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大革命失败不久，中国共产党的报刊迅速恢复出版，并随着党的活动积极开展和革命根据地的纷纷建立而广泛发展起来。艰巨的宣传任务，严峻而复杂的斗争形势，迫切要求革命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和党报工作的不断结合，成为当时党报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向。在这一思想潮流的影响下，报纸观念和报纸面貌进一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可是，由于党的领导机关思想上政治上“左”倾路线的干扰，10年间党报所经历的是一条崎岖曲折的道路。
大约自1929年开始，在中国思想界，出现一股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新热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大量翻译出版，仅1929—1930年，就达一百数十种之多。起初着重译介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不久，列宁著作的翻译，愈来愈占重要地位。《列宁选集》中文版于1933年在苏联出版，为中国人民学习列宁主义提供了有利条件。此时，斯大林和普列汉诺夫的某些名著陆续译成中文。与此相联系，介绍苏联的书籍也大量发行。一个介绍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运动，从南到北、从国民党统治区到苏区，以空前的规模在全国兴起。
在所有这些介绍中，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的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最为突出；以马克思主义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经验的著作，也占相当分量；各种专门问题的论述受到注意。这反映了中国人民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深入掌握马克思主义、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各种社会现象的新要求。
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投入这个运动的不仅有大量政治活动家，而且有成批的学术界科学界人士(当然，有不少人兼有两种身份)；人们的研究活动，不仅致力于一般大的革命原则问题，而且日益向经济、文学、历史、教育等具体领域伸展。这种现象，是中国革命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考察新闻现象、破除旧的新闻观念和树立新的新闻观念，自然就成为一项迫切的历史任务被提出来了。
首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的要求，在这期间，党的领导对党报的运用、对党报工作的研究，比前一时期更为重视。领导机关所作决议、所发指示比以前多得多。党的领导成员也撰写了大量探讨党报工作的文章，而在以前这几乎是没有进行的。这对党报工作影响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下面要多次涉及，这里不作详谈。)再就是左翼新闻工作者的活动，有代表意义的是“中国新闻学研究会”(1931年在上海成立)所作努力。这个研究会非常重视新闻学对新闻事业的指导作用，强调“新闻纸之优良制作，则基于新闻学之教养与创造。”它对当时“渐进于资本主义”而又“承袭一切旧的封建、宗法”的中国新闻事业极其反感，也不满意那些“无补于中国之实际的纯资本主义化的报业教育”，提出该会“将以全力致力于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学之理论的阐扬。”
这是中国人民企图建立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最早尝试。由于主客观原因，这一任务并没有完成，但它却表达了中国人民要以马克思主义对新闻理论和新闻事业进行破旧创新的强烈需求。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们所要把握的正是这一悄悄出现的新的历史潮流。
