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西学东渐与美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1860—1919年）
一、西学东渐与世纪之交的外国文学
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往早在明清之际就已经开始，其中以利玛窦（1552—1610年）来华传播基督教文化最为著名。利玛窦在中国刻印《天学实义》一书，结合中国儒家学说来传播基督教义，进而获得了明朝宫廷的特别嘉许。从1582年利玛窦入华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期间欧洲来华的传教士们翻译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宗教、学术和艺术等典籍，沟通了中西文化在近代的交流渠道。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朝野上下不得不正视强大的西方文明对这个东方古国的严峻挑战，而封闭已久的中华国门也不得不对外来文化逐渐开启。1860年清政府推行洋务运动之后，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科技进步和现代社会观念也不断地冲击着中华大地，于是中国出现了李鸿章所慨叹的“三千年一大变局”
，或如梁启超所称述的“中国四千年大梦之醒悟”。洋务运动标志着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现代化转型由此开始，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的大幕也徐徐拉开。在这一亘古罕见的历史进程中，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等晚清重臣大兴洋务，坚持“师夷制夷”或者“中体西用”的思想，效仿西方各国兴办船政、矿务、邮电、铁路、海军、学堂、医院、译署或同文馆等，重点展开了对西方各国的军事、工业、自然科学技术的学习。同时，大量的西方传教士涌入中国，这些人的活动促进了外国人在中国的传教、翻译、行医和旅游等文化活动，西方近现代的哲学、史地、政治、商务、语言、文化和经济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西学”也逐渐传入中国，而“西学东渐”的大潮日益改变着人们的传统观念、生活习惯和语言方式。
在这巨大的时代变局中，国人对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经历了从少到多、从点到面的逐渐扩展过程。在甲午战争之前，国人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可谓屈指可数。据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1896年）中的介绍，当时国人对西方的语言、文学和艺术类图书的翻译，既不设类，也不著录，几乎完全忽略了西方名家在文学、艺术和语言等方面的精湛造诣。梁启超指出：
已译诸书，中国官局所译者，兵政类为最多，盖昔人之论，以为中国一切皆胜西人，所不如者兵而已。西人教会所译者，医学类为最多，由教士多业医也。制造局首重工艺，而工艺必本格致，故格致诸书虽非大备，而崖略可见。惟西政各籍，译者寥寥，官制学制农政诸门，竟无完帙。今犹列为一门者，以本原所在，不可不购悬其目，以俟他日之增益云尔。
甲午战争之后，尤其是戊戌变法以来，文学的启蒙作用才得到了人们的重视，许多学者开始留意和介绍外国文学的经典作品，并把“文学”从“小道”提升到治国救民的高度来认识。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1897年）的“识语”中曾就小说在儿童教育和知识启蒙过程中的作用有过这样的表述：
吾问上海点石者曰：“何书宜售也？”曰：“书、经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说。”宋开此体，通于理俗，故天下读小说者最多也。启童蒙之知识，引之以正道，俾其欢欣乐读，莫小说若也。……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康有为对文学作品的教化和治世的功能抱有很高的期望，而他对梁启超的影响进一步强化了当时人们对小说政治功能的重视。梁启超提倡有识之士翻译并阅读域外小说，以应中国之需，并把欧美各国的小说创作视为铸造国民灵魂的利器。梁启超提出：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爱国之士或庶览焉。
