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慈恩传》，是一部记叙玄奘生平事迹最早最详细的传记著作，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长篇个人传记，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人物、宗教、政治、文化、民俗等诸多领域，是七世纪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在佛教史乃至文学史、政治史、交通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梁启超在《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一文中赞其为“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
玄奘，俗姓陈，名祎（yī），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生于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卒于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家世儒学，累世官宦，先祖为东汉名臣陈寔，曾祖父陈钦曾任北魏上党太守，祖父陈康曾任北齐国子博士。至其父陈慧时，因隋朝政治衰败，遂辞官回乡，潜心典籍。大业二年（606），母亲去世；大业七年（611），父亲去世。玄奘随其二哥长捷法师入住东都净土寺。大业八年（612）剃度出家，潜心研习经论。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玄奘和他二哥长捷于武德元年（618）前往长安，因长安没有讲席，又经汉中转进成都。凡有经、论，无不尽学，二三年间，究通诸部。武德五年（622），玄奘年满二十，即在成都受具足戒。随后又先后游历相州、赵州等地，遍访高僧大德，大约在武德八年（625）又回到长安，当时长安佛教领袖法常、僧辩二位大德称赞其为“释门千里之驹”，自此玄奘誉满京邑。但在访学的过程中，玄奘发现诸家之说，“各擅宗涂，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于是决定到天竺游学，解决疑难。贞观元年（627，本《传》作“贞观三年”），玄奘结约同伴，向朝廷上表，誓约西行求法，有诏不许。诸人咸退，唯玄奘不屈。八月，玄奘“冒越宪章，私往天竺”，沿新疆北路，经中亚地区，“践流沙之浩浩，陟雪岭之巍巍”，历北印诸国，终于在贞观五年（631）十月抵达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玄奘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受学，兼学梵书，前后历时五年。玄奘完成学业后，于贞观十年（636）初，离开那烂陀寺，开始周游五印度，随处问学。玄奘从中印度那烂陀寺开始，先至东印，再转向南印，又折往西印，复归中印，于贞观十三年（639）又回到那烂陀寺。因与小乘辩论，遂寻其谬节，申大乘义而破之，名《制恶见论》。戒日王阅之，大为赞赏，为玄奘在曲女城举行论辩大会。贞观十五年（641）初，论辩大会开始，玄奘为论主，在会场门外悬挂《制恶见论》遍示一切人，十八日来竟无一人发论。于是众人为法师竞立美名，大乘众号之为“摩诃耶那提婆”（大乘天），小乘众称之为“木叉提婆”（解脱天），自此玄奘声震五印。贞观十五年（641）夏，玄奘自钵罗耶伽国出发，翻过大雪山，经新疆南路的疏勒、沮渠、于阗、楼兰等地，于贞观十九年（645）正月抵达长安。玄奘回国共带回梵文佛典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以及大量的佛舍利和佛像等，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唐太宗的大力支持下，玄奘先后在弘福寺、慈恩寺等处开建译场，主持译经，他“精厉晨昏，计时分业，虔虔不懈，专思法务”，十九年来共译出经、论七十四部，总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占唐代新译经、论的一半以上，相当于中国佛教史上另外三大译经家（鸠摩罗什、真谛、不空或义净）译经总数的一倍多。玄奘译经，忠于原典，立“五种不翻”，“一、秘密故，如陀罗尼；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三、此无故，如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木；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宋法云《翻译名义集》卷一），因此，玄奘所译的经文在文句上不作任何删节，在语句、结构、风格上非常接近梵文，内容较之前人更加完备，对后世译者影响极大。道宣称赞他说：“通言华、梵，妙达文筌，扬导国风，开悟邪正，莫高于奘矣。”（《续高僧传》）
