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关于文学思潮史的写法
一
文学思潮史与一般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史等一样，属于广义的文学史的一种类型。所有文学史研究的根本宗旨，都在于展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至整个人类文学发展的真实面貌和历史过程，揭示人类心灵的基本构成及其变迁轨迹。文学史本质上就是心灵史，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不同类型的文学史，在展现文学发展的真实面貌和历史过程、揭示人类心灵的基本构成及其变迁轨迹方面，角度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一般的文学史，其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完整地展现文学发展的真实面貌，因此它关注的重点，应该是作为文学史之主体的作家和作品，包括作家的生平经历、创作过程，以及文体、题材、主题、风格、表达技巧等。
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主要任务，是揭示人们对重要文学理论问题的思考及种种文学观念发生和变迁的历程，因此它必须在文学领域中，侧重向内部、向深处推进，挖掘、提炼和分析人们对重要文学理论问题的思考，关注的重点是人们的种种文学观念。文学思潮史，顾名思义，其主要功能应该是展现文学发展的整体运动过程，因此它应立足于文学史的基本内容即作家和作品，结合文学理论与批评，侧重向文学的外部，即人们的文学活动、文学风尚以及文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拓展和延伸，重点关注的应该是人们的文学活动和文学风尚。
当然，这种区分是相对的。几种不同类型的文学史之间，涉及的内容有所交叉，但它们的大致分野总体上是清楚的。一般的文学史研究，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应该是文学史研究的主体。但文学理论批评史、文学思潮史等，也是必要和有益的补充。它们从不同的维度，对文学发展的历史进行观察和分析，综合起来，即可帮助人们对文学史的内部结构、整体面貌和历史过程获得更全面、深入、准确的认识。
单就文学思潮史本身而言，既以此命名，就必须遵循文学思潮史研究的一般原则，但又不能套用一个固定的模式，因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甚至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思潮发展演变的具体情形都是不一样的。文学思潮史的演进有时主要体现为历时性的不同环节的兴衰嬗替，有时则主要体现为共时性的多个文学组团的相互冲突对立和渗透交融，更多的时候是这两种情形同时存在，纵向的嬗替演变与横向的相互影响缠绕在一起。就文学的内部因素与外在社会环境的作用而言，有时是内部某种因素如重要作家、文体、主题、题材、表达技巧的变化带来整个文学系统的变化，有时则是外部环境的某个方面如政治、经济、军事、学术、宗教、技术的变化造成了文学领域内的连锁反应。文学思潮的重大转变，有时集中体现为重要文学社团及其文学主张的出现，有时又集中体现为重要文体或代表性作品的问世，有时还体现为某种与文学有关的重大标志性事件的发生。
在影响文学思潮发展变化的诸多外部因素中，从长远的角度看，经济因素无疑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其他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尤其是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内，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往往并不显著，社会环境中的政治、军事、科技、学术、宗教等方面的变化，都有可能对文学思潮的发展变化起到决定性作用，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时一再强调的“平行四边形原理”[1]。我们在考察文学思潮发展变化的外部社会历史条件时，就不必遵循一种固定的模式，按照某种固定的顺序，始终将经济因素放在首要位置，然后面面俱到。因为这样做不仅使文学思潮史千篇一律，而且真正最重要的因素往往遭到遮蔽。我们应该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内，哪种因素起了最直接、最重要的作用，就把哪种因素放在首要位置加以考察和陈述。总之，我们必须根据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选择有利的观察角度，设置合理的理论框架，采取相应的叙述策略。
二
如上所述，注重对文学活动的考察，是文学思潮史研究的一个特点。所谓文学活动，主要指文学家的文学活动，同时也指社会上的文学生活现象。文学家的文学活动，包括文学家提出各种文学理论主张、进行创作实践、相互交流、探讨和批评等等，集中体现为种种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现象，因此文学思潮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各种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形成、演化和嬗替的历史。丹麦学者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是文学思潮史研究的经典著作，他在序言中即表明：“在如今这部著作里，我的意图是，由研究欧洲文学某一些主要的集团和运动，探寻出十九世纪前半期的一种心理学的轮廓。”该书即以探寻法国流亡者文学、德国浪漫派、法国文学的反动、英国的自然主义、德国的浪漫派、青年德意志六个主要文学流派的兴衰、嬗替和相互影响、渗透，作为考察十九世纪欧洲文学思潮的主线，他认为这些文学流派“是完全具有戏曲性质的形式的一个历史运动。成为我研究对象的六个个别的文学集团，完全等于一篇伟大戏曲的六幕”[2]。
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两个概念的内涵既有交叉也有区别。文学流派可能是文学家主动自觉形成的，也可能不是文学家主动自觉形成的，而是后代文学评论家经过研究总结追认命名的；文学社团则是文学家们在世时主动自觉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可能具有明确的文学主张，也可能只是在文学创作的文体、题材、主题、艺术风格上相同或相近；一个文学社团有可能是因为社团成员之间有共同的文学主张，或在文学创作的文体、题材、主题、艺术风格上相同或相近而形成的，也有可能主要是仅仅因为他们之间具有地域、家族、科甲、官职、年龄等方面的联系而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可能由一个或几个文学社团构成，也可能没有文学社团支撑；一个或几个文学社团也许构成一个文学流派，也许不构成一个文学流派。因此有时候一个或几个文学社团等于一个文学流派，有时候则不相对应。既形成了比较严密的文学社团组织形式，又构成了一个文学流派的文学社团，才是具有较高水平的文学社团，它们是文学思潮史研究必须重点考察的对象。当然，对没有形成社团的文学流派，和不构成文学流派的文学社团，文学思潮史研究也要予以关注。
