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与上海

纪念茅盾诞辰120周年论文集

茅盾与上海

城市生活与上海现代作家

——论茅盾与上海

杨扬

上海戏剧学院上海 200040

城市生活对茅盾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茅盾自己曾说，如果不是到上海来，不是到商务印书馆来工作，可能就没有他以后的文学道路和文学事业，也不会有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系列的地位。这是一个比较接近历史事实的客观陈述，对很多茅盾研究者来说，也是很熟悉的话。但作为一个文学史问题，强调现代作家与城市生活的关系，以此来展开研究，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并不多见的。中国文学史上，有着城市生活以及城市背景的文学写作，历来薄弱。至于成功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茅盾的创作，是极少数较为成功的文学案例，而这样的成功，与他长期生活在上海有关。鲁迅、郭沫若等现代文学大师，尽管也曾生活于上海，但与茅盾相比，不仅生活的时间要短，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文学起点不在上海。茅盾的文学事业是名副其实的Made in Shanghai。他从一个外来青年到上海谋生开始，一步一步成就了自己的文学事业。上海不仅是他文学活动的舞台，也是他汲取文学资源，获得文学灵感的地方。所以，与以往的茅盾研究的思路有所不同，我以为应该以茅盾与上海的关系作为文学史研究的线索，重新思考一些文学史问题。这不仅可以加深人们对茅盾的了解，也可以强化茅盾文学世界中那些被人忽略的影响因素。

一

茅盾在上海的生活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16—1925年，这是茅盾初登文坛时期；第二个时期是1930—1937年，它是茅盾文学事业的黄金时代；第三个时期是1946—1947年，是茅盾抗战结束后，重返上海的短暂逗留时期。

茅盾在晚年回忆录中，回忆1916年初到上海时的个人生活情形：住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宝山路的宿舍中，四人一间房，只有一盏昏暗的灯，根本无法看书。“我看书多半是星期日，大家都出去玩了，我就利用这时间。我在上海快一年了，除了宝山路附近，从没到别处去过。”这一年，茅盾翻译完成了美国作家卡本脱的《衣·食·住》；与商务老编辑孙毓修编选出版了《中国寓言初编》。从1917年下半年开始，茅盾参加了朱元善主编的《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学生杂志》12月号上发表了他署名雁冰的社论《学生与社会》，这是茅盾在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1918年2月，茅盾回乌镇，与孔德沚建立家庭，完成了婚姻大事。1919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风云激荡的一年，茅盾受《新青年》影响，开始关注俄国文学，在《学生杂志》六卷四至五号上，连载署名雁冰的《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11月，《小说月报》主编王莼农请茅盾编辑下一年度的《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因为茅盾在《时事新报·学灯》、《解放与改造》、《妇女杂志》连续刊发文章和译作，追随新文化思潮，被当作文坛新人，受到关注。1920年，茅盾更加活跃，每月都有文章发表，有时一个月在上海的报纸杂志发表多篇文章，显示出批评的敏锐和开阔的视野。也就是这一年的2月18日，陈独秀来沪；5月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李汉俊、陈望道、茅盾等先后参加，秘密筹建中国共产党。11月下旬，商务印书馆约请茅盾担任新一年的《小说月报》主编。通过王统照的关系，茅盾与北京的新文学人士郑振铎等建立联系，成为筹建中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1921年，茅盾主编《小说月报》，将其改变为新文学杂志，吸纳国内的新文学家参与其事，引领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使得《小说月报》成为名副其实的新文学第一刊。他本人也因此名闻新文坛。与此同时，茅盾积极参加中共建党活动，成为上海地区的重要骨干。他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召开，这条游船就是茅盾的妻弟孔另境预先租借的。1925年12月31日，茅盾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被选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代表，作为国共合作的一方，赴广州参加政治活动。在上述一系列活动中，我们看到，茅盾在自己的文学事业的起步阶段，政治活动也很投入。

