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文学发展到唐代，在诗、文创作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仅就数量而言，《全唐诗》共收诗48900余首，作者2200余人；《全唐文》共收文18488篇，作者3412人，可见其一时之盛况。

唐代诗文的巨大成就虽然为后世提供了足资学习和借鉴的样板，但由于数量太多，而且良莠不齐，水平不一，也使一般读者不易入门。于是，从北宋开始，就出现了大量的唐代诗文选集，以阐发选家的文学主张，指导后学。在这些选本中，《唐文粹》是最早出现的一种。

《唐文粹》的编者姚铉，字宝之（一作宝臣），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生于北宋乾德六年（968）。太平兴国八年（983）中甲科进士。淳化五年（994）直史馆。历官京西转运使、右正言、右司谏、河东转运使、两浙转运使。在两浙转运使任上，与杭州太守薛映有隙，薛以事劾之，贬为连州文学。大中祥符五年（1012），遇赦，先后任官于岳州、舒州，被授以舒州团练副使之职。卒于天禧四年（1020），年五十三岁。

《唐文粹》一书编成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本名《文粹》，南宋时始称《唐文粹》。全书共100卷，其中古赋9卷，收录55篇；诗9卷，收录880篇；其余各类文82卷，收录1045篇。从以上收录情况来看，很显然，唐文是编者注意的重点，因此，我们也就着重探讨本书在这方面的特色。

关于《唐文粹》的编纂方针，姚铉在《序》中说：“止以古雅为命，不以雕篆为工，故侈言蔓辞，率皆不取。”有人曾经错误地认为，所谓“古雅”，就是只选古文，不选骈文，这是没有认真考究原书的结果。其实，该书也选有骈文，只不过数量较少而已，况且，骈文也并不一定就违背“古雅”也就是古质简奥的标准的。但是，如果说姚铉独具慧眼之处，正在于他对唐代古文的特别重视，那还是如实的。该书专门列有“古文”一类，分为七卷，不能不说是前无古人的创举。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唐文发展的认识。

唐代初年，文坛上盛行骈文，不脱六朝余风，雕章琢句、堆砌辞藻、片面追求声律的现象仍很严重。这种状况，与一个蓬勃有生气的新兴王朝的气象是不相适应的。早在贞观年间，魏征就指责骈文“意浅而繁，文匿而彩”，比之为“亡国之音”（《隋书·文学传序》）。其后，初唐四杰在创作出许多富有生命力的骈文的同时，也对六朝淫靡之风表示不满。最早大力提倡文学复古的是武后时的陈子昂。他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虽然主要是在诗歌领域内倡导革新，但对文坛的影响不容低估。同时，他的一些论事书疏，每每融入散体，令人耳目一新。这样，他就在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推动了唐文的革新。

开元、天宝以至贞元以前，是古文发展的明而未融时期。这个阶段的代表作家有萧颖士、李华、贾氏父子（贾曾、贾至）、独孤及、元结、梁肃、柳冕等。他们在创作上主张师法先秦两汉，提出道为文本、务实切用、求新求变的理论，反对内容空洞、形式萎靡的骈文末流，并以一定数量的创作实绩，开了后来古文运动的先河。尤其是元结的散文，感情真挚，摒弃华藻，风格朴实，用笔刻削，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成就，被四库馆臣誉为“唐文在韩愈以前毅然自为者”（《四库全书总目》卷149《次山集》提要）。但总的说来，由于这些古文作家偏于实用，而在艺术上的准备不够，同时，也由于骈文沿用日久，反对者未能形成一个与之相匹敌的阵营，没有写出一大批富有影响的散文名作，再加上这些作家中，有的本身就是骈文高手，如李华之作《吊古战场文》，足以显示其水平之高，所以当时的古文创作虽有了一定的声势，但对骈文不占压倒优势，只能视为古文运动的准备和过渡阶段。

到了贞元、元和年间，韩愈、柳宗元出。他们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率领一大批追随者，大力倡行古文的创作实践，把古文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文坛上展示了全新的风貌。

