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的命运，在争议中绽放奇葩
【编者按】当下文学，究竟是死了还是更好地活着？当代作家，究竟是在作秀还是在更好地创作？对于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本人，究竟什么才是能够真正打动他的题材事件？11月8日下午，两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五届全国报告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杂志主编何建明做客文化论坛，就近期文学界备受瞩目的问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和网友分享他的创作经历以及对当下文坛的感悟。
当下文学：死了，还是更好地活着
主持人：文学在今天是死了还是更好地活着，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话题。臧克家的诗：“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就文学对现实的意义而言，是式微了，确实如同“冬眠”了。过去文学是人们的精神家园，现在好像只成为茶余饭后的小品。但文学的意义对人类而言，是无可替代的。那么今天我们如何来发展文学呢？请何主编谈谈。
何建明：自古以来，我们一直把文学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来看待。随着社会向着市场经济发展和世界全球化的进程，文化自身的力量与经济社会相比较显得比较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在整个社会当中的作用降低了，而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汹涌潮势弱化了文化自身的影响力，所以，我们今天要重新审视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中国的文学不管在任何时候都起着一个与当时社会紧密结合的、相互作用的功能。今天的社会发展如此之快，而文化显得步伐比较慢，这里面有很多因素，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我们作家自身还适应不了这个社会的快速发展，无论是精神上的准备、心灵上的准备和生活上的准备，包括创作上的准备都跟不上这个时代的发展步伐。因此，文学在体现社会价值上显得是那样的不够、那样的脆弱、那样的边缘。如何来发展文学？无非是我们要克服这些东西，增强作家参与社会、了解社会、感悟社会的能力，从而写出优秀的作品，来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重新回归文学作为社会精神家园的地位。
网友阿信2：何建明你好，请问你对现在的文学作品有何看法？
何建明：最近在网上，大家对“当下的文学到底是死了还是更加鲜活了”讨论比较多。我想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近五年来，我们中国的当代文学发展还是非常繁荣的，有几个数字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我们的作家队伍人数多了，参与写作的人多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总共是7690人，省、市、地区作家协会会员在4万人左右，还有自由写作者至少20万人，这三部分组成了当代作家强大的队伍。在这五年当中，中国作家协会吸收新的会员是1161人，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作家。可以看出，文学比以往任何时候发展得都繁荣。第二，这几年当中，我们出了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品，比如《历史的天空》《张居正》《无字》《兄弟》《狼图腾》《藏獒》等，还有不少优秀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我们的长篇小说每年出版1000多部，这个数量在新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从这两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当代的文学还是一派非常繁荣的景象。再一个就是这些文学作品通过影视、戏剧的改编，它的传播面更广了。老百姓不光可以阅读文字作品，而且可以通过影视、音频、网络来了解，这种传播面使文学让普通人更易接受和接近，所以它的影响力也广阔了。
当然，严格意义上讲，现在的中国作家队伍很大，出版的作品数量也很多，但是能够传世的作品、能够让所有人都感到叫好的作品目前还是比较少，特别是中国的文学与社会发展的步伐、人们的期待还有很大的差距，影响社会和心灵的作品比较少。
另一部分就是比较媚俗的、低下的作品还有不少，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文学对社会的价值。
网友黄牛2222：何老师，现在有人说中国文学死了，作为一个作家，同时您还主办着文学刊物《中国作家》，目前而言你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您是不是也能感受到中国文学面临着死亡的局面？如何突破？
何建明：作为一个杂志的主编，我感到困惑的是我经常看不到我所期待的好作品，同时，我也感到市场经济对纯文学刊物的压力。另一点，是我们编辑队伍严重缺乏后备力量。这是我感到最大的困难。但是，我并没有感觉中国文学面临着死亡。因为，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作家，我们都在用自己的热情、激情经营着创作。我们还有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作家，包括自由撰稿人，他们的那种写作的热情和闪烁的灵气，常常让我感动，是他们影响着当代文学，并将推动中国的文学向未来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