对马克思主义办报思想的介绍被重视起来了。与前一时期相比，不仅表现为量的明显增加，更为重要的是以前人们还没有感到为指导办报的需要而去介绍去学习有关经典著作；现在不同了，用马克思主义办报思想改进党报，已成为党报工作者经常的自觉要求。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对马克思主义办报思想的介绍，其内容几乎全是列宁的办报思想，斯大林的有关言论偶尔也被提及，而对马克思本人的办报思想则绝少被人注意。原因很多，在以后部分将作分析。列宁办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办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民是能够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科学关系的。这个时期，对列宁办报思想的介绍，大致也始于1929年。1930年在白区，1933年在苏区，先后出现两次介绍高潮。最吸引人的著作是《从何着手》《怎么办》和《论我们报纸的性质》等书(均全文收入1933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列宁选集》中文版)。
与此同时，介绍苏联新闻事业情况的文章也多起来了，这在前一时期是很难看到的。中国共产党曾作出决定要求“党必要尽量介绍苏联的实际情况，使群众逐渐学习苏联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与模范”，这当然包括介绍苏联新闻事业的实际状况、学习苏联办报经验这一要求在内。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党报的领导关系仍然是很密切的，它对中国党报继续发挥重要影响。它曾召开专门会议，对各国党报工作进行指导；还作出决议案，要求各国党报“建立国际的关系，需要苏联与外国各个报纸，保持相互的关系”。党报的这种国际联系，前也少见。
总的看来，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进步新闻界的影响是明显地加强了。这种影响对报纸观念和报纸面貌曾引起什么新变化？在党的“左”倾路线干扰下又曾出现哪些问题？拟概括为以下几方面问题，谈些看法：
1.报纸的阶级性与阶级斗争作用。这不是什么新观念，党报工作者对此早有相当牢固的认识。可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最初几年，人们在报刊观念上不断强化的，却仍然主要是这个老问题。这当然和当时大大尖锐起来的阶级斗争现实密切相关。不过，人们的认识，并没有停留在原来的地方，而是继续向前发展。
以前人们多半还只是对一些个别新闻现象，作出阶级性评判；现在则有人把这种认识提升为一种普遍性的观察新闻现象的方法，要求人们“在阶级对立及其斗争”中，去“审识现代新闻的阶级性”了。以前人们一般还只是在宏观方面把握报纸的阶级性质；而现在，他们曾不止一次地揭露，资产阶级报纸如何运用新闻报道、言论、版面编排以至“文字的措辞、照片的镜头”等等，去“完成着他们的阶级使命”。这表明他们已进而运用阶级观点去考察新闻业务领域内种种现象了。也有人确认“一切阶级的现象和现实，是新闻产生的源泉”，这种判断和表述固然未必精确，但其观察问题的深度，是过去所不及的。还有一些新闻现象，如黄色新闻和消闲性副刊，以前也遭到进步新闻界的反对，但还没有人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进行评判，而现在则认为是资产阶级报纸所使用的一种阶级斗争的方法，意在诱使大家“忘记了当前的痛苦，不去做解放自己的运动”。这些事实告诉我们：这个时期，人们对报纸的阶级性和阶级斗争作用认识的总水平提高了、深化了。这也许可理解为，这是人们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修养有了加强所造成的一种结果。不过，也应指出，“左”倾思想的影响也在这里出现了。当时不少人对报纸的阶级斗争作用的理解，存在着一种绝对化简单化的倾向。那种不分析实际情况，将阶级斗争的标签到处硬贴的做法，不是科学的态度。他们把《申报》在“九一八”后所出现的进步倾向，也看成是一种资产阶级欺骗手法，显然是不合实际的。对黄色新闻的认识，固然比以前深刻了，但那种把报纸刊载黄色新闻一律看成怀有政治宗旨的看法，也很难说正确。
“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这一论断的提出，是对报纸阶级性认识的新发展。《红旗日报》发刊词宣称：“在现在阶级社会里，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大概是这一论断的最早来源。此后，类似的说法在《红旗日报》和其他报刊上续有出现。不错，“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思想，早在前一时期就存在了。但从来没有作出过这样的概括，因而也就不具有像现在这样确定的含义。这个论断是时代的产物，和大革命失败后严重的阶级斗争形势紧密相连。