是每次家庭谈话和社交谈话的主要题材。我和我哥哥当时觉得极端可笑，非常势利，因为归根结底所有的犹太家庭，都来自同一个犹太居住区，最多只不过早五十年或一百年的差别而已。很久以后我才弄明白，所谓“高雅”家庭这个概念，我们这些男孩觉得，完全是人为的假贵族制造出来的一出自相矛盾的闹剧，其实表现出了犹太特性的最为内在最为神秘的倾向之一。人们普遍认为，一个犹太人真正典型的人生目的乃是发财致富，这可是大错特错了。发财致富对他而言只是中间阶段，是达到真正目的的一种手段，而绝不是内在的目的。犹太人真正的志向，他的固有的理想乃是提升到精神境界，进入到更高级的文化阶层。早在东方正统的犹太教里，整个种族的优缺点都表现得更加突出，在那里意志升向精神，对仅仅是物质的东西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表现得生动具体：在部落中，虔信的人，阐述圣经的学者远比富人受到千百倍的尊崇；即便是最有资产的人，也宁可把他的女儿下嫁给穷如乞丐的知识分子为妻，也不嫁给一个商人。这种把知识置于最高地位的做法，在犹太人那里是一致的，遍及各个阶层；即便是贫穷已极背着货物顶风冒雨沿街兜售的小贩，也要设法至少让儿子去上大学，即使付出重大牺牲也在所不惜。要是家里有一个人，明显地可以算作知识分子，有个教授，有个学者，有位音乐家，都会看成是全家的荣誉称号，就仿佛他一个人的成绩使他家成为贵族。在犹太人身上，有种力量会无意识地试图摆脱这种粘在一切商业之上、一切生意之上的道德上的不大可靠、令人憎恶、小里小气、否定精神的特点，把自己提高到更纯净的、与金钱无关的知识领域中去，就仿佛他像——瓦格纳说的——想把他自己和他整个种族从金钱的魔咒中解救出来。因此在犹太人那里，渴求财富的欲望在一个家庭的两代人充其量在三代人当中就此穷尽。恰好是最有势力的犹太王朝，他们的子弟不接掌父辈的银行和工厂、那些扩建的热气腾腾的企业。一位罗特希尔德[6]爵士是位禽鸟学家，一位瓦尔堡[7]成了艺术史家，一位卡西尔[8]成了哲学家，一位萨松[9]成了诗人，就绝非偶然。他们大家都服从于同样无意识的欲望，从束缚犹太人的桎梏当中挣脱出来，挣脱冷冰冰地只为挣钱这个目的，也许甚至还表现出逃进知识领域，就从纯粹犹太特性融入普通人性这一秘密渴望。所以，一个“高雅的”家庭，不仅意味着它自己用这种称号加在自己身上的单纯的社会性；它意味着犹太人通过适应另一种文化，如果可能，适应一种普遍性的文化，把自己从犹太居民区强加于他们的一切缺陷、狭隘、小里小气之中解放出来或者开始解放出来。这种通过知识性职业的极度扩张遁入知识界，也成了犹太人的灾难，就像从前仅陷于物质利益一样的灾难。这当然是犹太人命运的永恒的自相矛盾。
在欧洲没有一个城市像维也纳这样热情洋溢地涌向文化。正因为这个帝国，正因为奥地利几百年来既不是政治上野心勃勃，也不是在军事行动上特别成功，它的民族自尊心最为强烈地表现在艺术上君临一切。曾经统治过欧洲的古老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早已把最为重要最有价值的行省失去，成为德意志的、意大利的、佛兰德尔的和瓦隆的行省，只有它的首都还保持着旧日的灿烂辉煌，未遭损害，这是宫廷的宝藏所在，千年传统的维护者。罗马人垒起了这座城市最初的砖石，作为抗击野蛮人、捍卫拉丁文明的城堡的前沿阵地。一千多年后，奥斯曼人蜂拥而至，袭击西方世界，就粉碎在维也纳城下。[10]尼伯龙根人在这里行走，音乐界不朽的七大星辰在这里烛照世界；格鲁克[11]、海顿[12]和莫扎特[13]、贝多芬[14]、舒伯特[15]、勃拉姆斯[16]和约翰·施特劳斯[17]，欧洲文化所有的洪流都在这里汇合。在宫廷里，在贵族当中，在民间，德意志的和斯拉夫的、匈牙利的、西班牙的、佛兰德尔的因素都融合在血液里。这座音乐之城的真正的天才便在于把所有这些矛盾对立都和谐地融为一体，变成一种新型的、独特的东西，变成奥地利的、维也纳的东西。这座城市赋有兼容并包的能力，具有接受外来影响的特殊感觉。它把极不相同的互相矛盾的各种力量吸收进来，使之情绪缓和，心情舒畅，感到宽慰。在这里，在这种精神和解的气氛中生活极为惬意。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市民都无意识地被教育成为一个超民族的人，一个世界主义者，一个世界公民。