这里必须指出，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并不能包含所有文学活动。在任何时候，不属于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的文学活动都是存在的。但在比较成熟的文学形态中，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已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绝大部分文学活动都已汇入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之中，也就是说，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已经成为文学活动的主流。即使不属于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的文学活动，也往往会或直接或间接、或正面或反面地受到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即主流文学活动的影响。一般的文学史研究力求尽可能完整地展现文学发展的面貌，因此对一些存在于文学活动主流之外而又具有比较重要价值的文学现象，它也不应遗漏。而文学思潮史研究以考察文学发展的总体潮流为职志，因此它以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为主要关注对象就是合理的。
与以前各个朝代情形相比，明代文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众多。重要的文学流派就有明初吴中派、浙东派、台阁体、茶陵派、明中叶吴中派、前七子复古派、唐宋派、后七子复古派、公安派、竟陵派、云间派等。至于文学社团，则现在可考的就还有数百个之多。[3]明代文学特别是文人文学的发展历程，基本上就由一个接一个的文学流派的兴衰和嬗替构成。中国古代早期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家们总体上是分别进行文学活动，文学格局呈散点分布状态。因此各种文学史描述明以前各个朝代的文学发展过程，一般都以时代来划分，这表明当时的文学家之间，主要只存在时间上的外部联系，而没有其他更紧密的内在联系。近代以来的文学史在描述明以前各个朝代的文学时，也提出了一些文学流派的概念，如“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婉约词派”、“豪放词派”等，但这些都是由后人总结归纳出来的，当时的文学家都没有自觉的流派意识。明以前还有一些所谓文学流派，往往以一个代表人物的名字或郡望命名，如“江西诗派”，并不是说有一个江西的诗派，实际上“江西”就是指黄庭坚，所谓“江西诗派”就是指“黄庭坚一派”，即在一定程度上尊奉黄庭坚诗歌理论主张的那些诗人。直到明代的“茶陵派”，在一定程度上也还属于这种状况。所谓“茶陵派”，并不是说有一个非常紧密的文学团体。“茶陵”就是指李东阳，“茶陵派”就是指围绕在李东阳周围，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和追随他的文学家群体。严格地说，上述两类“派”，都还不完全是现代文学理论概念上的文学流派。人们用种种流派的概念来指称它们，主要是为了叙述的方便。至于后人因此把它们当成真正的文学流派来看待，则基本上属于以后律前造成的一种误会。
明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经济的发展，市镇的繁荣，交通的便利，教育和文化的普及，刻书业的发展和文学传播快捷等，都是促成这种流派纷呈、社团蜂起现象的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文学本身的发展带来文学理论观念的自觉。也就是说，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众多只是外在的表现，而文学理论观念的自觉才是内在的实质。明代的大多数文学流派，特别是前、后七子和云间三子复古派、公安派和竟陵派等，都是一群文学家们在具有相当明确且基本一致的文学主张的前提下形成的。这些文学家具有强烈的流派意识，具有高度自觉的文学观念，并在这种文学观念的指导下进行文学理论的思考和文学创作实践，因此已完全符合现代文学理论中文学流派的概念。可以说，只有到了明代，中国古代文学才出现了真正的文学流派，才达到了文学理论观念的充分自觉。而这一切，毫无疑问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已进入高度成熟阶段的标志。
由于明代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已成为文学活动的重要场域，文学家们提出种种文学主张，投入创作实践，相互交流、探讨与批评等，基本上都在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的框架下进行，众多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的兴起、蜕变、衔接和嬗替，已构成文学思潮演进的主体脉络，而整个社会上的文学生活现象，如文学作品的刊刻出版、广大读者的阅读风尚和批评取向等，一方面对文学家的文学活动产生反馈作用，一方面也受文学家文学活动的主导。因此考察明代各个文学流派和文学社团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冲突、相互激发、相互渗透、相互嬗替的关系，就成为考察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活动以至整个文学思潮史的重要角度。
三
文学思潮史研究力图沟通文学与其外部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对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作出整体性描述，文学发展的外部社会环境以及它与文学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成为文学思潮史研究必须予以特别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领域。一般的文学史以及文学理论批评史，也都要考察文学或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外部社会环境及其对文学或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但一般仅仅把它们当作文学或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背景予以勾勒。文学思潮史的研究与此有所不同，直接影响文学发展的外部社会环境因素如政治、经济、军事、学术、宗教等方面的变化，以及它们与文学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需要直接面对和重点描述的对象。简言之，一般的文学史的主体是文学本身的发展史，文学理论批评史的主体是文学理论批评本身发展的历史，而文学思潮史在一定程度上乃是文学本身（包括文学思想、文学创作）与外部社会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历史。正是文学本身与外部社会环境种种因素之间互相生发、互相缠扰、互相挟裹、共同推进的过程，构成了文学思潮发展史云卷浪飞、起伏奔涌的生动景观。