它的提出，是有客观根据的，也揭示了阶级社会赋予报纸的一种社会属性，对报纸阶级性的认识由此前进了一步，对进一步破除“报纸是公共言论机关”等传统观念也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我们也应看到：《红旗日报》的这一论断，是在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作出“左”的估量情况下提出的，缺乏坚实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他们夸张地断言：“中国现在阶级斗争尖锐的形势，比当时俄国还要更加十倍的严格”，工人们每一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发展为“群众拘捕、巷战与屠杀”，武装暴动就成了“工人群众的迫切要求”。而整个新闻界都无例外卷进这两军对垒、直接大厮杀中去了。“一切公开发行的报纸，都是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拥护，都是帝国主义忠实的奴仆”。《红旗日报》的任务，就是在今后“更汹涌与更尖锐全国范围的阶级斗争”中冲锋向前。上面所说的对报纸阶级斗争作用简单化绝对化的理解，在这里又以更为突出的形式出现了。在这样的理解指导之下，在实践上，《红旗日报》成了“单纯的对外的宣传品”，成了到处对敌出击的冲锋队，那些脱离实际的进行阶级斗争鼓动的新闻稿充斥报纸版面。
2.党报和党的关系。前一时期也曾注意，对于像党报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必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这些重大原则，也曾作过一般性规定。但是，只有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才被着重提了出来加以反复讨论，内容上才有了很大丰富，思想认识上才有显著提高。
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对党报的作用一下都强调起来。李立三同志宣称党报“是党的生命所托，没有党报，便不能有党的存在”，而后来的中共中央，更批评了在立三路线之下，党“没有认识党报应有的作用”，要求在各方面加强党报的领导作用。党报在实现党的任务中的地位，愈来愈被强调。
同前一时期相比，有重要意义的有两个方面情况：
(1)党报观念教育之开始进行。关于党报和党的关系，当时党的领导对党员开始进行一种教育，即要求认识党报是反映党的思想、宣传党的纲领路线的报纸，是代表党发言和指导工作的报纸，批评把“党报形成一个单纯的对外宣传品”。党还指出：中央“党报的社论为代表中央政治局在政治上的分析与策略的指导”，要求全体党员“根据党报的分析与指导来讨论工作”，有的领导人还批评了把党报工作作为一般文字工作的错误倾向，要求党报文章带有指导性质。所有这些，意在树立一种观念，即党报是一张具有党性观念的报纸。这是过去很少看到的。
(2)全党办报方针之初步提出。这是上述党报观念导致的必然结果。既然党报是像上面所讲的那样性质的报纸，那么，“党报是要整个党的组织来办的，单只靠分配办党报的少数同志来做……就失掉了党报的意义！”为此，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如健全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充当中央党报委员会的成员、并对各级党委作出相应的规定，等等。1931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党报领导作用的决议》，又进一步强调“各级党部负责同志，必须经常地负责给党报提供文章，发表他对于各种问题的意见”和实际工作经验；各级党部担负为中央党报建立通讯网的责任。在此前后，很多党的同志发表文章，阐明党报必须由全党来办的思想，把读党报、用党报、给党报写稿和做发行工作，看作是每一党员不可推卸的职责，批评了把办好党报看成只是“党报编辑者的专门工作”的思想。以上所述，并非都是新事物，但内容趋于系统化，并提高为全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加以强调，的确是一种新发展。
尽管这些办报思想和办报原则，在当时并不都能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尽管有些具体规定本身还带有某种缺陷；但是，党报与党的关系是进一步密切了，党的观点、党的方针政策是能够更为顺畅地在党报上反映了。也就是说，党报是能够更为有效地成为党委宣传工具的作用了。
这里出现了一个引人思索的问题，即就党报工作原则论，它自身的正确并不一定都导致积极的宣传效果；相反，当党的机关被“左”倾路线所统治的时候，党报愈有效地成为党委的宣传工具，在实践上其消极作用却愈大。陈独秀右倾路线对当时党报的影响，没有像李立三、王明“左”倾路线对党报的影响那样严重，是一很好例证。