玄奘之前，中、印之间虽有民间往来，但政府之间不通信使。至玄奘在印度，声畅五天，称颂华夏人物之盛，戒日王钦慕之下即派使节访问大唐，“是则天竺信命，自奘而通，宣述皇猷之所致也”（《续高僧传》）。从此，中、印两国政府首次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玄奘回国后，中、印之间的国书往来，皆由玄奘亲自翻译，“依彼西梵文词轻重，令彼读者尊崇东夏”。玄奘又将《老子》、《大乘起信论》译成梵文，流布五天，是以“法化之缘，东西互举”（同上），为中、印之间的政治、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玄奘是中国历史上独步千古的佛门大师。在佛教史上，玄奘常常被视为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的创始人。的确，玄奘无论是在汉地游学，还是万里求法，唯识学都是他研习的重中之重，尤其是他归国之后，糅合印度唯识十家之说译成《成唯识论》，使唯识学的理论体系得到极大提升，为中国法相唯识宗的创立奠定了佛法基础。但是，玄奘求学的目的是理解一个统一的全体佛法，从而消解佛教各宗派之间的理论冲突，为世人的修学提供一个圆融的佛教理论体系。据此，在那烂陀寺时，玄奘撰《会宗论》和会中观、瑜伽，批评师子光的偏执一端，“以为圣人立教，各随一意，不相违妨”。玄奘晚年用五年时间译出六百卷《大般若经》，堪为中国佛教史上的空谷绝响，任继愈先生将其置于《中华大藏经》之首。《慈恩传》反复叙述玄奘对《般若经》的偏爱，“至沙河间，逢诸恶鬼，奇状异类，绕人前后。虽念观音不得全去，即诵此《经》，发声皆散”；佛光王满月，玄奘特进“金字《般若心经》一卷并函”；贞观二十二年（648），玄奘委依梵本，重译《能断金刚般若经》，因为“《金刚般若经》一切诸佛之所从生，闻而不谤，功逾身命之施，非恒沙珍宝所及”，夷夏之人咸同爱敬。玄奘十九年来，“专精夙夜，无堕寸阴”，就是要通过其孜孜不倦的译经实践，为世人展示一个圆融无碍的全体佛法体系，他根本无意于创立宗派，也不屑于此，而中国法相唯识宗不过是其佛法知识体系上生长出的一朵奇葩而已。
唐太宗李世民撰《大唐三藏圣教序》，称赞玄奘“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颂其“截伪续真，开兹后学”，“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于东垂；圣教缺而复全，苍生罪而还福”，评价之高，千古无对。这篇文辞优美的《圣教序》颇费精力，以致太宗对驸马高履行说：“汝前请朕为汝父作碑，今气力不如昔，愿作功德，为法师作序。不能作碑，汝知之。”（《续高僧传》）但自永徽六年（655）起，玄奘被无辜卷入朝廷政争，其译经事业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诡谲的时局与繁重的译经工作耗尽了玄奘的生命，在译完皇皇巨著《大般若经》后不久，玄奘圆寂于长安玉华宫，世寿六十三，时麟德元年（664）二月五日。高宗闻之哀恸伤感，罢朝数日，哀叹道：“朕失国宝矣。”“朕国内失奘法师一人，可谓释众梁摧矣，四生无导矣。亦何异苦海方阔，舟楫遽沉；暗室犹昏，灯炬斯掩！”玄奘先葬于浐东白鹿原，总章二年（669）四月迁葬樊川北原。中宗李显即位后，追谥“大遍觉”。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刘轲撰《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两年后塔铭镌成。此时距玄奘圆寂已经一百七十五年了。唐末，墓地毁于战火，顶骨迁至终南山紫阁寺。北宋端拱元年（988），长干寺（后改名为“天禧寺”、“大报恩寺”）主持可政朝礼长安终南山时，在紫阁寺内发现玄奘大师顶骨，遂亲自背负至金陵，在长干寺东侧建塔安奉。1942年，侵华日军在南京大报恩寺三藏塔遗址处挖掘出玄奘顶骨石函，后被分成三份，两份安奉于南京、北京，其中一份带到了日本。由于玄奘的巨大声望，各地都想迎请供奉其顶骨，致使其顶骨一分再分。目前，玄奘顶骨舍利分别安奉于中国、日本、印度三国的九个地方（八所寺院和一所大学），供世人瞻仰供奉。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全书十卷，由玄奘的弟子慧立和彦悰共同撰写。