茅盾初登文坛，拥有职业编辑与职业政治活动家这双重身份。这是值得关注的文学史现象。因为从后来的不少材料中，我们看到，不仅仅是茅盾，当时很多的文学青年，普遍如此。像《郑超麟回忆录》曾记录了这一时期蒋光慈、萧三，甚至包括郑超麟自己，都是一边热爱文学，从事着文学创作，一边投身政治，做着最具体的党务工作。如何看待这一文学现象呢？我以为，这中间传递出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信息，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那就是新文学是现代中国社会运动的时代产物。并且，这个现代社会的基本特点，是面向社会大众，由一些新的社会角色引导，向着新的社会目标努力。中国社会发展到20世纪初，已经产生了一批新的社会角色和新的社会组织。传统的社会角色和社会组织，正被新的社会角色和组织所替代。从茅盾研究的角度，我觉得有两点应该予以强调。一是茅盾的编辑身份。这是以往中国文学史上，写作者所没有的新角色。编辑的身份角色，与现代新闻出版业有关，也与上海新兴文化形态有关。鲁迅先生论及海派，以“没海者近商”来形容。茅盾的文学地位与文学成就，一开始就是这种新的文学生产力的体现。他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印刷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借助商务印书馆的有利平台，茅盾充分发展自己。他年轻好学，精力旺盛，适应力强，反应快。与沪上那些旧派文人相比，他的知识优势和活动才干马上显现出来。二是茅盾的政治身份。他从1920年起，参加上海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活动，他的文学起步与他的政治活动，自始至终，纠缠在一起。在文学活动中，他有自觉的党派立场和党派意识。1925年他发表《论无产阶级艺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倡导“无产阶级艺术”；而在政治活动中，他又有文学的敏感与热情。1927年发表的《幻灭》，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直接反映大革命时期社会生活的作品。茅盾是现代作家中，参与政治最深的知名人士之一，与现代中国政界关系极其密切。他又是现代政治人物中，少数几位能够真正在文学领域享有崇高声誉的标志性人物。从民国时代起，至1981年病逝，茅盾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坛的领袖人物。这种文学、政治的跨界与混搭，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最丰富、最复杂的现象。文学的社会担当和作家、艺术家的政治参与热情，在茅盾和他的作品中，有着非常生动的体现。政治这一话题，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始终是一个比较敏感却又十分复杂的话题，政治是什么？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情况看，主要体现为作家与党派组织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政治问题一直没有很深入地研究。我这里所说的没有很深入地研究，主要指理论层面缺乏开拓。一些研究者要么从西方的理论教条出发，似是而非地用中国的材料来论证一遍；要么干脆将政治作为审美之外的因素加以排斥。很少有研究者从现代中国文学的实际状况出发，探讨政治与文学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从理论层面来理解，意味着政治对文学而言，不是一种外在的、可有可无的因素，而是构成了一个时代文学的基本面目。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运行轨迹中，不难看到，五四时期，包括“新青年”阵营在内的新文学家，尽管有高度的政治参与热情，但没有一个人参与到党派政治之中。而此后，像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先后与党派政治发生关系。这毫无疑问与党派政治从1920年代起，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有关。1920、1930年代中国新文学家笔下的激情，几乎很难摆脱与党派政治的关系。激烈如鲁迅，他的《为了忘却的记念》、《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小品文的危机》等名篇，直接表达了他对党派政治的看法。冲淡如周作人，闭户读书之余，也常常化解不了现实政治的悠悠情怀。现代作家如此这般关注党派政治，或许会让今天的读者和研究者感到奇怪，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作家，为什么对现实政治如此热衷呢？事实上，这不是作家们热衷于政治，而是他们置身于一种特殊的现代历史语境之中，无法，也不可能摆脱党派政治的纠缠。台湾“中央研究院”余英时先生有一个解释，他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尽管受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但没有完全摆脱士大夫文化“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影响。而美国学者爱德华·希尔斯认为“不发达国家中知识分子的高度政治参与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具有三层根源，首要的原因是对权威的深切关注。即使试图并且在事实上似乎也脱离了他所成长于其中的传统权威，不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相对于其在发达国家的同行，更多地希望被吸收进一些强大的组织中。……政治参与的第二个原因是获得一种即便是临时的职业成就机会的稀缺，使得很少有人能够抵御克里斯玛型政治的魅力。最后，在不发达国家中文明传统的匮乏，不仅对非知识分子产生影响，同样也影响到知识分子”。不管余英时和希尔斯的解释是否有力，他们都认为现代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不是外在的。落实到中国现代作家身上，我以为现代作家关注现实政治的热情，与其投身于文学写作的热情一样，都是内在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以茅盾为例，离开了党派政治，对他的文学生涯而言，简直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以至于他逝世之前，还要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恢复党籍。可能在今天的语境中，这一切都已经很难理解，但茅盾却非常认真，以至于在生命的最后还认为：“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从茅盾对政治的这种执着和关切热情中，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党派政治持久而强大的影响力。

