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有明一代，文学煌煌，不仅小说、戏曲成就斐然，其散文创作领域，亦高手如林，风格多样，流派纷呈。据不完全统计，明人别集在千种以上，卓然特立于文坛者不下数十家。无论是思想内容的表现上，还是艺术形式的创造上，明代散文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地位都是不容忽视的。

近三百年的明代散文发展史，大致经历了洪武、永乐、弘治、嘉靖、万历和崇祯六次显著的变化。在这期间，出现了众多的文学流派，他们或着意于传统的恢复，或致力于新形式的创造；或强调心灵世界的开拓，或力主对现实社会的反映。概括地讲，明代散文大致有如下三方面的特点：一是对“文以载道”、“温柔敦厚”的传统文学观点的突破，把表现作者的真情实感作为文章的第一要义，而不是代圣贤立言。李贽“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都传达了这种新的文学精神，这是一次文学主体的觉醒，是我国散文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二是扭转了宋、元以来那种唯“道”是尊、轻文贱艺的衰颓文风，恢复并振兴了古文传统。注重师法唐、宋，同时博取先秦、两汉、六朝，拓宽了古文创作的途径，增强了散文这种文体的艺术表现力。三是晚明小品文的产生，它突破了正宗古文的传统，代表着一种新的文学观念，从而使古老的文体产生了新的生机，出现了新的气象。下面就主要的文学流派和重要作家来介绍一下明代散文的发展概况。

中国传统的古文发展到中唐、北宋，已进入其辉煌的顶峰，所谓“唐宋八大家”代表了它伟大的成就。南宋以后，程、朱理学统治了思想文化界，重道轻文，视辞章为末技的观念弥漫文坛。许多作品呈现出一副道学家的面孔，内容陈腐，质木无文，又摹仿语录体的腔调，读来令人生厌。这样，把散文创作从宋、元古文的死胡同中拉出来，重新使传统的古文闪耀出艺术的光辉，就成了明初散文作家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1368年，朱元璋定都金陵，建元洪武，开始了朱明统治的新时期，社会由混乱趋于稳定，由分裂走向统一。一个新的时代呼唤着新的文学、新的作家。以宋濂、刘基、高启、方孝孺等人为代表的散文作家携带着一股清新刚劲的文风应运而生。他们大部分从事创作于元末，多起于民间或下层官吏，亲身感受过民生的疾苦、社会的疮痍，抱有匡时济世的理想，并且学识渊博，善著文章。虽然在学术思想上仍未脱离宋、元理学的轨辙，但由于他们有着较深厚的生活基础，故能超越理学的束缚，写出一些反映时代精神的好作品。这些作品或是感叹人生变故，或是渴求天下治安，或是记叙高人奇事，或是探索兴衰之道，使元明之际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毕现其中。其文风苍劲悲凉、闳深雄丽。

被称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其散文创作成就尤为突出，在当时文名极盛。高丽、日本、越南诸国曾以重金购其文集。宋濂积学深厚，精熟文理，兼擅诸体，而以传记最为出色。他善于用不同的手法表现人物，能够抓住人物富有特征的细节，寥寥数笔，刻画出一个栩栩如生的形象来，如《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等。他的另一篇名作《送东阳马生序》，写出了他早年不畏艰辛，刻苦从师就学的精神，影响很大。一些写景状物的文章如《桃花涧修禊诗序》、《环翠亭记》、《春松庵记》等也写得相当生动，简练有力。但有些作品出于应酬，颇伤繁冗，又实开台阁体之先河。

刘基精通经史、兵法、术数，洞悉世情物理，为文雄奇瑰丽，洗练明畅，风格遒劲，特别擅长运用寓言形式。杂文集《郁离子》作于元末动乱之际，以寓言说理讽世，欲“矫元室之弊，有激而言”。（徐一夔《郁离子序》）书中虽有不少宣传封建纲常和统治权术的糟粕，但也有许多指责时弊、揭露统治阶级腐朽没落的好作品，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松风阁记》、《苦斋记》、《活水源记》诸篇，清奇峻拔，可谓记中精品。《卖柑者言》议论犀利，语言形象，脍炙人口。

宋濂弟子方孝孺，长于议论，其《深虑记》十篇，纵论古今，言词恳切，虽为政论而文采郁郁。

比较强烈的现实性，是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作家们积极的创作实践初步改变了元末文坛上流行的纤缛丽的风习，呈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气象。但是，由于当时文网严峻，人人自危，从而限制了作品内容的深度和广度。