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特别密切，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我们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可能对这一特点已习以为常、习焉不察。但如果我们有比较的视野，将中国文学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学相比，这一特点就会特别凸显出来。这一特点的形成，与作为文学创作活动之主体的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特殊身份有关。西方曾长期处于封建社会阶段，权力为各个诸侯、贵族所垄断，知识分子很少能够染指，因此他们大多从事宗教、文学、艺术、技术、商业活动。西方的文学艺术家，从贵族、经院学者、贵族的门客到靠版税维持生活的现代作家、艺术家，专业化程度一直比较高。与此相应，西方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一直不是特别密切，对文学艺术影响最深远的以前是宗教，进入现代工商业时代后，再加上资本和市场。中国则自秦汉以后，随着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君权专制政治体制的形成，权力高度集中，贵族阶层日渐式微，最高统治者需要有一大批出身平民阶层而又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才协助其管理庞大国家，于是旨在培养、选拔、任用这些人才的一系列教育、选举、职官制度也应运而生并日渐完善。在这种体制下，作为“士”即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的人生目标，就是成为“大夫”即作官。于是，与君权专制相适应，一个庞大的士大夫阶层逐步形成。这是一个身份特殊的群体，它的名称就很奇妙：作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之指称的“士”，与作为官员之指称的“大夫”连在一起。但在长达两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里，这却是最普遍、最稳定、最正常的现象。于是从秦汉之际开始，相对独立从事思想文化事业的“士”阶层基本不再存在，而成为官僚阶层的附庸，总体上进入政治体制内。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西方社会似不存在这样一个阶层。由于这一群体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曾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考察这一群体的身份定位、心理结构和社会功能，是考察中国古代种种社会现象和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角度。[4]
中国古代文学家基本上都属于士大夫群体，只是有的处于其上层或中层，有的处于其下层而已。中国古代文学家很多都做过不大不小的官，与西方文学史相比，这一点显得特别突出，西方人觉得很新鲜，于是他们翻译编纂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书籍，在介绍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时，都会注明是“官员、文学家”，而对此习以为常、觉得不言自明的我们，反而又会觉得很奇怪。进入士大夫群体上层或中层的文学家，多兼官员和学者、作家多重身份，多进入仕途，有的甚至在宦海沉浮了一辈子。处于下层者内心的自我定位也把自己设定为这样的身份。他们中很少有人把自己看成是纯粹的文学艺术家，几乎都热衷于政治。从高处说，他们都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从低处说，在政治上光宗耀祖对他们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功名利禄子女玉帛之奉也毕竟是人生中最实在的东西。于是他们就自然要卷入官场的角逐，政治便成为他们的整个生活——包括文学创作和其他文学活动——中起支配作用的因素。文学家们以文学作为参与政治的工具，描绘政治理想，抒写政治抱负，阐述政治见解，展示政治态度，发泄政治上失意的苦闷，揭露社会黑暗，表达对民生疾苦、国家命运的担忧，等等。政治始终是中国古代文学的轴心，因此现实主义始终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当然，这一文学传统有得有失，相对来讲，中国古代文学对人性、个人自由、爱情、自然、幻想世界等的探索和描写就不够细致深入。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就必须特别注意它的这一特点，特别注意观察它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政治对文人和文学的影响大致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重大社会变革或总的政治氛围对文人和文学的影响；二是某些政治制度的确立，某种政治事件的发生，甚至某个重要政治人物的进退对文人与文学的影响。我们在这里要着重强调的是后一层面。因为以前的文学史研究并非没有关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但大多停留在对前一个层面的一般性描述上。如果我们对每个历史环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深入具体的考察，许多文学现象将会得到更透彻的说明。
明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尤其密切，往前看也似乎只有宋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密切程度可与之相比，这是因为宋、明两代士大夫的政治参与度更高、在政治上发挥的作用更大。明代文学思潮演进的每一个环节，几乎都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直接关系。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的变迁，很大程度上即体现为依附张士诚集团的元末吴中派与追随朱元璋集团的明初浙东派之间在文坛上主导地位的嬗替，而这与元明易代和朱元璋集团消灭张士诚集团直接相关。继明初浙东派而起的台阁体垄断明前期文坛长达百年，这又是洪武、永乐两朝实行高压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文化政策以及朱元璋废除宰相、建立内阁制度及翰林院庶吉士制度等政治事件的直接结果。前七子复古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与明孝宗相对开明的政治行为及明武宗初年发生的宦官刘瑾擅权事件有密切联系。嘉靖年间后七子复古运动卷土重来，又与当时反严嵩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与之抗衡的唐宋派作家。则与严嵩集团比较接近。从嘉靖、隆庆到万历年间，唐宋派、后七子等文学流派的此消彼长，竟与张璁、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首辅大臣的升沉进退息息相关。