茅盾第一次离开上海，是1925年12月底，他乘船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茅盾当时的身份是中共上海地区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1926年1月参加完广州会议后，他留在广州，担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编辑国民党机关报《政治周刊》。当时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是毛泽东。毛泽东去韶关调查农民运动期间，茅盾一度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部长。茅盾从事职业政治活动，一直到1927年国共合作失败，因遭国民政府通缉，转入地下，然后，被迫回到文学职业。他晚年回忆说：“我隐居下来，马上面临一个实际问题，如何维持生活？找职业是不可能的，只好重新拿起笔来，卖文为生。”他用了四周时间完成了小说《幻灭》，刊发在9月出版的《小说月报》上，作者署名为茅盾，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茅盾笔名的第一次呈现。茅盾的出现，意味着沈雁冰从文学评论家、职业政治活动家的身份角色，转变为从事文学创作为主的现代作家。1928年7月，茅盾秘密东赴日本。经过一年多海外漂泊，1930年4月回到上海，开始了他第二阶段的上海生活。

二

茅盾从1930年4月回上海，到1937年12月离开上海，正值35岁至42岁壮年之际，这是他人生的黄金时代。此时，茅盾作为中国新文学最具代表之一的作家地位，已经确立。除了评论和翻译，他写出了一系列深受欢迎的文学作品。长篇、短篇，小说、散文，各种文体都有出色的表现，显示出全面的文艺素养和极高的艺术天赋。尤其是1933年1月，长篇小说《子夜》由开明书店出版，为茅盾赢得了巨大的文学声誉。瞿秋白高度评价这部长篇小说，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左联为这部作品举行了研讨会。就连新文学运动的反对者、清华大学教授吴宓，也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撰文，激赏《子夜》。《子夜》的确很能体现茅盾与上海的关系。如果我们将茅盾笔下的上海，与1940年代张爱玲笔下的上海相对照，就会发现，茅盾笔下的上海，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国际大都市，灯红酒绿、高楼大厦。尤其像证券交易所、舞厅、租界、大型纺织工厂等，确是上海才有的现代标志性景观。而张爱玲笔下的上海，大都是灰色的弄堂，进进出出的是小市民，故事内容不外乎你算计我、我算计你，呈现出大上海陈旧、颓废的一面。相比之下，茅盾对于上海都市生活的观照，是带有政治意味的。在茅盾看来，上海一方面是现代各种政治力量博弈的场所；另一方面又是现代生活与批判性内容交织在一起的表现空间。像《子夜》中几种社会力量的集中展现，是茅盾对上海都市生活的高度概括，有着史诗般的宏大叙事，这是1930年代写上海的小说中，难以见到的大手笔。这种宏大叙事的眼光，与茅盾的政治乌托邦想象密不可分。在他看来，此刻的上海，就是被这样几股社会势力所左右着。茅盾不否认上海都市生活的多样性，但他觉得那些吃喝玩乐的小市民生活太无聊，只有那些强势政治，才是左右这座城市的力量。所以，他借助小说，来表现城市生活中，真正称得上强势的社会力量。《子夜》一开始吴老太爷初到上海的感觉印象与病逝，就是一个富有政治意味的象征。它是对旧时代中国传统生活的扬弃，但它又马上陷入西西弗斯那样的悲剧轮回。在快速变化的时局面前，很多都市中的人还没有充分享受正常的现代生活，就被接踵而至的变局给否定了。如吴荪甫这位上海棉纺织业的大亨，他的果敢与经营才能还没来得及施展，就被国际垄断资本给排挤出局。茅盾在《子夜》中就让这位上海的棉纺织大亨陷于破产的绝境，并以强奸佣人来显示他的疯狂。这种带有新文艺腔的幼稚描写，受到很多研究者的批评，也体现出茅盾对于都市生活的某种隔膜和疏离。但另一方面，倒是很好地传递出作者对于现实政治的一种看法。