韩、柳提倡古文，并不仅仅着眼于文体的革新，他们更重视的是复兴古道。如韩愈自称：“愈之为古文……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柳宗元也要求“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这就理所当然地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提到了首位。而这一点，又集中体现在他们的现实批判精神上。韩、柳的许多文章，都是针对社会的政治现实而发，或抨击弊政，或发表政见，表现出战斗的思想锋芒，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们所谓“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的主张，使得古文创作的内涵更为丰厚。当然，韩、柳在提倡思想性的同时，也并不忽视作品的艺术价值。韩愈就明确地表示过：“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他们广泛学习、吸取前代优秀遗产，对骈文的长处也不偏激地加以排斥，而是进行融合吸收。他们还提出“唯陈言之务去”、“词必己出”、“文从字顺”等作文原则，并贯彻到创作实践中去，收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还应该指出的是，韩、柳都是写作上的多面手，举凡政论、序跋、传记、碑志、游记、书信、寓言等，他们都能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创造性地写出优秀的作品。韩、柳的创作，代表了唐文的最高成就。

与韩、柳同时的作家，有刘禹锡、白居易、元稹、吕温、吴武陵、樊宗师、李观、欧阳詹、皇甫湜、李翱、李汉、张籍等。他们中的不少人，多得韩、柳之一体，或平易，或奇崛，或艰涩，或险怪，而且往往根据自己的特点，偏锋突起，努力发展，反映了中唐时期百花齐放的局面。

到了晚唐，骈文重新统治了文坛。在古文创作上，杜牧的雄奇超迈，舒之舆的飘逸通脱，孙樵的通晓畅达，刘蜕的奇崛险怪，从不同侧面继承和发展了韩愈的传统，仍能表现出古文运动的实绩。而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的小品文，更是继承了韩、柳古文的战斗性，有着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因而被鲁迅誉为“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小品文的危机》）。但总的来说，古文创作在当时文坛上已不占主导地位。

以上为唐文特别是唐代古文的发展状况勾画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应该说，这一轮廓是有缺陷的，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它忽略了对唐代骈文进行应有的评价。笔者无意抹杀唐代骈文的成就，但我们又不能不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最能代表唐文特点和成就的，是古文，因此，对唐代的骈文只好存而不论了。

其实，关于唐文的发展，姚铉已经大致上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他说：

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陈子昂起于庸蜀，始振风雅。由是沈宋嗣兴，李杜杰出。六义四始，一变至道。洎张燕公以辅相之才，专撰述之任，雄辞逸气，耸动群听。苏许公继以宏丽，丕变习俗。而后萧李以二《雅》之辞本述作，常杨以三《盘》之体演丝纶。郁郁之文，于是乎在。惟韩吏部超卓群流，独高遂古，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凭陵轹，首唱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于是柳子厚、李元宾、李翱、皇甫湜又从而和之。则我先圣孔子之道，炳然悬诸日月。故论者以退之之文，可继杨孟，斯得之矣。至于贾常侍至、李补阙翰、元容州结、独孤常州及、吕衡州温、梁补阙肃、权文公德舆、刘宾客禹锡、白尚书居易、元江夏稹，皆文之雄杰者欤！世谓贞元、元和之间，辞人咳唾皆成珠玉，岂诬也哉！（《唐文粹序》）

所论虽然不限于文（如沈宋李杜，主要是就诗而言），但显然文是重点所在。完全有理由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姚铉是第一个对唐文发展进行宏观描述的学者。至于对中唐以后，略而不谈，可能是因为其时古文创作已不占主导地位，不足以充分说明作者“振衰”的观点吧。

如果说，姚铉受体例限制在《序》里对唐文发展的状况无法进行详细论述的话，那么，这一缺陷，在该书选篇的安排上得到了弥补。《唐文粹》共入选唐文作家260余人，文章1045篇。下面，我们把书中选了5篇以上的作家，凡可考知的，按年代列表加以说明。（自左至右）

由上表可知，韩愈入选62篇，赫然居首（皮日休的76篇，包括《鹿门隐书》60篇小品文，显然编者是把它作为一个子目看待的。这是一个特例，当然不能认为他比韩愈还重要），柳宗元入选55篇，紧随其后。以韩柳为中心，中唐出现了一个繁荣的创作局面。从表中的整体数字看，不管是作家还是作品，都是中间高，两头低。这反映了编者对唐代古文创作发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实际的。