明末复社、几社等文学社团，又积极投身到反对魏忠贤“阉党”余孽和抗清救明的政治斗争之中。即使是一些看起来与政治斗争关系不那么紧密的文学家和文学现象，其实与政治之间也存在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如归有光的政治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即取决于徐阶、高拱的暗中操纵；严嵩的盛衰决定了胡宗宪的荣辱，而后者又决定了徐渭一生的遭际。只要读一遍《汤显祖诗文集》，就知道汤氏曾怀有多么远大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在关注朝中是非、朝臣起落和自己的进退上花了多少心事。上《论辅臣科臣疏》一事决定了他的人生走向，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他将会走一条怎样的人生道路，是否还会写出不朽之作《临川四梦》，都是一个问号。而他之上此疏，乃是受张居正、申时行相继执政期间朝政的刺激。不了解这些文学家们所处的政治背景及所参与的政治事件，要准确把握其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的复杂动机和真实意义是根本不可能的。
四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活动之主体的士大夫群体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关注超越性哲理思考，倾心于对“道”（包括天地之道、政治之道、人伦之道、人生之道）的探索和实践。一方面，在政治统治占绝对中心地位的中国古代社会，宗教的作用相当有限，引导社会思想和伦理道德的职责，主要靠士大夫群体来承担；另一方面，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权专制几乎拥有绝对权力，士大夫群体只能通过对道的思考和实践，以求构建高于政统的道统，对君权专制的绝对权力予以一定的制约。此外，士大夫群体作为一个具有特殊身份和责任的阶层，也必须形成自身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道德原则、人格范式和人生理想，构建自身的精神世界。因为这些原因，中国古代士大夫从来都非常重视对道的思考和实践；都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其中“立德”还排在最前面；都信奉“朝闻道，夕死可矣”。很少有士大夫把文学事业当成自己唯一的人生目标，甚至有“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5]的说法。几乎所有文学家都既是文学的创作者，政治的参与者，也是道的思考者和探索者。在中国古代文人看来，文学创作活动与对道思考和实践本身就是密不可分的，可说是一体两面，必须相互渗透，甚至融为一体。每个文人的身份或其创作可以有所侧重，但道不能离文，“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不能离道，必须载道，否则就于世道人心无补甚至有害。虽然魏晋以后人们对文学的特征及文学与历史、学术之间界限的认识日渐加深，但因为古代士大夫群体的社会角色和自我定位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他们追求“三不朽”的目标和理想就没有变，重视对“道”的思考和实践的传统没有变，其文学理论和创作特别重视伦理道德的特征也就没有变，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又一个重要特点。近代以来，在西方学术观念的强大影响下，我们遗忘了中国古代文化自身的传统，将古代文人分别划分为思想家或文学家，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他们的整体精神世界，忽视了他们对“道”的思考和实践与其文学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用西方纯文学的观念来评判中国古代文学作家作品的得失和优劣，对比较注重对“道”的思考和实践的文学理论和作品持批评和否定的态度，现在有必要对这种做法进行反思。
明代文人特别重视对道的思考和实践，明代文学与文人对道的思考和实践关系非常紧密，这集中体现在明代的理学、心学和佛学与文学的密切关系上。且不说宋濂、杨士奇、唐顺之、王慎中、李贽等重要文学家与理学、心学和佛学瓜葛甚深，就是李梦阳、何景明、王廷相、徐渭、汤显祖、袁宏道、金圣叹等与理学、心学和佛学的关系也非同一般。作为明代理学、心学史的《明儒学案》，其中人物与明代文学史大面积重合。就这一点而论，在整个中国古代，也似乎只有宋代的文人与文学能与之相比，这自然同样主要是因为明代文人与宋代文人一样，社会地位较高，自我身份意识更强。
自宋到明理学和心学相继兴起，文人化佛学禅宗兴盛，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本身的性质充满内在矛盾，其对文学的影响也极为复杂。作为宋代以后中华民族理论思维主要载体的理学和心学，其根本宗旨就是倡导主体理性精神的独立自觉。如果说孔子的学说意味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类的觉醒，那么理学和心学的诞生则代表着中华民族内部每个独立的个体的觉醒，标志着中华民族主体理性精神的独立自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缘于这一基本性质，理学和心学对宋代以后特别是明代的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是制约着明代文学诸多文学现象产生和蜕变的巨大魅影，也是明代文学发展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突破的内在的深层的原动力。[6]明前期浙东派和台阁体的文学风尚，虽然主要是由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决定的，但也与理学的影响密切相关。稍后还出现了阵容颇大、影响不小的以薛瑄、陈献章、庄昶等为代表的力图直接将理学与文学融为一体的理学家诗派。明中叶复古派虽以批评理学对文学的影响为重要文学主张，但它与阳明心学几乎同时兴起，实际上都是当时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表现。虽然彼此追求的目标和路径不同，但它们相互呼应，内在精神有相同之处。唐宋派作家最初均为复古派的追随者，都是在左派王学的引导下文学宗尚发生转向。明晚期的徐渭、李贽、汤显祖、袁宏道、金圣叹等作家，更是直接在王学左派和异端思想及狂禅思潮的启发下，提出了“童心说”、“性灵说”、“忠恕说”等一系列新的文学主张，掀起了晚明文学革新运动。以往对明晚期文学革新运动的研究，都强调其反理学和心学的一面，不免简单和偏颇。心学与理学一脉相承，是它的延伸和新变；晚明文学革新运动又是心学直接催生的产物。要说它有反理学和心学的一面，也是在理学和心学的启发和引导下反对理学和心学，其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远非一句反理学和心学可以概括，思想史的真实景观就是如此混沌而奇妙。总之，我们必须摆脱近代以来对理学和心学与文学关系的简单看法的影响，揭示明代理学和心学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历史事实，深入探讨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展现明代文学思潮演变的历史真相。