在19世纪末期，梁启超极大地推动了翻译和介绍西方名家的政治小说进入中国社会，并通过自己的著述大力提倡小说在改造国民灵魂和建立现代政治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即以下四种力量：“一曰薰、二曰浸、三曰刺、四曰提”。他认为，这四种力量“可以卢牟一世，亭毒群伦，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门，政治家所以能组织政党，莫不赖是。文家能得其一，则为文豪；能兼其四，则为文圣。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的诸多论述不仅在理论上阐释了小说对民众的启蒙作用，同时他也亲自参与了小说的创作与翻译。因此，梁启超对西方文学大规模入华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他自己的学术和译介活动拉开了西方文学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序幕；而随着这种传播活动的日益扩展，美国文学中的一些经典作品（尤其是那些具有政治启蒙意义的小说）也逐渐被引入中国社会。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虽然在当时中国政治上的改良维新举措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他们对近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型，特别是把现代文化媒体——报刊杂志引入中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897年，康有为的变法理论著作《孔子改制考》由大同译书局初刻成书，在当时影响极大。同年，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风靡海内”，“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的文化转型，而中国近代第一次办报高潮也由此掀起。在西学观念的影响下，新的现代价值观和审美观念也不断出现，一时引领着时代潮流，引发了文学界的躁动。在这种形势下，西方文学经典作品不断被介绍进中国，引起世纪末的文学观念、文学创作与传播方式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的嬗变。
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已经向西方开启了文化的大门，而带有强烈大众文化特征的小说及各种文艺杂志担负了传播外来文化艺术的重任。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理论家充分认识到小说这一艺术门类所具有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因此迫切希望借助小说这种有着广泛群众性影响的文学门类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带有强烈保守印记的变法维新虽然失败了，但是中国的文化领域却迎来了众声喧哗的新时代。在政治风云的激烈动荡中，外国文学中带有显著政治倾向的小说、诗歌和戏剧作品纷纷被翻译成汉语，各种文学社团和众多作家个人都承认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影响。英美作家如莎士比亚、拜伦、狄更斯、惠特曼和斯托夫人等人的作品与其他欧洲国家经典之作都在中国文坛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种局面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整体面貌，造成了各种文类之间关系与地位的重大调整与转换。同时，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各种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期刊纷纷创刊，为引进外国文学和理论开启了广阔的空间。《新小说》杂志的创刊拉开了晚清“小说界革命”和“戏曲界革命”的序幕；《新民丛报》的创办则标志着梁启超的“新文体”创作步入成熟；《新民丛报》“饮冰室诗话”和“诗界潮音集”栏目的开辟使借鉴西方诗歌的新诗试验进入高潮期。在这世纪之交的时代，以梁启超为旗手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界革命全面展开，特别是新小说的创作高潮迭起，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也蓬勃发展。在这一时期中，翻译小说是许多文学期刊的一个主要内容。据研究者统计，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达到了4000余种。从译介数量上看，译介最多的作家是柯南·道尔、哈葛德、凡尔纳、大仲马和押川春浪。从国别上看，在翻译小说中占据份额最多的是英国小说，近300种。其次是法国、日本、美国和俄国的小说。从文体上看，小说翻译占重要地位，诗歌、戏剧翻译较少。在翻译小说类型上，主要是侦探小说、政治小说、言情小说和科学小说。政治小说翻译的热情在20世纪初持续了几年，随后就逐渐衰减，而迎合当时市民文化的侦探、科幻、言情等小说的翻译却兴盛起来。