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父亲钱均夫

第一章 父亲钱均夫

钱学森去世之后,钱均夫以其父亲的角色逐渐为公众所熟知,但公众对他的具体生平事迹又多语焉不详。其实,钱均夫的人生履历足够丰富、多彩和传奇。通过梳理史料,我们不仅能够了解他的生平经历和教育贡献,而且还能从中理解钱学森为何会将父亲列为影响自己人生的第一位老师。

吴越钱氏之后

1882年12月26日(光绪八年十一月十七日),钱均夫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府仁和县的城东街钱家老宅。钱均夫家世可以追溯至吴越国王钱镠(公元852—932),钱均夫是其第三十二世孙。吴越钱氏家族源远流长,自钱镠建立吴越国后繁衍不息。钱均夫祖父钱继祖,世居仁和县城东街,经营丝行,家境富有。钱继祖育有四子:长子钱承镕、次子钱承镃、三子钱承铎,四子过继给钱继祖夫人卢家,改姓卢。

钱承镃育有两子:长子钱家润,字泽夫;次子钱家治,字均夫,后以字行。钱家润之子钱学榘曾求学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后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资格,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留学,是美国航空界的知名专家。钱学榘与李懿颖夫妇育有三子,长子钱永佑为美国科学院院士,次子钱永乐是计算机专家,幼子钱永健是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均夫和章兰娟婚后不久育有一子,不幸夭折;此后又育有一子,即钱学森。由此可见钱承镃家族的勃兴。

图1-1 钱均夫家族图谱

接受传统与现代双重教育

钱均夫出生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即中国社会由传统至现代的过渡阶段,因而他的人生经历被打上深刻的时代烙印,集中体现在接受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的双重影响上。

中国传统社会阶层有“士农工商”的划分,钱继祖致富后同样希望子嗣能够学而优则仕。于是,他将丝行交由大伙(即经理)管理,自己则全身心地培养儿子读书。未料,大伙在管理中渔利,谋得万贯家产;钱家丝行因此破产,家道衰落,仅能维持一般生活。

钱均夫出生时,其家庭经济状况已大不如从前,但父亲钱承镃仍支持他读书。他1888年六岁时被送到蒙馆读书,开始学习《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等启蒙读物。1895年因无力支付私塾学费,钱均夫便转到不收学费的正蒙义塾读书。1898年他离开杭州,在亲友的资助下前往上海王氏育才书塾(现上海南洋中学前身)求学。

1899年钱均夫考入浙江求是书院(现浙江大学前身),其间他经常与同学讨论如何救国的问题,并参与创办《杭州白话报》以推广白话文。他逐渐意识到教育与民族复兴、国家存亡之间的关联,并树立起“教育救国”之志。1901年求是书院做出决定,由“抚院给资”,派遣钱均夫等人前往日本“分习专门”。(1)

1902年9月,钱均夫以浙江官费生资格东渡日本留学,同批赴日留学者还有周承菼、施雨若、韩强士、章馥亭、韩叔陶、沈芑舫、许寿裳、寿昌田。(2)他们抵达日本后均进入东京宏文学院普通科,被编为浙江班。此前,稍早抵日的周树人(即鲁迅)虽为绍兴籍,但因以江南官费资格派出,故编为江南班。此间,钱均夫与周树人相识、相交,且日后成为挚友。

宏文学院是一所语言学校,学制三年,若提前完成课程也可提前毕业。1902年9月至1904年3月,钱均夫修完规定课程后提前毕业,并于同年7月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现日本筑波大学前身),以期他日教育救国。该校是一所以专门培养师范生为目的的现代化大学。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分为四个学部,钱均夫在第二学部(地理历史部),学制四年,预科一年,本科三年,第四学年“在本校附属学校,从事实地授业”。(3)

钱均夫留学期间刻苦坚毅、广泛阅读,同时还经常参加留学生组织的各种社会活动,因而结识了同在日本留学的李叔同。此外,1907年钱均夫、许寿裳、周树人、周作人、龚宝铨和朱希祖等人还在东京组织过“同学振起社”。(4)另据钱均夫学生黄萍孙说,钱均夫留学日本期间还参加过同盟会。(5)当时,同在此校留学的还有许寿裳、经亨颐、陶孟和、杨昌济、陈衡恪、陈文哲、毛邦伟等人。他们经常聚集议论时政,针砭时弊,回国后大多数终生从事教育事业,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均有卓越贡献。