五
作为文学活动之主体的士大夫的特殊身份，也使明代文学的发展与科举考试制度密切相关。科举考试几乎是明代士子进入社会上层的唯一途径。无论是他们想实现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理想，还是要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和生活条件、光宗耀祖，都必须通过科举考试这一关，于是科举考试就成为他们的人生道路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和重要内容，对他们的整个生活包括文学活动产生深刻影响。
明代科举考试制度对文学的影响大致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明代科举考试制度的确立，从总体上影响了明代文学的基本特征。明代科举考试制度臻于完备，“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7]。明代士子一生的命运系于一第，因此在完成这件人生大事之前，都不能心有旁骛。即使对文学艺术产生爱好，父祖师友一般都要加以限制和禁止。从童年时代开始直到青年、中年，有些甚至是终其一生，都在揣摩八股文的写作。这首先是极大地磨损消耗了明代文人的时间精力和聪明才智，使他们不能将之更多地投入文学创作，从而影响了明代文学的总体成就。从归有光、徐渭、汤显祖、袁中道等重要文学家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科举之途不顺给他们带来了多么深重的伤害。[8]其次是长期揣摩八股文的经历使明代文人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基本知识结构和思维习惯。及至他们后来从事文学写作，这种基本知识结构和思维习惯的影响也根深蒂固，挥之不去。宋代科举考试制度总体上偏重策论，因此宋代的诗、文中都有策论的痕迹。明代科举考试专重八股文，于是明代的文学创作中往往都能看到八股文的影子。作为明代最优秀的古文家，归有光的古文创作明显受到八股文的影响，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关于汤显祖，有他教人用写戏曲的手法写八股文的传说，可见在当时人心目中，写八股文与创作其他类文学作品有相通之处。明代最杰出的文学理论批评家金圣叹评点《水浒传》、《西厢记》、唐诗，都借鉴八股文的文法，都以有助于士子学习写八股文相标榜，这些也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
第二，明代科举考试制度的一系列具体制度设计和举措，对文学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如因为科举在明代士子人生道路上占有特殊地位，因此科举考试中形成的师生、同年关系成为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出于利益和情感的考虑，师生、同年不仅在政治上互相提携、相互利用，而且往往在文学事业上也相互呼应。明代文学思潮史上的重要文学流派如台阁体、茶陵派、前后七子复古派、唐宋派、公安派等的形成，无一不以师生、同年关系为重要纽带。以至明代文学思潮史上的几次重大转向，几乎都以某届特定的科举考试为标志。又如选拔和培养翰林院庶吉士是明代科举考试制度的一项创举，它对明前期台阁体的形成和兴盛起了重要作用。台阁体的领袖人物是人数有限的内阁大臣，而创作队伍的主体则是为数众多的翰林院庶吉士。明代以翰林院官员和庶吉士作为内阁大学士的后备人选，这一制度安排使翰林院官员和庶吉士特别关注自己的政治前途，在从事文学创作时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从而制约了整个台阁体的诗文风尚。内阁大臣和翰林院官员掌握了当时科举考试录取的主要权力，他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取舍，通过科举考试这一杠杆，将自己的文学主张推向整个社会，从而使本来属于内阁和翰林院专有文体的“台阁体”成为了当时全国性的文体。再如弘治十五年（1502），明孝宗朱祐樘亲自将所撰殿试策追摹秦汉文风的康海点为状元，这一事件对前七子复古运动迅速高涨的重大推动作用决不可低估。另如万历初年张居正推行“沙汰生员”举措，各地督学官奉行太过，有的州县一次只录取一名生员，推荐参加乡试的人数也相应大大减少。于是大量读书人成不了秀才，大量秀才得不到推荐参加乡试。他们摇身一变成为“山人”，作为晚明重要文学现象之一的所谓“山人文学”遂应运而生。
第三，对旨在展现文学发展整体风貌的文学思潮史研究来说，关于科举对文学的影响，可能更值得关注的还是科举文风与诗文创作风尚的相互作用。人情喜新厌旧，恶故好变，在长达两百七十余年的明代科举考试史上，士子撰写八股文和考官评判八股文的风尚不可能不一变再变。由于科举考试及八股文体在当时社会上的特殊地位，八股文风的变化必然影响到诗古文的创作风尚。反过来，文学领域创作风尚的变化，也会引起八股文风尚的变化。明代前期，台阁体作家同时垄断文坛和科举考试的权力，评判八股文以醇正雅驯为标准，当时的诗古文创作也就一以雍容典雅为宗。正统、天顺、成化年间，八股文写作一度出现好险好怪的风尚，诗文领域也同时出现了“景泰十子”和部分吴中文人好奇好艳的倾向。及至前后七子复古派和唐宋派相继风靡文坛，八股文写作也出现了“以古文为时文”的风气，尽管所师法的古文榜样有秦汉和唐宋之别。万历中后期，公安派、竟陵派相继崛起，八股文领域也相应出现了崇尚“机趣”之风。明末复社、几社最初本来都主要是为探讨八股文写法而结成的文社，只不过后来都向政治、文学、学术领域延伸了。张溥、陈子龙等人重倡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主张，与他们倡导“宗经学古”的八股文风尚是相辅相成的。总之，明代科举考试及八股文在当时社会上特别是士子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它们与文学的密切联系，是后世人一般难以想象的。
六
明代文学思潮的演变，还与地域文化的发展、市镇经济的繁荣及雅俗文化的交融有关。之所以把这三个方面放在一起论述，是因为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中国自古幅员辽阔，不同地域文化的风格特征和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秦代以前，因为诸侯并峙，东西南北各地的文化发展各有特色。秦汉时期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建立后，随着政治权力的集中，文化也向中心城市特别是长安、洛阳、建康等都市汇聚，其他地区文化的发展出现相对停滞和萎缩。主要文学活动都发生在主要都市，其他地区的文学活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直到六朝特别是隋唐以后，因为大量北方移民南下、京杭大运河开通、北方经历安史之乱等原因，南方得到长足开发，经济、文化的发展重新呈现南北东西多中心分布的格局，除长安、洛阳之外，扬州、杭州、成都、荆州等地的文学活动也纷纷渐成气候。进入宋代以后，经济、文化、政治中心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的趋势日益明显。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南方粮食生产水平提高，使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可以转而从事手工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这又带来了商业交换的频繁和市镇经济的繁荣，社会基层的教育和文化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地方文化、市井文化得到快速发展，整个社会文化逐步形成多元、多层的形态。元代由于蒙古统治者不重视文化，作为文化交流重要纽带的科举考试也长期废置不行，于是各个地方文化分头发展。作为这一历史过程的结果，元末明初，全国的文化（包括学术和文学、艺术等）相对集中于吴中、浙东、江西、安徽、福建、广东等几个区域。