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西方文学译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为建立起新的市民文化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而市民文化的发展也有助于现代文学观念、现代审美意识和现代文学形态的形成，这就为学术界对西方文学的研究打下了厚实的理论和文本的基础。鲁迅在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序言》中指出：“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这就是说，外国文化和学术在近代传入中国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习俗观念，而且为跨民族的文化艺术交流开辟了宏大的想象空间。所以说，近代“西学东渐”潮流带来了世纪之交的西方文学译介和评述的繁荣，这就为以后百余年里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建构了一个广阔的探索空间，因此也可以被视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历程中一个重要的学术史源头。
二、1860—1919年美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爆发，中国经历了几乎是翻天覆地的改朝换代与社会动荡。在这数十年的文化转型时期中，西方文学中的许多经典作品被介绍到中国来，而美国诗歌、戏剧、小说和文学理论等也逐渐通过译文和评论等传播途径被国人所知。
1．美国诗歌的传播
在美国诗歌的译介和传播过程中，钱锺书认为，在中国“破天荒最早译成汉语的英语诗歌”应属美国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年）的诗作《人生颂》（A Psalm of Life）。对此论断学界虽然存有争议，有论者认为初次在中国出版的汉译英诗原作者实为他人，但朗费罗诗歌在1960年代被译介成中文表明了就美国文学而言，早在1860年代中期中国学界就对美国文学有所关注和了解。当时，朗费罗的诗歌由英国汉学家和驻华公使威妥玛（T．F．Wade）首先于1864年将该诗译为“有意无韵，似通非通”的汉语，再由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董恂加工润色成七绝“长友诗”九首，于1872年刊行在《蕉轩随录》上。据传董恂曾将其所译的“长友诗”抄录在一面团扇上，通过总理衙门和美国驻华公使将这面团扇赠给朗费罗本人。由于朗费罗的抒情诗歌意境优美，韵律工整，且为当时的同代之人，因此他的短诗很合中国文人墨客的审美趣味，因此很快有了多种翻译文本。光绪八年（1882年）四月，一位不知姓名的作者在从日本横滨到美国旧金山去的旅途中写下了航程16天的《舟行纪略》。在这篇游记中，作者简略地评论了朗费罗的诗歌，还把它和中国古代唐诗进行比较。这也许是中国有关朗费罗最早的评论，而且作者还从比较研究的视野中深入解说诗歌的特点，可谓中国近代的美国文学研究之滥觞。1909年，《竞业旬报》第39期刊登了胡适用五言体翻译的《晨风篇》（Daybreak），并介绍“朗费罗氏为美国第一诗人，其诗如吾国之陶潜，秀淡幽明，感人最深”；1913年，安徽休宁人黄寿曾在他的《寄傲盫遗集》中翻译了朗费罗的诗歌《箭与歌》（The Arrow and the Song），题为《白羽红衣曲》。
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二期刊出过S．F．Smith作的《美国国歌——亚美利加》。颜铸欧、陈稼轩于1917年在《英文杂志》第3卷第8期发表《村中锻工》（The Village Blacksmith，今译《乡下铁匠》）。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回国后，吴宓创作了《沧桑艳传奇》，此书改写于朗费罗的爱情诗《伊凡吉琳》（Evangeline），原载于民国二年（1913年）的The Useful Knowledge（梁启超题签）。《伊凡吉琳》曾经由浦薛风译为文言小说《红豆怨史》，登载于民国五年（1916年）的《小说月报》上。从朗费罗的诗歌早期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和借鉴等过程来看，美国文学与欧洲和日本文学等都对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清末进入民初的阶段里，个人意识日益觉醒，民族意识也日益高涨，此时出现的美国经典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草叶集》（Leaves of Grass）以其激扬的情感力量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与共鸣。1919年7月15日，田汉在《少年中国》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热情洋溢地对这位美国诗人做了介绍，并翻译了他的《草叶集》中《自我之歌》（Song of Myself）的一些片段。