政治对于茅盾而言，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怀，他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担当某种政治角色。譬如，1930年4月回上海后不久，马上加入“左联”；再譬如，1937年10月离开上海，远赴香港，主编文艺杂志。1939年1月，又冒着生命危险，去新疆迪化，在军阀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学院任教。总之，茅盾的南来北往、东奔西颠，都不是一个作家孤鸿野鹤、独来独往的个人行为，而是与中共组织的秘密安排有关。茅盾在晚年回忆录中，有简单的交代。如谈及抗战八年，两度赴港，茅盾说：“两次来港，都负有任务。”台湾的解密档案也让我们窥见到其中的一斑。如国民党情治机构1940年代提供给蒋介石的材料，汇报茅盾与中共若即若离的关系。这些对我们认识茅盾，都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茅盾积极投身党派政治，但他出场的身份角色是左翼作家。如果我们了解茅盾的个人身世的话，就会知道，自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他就脱党了。既然脱党了，与中共组织没有关系了，茅盾为什么还要奉组织之命，奔走于南北东西呢？我以为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复杂之处，也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假如将中国的现代作家生活与传统作家生活相对照，我们会问：当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被强化的到底是什么？毫无疑问，是以党派面目呈现的现代组织对社会成员的广泛影响，这已成为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遭遇的核心问题。西方在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了分权制的多党组织形式，而中国在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最终形成了高度集权的党国体制。据说党国这个概念是蒋介石的发明。党派组织的力量无孔不入、无所不能，党国在民国时期高调登场，以党治国，这是传统中国社会所没有过的现象。所以，现代作家不管政治态度如何，在党国体制下，都有一个组织归属问题。以往文学史研究喜欢用左翼、右翼和第三种人来区分作家，好像左派是正确的，右派一塌糊涂。这种政治正确的文学史研究法，剔除其狭隘的政治内容，我们从中依然可以看出一种切合20世纪中国文学特征的路线轨迹。茅盾的政治身份，是这种组织归属的明确符号。我们与其说这是政治与文学关系的展示，还不如说这是一个时代文学的常态。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环境及其特色，有它自己的规定性。党派政治与文学的联系，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中国文学现象，是中国现代社会的象征符号。不管它的作用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是这个时代表现抢眼的现象。传统社会或许就不是这样的。茅盾在1930年代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说：“现在已经不是把小说当作消遣品的时代了。因而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我们这个转变中的社会，非得认真研究过社会科学的人每每不能把它分析得正确。而社会对于我们的作家的迫切要求，也就是那社会现象的正确而有为的反映！每每想到这一些，我异常兴奋，我又万分惶悚；我庆幸我能在这个大时代当一名文艺的小卒，我又自感到我漫无社会科学的修养就居然执笔写小说，我真是太胆大了。”从这一角度来看待茅盾走过的文学道路和他的文学思想，我以为，文学与政治在他身上是不分内外，自然而然的。他初登文坛，就参加党派组织，而从政活动又带给他从未有过的人生体验。茅盾从政治中获得经验和体会，在文学中寻求表现与释放。文学与政治，对他而言，是一体二用，自然融合。在民国时期，很多读者和批评家认同茅盾的文学创作，甚至是国民党内部都有这样的认同，以至于蒋介石1943年5月13日在重庆接见茅盾，以示礼待。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茅盾的文学影响力。茅盾如果仅仅是一个政治人物，那么，对他的研究和评价，在今天要简单得多。但茅盾是一个文学人物，而且，即便是用最严格的文学标准衡量，他还是具有相当高的文学素养。他身上的文学特质与政治敏感，纠缠在一起，难以剥离。有时甚至是相得益彰，互为增色。我们不妨想象，如果没有政治激情的加入，茅盾小说、散文不知道要减退掉多少有意思的成分。同样，反过来讲，如果政治在茅盾的文学作品中，都是一些简单的教条，何至于有流传至今的文学史上的茅盾影响呢？我以为，政治在茅盾身上，是一种艺术人生。没有遭遇政治，他不可能有大起大落丰富多彩的人生感受，不可能获得巨大的写作激情来创作《蚀》三部曲、《子夜》这样轰动一时的作品。没有遭遇政治，茅盾的文学地位，也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受到如此反复巨大的历史变故和反复审视。所以，研究茅盾1930年代在上海时期的生活和创作，让我们真正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事实上，被政治缠绕一生的现代作家，远不止茅盾一个，像鲁迅、胡适、郭沫若、丁玲、萧红、巴金、曹禺、老舍、周扬、田汉、夏衍、胡风、冯雪峰等一大批最具才华的现代作家，都卷入政治的漩涡。逍遥如周作人、俞平伯、废名、郁达夫、闻一多、张爱玲、苏青等，最后的结局，都免不了与政治有关。