入明以后，因为中央集权制度加强，明王朝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南北两京以外其他地区的文化又曾一度相对沉寂。及至明中叶，吴中地区的经济与文化率先复苏，其他各地特别是环太湖地区的经济与文化日渐兴盛，文人文学艺术和民间文学艺术蓬勃发展，至晚明时期达到高峰。明代文学思潮发展变化的每一个环节，几乎都有地方文化和文学的因素在起作用。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的变迁，主要由浙东文人取代吴中文人在文坛上的主导地位而得以实现。台阁体作家队伍一直以江西文人为核心。景泰年间最早突破台阁体文风的作家大都来自于环太湖流域，茶陵派作家也以南方作家为主体。前七子复古运动由中原作家主导，取而代之的唐宋派则基本由南方作家组成。后七子复古运动呈现南北文学家合作协调的色彩。公安派主要由三袁的荆楚同乡、袁宏道任职吴中和游历吴越时交往的吴中文人及他和兄长袁宗道在北京任职时结识的官员组合而成，竟陵派则代表人物锺、谭都是竟陵人。晚明通俗文学创作、整理、出版、评论的高潮，主要由环太湖地区的文人徐渭、沈璟、王骥德、臧懋循、凌濛初、祁彪佳、金圣叹等推动，明末的复古运动第三次高潮也主要由环太湖地区的文人所发起，与之针锋相对的则是继承唐宋派主张的江西作家群体。各个地域文人群体或主动竖起文学旗帜，掀起文学运动，或被动卷入到文学潮流之中。每股文学潮流都带有特定的地域文化背景和明显的地域色彩。不对各种地域文化的特征和作用进行详细考察，我们就不能清楚了解每股文学潮流兴起的原因和过程，也不能准确把握其内部构成和复杂特征。
商品交换本非资本主义所专有，因此商品经济并不是一定要到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诞生时才出现。人类几乎从成为人类的时候开始就有商品交换，从先秦到宋元商品交换也一直没有停止，只不过到了手工业和商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中晚明时期，商品交换变得更为频繁，众多市镇因此兴起，它们对人们的生活包括文化的影响变得更重要了而已。所谓明中晚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市镇的兴起，实际上限于以环太湖地区为中心的东南沿海一带很狭小的一个区域，而没有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普遍现象。因此它实际上属于该区域地方文化发展的一种特色，它对当时文学的作用可以纳入地方文化的发展对文学的影响的框架中进行叙述。
商品经济发展和市镇繁荣对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雅文学领域，部分文人通过与商人的交往，通过感受商品经济和市镇生活，思想观念、审美意识和诗文创作风尚发生微妙变化。出版业的发达，交通的便利，新的阅读群体的出现，新的文学场域的形成，对文学风尚的演变、文人结社和文学潮流的兴起等都有直接影响。但商品经济发展和市镇繁荣对文学的重要影响，主要还是体现在通俗文学领域。在民间方面，它提高了普通民众特别是市民的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观念和欣赏文学艺术的审美趣味，促成了整个社会上阅读欣赏通俗文学作品风气的形成。同时许多商人或文人而兼商人者见民间通俗文学的编写出版有利可图，乃从事小说、戏曲、民歌等通俗文学的编撰、评论和出版传播，从而造成了民间通俗文学繁盛的局面。在文人方面，它促进了文人与民间通俗文学的结合，雅文学与民间通俗文学的交融，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尤其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
至迟从唐代开始，说话、戏曲等民间通俗文学就很发达，唐宋文人也注意到它们的存在，甚至从中吸取诗歌、古文、传奇创作的素材，但他们很少直接参与说话、戏曲本身的创作。元代因为科举长期废置不行，蒙古统治者在选拔任用官吏上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失去进身之途，部分具有较高文化艺术修养的文人被迫投身戏曲创作，便点铁成金，使早已存在但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的戏曲艺术发生奇迹般的变化，创造了中国戏曲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入明以后，由于科举考试制度恢复等原因，文人及雅文学总体上与民间通俗文学再度隔离，于是在元代曾取得突飞猛进发展的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创作再度陷入沉寂。及至明中晚期，如前所述，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镇的繁荣带来了民间通俗文学前有未有的兴盛。这种现象引起了部分比较敏锐的文人，特别是一些在科举考场和官场上不如意而思想又相对活跃的文人的关注。他们或接受书坊主的邀请，或主动参与，加入到通俗文学的编撰、出版、评点和研究中，又一次使这些文体迅速发生神奇的变化。戏曲方面南戏演变为传奇，小说方面话本、文言传奇演变为章回体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民歌得到整理加工，它们的文体演进取得突破性进展，艺术水平大大提高。这反过来又大大增强了民间通俗文学的吸引力，从而推动了民间通俗文学热潮的进一步高涨，创作、传播与接受形成了正反馈机制。以文人与通俗文学的结合为主要纽带，文人雅文学的发展与通俗文学的发展之间形成了并行、交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合流的态势。明中晚期文人雅文学领域复古派、公安派、竟陵派等的兴起，都在通俗文学领域引起回应。许多通俗文学作品，都以李攀龙、王世贞、李贽、徐渭、汤显祖、袁宏道、锺惺等评点相标榜。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创作不仅与诗、古文等雅文学的创作在势头上平分秋色，共同构成了整个中晚明文学空前繁荣的景象，而且它们在思想观念、审美趣味上相互影响渗透，趋向基本一致，呈现出同步共振景观。[9]这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这标志着当时文学的发展已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两千多年社会等级界限森严、雅俗文学彼此悬隔的局面，开启了向雅文学与通俗文学齐头并进、相互交融的近代文学形态转移的征程，为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康庄大道，可惜这种趋势在明清易代之后几乎中止。总之，无论是明代中晚期通俗文学及整个文学的全面繁荣，还是包含在其中更值得注意的雅俗文学并行、交融以至在一定程度上合流的态势，都是明中晚期文学思潮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现象，而它们都与地域文化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兴盛和市镇的繁荣有密切关系。