至此，惠特曼首次被引入中国。随后，惠特曼被许多救国图强的仁人志士推崇和宣传，例如郭沫若曾对惠特曼诗歌十分赞许和欣赏，除了翻译若干惠特曼的诗歌外，还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采用了惠特曼式的排比句和口语风格。1919年12月3日，《时事新报·学灯》刊登了郭沫若译的惠特曼诗歌《从那滚滚大洋的群众里》（Out of the Rolling Ocean，the Crowd），这是中国报刊独立发表的第一首惠特曼诗作。惠特曼的诗歌译介见证了五四运动的蓬勃兴起，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胡适对美国诗歌的介绍与借鉴也是极为重要的。胡适在美留学期间就对意象派的主张和活动十分感兴趣，曾宣称“此派主张与我所主张多相似之处”。1917年1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为：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胡适的文学改良“八事”主张，与美国意象派诗歌的创作主张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一年，胡适还翻译了美国新诗人萨拉·蒂斯代尔（Sara Teasdale）的《关不住》，并依此构成了自己的“‘新诗’成立的纪元”，并由此开启了中国新诗的新纪元。胡适后来发表的新诗运动纲领性文章《谈新诗》（1920年）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新诗理论。他说“凡是好诗，都能使我们脑子里发生一种——或者多种——通人的影象”。他所倡导的“自然音节”和“诗可无韵”等一系列关于新诗的理论明显受到意象派的影响。因此，从文学传播和影响的角度看，美国诗歌对于现代中国的新诗形成和发展，对于现代诗歌理论的传播与发展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和郭沫若那样的学者型诗人对于美国诗歌的借鉴与赞赏必然对于早期的美国文学研究形成相当大的积极影响。
2．美国小说的传播
西方文学的东传，始自于晚清时期，尤以西方小说的译介最为重要。美国小说最早译成中文的要算有“美国文学之父”之称的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的代表作《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载于1872年4月22日的《申报》，以《一睡七十年》为标题译出。《一睡七十年》虽“以译作冒充创作发表”，这个长仅千余字而不完整的片段却是最早译成中文的美国短篇小说，但当时多数国人仅视之为海外的奇闻异事而已。1891年12月至1892年4月，《万国公报》连载了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翻译的《回头看纪略》（Looking Backward）。1894年，广学会出版了此书的单行本，改名《百年一觉》，发行两千册。此书的作者毕拉宓（Edward Bellamy，今译贝拉米），是美国19世纪著名作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原书是出版于1888年的一本幻想小说，出版后风靡一时。李提摩太1891年开始翻译时，此书已发行数十万册。这部小说对中国学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特别是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都认真阅读过此书。康有为曾说：“美国人所著《百年一觉》书，是大同的影子。”梁启超称此书“亦小说家言，悬揣地球百年以后之情形，中颇有与《礼运》大同之义相合者，可谓奇文矣。闻原书卷帙甚繁，译出者不过十分之一二云”。谭嗣同在《仁学》著中也称：“若西书中《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盖国治如此，而家始可言齐矣。”由此可见，美国文学作品进入中国以后首先在思想文化领域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不是在艺术审美特征上形成西方文学的重大影响。这种“时代共鸣”和“思想领先”的传播特征在其他美国文学译介和评述过程中也是常见的现象。当然从文学角度来看，清末民初的美国文学翻译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转型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百年一觉》开启了晚清“悬想若干年后情景的叙事模式”；这种模式在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的开头、陆士谔《新中国》（又名《立宪四十年后之中国》）、碧荷馆主的《新纪元》和吴趼人的《新石头记》等作品中都出现过。陈平原认为，《百年一觉》、《茶花女》和《花生包探案》是晚清间最早对中国作家产生较大影响的三部外国小说译作。