从永乐到天顺年间（1403—1464）文坛上出现了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三杨都是当时的台阁重臣，历事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政治上廉洁正直，很受宠信。其文章也借其声势而极盛一时。经过三十多年的恢复，明代经济逐渐繁荣起来，阶级矛盾趋于缓和。明代以理学治国，朱熹理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与之相适应，文坛上推崇一种雍容典雅的风格，而“危弦促管”、“怨尤勃兴”之作遭到排斥。“台阁体”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需要而产生的。

台阁体文章或奉敕而撰，或受托而作。多为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颂圣”文字。其风格雍容典雅而常流于呆板空廓，缺乏刚健清新之气。虽然如此，台阁作家文章也非一无可观。如杨士奇的一些言情写景之作，点染如画，一往情深，颇具欧阳修淡宕纡余之风韵，其《游东山记》便是这样一篇佳作。又如成化间入阁的李东阳，其文平淡清永，颇有情致。他已看出台阁体弊端，虽力纠其偏，但终不能挽狂澜于既倒，难脱台阁体窠臼。

这是明代散文创作比较冷清沉寂的时期。当时作家群体比较狭隘，占据文坛者，多为达官显宦，在一般官吏和布衣中虽有解文之士，但人数不多，其名不彰。

随着明代政权的巩固，其内在的阶级矛盾也日益尖锐化，剧烈的土地兼并和沉重的苛捐杂税使广大农民生活无着，流离失所，造成了近一个世纪之久的流民问题；同时，西北边境又面临严重的外患。武宗残暴荒淫，宠信奸佞，致使统治者内部纷争不已，人民群众反抗斗争连绵不断。显然，这样内忧外患、国势日颓的严峻局面已使得台阁体无“太平”可“饰”，无“功德”可“颂”了。另一方面，明代自“弘治中兴”以来，伴随着政治的改良，思想文化也发生了变革。王阳明的“心学”打破了程朱理学“大一统”的天下。感于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激于新的文化思潮，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在文坛上开始向“台阁体”发起了进攻。他们对儒术道学表示怀疑，很有些离经叛道之嫌，其文学观点亦悖于道学陈调，他们重视辞章之美，讲究文章技巧，要求“形神具出”、文情并茂。他们主张学习古文不必“近取唐、宋”、而应“直逼秦、汉”，这不仅因为秦、汉文章雄丽，风格多样，还因先秦时代思想活跃、学术自由。对南宋以来纤弱、枯质、单一的格调和迷信程朱、死守道统的风气，予以坚决摒弃。这实质上是一场在“文必秦、汉”的复古主义旗帜下进行的文学革新运动。由于李、何等人的推动，弘治、正德年间的散文创作掀起了新潮。李梦阳的散文，力追秦汉，取材广博，雄深遒丽，文采富赡。何景明以诗名世，而其文亦颇为可观，谨严洁净为其特点。应该指出的是“前七子”在创作中存在着十分明显的模拟蹈袭之病。他们学习古人往往生吞活剥，而乏陶冶熔铸之功，流于古怪生涩。但由此便完全否定“前七子”的创作，看不到这场运动的革新意义，也失之于片面。如果把“前七子”的创作放在宋、元以来文体变化的进程中来加以考察，其起衰振溺之功便看得十分明显了。李贽曾称赞“前七子”的文章“荡涤南宋、胡元之陋，而后学者所准，彬彬郁郁，蔑以加矣”。（《续焚书·文学名臣》）这一评价，“前七子”当之无愧。

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坛上“复古”之风愈刮愈烈。

嘉靖、隆庆两朝，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包括宗臣、徐中行、梁有誉、谢榛等人紧步“前七子”后尘，继续鼓吹“文必秦、汉”的理论，其声势较“前七子”更甚。这是因为“台阁体”余波未歇，而程、朱理学势力仍炽。“后七子”大力煽扬弘治以来的尚文之风，巩固“前七子”的阵地，同时也加重了模拟艰涩的弊病。《四库全书总目》批评其文“句拟字摹，食古不化”，“故作聱牙，以艰深文其浅易”，可谓击中了要害。

“后七子”中，李攀龙摹古习气最重，为文好用古字僻语，故作奇奥盘曲之态，造出些锈色斑斑的假古董。唯其怀友抒情的短篇书札尚有可读之作。如《与宗子相书》气格清峻，笔力苍劲。王世贞不像李攀龙那样墨守古人成法，主张“化工之妙”，但其创作仍未摆脱模拟之习，然其史论如《蔺相如》、《魏公子》、《岳飞》、《文天祥》等篇则笔势雄健，见解不俗。