作为当代的作家，我认为想突破这种局面，突破文学面临的困境，首先要自我认识、自我解剖。我认为，一个作家应该有大气，这个大气体现在作家的心灵崇高和人格崇高上，有这样的崇高才有大作品的产生。二是要有大情。这个大情是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包括对自己亲人和同事在内的感情，特别是在民族和国家及人民有危难的时候所体现的那种大情。平时我们要对弱者和弱势群体有感情，任何时候一个作家都要对弱者有怜悯之情，这是考验作家能不能写出真情作品的基本要质。再有就是要讲大义，义是一个作家如何做人的问题，人要讲义，这是一个道德范畴的概念，任何人都要懂得你在社会上获得的生存机遇和环境给你的帮助与促进。尤其是今天的作家，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要学会对这个社会的感恩，对人民的感恩，因为国家给了我们各方面的物质与精神上的优厚条件，所有的人都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中获得了巨大的益处，这为我们创作和生活提供了巨大的物质与精神的帮助。
一个人的感恩十分重要，这也是考量作家是否具有人的基本素质的因素。所以我认为中国的作家要体现出大气、大情、大义的人格力量。有了这种人格力量，才可能出现伟大的作品、伟大的作家。
网友布拉尼顽石：您认为中国文学“死而复生”的关键是什么？
何建明：我以为作家的精神和灵魂的“死而复生”是关键。当代作家的精神和灵魂的不够健康和不够完美是造成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出现有人认为的“死亡”状态的原因。因此，中国文学的“死而复生”必须有作家精神与灵魂的“复生”才可能实现。
当代作家：尴尬，还是在变化中坚持
网友孤松：新加坡《联合早报》11月13日曾载文称，当下中国文学面临极为明显的无奈事实，而其根本还是应追究到中国作家在社会里面的生存及待遇。比如著名作家洪峰为2000元工资被单位停发而沿街乞讨抗议一事，你如何看？再有，国家给作家补贴，原是好事，但光依靠这，甚至把这当作一种他应得的权利，应不应该？请何主编谈谈。
何建明：我注意到最近出现了一个“洪峰事件”，我是这么看，这本身有作家的问题，也有这个单位的问题，合起来是一个体制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地的作家协会有一部分人是专业作家，他们拿着国家发的钱，拿着单位工资，有单位分的房子，这部分人属于体制内的作家。应该说，这样的作家、这样的体制曾经为新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良好作用，特别是新中国前30、40年出现的一大批优秀作家都是在这样的体制下生活的，他们支撑着新中国的文学事业。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国家的体制在转型，作家的生活和生存的方式也在变化，今天的作家有一部分依然是在体制之下，而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作家，他们是在体制之外，这两部分人的生活环境、创作心态、创作目的都不同。
我觉得一个作家的作品，与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待遇有一定的关系，但绝对不能以此当作唯一的标准。在中外优秀作家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种现象，一个生活在非常艰难、困苦环境下的作家，他可能写出伟大的作品，高尔基写《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中国的好多作家，他们写出名篇名作的时候，其生活和待遇是非常困苦的，有的甚至是在监狱里，但是他们的作品成为传世之作。相反，我们今天好多体制内的，甚至是体制外的好多写作者，生活条件非常优越，吃、住什么都不缺，稿费拿得也很高，但是没有写出好作品，连自己也不满意。这说明什么问题？作家的生活和待遇并不是创作好作品的决定因素。
当然，今天是一个物质高度繁荣、发展的社会，作家作为一个社会人，应当获得必要的生存环境和生活待遇，尤其是体制内的一些作家，他们应当保留作为一个单位工作人员的基本待遇和生活条件，这是必需的。这为他们安心创作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和生活上的帮助，有利于创作更好的作品出来。
我不是特别赞成洪峰与单位相对立的做法，他们彼此应该相互做检讨。
网友墨白：很想知道，您对现在的文联/作协怎么看？你觉得他们还有实际的作用吗？
何建明：中国的文联和作家协会是在党的领导下联系文学艺术家的桥梁和纽带，它在新中国文学艺术事业当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因此，我认为它的存在是历史的、客观的和必要的。昨天有它的作用，今天仍然有它的积极作用，我想明天也应该继续有它的作用。当然，一个文学艺术家和作家，他的存在与成长主要靠他自身的努力和发展，如果参与文联和作协的相关工作和联系，我想只有好处，没有什么大的坏处。拒绝文联和作协，我认为并不是一件很理智的事情。当然，今天的写作者很大一部分是自由职业者，他们完全可以远离文联和作协，成为独立的一个写作群体，这样的心态和创作的状态，我以为值得肯定。所以，我觉得入作家协会、入文联是好的，不入作协和文联也并不一定是不好的。
网友主持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把握方向、繁荣创作是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与责任。但目前都市文学流行，私人化写作流行，却鲜见重大的现实题材的原创文艺作品诞生。您对当代作家的创作与现实较为分离的现象如何看？