1902年，近代小说杂志期刊《新小说》创刊于日本横滨，第二年迁移至上海继续出版。《新小说》是中国最早专载小说的期刊，出版伊始即公开宣称其办刊宗旨是：“本报所登载各篇，著、译各半”；并设置“图画”栏，刊登外国艺术家的照片，其中第22号刊载了“英美二小说家麦提支（马克·吐温）、汲布灵（萧伯纳）”的照片。在创刊号上，梁启超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极力强调小说与改良社会的关系。这篇文章对晚清小说理论的探讨、小说创作的繁荣、翻译小说的兴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与后来创刊的《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并称晚清四大小说杂志，这些杂志对译介外国文学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不过，从20世纪初到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美国文学作品翻译是零星的，其规模不及英、俄、法等国家的文学作品翻译。但是，美国文学史上一些经典作家如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和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小说已被翻译介绍过来。其中有周作人翻译的爱伦·坡的《玉虫缘》（The Gold Bug，今译《金甲虫》），周瘦鹃译的《心声》（The Tell Tale Heart，今译《泄密的心》）；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山家奇遇》（The Californian’s Tale，今译《加利福尼亚人》）1905年由吴梼根据日本抱一庵主人的译本翻成中文，发表在《绣像小说》第70期上。尽管是由日本绕道而入，吴梼正式将马克·吐温这位后来深为中国读者所熟识和喜爱的美国作家介绍到了中国。20世纪初，其他美国著名作家的作品也陆续被译成中文出版。1904年11月，《东方杂志》第一期至第七期连载小说《毒美人》，标注为“侦探小说”，作者署“（美）乐林司朗治”，译者佚名。同年该刊还连载了乐林司朗治的《黄金血》，商务印馆编译所译。马克曲垣（马克·吐温）的《俄皇独语》（The Czar’s Soliloquy）刊载于1905年6月出版的《志学报》第2期，译者严通。同年，周作人曾以“会稽碧罗”为笔名翻译了爱伦·坡的《玉虫缘》，以及他用“独应”为笔名翻译爱伦·坡的《寂寞》（Silence A Fable，1909年收入《域外小说集》时改题《默》），1906年周树人翻译了路易斯托仑（Louise J．Strong）的科幻小说《造人术》（An Unscientific Story）。1909年，晚清翻译文学史上树起了一座里程碑，在这一年，周树人、周作人兄弟推出《域外小说集》，其中收录了爱伦·坡的小说《默》。这部《域外小说集》是20世纪初期的一部重要外国文学译文集，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文坛上的外来文学影响日益增强。
20世纪初，美国文学的译介范围逐渐扩大了传播的范围，最为引人瞩目的是一部具有广泛政治影响的著名译作、美国小说《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今译《汤姆叔叔的小屋》）。1901年，不懂外文的林纾与魏易合译了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的小说《黑奴吁天录》。小说《黑奴吁天录》反映了被压迫者的心声，呼吁底层民众奋起抗争，因此其译本在当时发挥了唤醒广大被压迫的中国民众的巨大作用。在林纾译本的基础上，很快就有了据此改编的戏剧、诗歌及绘画作品。1903年，上海《启蒙画报》将林纾的文言译本改为白话文，易名为《黑奴传》。1907年，林纾在魏易的协助下翻译出版了包括《瑞普·凡·温克尔》在内的《拊掌录》（The Sketch Book，今译《见闻杂记》）。之后，林纾又与魏易合译了欧文的另外两部著作，题名《旅客谈》和《大食故宫余载》，经查证这就是《旅行述异》（Tales of a Traveller）和《阿尔罕伯拉》（The Alhambra）。林纾一生著译甚丰，共译小说超过213部，其经典译著如《黑奴吁天录》等，对扩大美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林纾选择翻译《黑奴吁天录》具有鲜明的社会政治目的，正如他在序文中所言：“其中累述黑奴惨状，非巧于叙悲，亦就其原书所著录者，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林纾又在该书的跋中写道：“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不难看出，林纾希望自己的译述成为“叫旦之鸡”，以唤醒国人的民族危亡意识，进而奋发自强。