七
文学社团及其文学观念的高度自觉，政治、理学和心学及佛学、科举等与文学的互动关系，地域文化、商品经济和市镇繁荣对文学的影响等，在我看来，这些就是我们考察明代文学思潮史应重点关注的方面。作出这样的选择，一是遵循文学思潮史研究的一般要求，二是基于明代文学思潮史本身的特点。别的方面，如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等，在研究其他民族或中国历史上其它时期如近代和当代的文学思潮史时，应该是重要甚至是主要方面之一。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在横向上就是以研究德国、法国、英国、丹麦等国之间多种文学思潮的相互交流影响为主要线索。但在中国明代，中外文化交流非常有限，主要只发生在中国与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之间，而这种交流基本上是一种纯输出关系。虽然晚明时期天主教传教士来华，在部分地区和少数文人圈中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总体上还只是在这个古老而庞大的帝国里激起了非常微弱的一丝涟漪，对当时文学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因此我们暂时可以从略。
对上述诸多方面的考察，基本上还属于历史现象的层面。正如本文开头曾经阐明的，文学史本质上是心灵史，文学史研究的宗旨就是揭示特定民族在特定历史阶段里心灵的基本构成及其变迁轨迹，也就是说不能只停留在历史现象的层面，而必须深入到逻辑与规律的层面。对文学思潮史研究来说尤其应该如此，因为它将揭示这种逻辑和规律视为本身的首要职责，这也是文学思潮史与一般文学史的区别所在。只罗列大量与文学有关的现象，而没有揭示特定民族在特定历史阶段心灵的基本构成和变迁轨迹，一般文学史如此，就不能算是高质量的文学史，但可能还不无一定价值；一部文学思潮史如此，则几乎没有存在的必要。
所谓“心灵”还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有必要加以解析。我认为，它主要就是指人们的审美理想，包括对客观世界特别是社会现实的态度、社会理想、人生旨趣等。它们可以归纳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主体与客观社会现实的关系、主体的感性与理性的关系等等。这样，“心灵”便成为可把握、可分析的对象了。不同民族，在不同时代，人们对上述问题的看法都不一样，就形成各种审美理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随着社会生活现实的变化，人们对特定审美理想的感受认识也不一样，呈现出和谐、矛盾、对立等各种状态，这就构成所谓“心态”。它作为客观社会现实与文学之间的中介，一方面受社会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宗教、军事等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决定着文学创作的观念、题材、主题、体裁、技法、风格的变化，以及文学理论的论争、文学社团流派的消长、文学的传播等等。也就是说，它主导着文学思潮史的发展，是文学思潮史的内在血脉。
明代文学思潮史演进的内在血脉，同样是这一历史时期内人们审美理想的变迁。只不过这时人们审美理想的变迁正处于一个特定阶段，即在中国古代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古典审美理想与带有一定近代色彩的审美理想并峙且发生相当激烈冲突的阶段。明代审美理想和文学思潮的发展变迁因此形成了自身的特质，并在整个中国审美理想和文学思潮发展史上具有了特殊的地位和意义。有明一代文学流派之纷繁，文学论争之激烈，文坛动荡之迅猛，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思潮史上是少见的。郭绍虞先生归因于明人学风都有一股“霸气”，[10]可谓妙于形容，然知其然而不得其所以然，仍属皮相之论。我认为，造成这种种情形的根本原因，就是古典审美理想及传统文学形态与带有近代色彩的新的审美理想和新的文学形态的对立与冲突。这不是一般的风格之争、技法之争，而是两种审美理想之间的搏杀，因此明代文坛论战之激烈，就超过了此前大量的文坛论争。文学流派风起云涌、文坛动荡迅猛异常等，也正是审美理想和文学形态发生重大转变时期必然出现的现象。往后看，似乎也只有“五四运动”前后文坛的激烈论战和动荡比明代文坛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它恰恰也是新旧两种思想观念激烈交锋的时代。而且早就有学者指出了它与明代文学思潮之间遥远而又脉络宛然的渊源联系，[11]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后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
古典审美理想追求主体与客观世界统一、主体感性与理性统一、文学艺术中意与象统一、诗与乐统一。近代审美理想则倾向于否定现实，张大自我；否定理性，张大感性；在文学艺术中破坏意与象、诗与乐的统一，打破平衡、和谐，凸显矛盾、对立；打破共性，凸显个性。在明代，因为古典审美理想赖以存在的整个社会环境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古典审美理想就仍具有较大的合理性，仍占主导地位，但已逐步解体；因为社会生活中一些新因素的出现，更因为现存社会环境的腐败堕落，在这种土壤上近代审美理想之花已经萌生并发育到了一定水平，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已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开始向古典审美理想形成猛烈冲击，于是两种审美理想之间发生相当剧烈的冲突。如果说明前期以浙东派、台阁体、理学家诗派为主导的文学思潮的基本倾向是古典审美理想的解体，那么从明中叶开始，便分化出两种倾向：一是力图恢复古典审美理想的倾向，体现为茶陵派和复古运动的第一、第二、第三次高潮；一是具有一定近代审美理想色彩的浪漫主义倾向，体现为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和中晚明通俗文学高潮等。复古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峙，构成明代文学思潮的基本格局；古典审美理想的逐步解体、力图复振和不自觉蜕变，以及浪漫文学思潮的长期酝酿、如狂飙涌起、又遽然回拨，构成明代文学思潮演进的基本轨迹；古典审美理想及与之相适应的传统文学形态向具有一定近代色彩的新的审美理想和新的文学形态转移徘徊，构成明代文学思潮发展总的态势。行文至此，我不禁回忆起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自序”中的一段话：“从这一世纪的开头到中叶的一段时期展开了一幅图卷，包含了许多分散的和显然不相连接的文学上的努力和现象。然而细心观察文学主潮的人，可以看出他们的运动全被一个有时高涨有时衰落的伟大的主导运动所制约，也便是：前一世纪的观念和感情逐渐在衰落和消灭，进步的观念在愈来愈高涨的新的波浪里卷土重来。”[12]相差数百年、相隔两万里的两个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的文学思潮的演进，竟然呈现出某种异体同构的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很多的联想。
