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先父许寿裳
许世玮
凡是阅读过《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等书的人对作者许寿裳和鲁迅的深厚友谊一定会有相当深刻的印象。关于他的一生经历、他的为人和学问，他的同事和学生比我了解得更多。我作为他最小的女儿在这里主要谈谈他晚年的一些情况。
一
1926年下半年，父亲和鲁迅等40人被北洋军阀政府通缉，于是举家南返。定居在浙江嘉兴，此后父亲一人奔波在外。我1928年出生的时候，他在蔡元培主持的大学院任秘书长，后大学院改为中央研究院，他留在那儿当干事和文需处主任，很少回家。1934年他受聘到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任院长，每年寒假才回家。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立即返校，随校西迁，此后又经陕入川。我母亲带着姐姐和我逃难到上海，在八年抗战中与父亲几乎音讯断绝。记得大概是1939年，我姐姐上初中我还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收到父亲从陕西城固寄来的一封信，把我姐姐写给他的家信寄回来了。他把信上的错字、用字不当和词不达意的地方仔细改了一遍，并指出应该怎么用词等等，这件事给我印象极深，了解到父亲是个对事认真、要求严格的人。
1946年初夏，父亲从重庆回到上海和家人团聚。他见了我很高兴，笑着说：“真是‘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了。”他对我们说，南京的政治空气对他不合适，所以接受了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之邀，到台湾去任编译馆馆长（陈仪和鲁迅、我父亲在日本留学时同学）。他知道我中学已毕业，以后学什么还拿不定主意。他劝我还是学一门自然科学，并建议我跟他到台湾上大学。6月他仅一人先到台北，其后我和大哥许世瑛也去了台湾。我考入台湾大学农业化学系。这样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我得以跟随在他的身边。
当时的台湾刚从日本人手中收回，一切尚处于草创时期。编译馆中事无巨细，他都亲自擘划。为了迅速发展台湾文化教育事业，他还延聘不少学者到台工作。
在他筹划下，编译馆分教材编辑、社会读物、名著翻译与台湾研究四组。分别请程璟、邹谦、李霁野、杨云萍负责。他认为最要紧的是编一套中小学教科书以及教员参考书，因为国内出版的教科书不适合于刚刚光复的台湾。他计划这套书在一年内完成，他对编译人员说：“我们的编译研究工作，要适合时代潮流，要有进步观念和民主思想，不能落后倒退，甚至违反人民的利益。我们不要忘记人民。”
当时台湾人不会讲普通话，知识分子都用日语交谈。父亲是推行普通话运动的积极分子之一，并亲自撰写了《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一书，书中比较了中文与日文语法的不同，力求适合原来学日语的台湾青年的需要。
父亲当时除了要我跟他一起到台湾外，还竭力鼓励我哥哥许世瑛到台湾师范学院执教。许世瑛曾拜鲁迅为启蒙老师，在他进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时，鲁迅为他开了一张有名的书单。他毕业于清华研究院，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的学生。他以后一直在台湾各大学讲授文字学。他所著《中国文法讲话》一书到1977年已再版13次，很受欢迎。哥哥可算是继承父业，为台湾人民培养了不少专门人材，为中国文字学研究作出了贡献。
二
我父亲办事极其认真、公私分明、遵守时刻。据他的同事说，如果写信他老先生必自己掏钱买信封邮票，决不用公家的，几十年来已成习惯。上课，开会向来准时，如有事迟到几分钟，来后必一再道歉，如果其他老师上课迟到，他就不客气提出批评，因此被有的人讥为矫枉过正，小事太认真。
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民起义的当天，父亲在上班路上听说出了事，在情况不明之时，本可折回家中，但他的责任心使他要和编译馆的同事们在一起，不考虑会遇到什么情况，当夜就守在馆中。在那段时间里，外省去的同事不敢外出，有缺钱缺米者，父亲请本省同事给送去钱米，使受者很感动。
起义被镇压后，台湾省长官公署改组，陈仪下台，魏道明继任省长，立即撤销了编译馆，父亲接受台湾大学校长陆志明之聘，担任中文系主任。他除规划系内工作外，亲自讲授文字学。当时到台湾大学念中文系的人极少，听他课的只有两名学生。教材是他自己编的，为了节省学生记笔记的时间，也为了讲解得更准确详尽，他仍然为这两个学生印讲义。而且因刻腊版的工作人员不善写甲骨文、金文、篆文等字体，所以他特别指定一名助教来缮写，印出来后他再亲自校对，才发给学生。从这点可窥见他对学生负责的精神。
父亲的为人，是极富于正义感，爱憎分明，疾恶如仇。每遇不平，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最明显的事例，如章太炎被袁世凯关进狱中，他和鲁迅等一起，极力设法营救。彭允彝当教育部长时，排挤蔡元培，当时父亲是女师大校长，联络八所学校与彭对抗。1925年8月，因女师大学潮事，军阀政府下令撤销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父亲与齐寿山联合发表声明，揭露军阀政府迫害进步师生的种种罪行，公开为鲁迅辩护。1927年父亲与鲁迅一起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大批进步学生被捕，鲁迅为抗议校方的反动立场，愤而辞职，父亲与许广平为支持鲁迅也立即辞职，坚决与鲁迅共进退。