该译本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一位署名“醒狮”的读者写道：“依微黄种前途事，岂独伤心在黑奴？”1904年，灵石在长文《读〈黑奴吁天录〉》中写道：“黄人之祸，不必待诸将来，而美国之禁止华工，各国之虐待华人，已见诸事实者，无异黑人，且较诸黑人而尤剧。”作者进一步指出，白人欺凌弱小民族已经是一种世界现象，黑人受迫害，“我国人所受之压力，亦云至矣”。因此，他读小说时是“以哭黑人之泪哭我黄人，以黑人已往之泪哭我黄人之现在”。周树人读完《黑奴吁天录》以后在其致蒋抑卮信中也感慨地说：“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虽然《黑奴吁天录》在迄今为止的大多美国文学史著述中，只是一部引起了美国内战的通俗小说，但是其在中国的译介和评价经过却说明了跨国文学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一部普通的文学作品在传播到另一个国度以后，会经历输入国时代语境的转换身份，因此，这部作品在他国也会成为某种经典之作。
当时，一些新出版的文学刊物和文集也陆续介绍了美国作家及作品给中国读者。例如，《小说大观》是编辑、小说家包天笑1909年创办的一份以刊登小说为主的刊物，每集刊登长篇小说三四种，短篇小说十余篇。1915年，周瘦鹃在《小说大观》第1集刊载了马克·吐温小传。绿衣女士在《小说大观》第2集刊载了美国的温脱浮斯女士的《美国之第一纪念日》，《小说大观》第3集刊载了温脱浮斯女士的《乔装之半夜》。另外，徐大重译的《金虫述异》（即The Gold Bug）载1914年12月《小说月报》第5卷第12期；包天笑翻译的《赤死病》（The Masque of the Red Death：A Life Story，今译《红死的假面》）载1916年4月《春声》第3集。1917年，周瘦鹃翻译和编纂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出版面世。全书收短篇小说译文50篇，其中文言32篇，白话18篇，每篇小说前面均有一篇比较详细的作家小传。这部小说集分上中下3卷，中卷包括“美利坚之部”7篇，其中有华盛顿·欧文的《这一番花残月缺》（The Pride of the Village）、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帷影》、哀特加·挨兰波（Edgar Allan Poe）的《心声》（The Tell Tale Heart）、施土活夫人（即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的《惩骄》（The History of Tiptop）、爱德华·海尔（Edward Hale）的《无国之人》（The Man Without a Country）、马克·吐温的《妻》（The Califernian’s Tale）和白来脱哈脱（Brete Harte）的《噫归矣》（The Man of No Account）。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对这部小说集有很高的评价：“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并称其为“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周氏兄弟的简略评述亦可视为早期中国学者对于美国文学的研究与探讨，其中涉及一些文学理论和艺术风格等问题对于中国现代小说的繁荣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美国小说家中，爱伦·坡是一位受到中国读者喜爱的悬疑侦探小说家，因为他的作品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公案小说”十分接近。他的一些作品很早就见诸中国报刊，而191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杜宾侦探案》在继福尔摩斯热之后又掀起了爱伦·坡热。该书初版时译者署名为“常觉、觉迷、天虚我生”，1932年重印时译者署名改为“陈栩等”。该书包括了爱伦·坡的《母女惨毙》（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今译《莫格街凶杀案》），《黑少年》（The Mystery of Marie Roget，今译《玛丽·罗热疑案》），《法官情简》（The Purloined Letter，今译《被窃之信》），《骷髅虫》（即The Gold Bug）等作品。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孙毓修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既没有创作过小说诗文，也没有翻译过什么重要的外国文学作品，但是在介绍外国文学知识方面，他却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所撰写的《欧美小说丛谈》一书对于开拓近代中国人的文学视野曾产生过很大的作用。