第一卷记载了玄奘的家世、幼年事迹、出家、受戒、游学经历，以及从长安出发，经秦州、凉州、瓜州、玉门关、五烽、莫贺延碛、伊吾到达高昌的行程。第二卷至第五卷记载玄奘游历中亚、印度以及回国的经过。这部分内容通过叙述玄奘的行历，详细记载了其沿途所闻所见诸多国家、地区和城邦的地理、历史、民族、语言、宗教、民俗等重要内容，为研究七世纪的中亚史和印度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重要资料，与《大唐西域记》互为经纬，堪称双璧。第六卷至第十卷记载玄奘回国后译经、弘法、社会交往等情况。这部分内容表文较多，与前五卷相比，少了些生动故事、异域风情与神异传说，因而也就好像少了些浪漫、激情与悲壮，趣味性大大降低，但若细细品味这五卷的内容，透过玄奘与大唐帝王的人情往来，体会玄奘智慧之卓越、才华之横溢、译经之艰辛、弘法之艰难以及初唐政治的风起云涌，自是别有一番风景。
《慈恩传》的史学价值自是无需赘言。从文学角度来看，本书力图塑造千古一人的圣僧形象，创造性地运用语言描写、心理描写、环境描写、人物烘托、圣迹传说和民间故事等各种虚实相即的写作手法，有意无意地发展了传记文学的写人艺术，不仅极大推动了人物传记文学的发展，而且极大促进了唐代传奇小说的产生和发展，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例如，玄奘出家时言及自己的志愿，“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在被高昌王强留时，玄奘决然表志，“只可骨被王留，识神未必留也”。又如，玄奘离开第四烽，进入莫贺延碛时：“行百余里，失道，觅野马泉不得。下水欲饮，袋重，失手覆之，千里行资一朝斯罄。又失路盘回，不知所趣，乃欲东归还第四烽。行十余里，自念：我先发愿，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今何故来？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卷一）再如，西行至凌山时，“其山险峭，峻极于天。自开辟以来，冰雪所聚，积而为凌，春夏不解，凝冱汗漫，与云连属，仰之皑然，莫睹其际。其凌峰摧落横路侧者，或高百尺，或广数丈，由是蹊径崎岖，登陟艰阻。加以风雪杂飞，虽复履重裘，不免寒战。将欲眠食，复无燥处可停，唯知悬釜而炊，席冰而寝。七日之后，方始出山，徒侣之中
冻死者，十有三四，牛马逾甚”（卷三）。如是种种，勾勒出玄奘不惧艰险、不畏强权、舍身求法的高僧形象。
《慈恩传》的作者慧立和彦悰都是玄奘的弟子。自贞观十九年（645）玄奘首开译场，至麟德元年（664）玄奘示寂，慧立师事玄奘、参与译经工作长达十九年，因“睹三藏之学行，瞩三藏之形仪，钻之仰之，弥坚弥远。因循撰其事，以贻终古”。在书稿完成后，他“虑遗诸美，遂藏之地府，代莫得闻”。临终前，命弟子将书稿取出，还没有取出来就去世了。后来不知何故，书稿流散各地，又经多年搜购才收齐全本。收齐全本后，慧立的门人请彦悰作序并加以完善，于是彦悰“错综本文，笺为十卷”，并作序说明，即是现在的这部《慈恩传》。是年为垂拱四年（688），距玄奘去世已经二十四年了。
慧立将《慈恩传》藏于地府的原因，自然不是担心“虑遗诸美”，而是因为书中的内容触犯了皇家的禁忌。例如，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宗论三教优劣、永徽六年（655）的吕才事件、显庆元年（656）武后难月祈福和佛光王剃度以及显庆二年（657）随驾东都时发生的种种事情，无不触犯皇家敏感而脆弱的忌讳。永徽六年，羽翼渐丰的高宗与关陇贵族集团发生抵牾，借助“废王立武”重振皇权，打击前朝重臣。玄奘无辜受到牵连，此后他受到高宗的严格管控，其译经事业亦大受影响。
在玄奘回国之初，唐太宗评价其“词论典雅，风节贞峻，非惟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远”。从现存的表文来看，玄奘具有极高的文学素养，太宗的评价并非过誉。但玄奘似乎并不留心于撰写华美的辞章，甚至也不重视自己的佛学论文，就连使他誉满五印的《制恶见论》也没有翻译。他毕生的宏愿是译介一个圆满的佛法体系，他的才华和精力都献给了译经事业。然而，译经不是华美辞藻的铺陈，不是下笔千言、一挥而就的个性张扬，而是一字一校、一句一勘的严谨工作。在玄奘译场中，有译主、证义、证文、度语、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监护大使等十一个职务。困顿的局面使玄奘在很长一段时间只能偶翻小经，大型翻译工作一度暂停，这使玄奘非常痛苦。