这种相互适应的艺术，这种柔和的音乐一样的过渡，显然在城市的外形上已明显表现出来。这座城市历经几个世纪，逐渐扩张，从内城几环，有机地延伸开去，拥有二百万市民，人数够多，赋予一个大城市的一切奢侈和千姿百态。但是并不像伦敦和纽约那样，过分庞大，以致和大自然脱节。维也纳这座城市的最后的一些房屋映照在江水浩荡的多瑙河里或者远窥遥远的平原或者化为花园和田野或者缓缓的山丘，爬上最后的绿树成荫的阿尔卑斯山的支脉，你感觉不到大自然始于何处，城市又始于何方。城市和自然交融，没有阻力，没有矛盾，而在城市内部，你又感觉到，城市的成长犹如大树，一个年轮挨着一个年轮。环形大道取代了古老的防护城墙，以大道上庄严堂皇的房屋围绕着全城最内在最珍贵的核心。古老的王宫贵族府邸，在城市中心诉说着石头化成的历史；在李希诺夫斯基[18]府上，贝多芬曾经演奏过。在埃斯特哈茨府上，海顿曾是座上宾。在这古老的大学[19]里，海顿的《创世纪》第一次奏响。皇宫城堡[20]看见过世世代代的皇帝，美泉宫[21]看见过拿破仑。在斯蒂芬大教堂里，基督教世界联盟各国的君王俯首屈膝，感谢上帝解放了维也纳，打败了围城的土耳其人，大学在自己的墙垣里看见了无数学术界的璀璨明星。在这当中，新式建筑在光鲜亮丽的宽阔大街和耀眼生辉的商店中高傲地升起。但是旧式建筑在这里和新式建筑很少冲突，就像刀斧凿出的石头和未经触及的自然互不侵犯一样。住在这里，住在这座城市里实在妙不可言。这座城市以好客精神欣然接受一切陌生的东西，乐于付出自己。在它那轻松的，就像在巴黎一样，洋溢着欢快飘逸气氛的空气里，可以更加自然地乐享生活。大家知道，维也纳是座享乐的城市，而文化不就意味着从人生粗俚的物质中取出其最精致、最娇柔、最细腻的部分来吗？从烹饪术方面讲究美食，人们在这座城市里非常在乎得到一瓶好酒，一杯爽口的新鲜的啤酒，丰盛的面点和蛋糕，也可以高标准地要求得到更加精美的享受。演奏音乐、上演戏剧，对话聊天举止得体，极有风采讨人喜欢，都在这里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得到培植。在个人的生活中就像在全民的生活中，占有优势的并非军事、政治和商业；维也纳一般市民每天早晨打开报纸第一眼看的不是议会里的讨论，或者世界大事，而是剧院的剧目，这在公众生活中具有一种其它城市难以理解的重要性，因为皇家剧院，也就是宫廷剧院对于维也纳人，对于奥地利人不仅仅是座供演员在上面演戏的舞台，它是一座微观世界，反映了宏观世界，是五光十色的影像。整个社会在这里可以自我观赏，是优良品味的唯一真正的“cortigiano”（廷臣）[22]，观众在穿衣打扮、举手投足、谈话聊天方面都把宫廷演员视为楷模，看一个品位优雅的人用哪些词汇，避免用哪些词句；舞台不仅是一个娱乐的场所，而是优雅举止正确发音的一本口头叙述，形象具体的入门手册。一道尊敬的光圈，像圣人头上的光轮，烛照着和宫廷剧院哪怕只有一丝一毫关系的一切。政府总理、首席富豪可以漫步维也纳大街，没人扭头去看他们。但是一位宫廷演员、一位歌剧女歌唱家走过，每个女商贩、每个出租马车车夫全都认得出他们。我们这些男孩要是走路时见到他们当中的一个，就骄傲地互相讲述。我们每个人都在收集他们的相片，他们的墨迹。这种近乎宗教意义上的偶像崇拜发展到这种地步，甚至波及他们身边的人。索能塔尔[23]的理发师、约瑟夫·凯因茨[24]的马车夫，也是我们暗中妒忌的受到尊敬的人物。年轻的帅哥们因为穿上同一个裁缝缝制的衣服而沾沾自喜。一位伟大演员的诞辰纪念或葬礼都成为重大事件，使一切政治事件都黯然失色。自己的作品能在宫廷剧院上演，是每一个维也纳作家的最高梦想。因为这意味着毕生成为显贵，包括一系列的荣誉，诸如：一生观剧均可免费的入场券，参加一切公开活动的邀请函；因为他刚刚成为一幢皇帝之屋的客人。我还记得我自己也牵扯在内的那种庄严的方式。有天上午，宫廷剧院的经理请我到他办公室去，在首先向我表示祝贺之后，通知我，我的剧本已为宫廷剧院接受。