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为党报的发展开辟了无比广阔的天地。革命战争的胜利，使延安整风时期确立的党报党性观念与办报原则更深入人心。在党的领导任务已经由革命战争转向经济建设，工作重心也由农村转向城市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体现党报的党性原则？这是当时的新闻工作者面对的新的但必须回答的问题。
党报的优良传统仍然是指引党报前进的明灯，同时它也在新的历史征程中，不断地完善和丰富着自己。发展是不断的，但也是有阶段性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反右派斗争开始前夕这一时期，党加强对党报的领导依然是要强调的一个首要的原则，《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就明确要求：“全党必须加强对报纸工作的领导、监督与支持，认真地克服报纸工作中现存的缺点，发扬已有的成绩，使各级党委机关报和其他人民报纸在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时期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党对党报工作的领导也从原则要求发展为对党报的理论宣传、党的生活的宣传、经济宣传以及其他方面的宣传，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要求。
针对当时情况，党中央在1950年和1954年分别作出决定，在党报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且务求收到确实的效果。这一时期提出这个问题，不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范围从解放战争时期的部分新闻单位扩展到全党，而且还有一个特殊意义，就是目的在于用有效的舆论监督手段来防止掌权后的党政领导干部居功骄傲，滋长官僚主义不良作风，让新的政权永不变色。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虽然这一时期党报的思想批判任务还是很重的，但是“党报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提法已经不再在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关于党报工作的文件中出现了，而“适应全国逐步转入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情况，全国报纸当用首要的篇幅来报道人民生产劳动的状况”，已经作为党报的一项首要任务被提出。中央还对各种不同的报纸提出不同的要求。与革命战争年代的党报相比，经济建设时期的全国党报结构与办报理念已开始形成。
在全国执政以后办党报，“全党办报”的内涵有了新的充实，中央要求各级党委不但要加强对宣传内容的领导，而且要重视党报的出版和发行工作。值得一提的是，这时党中央已经提出报纸经营实行企业化方针，明确提出全国报纸特别是公营报纸，必须转变供给制思想，把报纸作为生产事业来经营，逐步实行经济核算制，达到经费全部或大部自给。
党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证明了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思想：“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改革。……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在这一并不太长的历史阶段中，新闻工作者一方面积极地贯彻着党中央关于办好党报的精神，另一方面由于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还未结束，反动势力的猖狂反扑随时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而新政权的建设也需要人们付出极大的精力，这一时期的经济报道依然未能成为党报新闻的主体，而且经济报道本身也还存在着不足和值得改进的问题。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实践为探索和平建设时期党报的宣传规律积累了经验，打下基础。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改版发表的社论《致读者》，对这一时期的探索做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党报观念在这时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第一次明确地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党报做了科学的定位：“《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社论还十分中肯地说：“我们的名字叫做《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只有靠着人民群众，我们才能把报纸办好。”在这一前提下，提出了党报改革的重点；一是扩大报道范围，多发新闻，发多方面的新闻，力求适应读者的需要；二是开展自由讨论，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在群众性的讨论中，把社会的见解引向正确的道路；三是改进文风，杜绝党八股，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而且言之成章，提倡写短文，造成生动活泼的文风，尽量把文章写得文情并茂，越短越好，千万不要让读者看了想打瞌睡。这三条改革要求在中国党报发展史上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突破，直至今天，我们提出的业务改革要求——增加信息量、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增强可读性——仍未脱出这三条要求的范畴。而前两个观点尤其值得注意：一是表现党报从战争年代只考虑党的宣传需要转向把党的宣传需要与人民群众的知情需要结合起来；二是在党报上允许发表与编辑部不同的意见，通过自由讨论取得正确认识，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意识增强的一种表现。当时新闻界思想十分活跃，提出不少关于党报问题的见解，呈现了活跃的学术氛围。
这一令人瞩目的改革实施了不到一年，因1957年夏季的政治形势发生剧变而夭折。“反右”斗争又一次把政治问题及政治报道推到了报纸宣传的重要地位。而且，随着政治风云变幻，一直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新闻改革再也未在中国的传媒天地里掀起新的波澜，党报的发展又走上了曲折的道路。但是《人民日报》的这场改革，在当时的中国新闻界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改革热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