然而，我们说上表反映了姚铉对唐代古文创作发展的认识，却又并不意味这仅仅体现古文创作的成就。事实上，像入选多达26篇的作家张说，以文诰和碑文墓志见长，很多作品很难说是古文。其他还有一些作家也当作如是观。

我们前面曾经说过，姚铉选文的标准是古雅，在这一标准的指导下，他既注意从唐代知名度高的大作家的作品中提供典范，又注意挖掘一些不甚知名的作家的佳作，以展示唐文的整体风貌。这反映了编者的另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也即他在《唐文粹序》中所说：“文粹谓何？纂唐贤文章之英粹者也。”该书所选唐文的篇数和人数，和上文所列《全唐文》所收的作家、作品数相对照，所占的比重是不小的。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家仅收录了一篇作品。这决不是由于那些作品本身的不可替代性，而是编者有意识地要造成一种声势。对此，近人谭献深有体会，他说：“知振八代之衰，固不独昌黎韩氏一人而已。”（《新校本文粹叙》）可谓姚氏知己。

 姚铉在《唐文粹序》中，对萧统《文选》极为推崇。他说：“至梁昭明太子统，始自楚骚，终于本朝，尽索历代才士之文，筑台而选之，得三十卷，号曰《文选》，亦一家之奇书也。”又在历叙唐文成就，感叹没有唐代诗文总集行世后说：“岂唐贤之文，迹两汉、肩三代，而反无类次以嗣于《文选》乎？”隐然把自选的《唐文粹》比作《文选》后继。考察二书体例，这一暗示不是没有道理的。下面将二书类目抄之对比如次。《文选》共分36类，依次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唐文粹》共分16类，依次为古赋、诗、颂、赞、表奏书疏、文、论、议、古文、碑、铭、记、箴诫铭、书、序、传录记事。二书相较，《唐文粹》的类目虽比《文选》少，但实际上不少地方进行了合并，如“诗”即包括《文选》中“诗、骚”二类。所以，从整体上说，《唐文粹》是继承了《文选》的编纂原则的。

但是，二书也有一些不同之处，从中颇能见出时代风会的变化。例如，《唐文粹》不列“七”体和“诏令”，是因为此二体盛时已过，后难为继。最值得重视的是，《唐文粹》总结唐代古文创作的实践，突破《文选》旧例，增列了一些新体。例如“记”，这是一种随着唐代古文创作的兴起而大盛的文体，可随意挥洒，无所不施，可以说是古文运动的实绩之一，姚氏选了8卷之多。又如“传录纪事”2卷，可以见出古文运动与大盛于中唐的传奇创作的关系。至于“古文”7卷，更是作者用心所在特意安排的了。另外，即使某些类别标题相同，姚铉在具体处理上，也与《文选》不尽一样。例如《唐文粹》有“碑、铭”，《文选》亦有“碑文、墓志”，但前者共21卷，172篇，后者不到2卷，仅6篇。众所周知，碑碣志铭的创作，是唐代古文运动之后蓬勃兴起的，那么，姚铉大量收入此类作品，用意也是显而易见的（参看钱穆《读〈唐文粹〉》）。

总之，《唐文粹》的格局大体上承袭《文选》，但其中也有些或明或暗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正反映出编者本人对唐文发展的看法。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顺理成章地谈谈《唐文粹》与另一部大型诗文总集——《文苑英华》的关系。

《文苑英华》是北宋初年李昉等人奉旨编纂的总集。全书共1000卷，分为38类，上起萧梁，下迄晚唐五代，选录作家近2200人，作品近两万篇。由于《文苑英华》的编纂早于《唐文粹》，加上它所收录的作品有十分之九出于唐人之手，所以，从很早开始，就有人认为《唐文粹》是《文苑英华》的一个删节订补本。如明人汪伟在《重雕唐文粹序》中说：“宋姚宝臣所集《文粹》百卷，实本《文苑英华》，十摘其一。”《四库全书总目》卷186《文苑英华》提要也说：“真宗朝，姚铉铨择十一，号《唐文粹》。”《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则取圆通的态度，说《唐文粹》是“删掇《文苑英华》而稍附益之”。但这种流传已久的说法却是缺少根据的。

