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妇不闲说
我的人生梦想乃至最快乐的时光是踩着这条街度过的——北京灯市口大街。少女时代在这里读书——北京女十二中（贝满中斋），谢冰心先生毕业于此校。谢冰心先生说：“那时的贝满女中是在灯市口公理会大院内西北角的一组曲尺形的楼房里，在曲尺的转折处，东南面的楼壁上，有横写的四个金字‘贝满中斋’——那时教会学校用的都是中国传统的名字：中学称中斋，大学称书院，小学称蒙学。这所贝满中斋是美国人姓Bridgman的捐款建立的，贝满是译音。走上十级的台阶，便进到楼道左边的一间办公室。有位中年的美国女教士，就是校长吧，把我领到一间课室里，递给我一道中文老师出的论说题目是‘学然后知不足’，第二天我就带着一学期的学费（16元）去上学了。到校后检查书包，那16元就不见了，在校长室里我窘得几乎落下泪来。裴教士安慰我说：‘不要紧，丢了就不必交’我说：‘那不好，我明天一定来补交。’”
我进校时，时代已经变了，墙上贴着标语：“做有文化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为共产主义事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最喜欢的是校园中尖顶的灰色教堂，像童话中的梦境。这所中学仍然保留着一些贵族的矜持与优雅。如钢琴房是开放的，学生可以随意练琴，教师依然保持着特有的尊严与教养。这里的学生大多出身于知识分子的家庭，聪慧活泼。那时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女孩，经常在教室里独出心裁地表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第十二夜》，还有曹禺的《雷雨》。曹禺先生的第一任夫人郑秀是我们的外语老师，她是一位有着细瓷一样皮肤的窈窕的大家闺秀。当岁月渐渐逝去，我才发现这段生活对我具有异常的渗透力，并像雾一样弥漫开来，渗透到我的生命里。
生命的本质就是不断地分离，不断地割裂。我们先是和童年告别，然后与少年告别，再是中年，最后与自己告别直到坟墓。人生就是不断地赶路与奔跑，奔跑永远在继续，但生活不会永远继续。在流逝的岁月中我发现自己太匆忙了，匆忙得没有体验，没有顾盼也没有忧伤，我们总是在奔跑中追逐着路标。其实人生是没有归途的，人生是一次单程的旅行，在匆忙的奔跑中我们就消失在其中。
生命是一次盛情的邀请，邀请你去体验，年轻时你轻快的双脚像是舞蹈。生命又是一次走向对立面的过程，并潜伏着危机与痛苦，所以生命才有了重量与质感。生命也是一次不断被剥夺的过程，直到时间剥夺了自己。年老了，一切都被索回，你的感觉（味觉、视觉、听觉）、你曾拥有过的美丽与活力……统统被索回，没有人记得你，没有人在乎你，你像路边的垃圾一样被扔掉了。如果你是个智者，你早应预料到这一切，因为它是人生最后的一幕，也是生命邀请的不可缺少的节目，没有它生命就不完整了。不能逃避，不能厌弃，如果这时你仍然心存快乐与尊严，你便是真正的智者。
后来我工作的医院也坐落在这条美丽而繁华的大街上，医院的胡同口也有一个尖顶的教堂，还有古老的槐树。看到它，想到它，我的心里马上会掠过一首忧郁的俄罗斯情歌。
医院里有形形色色的同事和上司，也有形形色色的患者，在这里我生活了20多年，对于他们我了然于心，离开他们却难以释然。这样一个小医院如果不依托这个寸土万金的黄金段，它一文不值。在这里，看病的患者的素质远远高于医院本身的素质。在这里我度过了自由散漫的20年，度过了对医学从亲密到疏远但从未背叛的20年。在散淡的阳光下，我度过了许多散淡的日子。青春在散淡中消失了，现在只留下几帧发黄的青春的照片，脸上带着像玉兰花那样的笑容，有种不易闻到的清香。我常常在想，她曾是我吗？
我爱读书，每一个人就是一本书，我翻阅着它，我对人有一种奇异的探索的兴趣。我徜徉在人的书海中，在利益的冲突中令人感到窒息，在情感的交往中有时让人迷茫。当然也有一些好的时光，那是雪后从教堂的尖顶飘下来的一缕阳光，那是一种像伞一样的阳光。它遮住了现在，梦想自己生活在另外一个悠闲自由的地方，或是在秋天的午后漫步在故宫的僻静的角楼下。那时我的心会像云一样舒展，默默地念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当我意识到时光已流逝了，这些人，我一生中所认识所知道的人，他们还活着吗？活得好吗？他们命运的轨迹是怎样运行的？我常常思索。
时光像水一样流逝了，我的心好像在水中漂游。有时我常常会想起住在米市大街一条僻静巷子里的陈露——我曾为她看过五年病的患者，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的宁静整齐的小院已被铲为平地，我不知道到哪里才能找到她。我常常会怀念我们交往的日子：一杯水，一本圣经，听她轻声慢语，这都已成为往事。
无量大人胡同已改名为红星胡同不久又将消失，这是一条印满我少女脚印，洒满我少女笑声的胡同——我每天上学必经的胡同。现在我经常会看到一个背着花书包一蹦一跳的小女孩模糊的背影，隔着时空我看到了自己。在这条胡同里住着我的同桌——一个法国女孩妮娜，她早已去了法兰西。妮娜有着一个很中国的名字：华国英，我们常在她家庭院的紫藤下跳皮筋，她有着金黄色的头发，像海水一样碧蓝的眼睛，并会写出漂亮的文章。她告诉我，她长大了想做个旅行家。现在紫藤早已枯死，翠绿的爬山虎早已没了踪影。这个宅院是她家的私宅，听说也要拆了。妮娜的歌声好像依然在这废墟上飘扬，那是天籁的歌声。