等我晚上回家，发现我的住处有他的一张名片。这位经理向我这位二十六岁的作者进行了一次礼节性的回访。仅仅因为宫廷剧院接受了我的剧本，我作为皇家剧院的作者就顿时成为一位“绅士”。皇家机关的经理，就得平起平坐地对待我。剧院里发生的事情，间接地与每个人有关，甚至关系到与此丝毫没有直接关系的人。譬如我记得，我最早的少年时代，我们的厨娘，有一天眼睛含泪冲进房来说：刚才有人告诉她，宫廷剧院最享盛名的女演员夏洛特·沃尔特[25]去世了。这样极度悲哀的荒诞之处自然在于，这位年老的半是文盲的厨娘，自己从来没有到宫廷剧院去看过一次戏，从来没在舞台上或生活中见过夏洛特·沃尔特，但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女演员在维也纳是属于全城集体所有的财产。即便是与此毫不相干的人也会把她的去世视为一场灾难。每一个损失，一位受人喜爱的歌唱家或者艺术家的辞世都会自然而然地化为民族的悲哀。当首次上演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的那座“老”的宫廷剧院拆除的时候，维也纳整个社交界庄严肃穆，感动万分地聚集在剧院里像参加一次葬礼。帷幕刚刚落下，大家都冲上舞台，至少把他们心爱的演员演出过的舞台的一块木头，当作圣物带回家去。几十年后在好几十个市民的家里，这些毫不显眼的木片还存放在珍贵的匣子里，就像教堂里存放着神圣的十字架上的木片一样。当所谓的柏森多尔夫大厅拆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举止也并不见得比他们理性多少。
这座小音乐厅只是用来演奏室内乐的。它本身是一座并不重要，也不是很艺术的一幢建筑物。原先是利希滕斯泰因亲王家的一所骑术学校，仅仅加上了一层木板加以改造，使之运用于毫不奢华的演奏音乐的用途，但是这座大厅拥有一把古老小提琴的优美回声。因为肖邦[26]、勃拉姆斯、李斯特[27]和鲁宾斯坦[28]曾在这里演奏过，许多著名的四重奏小组也在这里举行过首次公演，对于音乐迷而言，便成了一块圣地。如今这座音乐厅须要拆除，重建一幢新的建筑，别有用途，我们这些人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时刻，觉得这事不可理解。当贝多芬乐曲的最后几拍奏完，——玫瑰弦乐四重奏这次演奏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精彩，——没有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座位。我们大声喧哗，热烈鼓掌，有些妇女激动得抽泣起来。谁也不愿认识到，已到离别之时。大厅里灯光熄灭，想以此把我们赶走，可是这四五百个狂热分子谁也不肯离开座位。我们呆了半小时，一个小时，仿佛这样通过我们的存在施加压力，使这古老神圣的大厅可以得救似的。我们作为大学生曾经拼命使用请愿书，游行示威，撰写文章进行斗争，想使贝多芬逝世的那幢房子不要拆除！维也纳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房屋，就像是我们灵魂的一部分，人们想把这灵魂从我们身上拽走。
这种对艺术，尤其是对戏剧艺术的狂热，在维也纳贯穿所有阶层。维也纳自身通过它的百年传统，其实明显地由不同阶层聚居而成，同时——就像我有一次写过的——又是一座像交响乐队一样交响共鸣融为一体的城市。指挥台始终属于皇家。皇家的城堡不仅从空间的意义上看是全城的中心，便是从文化的意义上看，也是这跨民族的帝国的中心。围绕着城堡，奥地利、波兰、捷克、匈牙利显贵的府邸皇室，在某种意义上组成第二护墙。然后便是由稍小的贵族、高级官员，工业界和“古老世家”组成的“上流社会”，接下来便是小市民和无产阶级。所有这些阶层分别住在他们各自的圈子里，甚至住在自己的市区里。显赫的贵族住在城市中心的宫殿里，外交官们住在第三区，工业界和商人们住在环城大道附近，小市民住在内部各区，从第二区到第九区，无产阶级住在外面一圈；但是所有各个阶层都在剧院里或者大型的庆祝活动中彼此交往，譬如在普拉特尔公园[29]举行的花车巡礼，有三十多万人热情洋溢地向乘坐装饰得美妙无比的马车的“上层一万人”鼓掌喝彩。