上述党报观念，就其抽象原则而论是正确的，但“左”倾思想指导下所形成的具体内容，却又包含着严重错误成分。党报观也同样不能离开总的世界观而独立存在，当世界观出现背离马克思主义倾向时，其党报观的实际含义也就不可能没有错误。错误之一是和人民群众的脱离。不管他们如何强调党报“同时是中国广大工农劳苦群众之唯一的言论机关”，不管他们如何一再要求党报要深入联系劳苦大众；但实际上在他们的党报观念中，劳苦大众并没占有应有的地位。在“左”倾路线所支配的报纸上，劳苦大众往往成了推行“左”倾政策的工具。一则新闻写道：沪东码头工人说，“干的时候到了，要干大家干”。“赤色工会组织，一日千里，准备武装暴动，精神一致。”这里说的工人要干，实际上是“左”倾领导自己要干；所说的工人要准备武装暴动，实际上是他们自己在准备武装暴动。
3.报纸的组织作用。如果说在1931年以前，党报工作中特别强调的是阶级斗争作用，而在1933年前后则又突出报纸的组织作用。前者主要为白区的党报，后者主要为苏区的党报。这两种“作用”并非对立，且有联系，不过着重点是不同的。苏区报纸所以强调组织作用，当与那时苏区各项建设事业、各种运动都在积极开展有关。
列宁的“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当时有不同的译文)这句名言，就是在这个时期介绍过来的。大约始于1929年，到1933年，在苏区，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口号了。《红色中华》报社曾把列宁这句话印在毛巾上发给通讯员。运用列宁的办报思想指导报纸工作，已经是一种很自觉的行动了。
对于党报组织作用的理解，当时并不完全一致。有的着重于建立通讯员网，有的强调整理经验、健全党的组织，有的则着眼于吸引群众参加某些革命组织，等等。很难发现，当时有人根据原著将列宁这一名言的本意进行阐述，人们多半是结合俄国党报经验来领会的(很多党的领导人对俄国党报情况很熟悉)。但当时多数人对党报组织作用的基本理解可以概括为：发动群众参加各种运动，为实现党的任务进行斗争。这样的理解，是较能表达列宁原话的基本精神的，它的特殊含义这里是给抛开了。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苏区报纸成为党组织群众参加苏区各项建设工作，推动各种运动的有力工具，成为动员群众实现党的各项任务的有力工具。《红色中华》是一重要代表。从其创刊起，就不断根据党的任务，推动与指导工农民主政府政权建设、扩大红军、节约粮食、节省经费、退还公债、查田与经济建设等等运动的开展。报纸有时还指出工作中的错误和所遇到的新问题，促使运动健康发展。为推动运动，该报还采取了一些具体宣传方法。如在“节省退债”运动中，它提出动员口号，登出奋斗目标，开辟《经济动员统计》专栏，定期公布“节省退债”的统计数字，开展竞赛。这些具体做法也许带有简单化倾向，但报纸对实际运动所持积极态度是值得重视的。
这个时期的苏区报纸，进一步密切了和党与苏维埃政府的关系，与实际的联系、与群众生活的联系有了显著的加强，版面也比以前生动活泼多了。这和报纸重视发挥组织作用是有很大关系的。
存在的同样问题是，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报纸的组织作用的积极内容不可能真正体现出来。上面所说报纸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加强，是从相对意义上讲的。当时的办报思想，很难不受“左”倾思想路线约束，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主观主义成分，这就会在不同程度上阻遏报纸真正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道路，很多报道浮光掠影，群众大量生动的斗争事迹反映不上来。这正如当时有的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大部分我们报纸上的新闻，都是空洞的浮面的记载”；而有些运动开展的实际情况，“同《红色中华》所描写的动人的图画是不相符合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报纸没有真正地去了解下面实际情形。”而这种主观主义的、脱离实际的思想作风，也在文风上反映出来。在《红色中华》上，我们常看到这样的标题，如《莫斯科文化教育伟大成功，全国无一文盲》《日本全国农民破产》《上海共产党空前猛烈发展》等等，也常看到一些空洞夸大的词汇。如“布尔什维克的春耕”“布尔什维克的秋收”“布尔什维克的速度”“最后决战”“最后斗争”“压倒一切的掌声”，等等。仅仅这些事实，也可说明“左”倾思想影响下的报纸，就很难摆正自己和群众的关系，《红色中华》在指导群众运动时，常出现一种脱离群众的发号施令的倾向，这也是和马克思主义的办报思想相背离的。文风上的浮夸，也是一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表现。