图1-2 钱均夫留学日本时的留影

每年春季是日本高等学校的毕业季。1908年春,钱均夫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顺利毕业。毕业后,他认为纸上得来终觉浅,于是计划用半年时间考察日本教育现状。同时毕业的许寿裳因准备留德需补习德语,故以35日元租下东京本乡西片町十番地吕字七号,邀请钱均夫、朱谋宣、周树人和周作人同住,均担房租。许寿裳还在门边电杆上写了一个“伍舍”的牌子,意为五人居住。“伍舍”期间有一件事情对他们产生过重要影响,即成为章太炎弟子。

1906年章太炎受孙中山邀请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担任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总编辑以及发行人。1908年章太炎借用东京大成中学教室讲授《说文》《庄子》《楚辞》等,在留学生中很有影响力。“伍舍”中的钱均夫、许寿裳、周树人和周作人都去听讲,后因学校课程与讲课时间冲突,他们便与章太炎女婿龚未生商量,希望周日上午能另设一班讲学。章太炎慨然应允,地点就定在牛込区二丁目八番地的《民报》社,即章太炎寓所。于是周日清晨,钱均夫、许寿裳、周树人和周作人结伴前往《民报》社听讲,此前在大成中学听讲的龚未生、钱玄同、朱希祖和朱宗莱四人也前来听讲。

《民报》社仅有八席大小,中央放置矮桌。章太炎坐在一面,八位学生三面围着听讲。讲课时,章太炎盘膝而坐。周作人说:“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地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6)师生在愉快的氛围中高谈阔论,章太炎对他们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许寿裳后来回忆说:

民元前四年(一九〇八),我始偕朱蓬仙(宗莱)、龚未生(宝铨)、朱逷先(希祖)、钱中季(夏,今更名玄同,名号一致)、周豫才(树人)、启明(作人)昆仲、钱均夫(家治),前往受业。每星期日清晨,步至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先师寓所,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先师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精力过人,逐字讲解,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以故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即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其《新方言》及《小学答问》二书,皆于此时著成,即其体大思精之《文始》,初稿亦权舆于此。(7)

正当钱均夫一面考察日本教育现状,一面聆听章太炎讲学之际,浙江因创办两级师范学堂派遣王廷扬前往日本考察学务,并与钱均夫、经亨颐、许寿裳、张邦华等浙籍学子洽谈办学事宜,同时邀请他们回浙江执教。钱均夫因此于1908年冬季结束了在日本七年的留学生活,回籍执教,实践其早年树立的教育救国思想。

教育救国思想的实践者

1909年初,钱钧夫前往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其间,他主要承担优级学堂的外国地理和外国历史两门课程,同时兼授论理(即现在的逻辑学)课程。不久,由于经亨颐辞去教务长一职,教务长便由钱均夫暂代,同时增加讲授教育理论和教育史两门课程。(8)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曾在王廷扬丁忧回籍后短暂代理监督(即校长)职务。(9)此外,他还要担任日籍教师的传译和协助编写讲义的工作。他在执教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期间,还在浙江高等学堂和浙江私立法政专门学堂兼职讲授心理学课程。当时,陈布雷在浙江高等学堂就读,成为钱均夫的学生。

钱均夫初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颇为繁忙。而且由于当时国内师范学堂还没有统一教材,教材一般都由教师根据课程内容编写。钱均夫执教期间广泛收集材料,先后编写了《名学》《地学通论》《外国地志》《西洋历史》等四本教材。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出国留学成为不少知识分子的选择,人数和规模不断扩大。与之相适应,清政府对归国留学生的考核与授职制度也不断完善,出台了相关章程。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冬钱均夫从日本回国后,参加了1909年(宣统元年)清政府学部组织的留学毕业生考试。其实,钱均夫回国后无意于功名,且无心从政。例如他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时,就曾与鲁迅等25人参与了著名的“木瓜之役”,反对守旧监督夏震武的颟顸。

1909年(宣统元年)清政府出台了留学生参加考试的办法,规定所有留学生必须到北京参加考试。无奈之下,包括钱均夫在内的383名留学生只能报名参加考试。钱均夫的考试成绩被列为“优等”,并“着赏给文科举人”。随后,钱均夫又于1910年4月再次前往北京参加“廷试”,考试成绩为七十分,被列为二等。经过廷试后,钱均夫被“着以内阁中书补用”。内阁中书官阶从七品,主要掌管撰拟、记载、翻译和缮写等,经过一定年限后可升同知、直隶州知州,也有保送军机处任章京的。但他并未留京谋职,而是回到浙江担任学务公所普通科副科长,直至1911年6月改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