在维也纳一切都成为庆祝的契机，庆祝仪式色彩缤纷，乐声震天，宗教性的巡游，例如耶稣圣体节日，各种阅兵仪式，“宫廷音乐”，甚至葬礼也会吸引人们兴致勃勃地驻足观望。每一个真正维也纳人的野心所在，便是举行一次“盛大的葬礼”，场面很有气派，参加者人数众多，一个真正的维也纳人甚至连自己的死，也希望变成别人乐于观赏的盛事。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现实的空间都容易接受一切色彩鲜艳、乐音嘹亮、庄严隆重的场面，乐于看见人生的戏剧形式和反映形式，在这些方面，维也纳全城上下全都一致。
维也纳人的这种“戏剧偏执狂”，对他们宠儿的生活状况的细枝末节多方打听拼命搜寻，有时的确达到十分滑稽可笑的程度，很容易受到嘲笑，我们奥地利人在政治上的冷漠懒散，在经济上和我们坚毅果决的邻邦帝国相比的落后状态，也许的确该部分地归咎于这种过度的乐享人生的态度。但是从文化上看，这种过度重视艺术的事件，却产生了一些绝无仅有的东西——首先是对每一种艺术成就的无比巨大的敬畏之情，表示了上百年的尊敬之后，产生出绝无仅有的鉴赏能力，有了高度的鉴赏能力，最后在一切文化领域都达到了超群出众的水平。艺术家总是在受人称赞，甚至受到过分褒奖的地方，感到最为惬意，同时也最受启发。艺术总是在成为全民人生大事的地方，达到顶峰，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和罗马，把画家吸引过来，并培养画家臻于宏伟境界，因为每个画家都感到，置身于全体市民面前不断进行比赛，必须不断超越别人和自己，所以维也纳的音乐家和演员，也知道他们自己在这座城市里的重要性。在维也纳歌剧院，在维也纳宫廷剧院什么也逃不过观众的注意；唱错一个音符，立刻被人发现，乐器插入不对，每次漏掉什么都会受到指责。这种检查并不只是在初次公演时由职业的评论家进行，而是由全体观众进行的，他们的耳朵日复一日警惕地不断比较，练得十分敏锐。在政治上，行政管理上，道德风习上，一切都很随和，对于每种“马马虎虎”的事情，大家都脾气很好满不在乎，每种违法犯规的事大家都很宽大为怀，可是在艺术事情上就铁面无私了；在这里事关城市的荣誉。每个歌唱家、每个演员、每个音乐家必须不断地竭尽所能，否则他就完了。在维也纳当个公众的宠儿，实在妙不可言。而要保持宠儿的地位，却并不容易，任何懈怠都不会得到原谅。知道公众不断警惕，毫不同情地不断警惕，就迫使每个艺术家在维也纳都竭尽全力，使整个艺术界达到奇妙的水平。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从青少年时代养成的这种对艺术演出极其严格、铁面无私的尺度，一直伴随终生。谁要是在歌剧院里在古斯塔夫·马勒[30]的教导下，领教了钢铁般严格的纪律直到细枝末节，在爱乐乐团的演奏者那里懂得了昂扬激情和极度缜密不言而喻地连成一体，这人今天就很难为一次戏剧演出或者音乐演出得到充分满足。但是我们从中学会，即使对于我们自己，在每次艺术演出时也要严格要求；有一种水平过去是我们的榜样，将来也依然如此，世上很少有几个城市对未来的艺术家是这样培养的。但是这种对正确的节奏和昂扬的激情的了解，也一直深入到民间；因为即使是最卑微的市民坐在酒馆里，也要求乐队奏出优秀的乐曲，就像要求酒店老板提供优质酒类一样。在普拉特尔公园，民众也清楚知道，哪一个军乐队演奏起来最最“带劲”，是“德意志大师”军乐队呢，还是“匈牙利人”军乐队。生活在维也纳的人，就仿佛从空气里就能获得节奏的感觉。正像音乐性在我们作家这里，要在一种特别讲究的散文里表现出来，那么分寸感在其他人身上就深入到社交举止和日常生活之中。
一个维也纳人若没有艺术感，并对礼仪不感兴趣，就无法想象能进入所谓的“上流社会”，但是，即使在下层民众当中，最穷苦的人，从四外风景、人性欢快的气氛之中，也把某种对于美的本能吸收到他的生活中去。没有这种对文化的热爱，没有这种对人生最神圣的多余之物的既享受又审视的感觉，就不算是真正的维也纳人。
古斯塔夫·马勒