“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是为了挽救“正统文学”的危机而兴起的，其摧毁“台阁体”，扭转文坛风气的功绩不容抹煞，但其盲目摹古却又给散文创作带来了新的危机。针对“前、后七子”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弊病，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人起来加以矫正。他们为文推崇唐、宋，学习唐、宋。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一书风靡一时，影响颇大。因为他们自觉地提倡唐、宋古文，所以被称为“唐宋派”。

“唐宋派”与“后七子”对峙近半个世纪。他们对于复古派的摹拟之风给予了尖锐的揭露和批评。唐顺之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文章“本无精光，遂尔销歇”。针对复古派为文聱牙佶屈之弊，“唐宋派”提出了“文从字顺”的要求。

另一方面，“前、后七子”引起普遍不满的原因，除了其摹拟之病外，还由于他们的思想往往有偏离正统的儒家理学的倾向。茅坤曾批评李、何背离“正统”，讥之为“草莽偏垂”，比之以“项羽、曹操”。（《茅鹿门集·与慎山泉侍御论文》）王慎中反复强调为文必须“专力于道”，“本之六籍”，特别推崇“思出于道德”的曾巩。由于“唐宋派”所倡扬的思想陈腐落后，缺乏战斗力，所以“唐宋派”最终未能成为复古派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不过“唐宋派”的观点与道学又不尽相同，虽重道而不轻文，且讲究文章作法。其宗旨是要把当时的散文创作纳入文道并重、文词畅达的唐、宋古文的轨道。

在创作方面，归有光成就较为突出。他的一些怀旧思亲文章，如《项脊轩记》、《思子亭记》、《寒花葬志》、《先妣事略》等，较少道学家气味，情致绵绵，悲音袅袅，感人至深，正如近代古文家林纾所论：“巧于叙悲，自是震川独造之处。”他的文章善于捕捉生动典型的细节，寥寥数笔即令人难忘。其语言平淡朴素，不事雕饰，而意蕴悠深。遗憾的是在其文集中充斥着大量的表彰孝子节妇的文章及寿序墓铭之类的东西。王慎中、唐顺之也多有可观之作。王慎中名篇《海上平寇记》气势磅礴，声色俱佳。唐顺之《竹溪记》、《胡贸棺记》、《入蜀稿序》等文也都是情理并至，“洸洋纡折，有大家之风”。（《明史·本传》）

在这一时期的文坛上，“唐宋派”之外的徐渭则应该特别值得一提。他的诗、文、书、画、戏曲在当时皆独树一帜。其文直抒胸中垒块，真率天成。被黄宗羲称之为“嘉靖间大作手”，并认为其散文成就不在归有光之下，甚或过之。

在嘉靖、万历年间稍后于“唐宋派”，在文坛上出现了被统治者视为异端的作家——李贽。李贽的思想带有强烈的思想解放和人文主义色彩。他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反对人人效法孔子，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价值，“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焚书·答耿中丞》）他反对理学家所谓“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反对以封建伦理道德来扼杀人的生活欲望。在文学上，他提倡“童心”说，所谓“童心”，就是“真心”或“赤子之心”。他认为一个人学了六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童心”就丧失了，人就成了“假人”，言就成了“假言”，事就成了“假事”，文也就成了“假文”。（《焚书·童心说》）他认为，只有保持“童心”的纯真，才能写出天地间的至文。他又认为，天下之至文，绝不在于字句、结构等形式上的追求，而是作家“蓄极积久，势不能遏”，自然而然，不得不然所致。因此，他坚决反对摹古作假，他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同前）

在这种进步的文学观的指导下，李贽的散文创作也显得别具一格。他的文章摆脱了传统古文的格局，有着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战斗性，议论大胆，见识过人，尖锐泼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正如袁中道所论：“不阡不陌，摅其胸中之独见。”（《李温陵传》）在他的文章中，对道学家的攻击火力尤为强烈，文字犀利痛快，富于鼓动性，长于分析，时有警语。如《题孔子像于芝佛院》这篇不到三百字的短文，层层剥皮，揭示出“人皆以孔子为大圣”是由于“儒先臆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诵之，小子蒙聋而听之。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的荒谬现象。全文短小如匕首，尖利如投枪，实为不可多得的杂文佳作。晚明优美的小品文在李贽手中已初试锋芒，头角崭露。无论从文学精神还是文学形式上来说，李贽都无愧于晚明文学新潮的奠基人。