图1-3 1910年1月10日参加“木瓜之役”的25名教员在杭州湖州会馆合影(前排左起:丁存中、朱希祖、章嵚、夏铸、王葆初、朱宗侣、张宗祥、周树人、余冠澄、张宗绪。后排左起:胡濬济、钱均夫、沈灏、陈树基、张孝曾、杨乃康、关鹏九、范琦、冯祖荀、张邦华、许寿裳、吴敖、许秉坤、陈景鎏、刘川)

1914年1月4日,北京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向大总统袁世凯呈请任命一批教育部官员:

许士熊为秘书,钱家治、张宗祥、王孝缉、汪森宝、王家驹、白振民、齐宗颐为视学,范鸿泰为佥事。(10)

钱家治即钱均夫,他接到任命后便只身北上,前往教育部任职视学。钱均夫任职后,由于恪守职责、坚持操行,于1915年7月23日被大总统策令“授为上士”(11),1917年3月12日又受到国务院总理和教育总长“进叙四等”的嘉奖。1917年10月3日,教育总长范源廉签署任命令:

委任视学钱家治为本部普通教育司第三科科长。(12)

钱均夫担任科长后仍兼任视学,但只参与临时视察。担任科长期间,钱均夫还积极参与并推动国语运动的发展。国语运动旨在推动全国语言的统一,主张“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即建立全国统一的官话。1918年教育部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钱均夫是创始会员。1920年教育部颁布《国语讲习所章程》,决定成立隶属于教育部的国语讲习所,“以养成国语教员为宗旨”。(13)随后,钱均夫被任命为国语讲习所副所长,具体负责讲习所的日常工作。其间,他先后聘请蔡元培、胡适、黎锦煕、汪怡、王璞、钱玄同等前来授课,培养了大批国语教师,对国语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包括教育部在内的中央机关迁往南京。翌年,钱均夫由教育部次长马寅初聘任为普通教育司一等科员。1928年至1929年钱学森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中三年级,正值准备考大学之际。钱均夫考虑到搬家和转学对钱学森有影响,便只身前往南京任职,仍将钱学森留在北京,由妻子章兰娟照顾。钱均夫在南京任职未及一年,于1929年由浙江省教育厅召回,担任教育厅督学。钱学森同年考入交通大学,是年秋钱家举家南下,回到杭州居住、工作和生活。

1931年3月6日,经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难先提请国民政府颁布命令,任命钱均夫为浙江省教育厅秘书。教育厅秘书既要“核阅来文”“撰拟及保管机要文稿”和“复核各科文稿”,同时还要主持“厅务会议”。这是因为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陈布雷因担任教育部次长,常年在南京履职,所以教育厅各项厅务便由钱均夫代理。钱均夫代理教育厅厅长之后,为家乡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包括加强学校教育、提升教师薪酬、发展社教事业、举办体育赛事、发扬传统文化等。

辞职后的寓居生活

1934年对钱均夫来说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但又有些悲伤的年份。钱家在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情,一喜一悲。喜的是钱学森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资格,悲的是正当钱家沉浸在喜悦氛围之际,章兰娟突患伤寒病重,经医治无效后离开了人世。这对钱均夫和钱学森无疑是沉重的打击。钱均夫无法接受妻子去世的事实,很长时间内郁郁寡欢、茶饭不思,不久便患上严重胃疾。当时,钱学森正在杭州笕桥飞机制造厂参加清华大学安排的专业实习。得知母亲病危消息后,他潸然泪下,立即向清华大学请假回家,才得以见上母亲最后一面。

章兰娟去世时,钱均夫五十二岁,事业正当年。但自从患上胃疾后他便无法安心工作,于1934年12月22日辞去教育厅职务,此后一直静养于杭州方谷园2号的家中。1935年8月20日,钱学森在上海乘坐“杰克逊总统号”邮轮赴美留学。钱均夫前往上海送行,此后便只身一人在国内生活。其间,很多亲友劝其续弦,但都被他婉拒。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节,钱均夫逐渐从丧妻的悲伤情绪中走出来。此后,他虽然已辞去教育厅公职,但仍然热心参与地方文化和教育事业,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钱均夫本可在杭州安度余生,但不久之后发生的七七事变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经过长期蓄谋,1937年日本借口寻找失踪的日兵,进入宛平城搜查,伺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不久,日寇开始对杭州实施轰炸,并于11月5日登陆杭州湾,占领杭州。

