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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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内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报刊是在和国民党生死决斗的严峻形势下开展活动的，在奋勇前进的道路上曾受到党的三次“左”倾路线的影响。

此时，在思想、理论战线上，一种介绍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潮流，以比过去更大的规模在全国兴起(约始于1929年)，出现两大倾向：一是关注的重点，由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逐步转向列宁的著作。1933年《列宁选集》中文版在莫斯科出版，为中国人民学习提供了重要条件。二是这种学习研究由宏观层面和基本原理方面，向哲学、经济、文化、历史等专门领域扩展。这样，过去一直很少进行马克思主义有关新闻(特别是党报)论述的学习研究，也开始热烈起来。其学习重点是列宁的报刊论述。1930年前后在白区，1933年在苏区，先后出现学习列宁办报思想热潮，介绍苏联办报经验的文章也一下多起来。

党的主要领导人也不断发表论述党报的文章，对党报的工作进行指导，这是前一阶段少见的。

这一时期，党报观念和办报思想，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涉及范围较广，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1.提出“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后来曾广为流行的说法，就是在这时开始出现的。对于报纸与阶级斗争之联系，在前一时期党报工作者已有了解，而现在将其作为具有普遍功能加以概括，意义就不同了，这是对报纸认识的提升。

2.强调报纸的组织作用。这在前一时期已作为重要原则提出来，但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而现在，它却被看成是列宁办报思想核心内容，被奉为全党办报指针。《红色中华》报社曾将列宁关于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这句名言，印在毛巾上广为散发，这一办报原则的主要思想，就是党报须深入实际，将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这正适应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需求。

3.全党办报思想初步提出。这反映了党报党性发展的客观要求。强调“党报是要整个党的组织来办的，单只靠分配办报的少数同志来做……就失掉了党报的意义”；提出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所属党报的整个工作(包括编辑、采访、出版发行等)的领导，党的主要领导人要经常为党报写文章；每个党员要读党报、讲党报、扩大党报的发行和供稿。

4.要发挥党报的批评监督作用。这约在1931年开始对苏区报纸提出的。批评的重点，是党和政府的工作缺失和某些贪污、腐化与官僚主义表现。《红色中华》设有批评专栏。这是关于党报作用一种新观念的显现。

当时有关党报的论述较多，最为重要的是以上这些。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对党报的认识比以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所举四个方面，从抽象原则看应是正确的，在艰苦严峻的斗争中，也起了不少积极作用，可是在“左”倾路线影响下，这些原则的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还造成一些严重的负面效应。

这些党报原则的基本观点，多来自列宁论著和苏联经验，这对中国党报观念的发展无疑是一重要推动。问题在于当时“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却把马克思主义者看成僵死的教条，切断其与时间、地点、条件的联系，赋予主观主义的含意，为自己的需要服务，意义就改变了。

这样，在实际运作中，这些原则就常脱离原有轨道，滑入歧途。比如报纸阶级斗争的功能，在“左”倾思想指导下，不顾具体情况任意扩张，党报成了到处对敌出击的冲锋队；连“九一八”后积极宣传抗日与民主的《申报》也成了斗争对象。所谓党报的组织作用，常脱离实际，硬搬苏联经验。报纸指导群众运动，却变成了“运动”群众。而全党办报，则又因缺乏思想条件而靠指令推行(一份通讯员条例，“必须”一词竟达十次之多)。报纸批评，又时而混淆矛盾，施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政策，离题旨越来越远。《红色中华》批评栏名称，原名“突击队”，后改“铁棍”“铁锤”，再改“无产阶级铁锤”，斗争气味不断加浓。

这里，我们获得一重要启示，即党的办报原则是要受到中央总的政治思想路线严重制约的，后者有错误时，前者即使正确合理，也不能发挥应有的积极效果。

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是一个首要的问题，这成为后一阶段党的迫切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