万历间，以湖北公安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又向复古主义发动了一场猛烈的进攻。袁氏兄弟的文学理论是“性灵说”，要求创作“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中郎全集·叙小修诗》）所谓“性灵”，是指一个人的真实的情感欲望。这种欲望情感，是每个人自己独有的，是每个人的本色。性灵说强调文章的真率天成和自然趣味，显然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公安派的理论对打破拟古主义的陈腐格局是一有力的武器。他们的散文与传统的古文定式迥然不同，自然地流露个性，语言不事雕琢，流利洁净，为其共同特点。在他们的手里，小品文得到长足的发展，蔚为壮观，势成鼎盛。

袁宏道可谓最出色的小品文作家。他的文章如清泉明镜，其疏狂洒脱之个性纤毫毕现于其中；其文又如行云流水，信笔所之，挥洒自如，不拘一格；其言词又如珠落玉盘，妙语不绝，明快流利，新鲜活泼。序、记、书、传，诸体兼擅，尤长于游记。时谓“中郎文章言语俱妙天下”，当不为虚言。宏道之兄宗道，性安恬适，其馆阁之文，温雅华富；记游之作，平淡舒逸。《论文》上、下两篇是“公安派”批判复古主义的代表作之一。宏道之弟中道，性好游历，广交天下名士，文有奇倔之气。所作游记，或秀美鲜丽，或清逸恬淡，或雄肆奇突。悼亡怀旧之文，写同胞手足之情，琐琐屑屑，而生动感人。“公安派”也有他们的缺陷，那就是忽视了社会实践对作家的决定影响，造成其作品题材狭窄，思想贫弱等毛病。

由于“公安派”的影响和创作实绩，引来了众多的摹仿者，但浅薄之士未得“公安派”之真精神、真本领，而热衷于仿效宏道率易刻露的缺点，遂又堕入效颦恶道。为了纠正这种偏颇，竟陵人钟惺与谭元春联袂而起，他们继承“公安派”的革新精神，提倡独抒性灵，反对模拟剽袭，又提倡含蓄蕴藉，锤炼剪裁，以矫正“公安派”率易刻露之病，遂变公安轻俊流丽之体而为“幽深孤峭”之调。

钟惺的散文平淡简远而有宛转曲折之致。《夏梅说》、《蜀中名胜记序》等议论文，识见卓荦，简洁警策；《浣花溪记》等游记文，胜景相续，颇有情致；一些悼亡文章也写得一往情深，凄恻动人。谭元春的散文，无书本经术之气，而多情致挚切之语。刘侗与于奕正合著的《帝京景物略》一书专记北京名胜风俗，好似一组新颖别致、冷艳幽美的风景画，是“竟陵派”的又一部力作。“竟陵派”重视作家创作的深度与厚度，但又偏重在形式上追求幽曲新奇，依然未免肤浅僻涩之病。其末流多不善学，往往避难趋易，得其貌而遗其神，而为识者所讥。

明代散文于崇祯末世，经历了它的最后一次重大变化。这时，启蒙思想的高潮已经过去，但余波漫衍，浸溉深广。小品文仍在继续发展，不断扩大自己的阵地。同时，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激化，实用之学和经世之文日益受到重视，复古之风重起，新思想、新流派遭到攻击，新兴的社会思潮开始为传统思想所取代，小品散文也开始向正宗古文复归。

明、清易代之际的张岱可谓是一位小品文的集大成者，他吸收了晚明诸家特别是“公安派”与“竟陵派”的长处，矫正了小品文在发展过程中的流弊，以深厚救浅薄，以严谨救率易，以明快救僻涩，把小品文发展到了一个相当完美的境地。他的文章题材较广，凡风景名胜，世情风习，戏曲技艺，乃至古董玩具等等，无所不载。这些文章记录了他的实际生活，也反映了明末现实生活的某些侧面。如《西湖七月半》记游人情态，描摹尽致；《湖心亭看雪》写西湖雪景，以诗为文，情趣盎然。

面对明末“天崩地坼”的现实，古文家们怀着匡时济世的抱负和亡国易代的悲痛，愤发挥豪，感时而作。一时间，文坛上名手四起，雄文如林。复社领袖张溥正气凛然，风格亢爽质朴。其文《五人墓碑记》歌颂英烈，慷慨激昂。陈子龙欲振“七子”之遗响，其文雄健高迈，情深旨远。少年英雄夏完淳，生而早慧，其文章抒国破家亡之悲，饱含血泪，悲壮淋漓。一篇《狱中上母书》，英雄气节，惊心动魄。明代近三百年的散文创作就这样悲壮地走完了它最后的历程。

本书由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古籍室同志集体编写而成。张大庆、陈洪宜、贺友龄、窦学田等同志撰写了大部分初稿，田南池同志增补删削修订润饰，写定全文。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田池南（中华女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