当时,杭州有不少知识分子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日寇占领杭州后便决定组织这些人员管理市政秩序,并拟出了一份名单,钱均夫名列其中。当11月11日钱均夫听到名单中有自己的名字时,便前往杭州郊外的河上店镇避乱。因短期内无法回到杭州,且方谷园2号又被日寇空袭中投下的燃烧弹击中,家中物品毁于一旦,1938年2月,钱均夫决定离开杭州,前往上海避难。

钱均夫到上海后,借住在妻兄章乐山位于愚园路1032弄岐山村111号的家中,此地位于公共租界。这是一座三层单开间连体别墅,产权原归属章乐山,章因故变卖后仍以返租的形式居住在二楼。钱均夫到上海之初借住在二楼章家,他定期缴纳房租、饭费以及水电费,直到1943年11月租下一楼居住。一楼面积约为40平方米,被隔成一间客厅和两间卧室,以及厨房和卫生间。当时,钱学森正在美国留学,钱均夫的日常起居生活由干女儿钱月华照料。1947年钱学森回国探亲期间,曾在此居住过两个月左右。

总体而言,钱均夫在上海过着平和的寓居生活,即当时报刊中经常提及的“寓公”。平时,他总是身着长衫,留着三绺髯须。好友厉家福(字绥之)的晚辈回忆说,钱均夫给人留下“学养有素、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深刻印象。(14)他在上海期间,还经常以“显念居士”身份参加各种义捐活动,帮助贫弱群体。不仅如此,每当杭州钱氏家族中有生活困难者急需用钱时,钱均夫都会提供帮助,例如支付学费、生活费等。

1956年5月,钱均夫随钱学森前往北京生活。钱均夫前往北京前,已经由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批准并由周恩来签发聘任书,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于1951年,受聘者都是硕学之士、社会名流和专家学者,旨在“敬老崇文”,发挥他们的文史专长。

钱均夫在北京的晚年生活,无疑是快乐和欣慰的。钱学森、蒋英夫妇经常带着钱永刚、钱永真去看望他。而钱均夫曾在北京工作近十五年时间,不少老友此时都在北京安度晚年,他们经常走动,聊天叙旧。

1969年8月23日,钱均夫因胃出血医治无效去世,享年87岁。9月2日,中央文史研究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钱均夫举行告别会。钱均夫临终前,有落叶归根的想法。钱学森依其遗愿,将父亲安葬于杭州市茅家埠里鸡笼山,与母亲章兰娟合葬。1996年因西湖风景区改扩建的原因,经钱学森同意,钱均夫和章兰娟合葬墓迁至南山公墓。钱学森步入晚年后,他在自己卧室里摆放了两件经过装裱的物品,其中一件就是父亲钱均夫晚年拍摄的半身肖像。可见,这寄托了钱学森对父亲的无尽思念。

图1-4 1956年4月5日钱均夫文史研究馆馆员聘任书

图1-5 1961年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十周年纪念会邀请函


(1) 陈仲恕:《本校前身——求是书院成立之经过》,《国立浙江大学校刊》1947年廿周年校庆特刊。

(2) 《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癸卯三月调查)》,《浙江潮》1903年第3期。

(3) 湖北师范生:《学校制度》,东京秀英舍第一工厂印刷,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第80页。

(4) 葛能全:《钱三强年谱长编》,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5页。

(5) 黄萍孙:《我所知道的钱学森及其父亲》,《浙江日报》1987年10月31日第3版。

(6)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第216页。

(7) 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制言半月刊》1936年第25期。

(8) 《钱均夫致姜丹书函(1960年9月4日)》,原件存姜丹书之子姜书凯处。

(9) 郑晓沧:《浙江两级师范和第一师范校史志要》,《杭州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

(10) 《命令·一月四日大总统命令》,《申报》1914年1月6日第2版。

(11) 《命令·补录二十三日大总统策令》,《申报》1915年7月26日第2版。

(12) 《教育部委任令第四六号》,《政府公报》1917年10月6日第619号,第10页。

(13) 《国语讲习所章程》,《教育公报》1920年4月20日第7年第4期。

(14) 厉声教:《听父辈谈钱均夫钱学森父子逸事》,《钟山风雨》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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