维也纳普拉特尔公园
犹太人生活在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里，融合到这个民族之中，或者这个国家之中，对于这些犹太人而言，不仅是一种外在的保护措施，也是一种深沉的内心需要。他们渴望故乡，渴望宁静、休憩，渴望安全、渴望亲切，催逼他们热情洋溢地和周围的文化联系起来。除了十五世纪在西班牙之外——在任何一个国家，犹太人的这种与周边文化的联结也没有比在奥地利这样的联结更为成功，更为有益。两百多年来，犹太人聚居在这座皇城里，接触到一个逍遥自在、乐于和解的民族。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似乎有些放荡不羁，其实心里对于精神的、美学的价值十分看重，对此怀有深刻的本能。犹太人在维也纳甚至还碰到更多的东西；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个人的任务。在十九世纪，艺术的维护在奥地利失去了它旧有传统的护卫者和保护人：皇家和贵族。在十八世纪，玛利亚·特蕾西亚[31]还让她的女儿们在格鲁克的指导下学习音乐，约瑟夫二世[32]作为一个行家和莫扎特讨论他的歌剧。莱奥波尔德二世[33]自己就亲自动笔作曲，而后来的皇帝弗朗茨二世[34]、费迪南一世[35]对于艺术之道就毫无兴趣。我们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二世[36]活到八十高龄，除了军队官兵的花名册以外，就没读过或者拿起过一本书，甚至对音乐明确表示反感。同样，显赫的贵族也放弃了他们从前艺术保护人的地位。埃斯特哈茨[37]家当年曾延请海顿住在他们府里。洛卜柯维茨、金斯基和瓦尔德斯坦因[38]三家争先恐后把他们的府邸供贝多芬的乐曲首次公演，图恩伯爵夫人跪倒在这个伟大的妖魔面前，求他不要把《菲德里奥序曲》从歌剧中抽出。这样光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瓦格纳[39]、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或者胡戈·沃尔夫[40]，也不可能在这些显贵之家得到任何支持；为了让爱乐交响乐团的音乐会维持旧日的高水平，为了让画家、雕刻家能够谋求生路，市民阶级得出手相助。恰好是犹太资产阶级的自尊心和荣誉心，使他们站在第一线，努力维护维也纳文化，保持旧日的盛名和荣誉。他们从来就热爱这座城市，整个灵魂都倾注在这座城市里，但是只有通过对维也纳艺术的热爱，他们才感到自己有以此为故乡的权利，感到自己真正成了维也纳人。在公众生活中，犹太人平时其实发挥的作用很小；皇室的光彩使每一个私人的财富都显得黯然失色。国家领导的高级职位都是世代相袭，外交界是为贵族保留的，军队和高官是为古老世家所保留的，犹太人连试也不想试一试，野心勃勃地冲进这些特权阶层的圈子里去。他们很有分寸感，把这些传统的特权视为不言而喻的事情；譬如，我记得我父亲一辈子都避免到萨赫尔饭店[41]去用餐，并不是为了节俭，因为这家饭店和其他大饭店价钱的差别也小得可笑，而是出于那种天生的敬鬼神而远之的自然的感觉：要他坐在一位施瓦尔德贝尔格亲王或者洛卜柯维茨亲王旁边的桌子上，他觉得不自在或者觉得不合适。只有面对艺术，在维也纳，大家觉得有同样的权利，因为爱情和艺术在维也纳被认为是共同的义务。犹太资产阶级出资相助，赞助维也纳的文化发展所做的贡献难以估量。他们是真正的公众。他们坐满了剧院、音乐会，他们购买书籍、绘画，他们参观各种展览会，他们的理解力更加灵活，很少受到传统的羁绊，到处成为一切新鲜事物的促进者和先锋。十九世纪几乎所有的大型艺术收藏都是犹太人促成的，几乎所有的艺术尝试也只有通过犹太人才得以完成；没有犹太资产阶级不断表示兴趣予以促进，维也纳由于宫廷、贵族和信奉基督教的百万富翁的冷漠疏懒——他们宁可修建马厩，举行狩猎，也不促进艺术——维也纳在艺术方面就要落后于柏林，犹如奥地利在政治方面落后于德意志帝国一样。谁要想在维也纳推行什么新鲜事物，谁若作为外客想在维也纳寻找理解，寻找公众，就得去找犹太资产阶级；在排犹主义盛行的时候，仅仅有一次有人设法建立一座所谓的“民族剧院”，可是既找不到作家，也找不到演员和观众；几个月之后，“民族剧院”的计划可怜巴巴地破灭。恰好在这一例子上第一次表示出来：全世界赞为十九世纪维也纳文化的东西，十分之九是一种被维也纳犹太人赞助、培养，或者甚至自己创造的文化。