文学思潮史力求描绘出人们审美理想演进的逻辑结构，但这种逻辑结构是非常简括的。而且它勾画出的只是人们审美理想发展变化的基本轨迹，而具体的文学思潮演变过程因受种种偶然因素的影响，实际显现的是一条与这种基本轨迹大致吻合但又曲折复杂得多的曲线。因此，对人们审美理想演进的逻辑结构的把握，不能代替对文学思潮发展过程的具体考察。我们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进入历史过程，探寻历史细节，充分了解和展示文学思潮发展过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研究者必须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又从抽象回到具体。这样，文学思潮史才既不是各种文学现象的杂乱堆砌，也不是一道简单枯燥的公式。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文学思潮史研究的最佳境界。本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1]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478页。
[2] ［丹麦］该奥尔格·勃兰兑斯著，侍桁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3] 何宗美《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上、下编）考列明代（含元末）文人结社680余例，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4]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中说：“中国史上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士’阶层似乎更集中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特性，也似乎更能说明中西文化的异质之所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5] 《宋史》卷三四〇《刘挚传》：“每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858页；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文人之多”：“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而宋刘挚之训子孙，每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然则以文人名于世，焉足重哉！”《顾炎武全集》第1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745页。按中国古代文人还有不少类似言论，如《汉书》卷六十二载司马迁《报任安书》：“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蓄，流俗之所轻也。”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2页；扬雄《法言·吾子》：“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四部丛刊》影宋本卷二；《旧唐书》卷一九〇上《王勃传》：“（裴）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 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06页。
[6] 参见拙著《理学与文学论集》中《思想的基本形态、现实形态和可能形态——探讨理学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可能性的一种思路》、《理学的二重性及其对文学影响的复杂性》等文。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2—18页、第54—66页。
[7] 《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93页。
[8] 仅以汤显祖为例：汤显祖《答余中宇先生》：“某少有伉壮不阿之气，为秀才业所消，复为屡上春官所消……”；《与陆景邺》云：“仆少读西山《正宗》，因好为古文诗……前以数不第，展转顿挫，气力已减……”；《答张梦泽》：“弟十七八岁时，喜为韵语，已熟骚赋六朝之文。然亦时为举子业所夺，心散而不精……”见汤显祖著，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卷四四、卷四七、卷四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44页、第1338页、第1365页。
[9] 参见拙文《万历为文学盛世说》，《文学评论》2013年5期。
[10] 郭绍虞《明代文学批评的特征》：“我总觉得明人的文学批评，有一种泼辣辣的霸气。他们所持的批评姿态，是盛气凌人的，是抹煞一切的。”《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13页。
[11]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公安派……的主张很简单，可以说和胡适之先生的主张差不多。所不同的，那时是十六世纪，利玛窦还没有来中国，所以缺乏西洋思想。假如从现代胡适之先生的主张里面减去他所受到的西洋的影响，科学、哲学、文学以及思想各方面的，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张了。而他们对于中国文学变迁的看法，较诸现代谈文学的人或者还更要清楚一点。理论和文章都很对很好，可惜他们的运气不好，到清朝他们的著作便都成为禁书了，他们的运动也给乾嘉学者所打倒了”；“那一次的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运动，很有些相像的地方。两次的主张和趋势，几乎都很相同。更奇怪的是，有很多作品也都很相似。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像一个水晶球样，虽是晶莹好看，但仔细地看多时就觉得没有多少意思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他们的作品有时很难懂，而这难懂却正是他们的好处。同样用白话写文章，他们所写出来的，却另是一样，不像透明的水晶球，要看懂必须费些功夫才行。然而更奇怪的是俞平伯和废名并不读竟陵派的书籍，他们的相似完全是无意中的巧合。由此，也更可见出明末和现今两次文学运动的趋向是怎样的相同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第28页。
[12] ［丹麦］该奥尔格·勃兰兑斯著，侍桁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