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与上海文化:兼论作家在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命运选择及其历史遗产

茅盾与上海文化:兼论作家在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命运选择及其历史遗产

宋炳辉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 上海 200083

摘要:茅盾的文学实践从上海这个城市开始并确立其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地位,但作家身份的选择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确定的,它是作家个人选择与历史场域相遇合的结果。本文拟从茅盾与上海这个城市的关系入手,分析其作为一个作家、社会与文化活动家的个性、命运选择、文学特点及其历史影响,并进一步概括茅盾相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知识分子群体的典型性意义。

关键词:茅盾 上海文化 命运选择历史遗产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茅盾”是他开始文学写作之后使用的笔名,也是他先后使用过的几十个笔名中,最为读者所熟知的一个。茅盾出身于中国晚晴末年的南方乡镇(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县乌镇)的一个中等富裕家庭,他并没有完整的大学学历,只读过3年预科(1913—1916),也没有正式的外海留学经历,只有不到两年的日本流亡经历(1928.7—1930.4),但最终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批评家、编辑家和翻译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茅盾有着重要而独特的地位。如果说以读者公认的“鲁郭茅巴老曹”排列而位居第三的话,从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而言,因为鲁迅的早逝(1936年)、郭沫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本从政,茅盾则是连接20世纪上下半叶中国文学最关键的人物之一,而这个人物的成长及其历史影响,与上海有着特殊的关联。

茅盾14岁(1909年)以前在老家乌镇的小学就学,18岁(1913年)前在湖州、嘉兴和杭州三地的中学读书,20岁以前在北京大学读书。从1916年夏天,20岁的沈雁冰只身一人,怀揣一纸荐书踏上陌生的上海滩起,到52岁的茅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离沪北上,时间长达30多年。这30多年中,有超过1/3的时间是在上海度过的。期间虽也有几次或长或短的离开,主动或者被迫前往广州、武汉、日本、香港、桂林、重庆、新疆等地,但一旦条件许可或者机缘巧合,他还是回到这个五方杂处、熙熙攘攘的十里洋场。总之,茅盾一生的命运,与这个现代魔都结下了不解之缘,上海这个现代东方大都市,是他的第二故乡。

在这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从一个北京大学(蔡元培之前)的预科肄业生,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和重要组织者之一,一度专注于中共早期政治与文化活动,又几经磨难,最后从一个社会活动与文化活动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编辑家、文学批评家、左翼革命作家,是除鲁迅之外影响最大、成就最为卓著的左翼文学领袖,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艺的第一代领导人。1948年底,茅盾应中共中央邀请,赴北平(即北京)参加由中共发起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从此,他的文学与政治生涯又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他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文化部部长和《人民文学》主编等职务。若从个人成长的角度看,这几乎是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的发生,与上海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这30年间的上海,作为当时东方世界现代化与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演了无数幕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戏剧。自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开放上海等五个沿海城市之后,上海的中心区域先后被英、法、美等国租赁,这就是上海的“租界”。1937年之后又逐步被日本占领,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战败投降)为止,上海的完整主权才回到中国民国政府手中。近百年“国中之国”的租界存在,成为上海不同于其他传统都市的一个明显特点。由于弱化了专制政权的控制,上海便成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直接碰撞、交融时间最早、程度最深的城市之一,它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演示与实验场所,也为各种新生的社会力量的孕育、生存和发展创造了空间。自辛亥革命(1911年)后,从维新派到革命派,从国民党到共产党,各种政治势力和文化派别都将上海作为重要的活动基地。由于上海事实上成为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不同于北京(或南京、武汉)的另一个政治中心、文化传媒与出版中心,因此也是各种文化人士大量汇聚、出入频繁的城市。在动荡的20世纪上半叶,上海的多元文化空间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文化精英的到来。半个世纪中,先后有1920年代初(五四运动后)、1920年代末(北伐战争后)和1930年代末(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三次大规模的文化人汇聚上海的现象。反过来,这些文化精英又为上海的多元文化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上海由此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茅盾,只不过是这几代文化人中最引人注目者之一。

根据茅盾的生平及其精神历程,我将他历时30年连续或者间断地在上海居住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即1916—1925年(9年);1925—1929年(4年);1930—1948年(18年)。这三个时期,茅盾在上海经历着不同的历史,也面临着不同的人生选择。

一、初居上海的1916—1925年:交错在政治与文学之间的人生选择。在这9年时间里,沈雁冰完成了三个重要转变:

首先,开始了独立的职业生涯。因为有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公债司任职的表叔卢鉴泉的帮助,沈雁冰被推荐给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近代著名出版家张元济,从而开始其在上海的职业生涯。从编译所的英文部、国文部做普通编辑开始,到《学生杂志》的助理编辑,并继续自学英文,广泛阅读,开始写作与编译。

其次,主编《小说月报》(1920年主持“小说新潮”栏,1921—1922年主编)是其一生的重大转折,由此成为新文学重要团体文学研究会的核心成员。系统介绍大量西方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思潮流派(“海外文坛消息”栏目、童话编译),撰写大量文学评论,成为著名的新文学运动领袖、编辑家和文学批评家。

再次,参与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中共最早成员和领导骨干之一,从一开始就同时在政治与文学中展示才能与影响。1920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共第一批50多名党员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的委员、秘书兼会计,并一度代理委员长之职(1923年8月)。同时在由中共创办旨在培养共产党干部的上海大学任教,并编辑《民国日报》副刊《社会写真》,撰写大量社会评论。但在执委会两度改组、两次推举新当选委员担任执委会委员长之后,茅盾辞去了执委会职务。一度编选道家典籍《淮南子》,但仍是中共商务印书馆组织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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