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又极不平衡的国家，世界各国实所少见，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由此出现了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即地区的差异性(稍大点国家也有，但中国更明显些)。它表现于很多方面，并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情况错综复杂。对这一问题的认真探讨，将会大大拓宽中国新闻史的研究领域、活跃研究思路、深化研究层次，将会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特色和运行规律。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中国新闻学界通力合作。近年来，地方新闻志和新闻史的编写工作，热潮迭起，成果累累，为这项研究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本文是一篇基础性的尝试之作，所论报业发展的地区轨迹，侧重研究报业发展的地区走向、新闻媒介在全国分布的地区格局、全国和地区报刊出版中心的形成和变动、报业区域性特色之呈现等等问题。至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状态对各地报业的不同影响，本文自当涉及，但不作系统论述。现将本题内容按历史段落分述于下。
一、外报全面垄断期间(1822—1894年)
至19世纪初，近代型报刊在欧美一些主要国家差不多已有一百数十年至二百年的历史了。它已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作出了多彩多姿的表演。一股影响深远的改革潮流，正在火热的竞争中悄然兴起，真是热闹非凡，引人神往！
这时，在整个中华帝国的大地上，还没有诞生过一份这种近代型报刊。我们看到的只是发源于唐代的古代型《京报》。它不断携带着皇朝信息，自北京辐射至全国。中国的封建社会自身还不能培育出近代报刊，这是不难理解的。可是当别人已经把它创造出来并置于我们的大门前时，不仅民间无人学办，就是具有无上权威的清廷统治者，也全然无意效法以强化自己的传播系统。目光远大、力主“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林则徐，在和英夷的斗争中，也只是懂得译报(这已经是很了不起了)，还没有考虑过办报。这表明中国是太落后了。
这就出现了一种异常现象，即近代报刊起初是由西方殖民主义者从外部移植到中国境内的，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约70来年)外报在中国报界处于垄断地位。在此期间，我们在考察中国境内报业发展的地区轨迹状况，就必须以考察外国殖民主义势力在中国活动的状况作为总的出发点。
外报是在19世纪20年代由南部的澳门和广州开始进入中国的。澳门出版近代报刊最早，1822年9月创刊的葡文《蜜蜂华报》，是中国境内第一份近代报刊。所出报刊数量也最多，至1839年计出有葡文7种、英文1种、中英文合刊1种，1839年从广州迁来英文报刊3种，可说是相当繁荣了。不过，外报在华的发展，澳门并不担负主要角色。当时的澳门已是葡萄牙统治多年的地区。葡国并无以此基地对华大举扩张的战略意图。这里所办的大多为葡文报刊，其内容所涉也大多为该国自身事务，与中国关联甚少；所起的特殊作用，是在作为英美人士在广州办报的联络站和回旋地。英美商人和传教士经常为广州办报事务奔走于粤澳之间；在中英关系紧张之际，他们就把广州的报纸迁到澳门以避风头。
主要角色是广州。这里的全部报刊都是为推动外国殖民主义势力进入中国而运转的。着力经营的是英文报刊，至1839年计出有商业报纸5种(英商4种、美商1种)，杂志2种。其中有1827年创办、中国第一家英文报纸《广州纪录报》，有提倡自由贸易、重视对华报道的《广州周报》，有由美国传教士主办、出版近20年负有盛名的《中国丛报》。其事业之隆、影响之巨，澳门望尘莫及。外国传教士还在这里办有中文报刊两种，其中1833年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中国境内第一家中文近代报刊。当时清廷禁止在广州传教和出版中文报刊，传教士使用种种手段不予理睬，但毕竟障碍较多，难以打开局面，上述两种中文报刊合起来只出了两年，便匆匆结束。
有人提问，英美传教士为什么不就近选择澳门作为他们的报刊出版基地？当然，这里紧邻广州，又可逃避清政府的干扰，应是理想地区。可是英美传教士所奉行的基督教(新教)和澳门葡萄牙当局所支持的天主教，形同水火，势不相容。当“伦敦布道会”的米怜1813年初次到澳门时，便被当地政府限令24小时内离境，1833年澳门当局又查封了英国传教士马礼设在该地的印刷厂，迫使马氏所办英文周刊《澳门杂文编》停刊。可见，澳门并非他们办报的理想场所。他们之所以把出版基地选在南洋的马六甲、新加坡等地，是经过审慎思考的。
1839年秋由于中英关系紧张，广州的中英文报刊或停或迁，它再次成为无报城市。而澳门除原有两种葡文报纸外，又从广州迁来3种赫赫有名的英文报刊，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这就是上述澳门特殊作用的发挥。