何建明：不错，当代的文学作品确实存在都市化和私人化写作的倾向，这是有客观原因的。当代的主流作家，特别是一些我们公认的著名作家，他们生活的环境、写作的心态都与这个社会的主流状态有一定的差异，比如，包括王蒙在内的一些著名作家，在20世纪50、60年代写的作品几乎都是他们生活岗位上的那种对社会的感悟和人生的经历，但是，今天这样的作家没有一个是真正生活在与这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有直接相关的岗位上。我们的作家很难感受到一个经济管理者、一个科学工作者、一个政治家的生活环境和内心的真实情感。所以，作家笔下的现实人物要么是苍白无力，社会的画卷也不能真正地表达准确，要么作家干脆远离这种现实的主流生活，去写那些自己个人生活圈内的事情。所以私人化写作是这样出来的。这说明了一点，我们大家关注的为什么当代作家写不出大作品，是有其客观的现实原因的。这是客观上的原因。
其主观因素也很大。今天的作家，特别是著名的作家，他们的生活、待遇都很好，他们并不为生存而苦恼，在他们的情感世界里，也已经与平民百姓，包括这个时代的情感有一定的距离。这种情感上的距离，影响了他们热情地参与社会主流生活，影响了他们对当下民众的关注，因此，很难依靠这样的作家写出符合这个社会的当代生活画卷的伟大作品来。
网友幸福在路上：现在社会上对作家的评价不是很高，您认为是什么原因？作家应该是人类的灵魂工程师，这个“工程师”在当今应该怎样当？
何建明：正如上面我已经说过的，当代的优秀作家，他们曾经写过我们难忘的作品，但是当下几年或者近十几年来没有出现人们满意的作品，是因为他们对现实生活的积累越来越少，自身创作的原材料越来越枯竭，那种激情、那种深刻的思考、那种对文体追求的执着慢慢地在弱化，已经到了连他们自身都不满意的地步。这种状态下，怎么可能出现我们需要的伟大作品呢？怎么可能出现巴金、茅盾这样的伟大作家呢？这也许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悲哀。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出不了优秀的伟大作品，我仍然相信，中国的作家当中，应该有比巴金、茅盾更伟大的作家产生，但恐怕不是近期的五年、十年之内就有的，我了解当代的文坛情况和作家的实力，我期待那些刚刚走上文坛，或者刚刚有一定影响的作家，因为我认为我们已经熟识的这些作家，很难期待他们有超越他们以前的作品产生，我指的是小说家，我倒是更期待那些刚刚走上文坛，并逐步走向成熟的作家当中出现大作品、大作家。
个人创作：为最普通的人所感动
月色怡人：何老师，我很想知道，如果放弃所有的奖项、专家的注意以及世人的目光，单从您的喜好出发，您会愿意写什么样的文字？
何建明：老实说，作为一名文学写作者，从初学者到成熟期或者是所谓的著名作家，这几个过程当中，我经历了期待作家的承认、期待获得文学大奖，但是当这些过程都走过以后，我已经把专家的承认和文学大奖看得很淡很淡，我只想写那些普通读者，哪怕是一个民工，哪怕是一个出租车司机，还有我们高层的国家领导人和我们的政治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他们爱看的作品，这是我写作的最主要的动力。
网友夏天的雪22：请谈谈您的新作《为了弱者的尊严》，这部作品在市面上看到了，影响很大，它对当前建设和谐社会有什么现实意义？
何建明：谢谢你关注我的创作。不错，最近我写了一部《根本利益》的姐妹篇《为了弱者的尊严》，刚在社会上产生一些影响。这部作品反映的是一个干部很好地解决了那些本该很好解决的却拖了十年八年的老大难的问题，这里边的故事很多让人寻味，因为这些事情是我们经常碰到的，比如说一个百姓为了自己家的房产证，一个农民工为了自己的一份工资，一个城市职工为了一次车祸补偿，这样的平常事本来是很好解决的，但是，一些官僚主义者、一些对百姓感情淡漠的公务员的行为，导致了这些社会中弱者的无奈与奋抗，有的甚至与政府出现了非常对立的行为。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我们社会中存在着一些不良的行为和作风，这对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极为不利。我们这个社会还有绝对贫困人口2300万，有两亿左右的农民工，有3000多万残疾人，还有更多的心理上、物质上、情感上需要帮助的人群，这些人是我们社会的弱势群体，关注他们的生存权、发展权和话语权，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性质所决定的，但是他们很难获得这样的权利，因此要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关注这一群体。
我的这部作品讲的就是要尊重这些人的基本尊严，包括人格的尊严。这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我期待这部作品能够获得读者更多的关注。
主持人：有人说文学与影视联姻，是文学的堕落和媚俗，会毁掉纯文学。石钟山就对其作品《男人的天堂》改编成电视剧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发文质疑：电视剧是怎样毁掉小说的？您如何看文学与影视的联姻问题？
何建明：文学与影视联姻，我不能赞成说它是文学的堕落与媚俗，会毁掉纯文学。应该这么说，如果说影视创作能在创作过程当中很好地把握原创作品的基本精神，又加上影视传媒或者特殊传媒的作用，这样的文学与影视的结合是非常好的。莫言的《红高粱》，通过与张艺谋电影的合作所产生的作用远远超过了文学本身的作用，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今天很多著名的作家，特别是小说家，是靠着影视作品才真正被社会了解的，忽视了这一点，是不客观的。因此，文学与影视的结合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堕落与媚俗。同样应当指出，有一些作品在影视联姻过程当中太粗糙、太随意，造成了文学的掉价，这种现象是需要严重关注的。
至于个别的例证，如石钟山的《男人的天堂》改编电视剧以后引起强烈不满，那他应该对《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到太多的满意了吧。
（发表于人民网文化频道2006年11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