因为恰好在最近几年，就像在西班牙同样悲剧性地沦落之前，——维也纳的犹太人在艺术创作方面变得非常多产，当然，并不是以一种特殊的犹太方式，而是通过一种潜移默化的奇迹，让奥地利的、维也纳的特点得到最为积极的表现。高尔特马克[42]，古斯塔夫·马勒和勋伯格[43]变成音乐方面最有独创性的具有国际声誉的人物。奥斯卡·施特劳斯[44]、莱奥·法尔[45]、卡尔曼[46]把华尔兹和轻歌剧的传统发展到一个崭新的辉煌阶段。霍夫曼斯塔尔[47]、阿图尔·施尼茨勒[48]、贝尔-霍夫曼[49]、彼得·阿尔滕贝尔格[50]使维也纳文学享誉欧洲，这是格里尔帕策[51]和施蒂夫特[52]未能达到的水平。索能塔尔、马克斯·莱因哈特[53]又重新使维也纳在全世界享有戏剧之城的荣誉，弗洛伊德[54]和科学界伟大的泰斗们把人们的视线引到著名的古老大学[55]——作为学者、杰出的演奏家、画家、导演和建筑家，作为新闻记者，他们到处在维也纳的精神生活中毫无争议地占有崇高和最高的位置。由于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强烈的爱和他们适应环境的愿望，他们完全适应了维也纳的氛围，很高兴能为增加奥地利的荣誉而效劳；他们感到自己是奥地利的一员，这是在全世界面前完成的一项使命——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一再实话实说——欧洲、美洲在音乐、文学、戏剧和工艺美术中赞为重新复活的奥地利文化表现的一大部分，如果不说是绝大部分的成就都是维也纳犹太人做出的贡献，而犹太人在这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又达到了他们千百年来精神活动的最高成绩。几百年来没有出路的知识能量，在这里和这有些疲弱的传统结合起来，使之得到滋养，起死回生，大大提高，以新的力量和不懈的活力使之重新生机蓬勃；一直要等以后几十年才能证明，有人试图使用暴力使这个城市民族化，外省化，这对维也纳是犯了什么样的罪行，维也纳这座城市的意义和文化恰好在于多元化的因素交汇相遇，在于精神的超民族性上。因为维也纳的天才——一种特殊的音乐的天才——从来就是把各个民族、各种语言的矛盾兼容并包吸收进来，使之和谐，它的文化便是西方各种文化的综合；谁若在那里生活、工作，就会感到不囿于偏狭，并毫无成见。在任何地方也不像在这里那样更容易成为欧洲人。我知道，我有一部分要归功于这座城市。这座城市在马可·奥勒留[56]时代就捍卫过罗马的精神，包罗万象的精神，我很早就学会热爱集体的思想，把它当作我心里的最高理想。
在那古老的维也纳，你日子过得很好，又轻松愉快又无忧无虑。北方的德国人居高临下地看着多瑙河边的邻居，既生气又不屑一顾；这些邻人并不“能干”，也不秩序井然，而是让自己活得乐享人生，吃得美味，经常庆祝，经常看戏，还演奏美妙悦耳的音乐。维也纳人没有德国人的“能干”，这种“能干”最后使其他各民族日子难过，民不聊生。也没有德国人这种贪婪地想要为天下先、处处冒尖的劲头，维也纳人喜欢气定神闲地谈天说地，喜欢舒舒服服地和大家呆在一起，以一种宽厚的也许有些不够严谨的亲切友好的态度毫无妒忌之心地让每个人都得到自己的一份。“自己活，让人活”，是维也纳人著名的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就是在我今天看来，也比一切绝对命令更富人性。这个原则不可阻挡地在各个范围内都得到贯彻。不论贫富，不论是捷克人还是德国人，犹太人还是基督徒，尽管有时有些摩擦，都能和平地共同聚居，即便是政治运动或是社会运动，也都没有那种阴毒的仇恨情绪。这种仇恨情绪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恶毒的落后状况，渗入到时代的血液循环之中。