4.报纸上开展批评。这也是这个时期党报出现的新现象。大致开始于1931年苏区报纸，这是伴随着报纸担负推动苏区各项实际运动的任务而产生的。如果像《红旗日报》那样只是“一个单纯的对外宣传品”，就不会感到有“开展批评”的需要了。
列宁的办报思想在这里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一文是在这时全文译介过来的，其中有些论述被反复引用。同时，苏联报纸有关经验受到重视。理论指导和实际经验的借鉴，是结合在一起对中国的党报发挥影响的。
批评的重点是在揭露党和政府工作中的弱点和错误，和各个领域中的贪污、浪费、腐化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红色中华》和《青年实话》等报刊都辟有批评专栏，受到批评揭发的大多为基层党政干部和基层组织，也包括某些首长。由于批评的开展，报纸与实际的联系愈趋密切，增添了报纸的生气，提高了报纸的战斗力，一张马克思主义政党报纸的形象，更加展现出来。
可是，报纸开展批评，并没有能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地发展，有时甚至滑向歧路。或者只是空发议论，没有具体材料，有些报纸“叫喊反对官僚主义把嗓子都弄哑了，然而关于官僚主义的记载，则是少到再不能少的地步了”，有的不讲道理，不顾政策，光戴帽子，像《官僚腐化的永新县财政部长》《破坏红军的大池苏主席》《保护船老板利益的露潭乡主席》《勾结靖卫团的乡苏主席》等标题经常出现，帽子大得吓人，混淆两类矛盾。至于有的借批评之名，行宗派主义打击之实，则离开批评的轨道更远了。当时的报纸批评，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渗透于很多方面，甚至连《红色中华》批评栏的栏名也有体现，该栏原名《突击队》，后称《铁棍》，再改名《铁锤》，不久，又改称《无产阶级铁锤》，调子步步升级，“残酷斗争”气味越来越重。
马克思主义与党报工作的进一步结合，引起报纸观念新的变革。党报的办报原则，其主要方面这时大体都已提出来了，党报得到新的改造，继续摆脱资产阶级报纸的影响，更像一张无产阶级政党的报纸了，这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同时我们又看到，“左”倾的政治思想路线，阻遏了它的健康成长，这些正确的办报原则，却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甚至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
“左”倾路线为什么能接受和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办报原则呢？那时的“左”倾领导主观上仍然信奉马克思主义，问题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僵死的教条；而那些马克思主义的办报原则一旦被割断与时间、地点、条件的联系而教条化，就容易被赋予主观主义的含意，为他们的需要服务。他们之所以能够接受这些原则，是不足为奇的。
那么，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办报原则，在受“左”倾路线指导的报纸上，为什么仍然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呢？这是因为，那时的“左”倾领导还是要革命的，他们的政策仍然有很多正确部分，在这些领域内，马克思主义办报原则当然能起积极作用。还要看到，“左”倾路线对报社人员、对报纸的支配也并非完全的、绝对的，“左”倾领导也不可能对报纸的各项宣传全都作出死死的规定，在组织原则所允许的范围内，报社人员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当时就有很多同志突破(有的是“逃脱”)了“左”倾影响，使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办报原则能更好地和党报宣传结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一事实值得我们注意。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对党的统治，党报的发展由此获得了最好的条件。报纸宣传的政治路线和策略原则，被拨正过来了，过去报纸上随时可见的那种空洞的阶级斗争鼓动、渗透着“残酷斗争”的揭发批判也很难看到了……报纸出现了新的气象。但是，由于当时还来不及从思想上对教条主义进行清算，马克思主义办报原则还不能真正显示出自己的生命力，报纸面貌还不能出现根本变化。用马克思进一步改造党报，是下一时期的重要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