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党校学习结业论文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

项子明

进入中央党校大礼堂去听课，一走进门厅，金光闪闪的四个大字“实事求是”迎面耸立。这四个大字不禁使我沉思，回忆起往事，有过胜利的喜悦，也有失败的不安。

“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是毛主席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的词，那是和王明路线斗争的概括。由此可见“实事求是”作风的重要性。当时我们党正处于民主革命的重要时刻，由于党中央毛主席经过延安整风，大力提倡发扬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我们才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历史证明：实事求是的作风和党的事业、人民革命的事业密切相关。凡是认真坚持实事求是优良作风的时候，革命的事业就兴旺胜利，反之，就遭受挫折失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的实践，使我们深感这是真理。

“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党性的基本要求

我们党对于“实事求是”重要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建党之初到遵义会议的十余年中，党的中央领导机关没有自觉地认识到应该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分析政治形势制定斗争的路线和政策。其中给党危害最大的是王明路线。当时，一切的方针政策都要从本本出发，“拿本本来”，这种教条主义的极“左”路线完全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照抄照搬外国的条条，不能不给中国革命以极大的损害。

遵义会议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党的路线正确了。党中央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分析了在外来侵略者企图灭亡我国的形势下，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平解决“双十二事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新局面。从此我党变得主动了，走出狭隘的地区，面向全国的群众，党的事业得到发展胜利。

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于1940年的延安整风，系统地总结了党内路线斗争的经验，号召全党同志学会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的实际，找出它的发展规律。在整风中大力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作风。

“实事求是”原是我国的一句成语。人们一般地理解为使自己的行动符合实际情况。然而，毛主席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后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给“实事求是”一语赋予了更为科学的含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样的一句成语概括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使人们易懂易记，易于普及变为自己的行动。从此全党同志高度认识了“实事求是”是每个共产党党员应有的品质，是共产党党性的表现。由于实事求是的作风得到广泛发扬，调查研究之风盛行，凡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和群众的联系更密切，党的战斗力增强了，我们连续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确实，这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党的实事求是作风的胜利。

违背实事求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惩罚。全国解放后，我们进入了这么多的大城市，新的形势迫使我们必须虚心学习管理城市的工作，当时党的作风仍然保持实事求是，谨慎小心，戒骄戒躁。我们又取得了抗美援朝、恢复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

巨大胜利的事实不能不在党的思想上发生作用，胜利有时会冲昏头脑，我们的党处在危险的骄傲的情绪中，不是少数同志而是许多领导干部，包括许多共产党党员也充满了胜而骄的思想，似乎客观规律可以受党的意志、领袖的意志支配的，只要是党的号召，领袖决定的事，是无所不能，无往不胜的。客观规律可以不受尊重，当然实事求是也就不讲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种典型的主观主义幻想大肆泛滥。在一个时期内，我们不看我们经济落后的现状，却认为可以提前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的将来”，我们违背科学，创造了“穷过渡”的理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开始了1958年的“大跃进”，它理所当然地遭受一场令人痛心的失败。

本来我们可以从“大跃进”中正确地吸取经验教训，恢复实事求是、戒骄戒躁的优良传统，事实上，这也是广大党员群众、干部、领导同志的要求，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在事实上仅是修正“大跃进”的错误做法，反对“五风”。但是，我们没有从思想上、理论上、政策上、路线上进行必要的自我批评，深挖错误的根源，教育全党纠正错误。恰恰相反，我们却在庐山会议上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这是在重病中下了一服错药，我们的国民经济遭到严重摧残，造成了三年的经济困难，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大大下降。

现在看来，1959年的庐山会议，反映了我们党的肌体上已经有严重的疾病。其一，是形而上学、主观主义代替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违背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的这个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当然也背弃了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其二，是现代迷信，对领袖的盲目信仰已经完全形成，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也被抛弃。不言而喻，庐山会议对我们党以后的错误有着深远的影响。

严重的经济困难，驱使我们不得不恢复实事求是的经济政策，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农业六十条”，完全被证明是有效的措施，国民经济逐渐好转。但是我们仍然没有从思想路线上检查错误的根源。