过去的过去了，消失的消失了。脆弱的生命也一点一点被时间蚕食，我蓦然回首，几十年人生的轨迹有多少抗争是无意义的，有许多辛苦是徒劳的。人本应云淡风轻地过日子，生命也有它自己的归宿，人所能做的是很有限的。
回味我走过的几十年，其实我什么也没做。医生的职业维持我的生存，至于写作那不过是信笔涂鸦。不过我似乎真诚地扮演了两个角色，一个是“京城闲妇”，我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自在，无牵无挂地生活着，建立了我心中的“瓦尔登湖”。瓦尔登湖是我的圣经，我灵魂的栖息地，我的田园交响乐。在瓦尔登湖精神的漫步中，我成了幸福的孤独者。
第二个角色即是“京城教妇”（戏言），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从事过心理门诊及写了一些引人关注的文章。我惊讶于自己从儿童时代起对人心理能量的透视和对人纷乱思绪的梳理，及近于巫术的对事物走向的判断。我总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种火把能照亮我，我再用余热和温暖点亮需要我的人。人的一生就是寻找自己和神的过程，找不到自己就是一颗流浪的种子，找不到神就只能摸索在漆黑的夜里。少女时代的心高气傲早已荡然无存，那时只想做花园里的牡丹，而经过时光的历练，我已能看懂一切荣华富贵。不再羡慕松树的高大，也不垂涎葡萄能结那样多的果子，不再羡慕紫丁香的花香四溢，也不嫉妒迎春花第一声鸣春的娇媚与跋扈，我是一颗种子。神让我开什么花就开什么花，该长什么草就长什么草。无论是在寂静的荒野还是热闹的庭院，无论是凋零还是盛开，万物自行消长不必去牵挂，让生命自然地流动。我是一朵云，在天空中飘浮，没有目标，没有终极，只是飘浮。
年轻时像所有的青年人一样，喜欢追逐荣耀，一件偶然的事让我明白了荣耀的代价。在我八九岁时，我来到了开门见山出门是水的小村庄。天蓝得像被水冲洗过，水清亮得见底。在洒满阳光的小院里，我看到了蛾的茧子。外婆说，它藏了一年。蛾的形状令人难忘：一头是一个细管，另一头是一个球形的囊，就像一个细颈的花瓶。当幼蛾出茧时，它必须从球形囊爬过那条细细的颈管；脱身歇息片刻，马上振翅飞翔在空中。我想，幼蛾的身体那么肥大，而那条管道如此狭窄，我惊异它是怎样从中爬出来而又飞翔的？后来我才知道，蛾蛹是没有翅膀的。它脱茧的时候要经过极艰苦的挣扎，使身体的一种分泌物挤压到翅膀中去，翅膀才出来并强壮起来能在天空中飞翔。从那个时候起我对苦难与荣耀都看得很淡，并随着时间的沉淀而愈加清晰。平时我们往往只看到荣耀与光环，却忽略了深埋在荣耀之下的痛苦与磨难。无论是怎样一种荣耀，即使是令人唾弃而表面是五光十色的，它也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也许是女人的尊严与青春，她赢得了另一种尊严。两个尊严的代价相互抵消，即1-1=0。心灵的屈辱在黑夜中滴血哭泣，但她的门是关闭的，连一条缝也不让人看见，而让人看到的光环却是放大的专门要向人展示的。
展览荣耀的过程，即是对自身的一种进攻，一种暴力，一种竞争。内在的世界是撕裂的，你的整个生活将是持续不断的冲突与震荡——像钟摆那样从这一极跳到另一极。一个被分割的人就像一个国家处于无休无止的战争状态，正像多灾多难的阿富汗。
常常有人即使是医学界的朋友，也会感到惊异：你在花样年华就得了肾病，怎么今天还活得这样精彩？让我说出秘密。
我总是试图把生命变成一种快乐，秘诀在于没有顾虑地生活，否则生活将成为一种漫长的疾病。我首先学会了遗忘，当一个人健康时你对你的躯体一无所知——身体被遗忘在脑后，只有当身体有病时，你才会挂记，如果你不是膝盖疼，你就会忘记你的腿，我的腿哪里去了？如果你不是头疼，你也会忘记你的脑袋，我的脑袋哪里去了？健康就是忘却，而疾病才是顾念，也是人头脑中一种持续不断的紧张和焦虑，一个压住心口的标志，紧张与焦虑要消耗额外的能量，使我们对每天每日的生活变得烦躁不适应，这样就会损害我们的组织和健康，加速了疾病与衰老。衰老是过分燃烧的代价，把青春当柴火烧这极不划算。当一个人念念不忘自己的疾病，说明你处在一个很深的疾病中，我早已学会了在混沌的状态下放松自己。
在有星星的日子里，我会和我的疾病悄悄地谈话，像朋友一样。疾病的光临从不顾忌人的地位、权力、才华、金钱甚至年龄。疾病决不势利眼，不取媚什么不恐惧什么，这是疾病特殊的品质。它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和固执，骄傲的人类总以为能战胜它。我会悄悄对它说：人与疾病不要像军备竞赛一样，那样双方付出的代价都太大。疾病依附于人才能生存，人不存在了它就无所依附了，所以最终失败的是疾病。它望了我一眼，便轻轻地飞走了。
淡淡的云，几颗星星挂在天上，寂静极了，多么像人的一生。
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