在古老的奥地利，人们是以骑士的方法互相斗争，在报纸上和议会里虽然互相诟骂，但是在发表了西塞罗[57]式的长篇大论之后，同样的这些议员又友好地坐在一起喝啤酒或者咖啡，彼此以“你”相称[58]；即使在卢埃格尔[59]作为反犹党人的领袖，成为维也纳的市长之后，在私人交往方面，也没有丝毫改变。我个人必须承认，无论是在中学还是在大学里，还是在文坛上作为犹太人，从未遇到过任何最微小的障碍或者轻视。从报纸上，每天都没有仇恨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民族传到另一个民族，从一张桌子传到另一张桌子。仇恨还没有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区分开来；那种像牲口和亡民的感觉，在大众生活中都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得令人反感；在私人的举止和行为当中自由依然作为不言而喻的原则——这在今天已经几乎难以想象；人们在当时还不像在今天这样，把宽容视为软弱无能，而是把它赞为一种伦理的力量。
因为我出生和长大的那个世纪并不是激情如炽的世纪。那是一个安排得井然有序的世界，层次分明，从容大度，一个不慌不忙的世界。新的速度的节奏还没有从机器、汽车、电话、无线电、飞机传到人的身上，时间和年龄还另有一种尺度，大家活得更为潇洒从容。我若试图唤醒我童年时代成年人在我心里的形象，我突然发现，他们当中有多少人早早地就变得大腹便便。我爸爸我叔叔、我的老师、商店里的售货员，坐在乐曲架前面的爱乐交响乐团的演奏家们，他们一上四十岁就已经变成身材肥胖、派头十足的先生们，他们步履缓慢，说话慢条斯理，谈话中总要捋一捋保养得很好的、往往已经灰白的胡子。但是灰发只是一种新的尊严标记，一个“老成的”男子，有意识地避免做出年轻人的手势和疯劲，认为这都很不合适。即使在我年纪很小的幼儿时代，我父亲还不满四十岁，我记不得，曾经看见他急急忙忙地跑上或者跑下楼梯，或者看见他以明显的方式急急忙忙地做过什么事情。急忙不仅算是不够高雅，事实上也很多余。因为在这个市民阶级建造成的牢固稳定的世界里，有着无数小小的安全措施和有力靠山，从来也不会发生任何突发事件。在外面世界发生的灾祸不会透过砌得很厚的墙壁，侵入到“安全稳定”的生活中来。布尔战争[60]、日俄战争[61]，即便是巴尔干战争[62]也丝毫没有侵入我父母亲的生活之中。他们翻阅报纸上的战争报导，就像翻阅体育栏目一样无动于衷。的确如此，奥地利境外发生的事情，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它改变了他们生活的什么呢？在那风平浪静的时代里，在他们的奥地利没有国家暴乱，没有突然的货币贬值；倘若交易所里股票跌了百分之四或五，他们就认为出了“毛病”，就要皱着眉头说发生了“灾难”。他们抱怨“税收太高”，与其说是真正这样确信，毋宁说是出于习惯。所谓的高额税金与战后的税收相比，实际上只意味着给国家交了一点小额小费。人们在遗嘱里还十分仔细地确定，如何使孙子和曾孙的财产不致受到损失，就仿佛用一张看不见的借据就能够不受各种永恒势力的威胁，永保平安似的。与此同时，大家舒适地生活着，抚摩着他们小小的忧虑，就像抚摩他们善良温驯的宠物。对于这些小动物，说到底，他们并不害怕。因此，每当我偶尔捞到一份那些日子的旧报纸，读到关于一次小镇委员会选举的那些情绪激动的文章，试图回忆起宫廷剧院演出的剧目和它发生的小问题，或者我们年轻时因为讨论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引发的那些不成比例的情绪大大激动，我总不由自主地发出微笑。所有那些忧愁是多么渺小，那个时代是多么风平浪静！我的父母亲和祖父母那一代人正好碰上了那个时代，他们的生活宁静、笔直，清清楚楚地把那时代从头经历到尾。可是尽管如此，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该羡慕他们那一代人。