1909年，他在《东方杂志》第6卷第1期上发表《读欧美名家小说札记》，以后又陆续在《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评价欧美小说和小说家的文章，包括对斯托活夫人（即斯托夫人）、霍桑、欧文等作家的介绍。1916年，他将这些文章整理为《欧美小说丛谈》，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欧美小说丛谈》介绍了从古希腊罗马到19世纪末的欧美国家一些重要作家的生平和创作情况，其中包括了斯托夫人、霍桑、欧文、梭罗和马克·吐温等美国作家。评介文章大多包括作家生平和创作活动、重要作品简介及对该作家及作品的评论几个方面的内容。从现代美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史来看，孙毓修的这部文集比较系统地评价和论述了美国经典作家及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特征，同时还从西方文学史的角度勾勒出美国文学（主要是19世纪小说）的基本面貌，因此具有开创性的学术史意义。孙毓修之后还有一部重要的介绍美国文学的论著出现在1920年代，这就是郑振铎发表在《小说月报》第17卷第12号上的《美国文学》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扩大了美国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影响，后来又被收入了郑振铎名著《文学大纲》（插图本）中，是该书第43章。该文分5个部分，详尽地介绍了美国文学从17世纪到19世纪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包括欧文、霍桑、爱伦·坡、马克·吐温、惠特曼、爱默生、梭罗等美国文学史上重要作家及作品的创作特点。郑振铎称欧文为“美洲的第一个重要的小说家”，又说“欧文出来后，美国文学才不复为人所轻视”；在论及爱伦·坡时，他说“欧文使欧洲文坛认识了美国的文学，爱伦·坡却使欧洲文坛受到美国文学的重大影响”。郑振铎在此文中还称，如惠特曼那样雄伟的作品是美国诗坛上最为少见的，并称赞惠特曼的伟大之处不是在创造了一种新的诗式，而是在他自己乃是一个新的伟大的诗人，具有无限的活力与宏伟的思想。郑振铎的这篇研究长文勾勒了美国文学的历史进程，点评了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家与成就，因此是中国的外国文学和美国文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术成果，标志着中国美国文学研究进入专门化和理论化的新阶段。
3．美国文学及改编作品的传播
1907年6月，由中国留日学生组成了中国第一个现代戏剧社团“春柳社”。同时，“春柳社”根据留日学生曾孝谷由小说改编的五幕话剧《黑奴吁天录》在东京公演三天，这就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第一个完整演出的话剧剧目。同年，王钟声主持的通鉴学校以“春阳社”的名义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也公演了《黑奴吁天录》。以后到了1932年，中央苏区所在地瑞金也上演过这出戏剧。由于“春柳社”及其戏剧演出在现当代中国文学和戏剧史上的开创性意义，我国戏剧界将1907年定为中国话剧的诞生年，而这一纪年坐标显然与美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是分不开的。
4．美国学术思想的传播
1920年代，美国文学批评及学术思想在中国有了更多的介绍，其中以《学衡》杂志大力介绍美国新人文主义代表人物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思想学说为甚。白璧德反对过度的放任自我和复归自然的浪漫主义思潮，抨击了泛情人道主义和科学人道主义，批评了想象的过度放纵和道德上的不负责任，呼吁节制情感，恢复人文秩序。白璧德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他本人对东方哲学，从孔、孟、老、庄到佛教、道教等都深有研究，而中国近现代的诸多知名学者，如梁实秋、梅光迪、吴宓等人都曾受教于他门下，并深受其影响。这使得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中留下了抹之不去的印痕，梁实秋与学衡派的文学主张都能让人感到来自北美新大陆的影响。1920年代末，吴宓还将《学衡》所载白氏译文汇集成册，交梁秋实由新月书店以《白璧德与人文主义》为书名出版。除了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思想传播以外，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及其代表性人物约翰·杜威（John Dewey）也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译介和传播。