首先，姚铉自己曾说，他编《唐文粹》是“遍阅群集，耽玩研究，掇菁撷华，十年于兹，始就厥志”（《唐文粹序》）。可见，他对唐代文献下了很深的功夫，而不是依靠删削旧著成书的。其次，对某些作家来说，二书入选篇目也有较大出入。如李翰，《文苑英华》选6篇，依次为《河中鹳雀楼集序》、《通典序》、《汉祖吕后五等论》、《三名臣论》、《难进论》、《尉迟长史草堂记》；《唐文粹》选11篇，依次为《苏州嘉兴屯田纪绩碑颂》、《王侍郎传论赞》、《裴将军射虎图赞》、《进张巡中丞传表》、《汉祖吕后五等论》、《三名臣论》、《殷少师比干碑》、《高愍女碑》、《淮南节度行军司马厅壁记》、《尉迟长史草堂记》、《崔公山池后集序》，仅有三篇相同。如果是“稍附益之”的话，似乎不能充分解释这种情况。第三，二书文字有所不同，许增在校毕《唐文粹》后，于其《唐文粹缀言》中，就曾指出过这一点。这可能是所见原本不同，而不一定是姚铉抄录《文苑英华》时的笔误。

更重要的证据还在于二书问世的时间。《文苑英华》从太平兴国七年（982）九月开始纂修，到雍熙三年十二月（987年1月）完成。完成后，由于有不尽满意处，景德四年（1007）做过一次修改工作，两年后，又覆校两次。校完后，是否刊刻了，现在已很难考知（以上据《宋会要辑稿》第55册《勘书》条）。如前所说，《唐文粹》编成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揆诸情理，姚铉不可能见到藏于馆阁的《文苑英华》原稿并加以仔细研究。即使1009年的覆校于当年完成，其书当年即刊出，《唐文粹》的编纂也已进行了8年，没有必要再走回头路，重新对《文苑英华》增删损益。至于姚铉在编纂过程中是否从别的渠道得到过《文苑英华》的启示，这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才能搞清楚。

总之，《唐文粹》在浩如汪洋的唐文里，采撷菁华，鉴裁精审，去取谨严，为人们提供了一部优秀的选本。清人费有容称赞此书的“存心之公”、“立识之精”、“取材之富”为“三不及”（《诂经精舍课七集》卷十二），可以代表学术界的公论。至于《四库提要》所论：“于欧梅未出以前，毅然矫五代之弊，与穆修、柳开相应者，实是铉始。”则指出了该书对推动宋代古文运动的巨大作用，充分肯定了它的历史地位。

当然，《唐文粹》也有一些缺点。这集中表现在分类上，一是过于琐细，二是类界不清。以后者言，如“古文”一类，所收诸作多可归入“论”、“议”类，而“碑”、“铭”、“记”、“书”、“序”、“传录纪事”诸类所收的作品，也多是用古文写的。这可能是由于姚铉生当宋初，面对唐文出现的新的因素，未及进行周密思考，作出科学的分类。前人每叹文章学分类之难，于此可见一斑。但这是白璧微瑕，比起《唐文粹》的整体成就，它是微不足道的。

《唐文粹》通行的版本有《四部丛刊初编》本和许增校刻本（末附清人郭《唐文粹补遗》26卷，1986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据以影印）等，颇为易得。

本书从《唐文粹》中精选34篇，加以介绍。由于姚选重点在文，因此对于前两类“古赋”和“诗”就未加选录，以期反映出《唐文粹》的主要特点。选篇尽量兼顾不同体裁，并尽量根据作家在唐文发展史上的地位以进行取舍。由于篇幅的限制，同时也考虑到在这套选译丛书中，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杜牧等的诗文选译，和唐代小品文的选译，都已出版或即将出版，其中许多名篇也是《唐文粹》选录的重点，为了避免重复，给读者多介绍一点作品，笔者在选篇时对此尽量作了回避（即使如此，由于某些选译集子尚未出版，情况不明，少量篇目仍可能出现重复），这样，就很难全面反映出《唐文粹》的特色。这是要请读者予以谅解的。

《唐文粹》的文字，每与通行本不合，后人有疑其自为增删者。但也找不到确凿无疑的证据来加以说明。本书为尊重原书起见，文字一律从通行本，相异处不再加注，以免辞费。注译过程中，参考了一些近人的著作，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注出，谨此表示谢意。由于水平的限制，书中一定存在不少错误，热切地期待着读者的指教。

张宏生（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