1964年我们再一次为“大跃进”辩解，理由仅仅是由于我国经济落后，被称为“东亚病夫”，我们需要有个“大跃进”。这里看不见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最为本质的东西不见了，更说明无论哪种突击式的拔苗助长，寅吃卯粮的办法，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利用的，因为这是完全违反客观规律的。

党在经济上遭受挫折以后，我们不从经济发展规律中寻找原因，却片面地夸大阶级斗争，把一切工作中的问题、缺点和错误，往往归结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进一步违反了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从而创造出所谓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的理论，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老干部等于民主派即“走资派”。林彪、康生、“四人帮”猖狂活动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一场空前的浩劫。

我们为什么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实事求是”是一个已经被实践证明，特别是我们党自己的革命实践所证明的真理。“实事求是”是正确的思想方法，又是优良的工作作风。如果在过去的革命中我们不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不可能取得胜利。可是解放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党违背了它，原因何在呢？我们党在坚持实事求是方面有哪些主要经验教训？

第一，我们要严防胜利后的骄傲思想，骄傲是使我们犯错误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毛主席曾讲过，我党由于几次胜利带来大的骄傲，结果使党受到严重的损失。在八大会议又特别讲了骄傲使人落后，但是胜利后的骄傲似乎带有某种规律性，它是这样难于避免，以致领袖也会重复过去历史的错误。

骄傲最大的危害性是认为我们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已经完全符合了，主观即客观，是统一性，这个统一性不是有条件的，要经过实践才能达到对客观规律性的认识，而是天才论的、“句句是真理”、每句话都是创造性地发展，以致我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正如叶剑英同志在建国三十周年大庆的报告会上所讲的，“颠倒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极端夸大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在“大跃进”中，我们否认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违反价值规律按劳分配，随心所欲地改变生产关系。从1956年到1958年对农村生产关系实行三次大变，实行吃饭不要钱、大刮“共产风”。在“文化大革命”中，否认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规律性，随心所欲地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实行全面专政，夸大上层建筑革命万能，否认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夸大阶级斗争，混淆两类矛盾，把无产阶级专政矛头指向党内所谓“走资派”，用军事化的办法管理经济、文化、教育以及其他各项事业。这种违背实事求是的主观主义达到极端的地步，任何重大的改革，包括所谓“一月风暴”时夺权，都不经过党中央慎重的研究，不经过试点取得经验，而是以天才的决定代替民主集中制，代替集体领导。

第二，我们的错误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文革”所造成的灾难，不能完全归咎到个人的身上，甚至也不能全部推到林彪、陈伯达、康生、“四人帮”一小撮反革命阴谋家、野心家的身上。这绝不是为他们干的那些令人深恶痛绝的罪行进行辩解。不能否认，“文革”在它开始的时候，得到亿万人民的赞成。人们天真地相信这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受二茬罪。人们无限地信仰领袖达到了宗教式的狂热程度，迷信和盲从的程度。封建的思想意识正是产生迷信和盲从、偶像崇拜的土壤。中国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而且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又特别丰富。因此各阶层的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思想里都有封建的意识形态：小生产的、分散的经济，加以文化科学知识的落后，缺乏政治民主的传统，等等，产生英雄创造历史的观念，不相信群众的力量。我们党内所谓“刮风”，就是脱离了实事求是作风，只知按上级的布置办事，就是封建迷信的思想的反映。因此，清除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当是思想战线上一个长期的战斗任务。社会主义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经过革命改造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决不能在封建的土壤上成长。

第三，无产阶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党的建设的理论、党的组织原则、党的优良作风，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是完整的体系，违背了其中的一项，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这次规定的党内政治生活原则，主要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等。显然这些党内生活准则是互相依赖的。

实事求是，是一种科学态度，它依靠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分析客观实际，而民主集中制则是实事求是作风在组织上的保证。靠“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还不足以保证党内生活的正常。因为“三不主义”是个诺言，而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有明确的规定，有了民主集中制，当然是“三不主义”，没有民主集中制，“三不主义”也不起作用。这是由十几年来的实践所证明的。

我们党有张志新同志这样的好党员，是值得骄傲的。张志新烈士坚持真理的原则、立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然而，如果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共产党员都要像张志新同志那样去献身，那么我们党还能称为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吗？