“鸦片战争”的大炮，从东南沿海打开了外报进入中国大陆的通道。《南京条约》为新的出版地点做好了安排，它们由广州向福州、宁波、上海等新开放的通商城市伸展。自1840—1860年，广州出了英文报刊3种，葡文1种；福州出了中、英文报刊各1种；宁波出中文1种；上海出英文5种，中文1种。
最引人注目的是香港报业的兴起，在战前，这里只是一个小渔村，与报纸无缘。可是到了1860年，这里先后一下涌现了英文报刊11种，中文4种，葡文2种，其数量超过包括上海在内的各通商城市所出之总和。而且有不少报纸，如英商办的英文《中国之友》报、《香港纪录报》《德臣报》和《孖剌报》，都是影响一时的著名报纸，其中《德臣报》直到1974年才停刊，成为在华历史最长的一家报纸。香港报业为何出现如此异乎寻常的发展势头？其根本原因在于：战后香港在中外(首为英国)贸易中所处的特别重要地位，对办报提出了迫切需求；而英国政府在这里所建立的直接统治和快速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又为办报创造了比中国任何城市更为方便的条件。
历史为香港的报业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机遇。
上海在开埠7年后(1850年)开始办报，比香港迟了9年，但较其他各市为早，其报刊数量也为其他各市冠。《北华捷报》一创刊就十分活跃，摆出与香港一争短长的架势。上海报刊发展的势头强劲，不同凡响。
广州和澳门的地位则明显下降。广州原为外报最繁盛最活跃的城市，是不可代替的据点。现在变了，战前一些著名的大报，1839年迁走后现在迁返的仅《中国丛报》一家。该报失去当年的生气，不久也停办。新办的一家英文一家葡文报纸，表现本就平平，一年后闭馆。到了1859年全市一份报刊也没有了。其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广州紧邻香港，当时最需要英文商业报纸，可由香港包揽；而两次鸦片战争中，广州所受侵害最为严重，市民反对外来势力的情绪也最强烈。外国人在这里出版报刊，就多了一层顾虑。还有一条根本性原因，就是广州原为清政府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现在中外贸易北移的趋向日见明显，办报的基本需求削弱了。
澳门，如前所说，它在中国报业上的地位，是由它所起的一种特殊作用造成的。这种特殊作用就是作为英美在华办报活动的联络点和回旋地。在香港初建百务待举，战局仍不稳定之际，这种特殊作用仍曾有所发挥。例如，《香港公报》(1841年)和香港《中国之友》(1842年)，都是先在澳门出了创刊号然后才回香港出版的，一待香港条件完善，这一特殊作用便很快消失了。所出3种葡文报刊，所涉大多为葡国相关的事务，自成系统。澳门的报业未再引起中国社会注意。
和战前一样，办报的仍然是商人和传教士两种人，也仍然是商人办英文报纸、传教士办中文期刊这种基本模式。但这期间出现了一重要倾向，即商人在中外商务急剧发展的推动下大办报纸，自1841年至1860年一共出了约20种英文报纸、1种中文报纸。而传教士则办报的积极性不高，行动滞缓。鸦片战争后他们纷纷来华，至1860年基督教传教士已达百余人，他们将原设在南洋诸地的印刷设备也迁来香港和上海，可是他们当时忙于筹建教堂和开办笼络人心的办学与医疗事业，宣传上又侧重于印刷一些宗教小册子和科技书本，对办报不予重视。至1860年，他们一共只出版了3种期刊，即香港的《遐迩贯珍》、宁波的《中外新报》和上海的《六合丛谈》。这3种期刊的出版时间合计不过10年，这种商业报刊与传教士报刊的严重失衡的状况，又造成了英文报刊与中文报的巨大差距。从数量论，英文报刊与中文报刊的比例是6∶1，如果再考虑到英文报刊比中文报刊早出12年，而前者又都是报纸(其中不少是日报)。后者大多为期刊，其差距之大就难以计算了。当时的报坛，可以说是英文报纸的世界。这一状况表明，外报还来不及将自己的注意力投向中国读者，还来不及将其影响深入中国社会，这是外报在华发展的早期性表现。这种早期性和外报地区发展中初创阶段是相适应的。
给在华外报地区发展形势以重大变化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英国为首的外国人，严重不满《南京条约》的限定，叫嚷以战争扩张他们的势力，在华的英文报纸纷起鼓噪。外国势力及其报刊积极要求向中国大陆推进的愿望，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顺利实现。报刊出版地区大大向前扩展了。至1894年止，新进入办报行列的，计有汕头、厦门、台湾、烟台、天津、九江、汉口等城市和清廷首都北京。这样，自1841年以来，出版报刊的已增至14个城市(包括香港、澳门)，它们散布于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河北、江西、湖北8个省份。报刊总的流向，是沿海岸，沿长江，由南及北、向东向西伸展；并以上海为枢纽，将沿海、沿江两大线点连接起来，将中国经济最富饶、文化最发达的广大地区纳入其影响之下，形成一个对外报十分优越的地区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