玄奘也具有极高的政治智慧。例如，隋末天下大乱，他对二哥说：“此虽父母之邑，而丧乱若兹，岂可守而死也！今闻唐主驱晋阳之众，已据有长安，天下依归如适父母，愿与兄投也。”在高昌，玄奘敢于以死抗争麹文泰对他的留难，不仅在于其西行求法的坚定决心，亦在于其对高昌及高昌王的政治考量（卷一）。玄奘回国后，太宗以法师学识渊博，屡次劝其归俗，共谋朝政，玄奘都予以婉辞。太宗不仅不生气，并许诺“助师弘道”（卷六）。可见其才兼内外，洞察时务，自非隐居深山之流。然而，再高明的智慧也难以改变一个人的执见。永徽六年（655）之后，玄奘始终无法摆脱高宗对其译经事业的干扰，尽管他已经忍辱到了“谄媚”的地步，因此他屡次上表请求归隐以抗争专制皇权的压制。在玄奘晚年困顿境遇的背后，是近乎变态的帝王心理，是皇权对他深深的敬仰、无奈、恐惧和不安。大唐盛世已经快容不下一个专心译经的和尚了。玄奘生时，凭借其伟大的人格魅力尚能勉强维持译场，等到他刚一去世，高宗旋即解散了译场，封存了剩余的梵本。
玄奘逝后，既无塔铭，也无谥号，不久又令改葬，实属罕见。慧立幽怨地说：“昔钟玦既至，魏文奉赋以赞扬；神雀斯呈，贾逵献颂而论异。在禽物之微贱，古人犹且咏歌，况法师不朽之神功，栋梁之大业，岂可缄默于明时而无称述者也。”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或许，这才是他创作《慈恩传》的原动力。
《慈恩传》具有浓厚的悲情意识。玄奘幼年失去双亲，少年时代又适逢战乱，及往游西域，官府追捕、大漠流沙、冰山耸峙、国王之难、盗寇蜂起，可谓九死一生，历尽磨难。回到祖国后，不幸又遭遇时变，年未迟暮，而无常奄及，经、论未译者过半。真可谓步步艰难。人生宛如炼狱，而勇者在烈火中永生。《慈恩传》的悲情意识在于升华这种苦难。幼年及西行的种种苦难以求得佛法而得以升华，晚年的困顿艰辛以新译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佛经得以升华，逝后的不公平待遇以种种神迹以及万世尊仰得以升华。玄奘这种为追求真理而坚忍不拔、永不屈服的自由意志与崇高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高贵品格，是中华民族的铁骨脊梁。我很庆幸有机会能仔细拜阅，悉心译注这部《慈恩传》，使我思接千载，与玄奘大师同行，体味他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领略他询求正教的无畏精神，同喜同悲，同忧同难，仿若亲历亲见，真是人生乐事啊。所谓文以载道，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译注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是中华书局“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之一。本书选择孙毓棠、谢方两位先生点校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为底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该书以吕澂校勘的支那内学院本为底本，校以日本京都研究所刊印的《高丽本》和南宋《碛砂藏》本，是目前通行的本子），参酌诸本，勘定原文，进行标点、注译。在注释方面，参考任继愈《佛教大辞典》、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杨廷福《玄奘年谱》等先贤时哲的研究成果以及各种文献资料，对书中重要的佛教术语、人物、地名以及难以理解的字词进行注释，但对于不重要人物原则上不作注释，敬请根据上下文理解。译文以直译为主，力求通达顺畅，个别难以直译之处则予以意译。
需要说明的是，在《慈恩传》中有不少相互矛盾之处，并因此引发了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激烈争论。例如，武德五年（622），玄奘在成都受具足戒；而同卷又说“贞观三年（629）秋八月，……时年二十六也”。玄奘在于阗给太宗上表说：“遂以贞观三年四月，冒越宪章，私往天竺。”玄奘在翻译《大般若经》时，曾对译经僧说：“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如此等等，皆不作改动，仅作注释说明。为使全书有一条贯穿始终的时间线，本书在前言和题解中权且采取玄奘出生于仁寿二年（602）和西行首途于贞观元年（627）的说法，特此说明。此外，《慈恩传》成书时间晚于道宣的《玄奘传》，作者似乎在有意回避一些重大问题。例如，道宣《玄奘传》言及玄奘“少罹穷酷”，翻译《老子》、《起信》为梵文等，《慈恩传》皆未曾提及，未知何故，故附录于后，以供参考。
由于学力和时间所限，点校、注译不妥之处，敬祈读者不吝指正，谨谢！
高永旺
二〇一七年七月
于南京仙林月清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