因为他们似乎朦朦胧胧地生活在一切真正的苦难之外，生活在命运的阴险狡诈和种种势力之外，他们似乎生活在一切使心灵受到压抑，同时又使心灵奇妙地大大扩张的那些危机和问题之外！由于他们卷入安全之中，拥有财产，生活舒适，就不知道，生活也可以变成过分和紧张，会永远意想不到，和彻底遭到毁灭；他们信奉感人的自由主义和乐观主义，很少预感到，每一个破晓黎明的翌日都可能把我们的生活击成齑粉。即使在他们最恐怖的黑夜里，他们也不可能梦想到，人可以变得多么危险，同样也梦想不到，人又有多少力量来顶住各种危险，克服各种考验。我们，为生活的各种激流所驱赶，我们，与我们联系的所有的根源拔起，我们被驱赶到一个终点，又总是重新从头开始。我们既是未知的、神秘力量的受害者，又是这种力量驯从的仆人。对于我们而言，一切舒适，已成传说，而安全则已成为一种孩子气的幻梦，——我们从一个极点到另一个极点，感受到紧张情绪对永远的新鲜事物的战栗，一直感觉到我们肉体的每根纤维之中。我们岁月的每一小时都和世界的命运相结合。我们无论在受着苦还是充满愉悦之情，都远远超过我们渺小的人生，经历了时代和历史，而那些人则把自己局限起来。因此在今天，我们当中每一个个别的人，我们这代人当中最卑微的人对现实的了解，要比我们先辈最睿智的人多千百倍。但是没有什么东西是白送给我们的。我们为此付出了充分的有效的代价。
[1] 伊卡卢斯：希腊神话中人物，驾着蜡制的翅膀飞到天上，因离太阳太近，翅膀熔化而坠落。
[2] 摩拉维亚，现捷克东部一地区，当年属于奥匈帝国。
[3] 加里西亚，在今天的波兰东南部和乌克兰西部。
[4] 指十九世纪。
[5] 波希米亚，中欧古地名，位于现捷克共和国中西部。
[6] 犹太裔的罗特希尔德国际金融王朝的后裔。瓦尔特·罗特希尔德（1868—1937）成为英国动物学家。
[7] 犹太裔豪富家族的后裔亚伯拉罕·莫里茨·瓦尔堡（1866—1929）成为德国艺术史家。
[8] 恩斯特·阿尔弗雷德·卡西尔（1874—1945）成为德国哲学家。
[9] 犹太裔富豪之后齐格弗里特·萨松（1886—1967），英国诗人和小说家。
[10] 指土耳其人对维也纳的围城，最终被奥地利人击退。
[11] 克里斯多夫·格鲁克（1714—1787），奥地利作曲家。
[12] 弗朗茨·约瑟夫·海顿（1732—1809），维也纳古典时期作曲家。
[13] 沃尔夫冈·阿玛代乌斯·莫扎特（1756—1791），奥地利著名作曲家。
[14] 路特维希·凡·贝多芬（1770—1827），德国作曲家。
[15] 弗朗茨·舒伯特（1797—1828），奥地利作曲家
[16] 约翰尼斯·勃拉姆斯（1833—1897），德国作曲家。
[17] 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奥地利作曲家，华尔兹之王。
[18] 李希诺夫斯基，埃斯特哈茨，均为奥地利贵族，以奖掖音乐著称。
[19] 指维也纳大学。
[20] 皇宫城堡，即奥地利皇室的宫殿所在。
[21] 美泉宫，即夏宫，拿破仑攻占维也纳后，曾下榻于此。
[22] 维也纳宫廷剧院一直被看作良好趣味的场所。茨威格以“廷臣”表示在宫廷里的“高贵绅士”完美无缺。茨威格在此指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巴尔达萨累·卡斯蒂利亚内在1528年发表剧本《廷臣》。
[23] 阿道尔夫·封·索能塔尔（1834—1909），奥地利著名演员，宫廷剧院终身演员。
[24] 约瑟夫·凯因茨（1858—1910），被认为是奥地利最伟大的演员之一，与茨威格有密切交往。
[25] 夏洛特·沃尔特（1834—1897），维也纳深受观众热爱的女演员，生于德国，死于维也纳。
[26] 弗里德里克·弗朗索瓦·肖邦（1810—1849），波兰钢琴演奏家、作曲家。
[27] 弗朗茨·李斯特（1811—1886），奥地利-匈牙利作曲家、钢琴演奏家。
[28] 安东·格里果耶维契·鲁宾斯坦（1829—1894），俄国作曲家、钢琴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