三
父亲所以到台湾，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当时台湾是个比较安定的地方，希望能实现他的夙愿，完成《鲁迅传》和《蔡元培传》的写作。他虽写过不少关于鲁迅的文章，并在台湾完成了《亡友鲁迅印象记》，但始终觉得“言犹未尽”；关于《蔡元培传》，在抗战时就已注意搜集资料了。
他一生与鲁迅、蔡元培关系最深，章太炎则是他敬仰的老师。在台时他曾对我说过：“回顾过去，有鲁迅、蔡元培这样的知己，真是值得自豪的了，一生总算没有白过。”对于中国近代文化教育界这三位杰出人物，他是衷心敬佩，极力维护的。记得在台湾时，谢似颜老师（曾任北平女子文理学院体育系主任）说过一段趣事：在女子文理学院时，有一次谢和朋友聊天，说到章太炎晚节不大好的话，忽听到我父亲的脚步声从门外传来，他的朋友立即使眼色，让谢赶快从后门溜走。事后那位朋友还笑说：“真险呀！他老先生所佩服的师友，如果有人批评，他是要拼命的，尤其是章太炎、蔡元培和鲁迅。”谢还说因为这件事，他有意回避我父亲，半个月不敢见面。
父亲认为向全国人民宣传鲁迅的战斗精神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经过八年抗战，生灵涂炭，国力耗尽，好容易盼到胜利，没想到国民党又发动内战，镇压民主运动，闻一多、李公朴先后被害，使他非常悲愤，他到台湾后不久写的《鲁迅的精神》一文中，一开头就引用鲁迅的话：“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他要反抗，他要复仇。”而且强调鲁迅的精神就是：“为大众而战，是有计划的韧战，一口咬住不放的。”就是要“除恶务尽”，这是有感而发的。
父亲热爱台湾人民，向他们宣扬鲁迅的战斗精神，希望台湾人民从鲁迅创作中吸取精神力量。他在台湾写的《鲁迅和青年》一文中说：“本省台湾在没有光复以前，鲁迅也和海内的革命志士一样，对于台湾，尤其是对于台湾的青年从不忘怀的，他赞美他们的赞助中国革命，自然也渴望着台湾的革命。”
像这样一些揭发黑暗、号召战斗的文章，他还写过好几篇，他很珍视从香港寄给他的进步刊物，收到后必仔细阅读，而且还叫我也好好看看。他认为对当前社会的黑暗腐败不能闭口不言，所以他在平日言谈中更表露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满，文章写得更尖锐，这就为反动派所忌恨。
当他在《台湾文化》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鲁迅的文章时，就有反动文人化名写文骂他，说他不该因为和鲁迅有私交而乱捧鲁迅，鲁迅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会骂人，会写点小说而已。父亲对我说：“这种人太卑鄙了，我置之不理，如果理他们，反而抬高了他们的身价。”在这以后，他又在《台湾文化》上发表了几篇宣扬鲁迅精神的文章，而且他的《鲁迅的思想与生活》一书在台湾出版了，这就使反动派更为忌恨，父亲对朋友们说：“最近那些人更卑鄙了，听说在一个刊物上造我儿女的谣言，说些下流无根据的话，想用这种方法来伤害我。我更置之不理，连看也不看！”
他在家中常和我谈鲁迅，他很喜欢鲁迅那首“惯于长夜过春时”的诗，曾详细给我讲解，讲时满含对反动派的愤怒情绪，他还对我说：“今日中国是极需要发扬鲁迅韧性战斗的精神的，反动派多方诬蔑歪曲鲁迅的人格，想动摇广大青年对鲁迅的信仰，是极其卑劣的手段。”他告诉我：《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某些段落是骂反动派的，他的同事曾好心地劝他删去，他对他们说：“这怎能删去？一删的话，意义全失，我年纪这样大了，怕什么？”
父亲还出面组织文艺讲座，请几位进步教授主讲20世纪30年代进步文艺，他自己也讲了一次。这个讲座对台湾知识界影响较大。
四
1948年2月18日，反动派终于对我父亲下毒手了，以便杀一儆百，加强对台湾人民的控制。当时惨状至今犹历历在目。
父亲日常习惯于晚9时睡觉，晨3时即起，或读书或写作，数十年如一日。2月19日天已大亮，家中女仆不见父亲起来开门，心知有异，便赶紧来叫醒我（我住的房子与父亲住的房子不连在一起，中有院子隔开）。我到父亲住的房子一看，大门虚掩，锁已被扭开，进门到父亲卧室一看，只见蚊帐低垂；旁边父亲工作的书房的东西全被翻出来了，抽屉也被翻过，桌上、地上全是书籍纸张，凌乱不堪。我大吃一惊，再看父亲的蚊帐上有血迹，父亲被被子盖住，待掀起被子。发现父亲颈部被连砍数刀，血肉模糊，刀伤处皮肤外翻，惨不忍睹。而父亲的神态却很安详，丝毫无挣扎迹象，显系熟睡时惨遭毒手。父亲被害消息一经传开，台湾各界人士大为震惊。父亲被公认是一位忠厚而仁慈的学者。对人真诚坦率，乐于助人，他为人光明磊落，胸怀坦荡，所以比他年轻的同事戏谑地称他为“白头婴儿”。他的忠厚老实曾使鲁迅为他担心，怕他总是以好心度人而吃亏。这样的人竟会遭到如此惨酷的暗杀，实在太残酷了，所以在悼念他的时候，他的朋友都悲愤地说：这样的世道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今年2月是父亲诞生100周年，被害35周年。他终身致力于教育事业，坚持不懈地宣扬鲁迅的战斗精神，将长久地铭记在人们的心里。他热爱台湾人民，为台湾文化建设作出过贡献。台湾人民也会深切怀念他。
1982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