今后党内是否永远不会出现破坏民主集中制、搞一言堂、搞迷信崇拜呢？“文革”给我们的教训够深了，也可能使我们能牢记若干年，但是还不能绝对地否定这种历史再现的可能性，因为我们仍然有广大的小生产者，封建、迷信、盲从也不是一下子可以清除的，在这方面还是应当保持高度的警惕。

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民主集中制、实事求是作风，所有这些都是靠全党同志维护，特别是党的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维护。重要的是党中央和各省市委起模范带头作用，在党法党规面前每个党员是平等的。对于一些违反党的生活准则、违反民主集中制的行为最好是消灭在萌芽状态中，这也像疾病一样，如果等待病入膏肓之后，就难于治疗了。

“一言堂”是过去党内违反民主集中制相当普遍的现象，可以不妨严重地说，“一言堂”发展起来，对党的危害难于预料，可以致使党变质，成为个人的驯服工具。仅对“一言堂”而言，遵守民主集中制是党内生活值得重视的一个原则问题。“一言堂”的产生，主要领导人固然有责任，然而，其他领导同志、党委会的常委委员，包括基层的党委书记，凡是能察觉到“一言堂”的共产党员，都有责任对之进行斗争，我们应当把民主集中制的实行放在广大党员干部的身上，这样才能有保证。

用实事求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来检查自己，心情是不平静的。我感到用自己的信仰，用自己曾经宣誓愿为牺牲生命，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责备自己，是最痛苦的。

解放以来的三十多年中，从“三反五反”运动起，经过反胡风肃反运动、反右派斗争，对知识分子“拔白旗”，庐山会议反右倾运动及“四清”运动，当时我是当权派，在这些运动中都不同程度地错整了一些好同志。在经济工作中，赞成过高指标，为完成1958年的钢铁翻番任务，到郊区收集废铁，打碎了农民的好锅等。不必一一列举，总之是犯了许多错误。其共同点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违背了实事求是的作风。思想根源在哪里？教训是什么？

第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学习不好，缺乏对革命理论的深刻理解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立场。这是在某些重大政治问题上产生组织上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匈牙利事件后，错误地估计国内形势造成反右斗争的扩大化。

第二，认识上的错误又常常和政治上的压力结合在一起，相互影响以致在思想上发生混乱，组织上又受到压力的情况下，背弃实事求是原则。“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例，当毛泽东思想被高举到无限的高度，曾加以夸大渲染装饰曲解，而且用曲解了的理论创造了一个空前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时，把几十年中经过无数事实培养起来的群众对党的信仰，全部作为支持的资本投进去了，党史被篡改，林彪、江青搞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成为人们反复学习的主要文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从思想上的抵触情绪变为接受，对自己、对过去的工作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过高的上纲，混淆了事物的矛盾性质，由此势必搞乱了是非。

第三，旧的学校教育使自己头脑里仍有相当的封建意识，崇拜权威，当大刮现代迷信之风的时候，我是很容易接受的。

在战争环境中，需要集中和纪律，这完全是正确的。但是把集中和纪律不适当地强调到绝对化程度，脱离了对民主和党员权利的依赖关系，养成了我长期的信条，只要是在组织上服从上级，就不会犯大错误。愿作党的驯服工具，而不是自觉的战士，于是思想僵化，有时也产生怀疑，但是不敢深思下去，总是觉得自己的怀疑是错误是要改造的。思想僵化的结果，不能适应党的激烈的路线斗争。

列宁说过：共产党员既要有革命魄力，又要有求实的精神。当前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新时期的总任务就是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在这个历史任务面前，我们更需要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如果不能在党内、在全国人民中间普及实事求是的作风，四化是难于实现的。

实事求是首先是要讲实话、真实的情况、真实的思想，进一步要求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能根据主观臆想办事，这就要求通过调查、实践研究客观规律，尊重客观规律才能坚定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所以，人民群众的实践，群众路线，这些都是和实事求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只有用实践检验过的真理，才能保证实事求是的原则。只有学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坚定地实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失败、挫折和错误使我感受到实践的教育，得到深刻的真正是痛苦的教训，因而也增强了信心和勇气，不论在任何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来自任何名义的压力，也要有勇气、有决心，坚定地坚持马列主义的真理，坚决把毛主席关于实事求是的题词贯彻到自己的行动中去，绝不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