1915年，胡适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哲学家杜威，并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同年，杜威来华讲学，两年多时间内到过中国的11个省市；在此期间，胡适曾做杜威的向导和翻译，对传播杜威的思想颇有贡献。胡适受到杜威的影响，主张用“实验主义”的方法研究国学，并先后创办了《努力周报》、《读书杂志》以及《国学季刊》等刊物。胡适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是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人物，而他积极介绍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也为中国现代学术界和文学批评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参照系。
三、1860—1919年美国文学在中国的影响概述
从现代学术史来看，中国对美国文学的关注、译介、传播和研究带有很强的现实色彩，它见证了中国向“现代性”艰难求索和迈进的过程。从清末民初到1920年代，在外国文学翻译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对美国文学的译介数量却远低于对英国、法国、俄国文学的译介。据统计，1919—1927年间，译介的美国文学总数只有24部。《小说月报》从第12卷第1期改版到第13卷第5期共刊载“海外文坛消息”125则，其中有关美国的却只有7则。这一数据统计显示当时学界对美国文学的关注度相对较低。对美国文学比较轻视的深层原因在于，一些学人认为美国文学只不过是英国文学的支流，在世界文坛上是“瞠乎其后”的。比如周作人曾在20世纪初翻译过爱伦·坡的短篇小说《玉虫缘》和《默》，但后来就不曾再翻译美国文学作品了。他在随笔《美国文学》一文中曾说，“我不看美国小说”。文学史家赵家璧曾回忆说：“美国的文学是素来被人轻视的，不但在欧洲是这样，中国也如此；所以有许多朋友劝我不必在这个浅薄的暴发户家里枉费什么时间，然而我竟然这样的枉费了。”即使是美国留学归来的文人，也对美国文学缺乏热情。比如闻一多留学美国，对弗来琪（John G．Fletcher）、罗威尔（Amy Lowell）等意象派诗人的诗歌也比较喜欢，但其主要兴趣更多是在英国诗歌上，如拜伦、雪莱、济慈、华兹华斯、丁尼生、勃朗宁、史文朋、哈代和叶芝等人。曾虚白也曾感叹，做俄国、意大利或西班牙，甚或斯堪的纳维亚文学，都要比做美国文学研究更合时宜。尽管美国文学在当时仍被一些人视为不过是欧洲文学或英国文学的支脉，但中国自晚清时期人们“睁眼看世界”开始，美国文学便成为中国观察外部世界，并反观自身社会的一个文化窗口。实际上，美国文学及文化思想对于近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界的转型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例如《黑奴吁天录》由小说译文转为话剧文本并在社会上演出的例子足可以证明这一点。为了进一步明确世纪之交美国文学在中国的影响，下面将从四个方面具体分析美国文学在中国传播的特质及其与中国文学间的相互关系。
首先，翻译外国诗歌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五四”期间的《新青年》杂志共刊登过128篇诗歌翻译作品，美国诗歌方面仅有陈独秀翻译了美国国歌的第一段歌词。清末民初的译诗在形式上还没有脱离传统诗歌的“古诗体”模式，但是为了“推倒”“雕琢”“陈腐”“艰涩”的古典诗歌格律的束缚，许多诗人和文学革命者将目光投向异域，通过译介外国诗歌来为中国诗歌的发展确立新的蓝本。胡适翻译的《关不住》一诗的发表标志着中国诗歌的“新纪元”开始，因为该诗在语言上运用了明显的白话文表达；在形式上采用了外国诗歌分节排列的方式，整首诗的结构显得比较整齐；在音韵上，该译诗注意偶行押韵，而在内容上则突破了传统的婚恋观。这首诗是典型的用新词汇和新形式表达新思想的现代白话诗，是自由诗创作的典范。胡适的诗歌翻译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中国现代诗歌翻译的一个目的：通过诗歌翻译来积累新诗创作经验，探索新诗发展的道路。中国诗歌史上的现代主义热潮是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介绍开始的。1920年代前后，胡适和闻一多等学者留学美国，在诗歌创作或诗歌观念上接受了美国诗歌的影响。胡适提倡白话新诗，他的诗歌美学反映了当时的意象派诗歌的美学观念，而闻一多则在美国意象派诗歌和自由体诗歌双重影响下创作出具有现代化、大众化和非诗化等多重特点的新诗。此外，郭沫若也深受美国诗歌的影响，他的新诗带着鲜明的浪漫主义印记。1919年，惠特曼诞辰100周年之际在日本掀起了“惠特曼热”，这一时期的郭沫若创作了一批“惠特曼式”的诗作，如《地球，我的母亲！》、《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凤凰涅槃》等。这些诗歌构成郭沫若诗集《女神》的主体部分，并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