三

1937年10月5日，茅盾带着家小，离开上海，开始了抗战八年的漂泊生活。这期间，他在武汉、长沙、香港、兰州、新疆、延安、桂林、重庆等地生活和逗留。1945年抗战结束，1946年5月26日，茅盾带着家小重返上海。这是茅盾在上海生活的第三阶段，但物是人非。经过战争的洗礼，他的母亲和心爱的女儿，先后离世，这让年过50的茅盾感慨万千。在给萧红的《呼兰河传》作序时，茅盾借机发挥，表达了这份感情。这篇序跋，被很多研究者认为是茅盾写得最动情的一篇评论。1946年8月开始，茅盾为出访苏联而忙碌。从中共角度看，茅盾访苏是一件大事，有利于扩大中共的国际影响。而从国民党方面看，尽管不太愿意看到中共借茅盾访苏做宣传，但也没有设置太大的阻碍，毕竟茅盾是知名人士，不是政治人物。所以，经过沈钧儒、邵力子等友好人士的帮助，很快办妥出国手续。茅盾夫妇从12月5日离沪访苏，到1947年4月25日顺风顺水回到上海，可谓一切圆满。回国后，茅盾参加各种欢迎会和报告会，谈访苏见闻，发表随笔，显得极为活跃。12月初，在中共地下组织安排下，茅盾、叶以群等秘密前往香港。一年之后，也就是1948年12月31日，又秘密离开香港，于1949年1月7日，抵达刚解放的大连。2月26日来到北京。4月，参加第一届文代会筹备会。7月，在第一届文代会上发表《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要》长篇讲话。10月1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随后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文化部长、《人民文学》主编。由此，茅盾彻底告别了动荡生活，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长居北京，直至1981年3月27日病逝，享年85岁。可以说，茅盾的文学事业，始于上海，终于北京。

茅盾与上海的关系有很多值得回味和论说之处。我们强调没有上海，就没有茅盾，茅盾的文学黄金岁月是在上海。其实何止是茅盾？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黄金岁月，都与上海有关。上海也因为有了这样无数才华出众的作家、艺术家的云集，而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长久不衰的影响。上海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是一个反复被谈论的话题。人们凭直觉，就能感觉到1920、1930年代上海是中国文学的中心，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新文学巨匠都在这里生活，“亭子间”里有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青年。这种气象，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但我觉得，对这些文学现象，不能仅停留在感觉印象的一般阶段，而要进入到文学史研究中去，了解和掌握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现代文学活动的来龙去脉，以及从理论上对一些文学史经验加以总结和提炼。以茅盾研究为例，我们不仅要掌握茅盾的生平材料和思想状况，还要结合茅盾思想、创作所关心的问题，所呈现的特色，在现代文学范式这一层面，思考现代都市与作家的文学道路、文学事业之间的关系。这在以往研究中是比较薄弱的。除此之外，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也不能像以往那样，简单划阵营，下个对错结论，而是要结合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从作家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创作状态，来理解政治作为一种现代生存状态，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像茅盾、丁玲、周立波、田汉、夏衍、艾青等一批作家，坎坷的政治生活，让他们抵达日常生活难以抵达的生死境地，体会到平常人所难以体会到的丰富人生滋味。这些人生经验帮助他们创作出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与此前、此后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2016年2月修改于上海

参见茅盾《几句旧话》、《我的回顾》，收入《茅盾论创作》，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第1版。参见《茅盾回忆录·序》（上），华文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
参见《茅盾回忆录》（上），第105页。
茅盾说，《学生杂志》主编朱元善“打算以《学生杂志》小试改革，先从社论开始。他请我写一篇不同于历来的《学生杂志》社论内容的短文，作为社论；这就是刊登在《学生杂志》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号上的《学生与社会》。这篇文章可以算得是我的第一篇论文。”参见《茅盾回忆录》（上），第110页。
在晚年回忆录中，茅盾说，由于他给《学灯》投稿，引起了《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的注意，开始约茅盾写稿。后来商务印书馆的王莼农也主动请茅盾为他主编的《小说月报》和《妇女杂志》写稿。参见《茅盾回忆录·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上）。
孔海珠《谁是嘉兴南湖租船人》，收入乌镇孔另镜纪念馆编《孔另镜先生纪念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郑超麟《回忆沈雁冰》、《谈蒋光赤》、《谈萧三》，收入《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参见鲁迅《“京派”与“海派”》，收入《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第453页。
1981年4月，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在茅盾追悼会上致悼词，称颂茅盾“是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望的革命作家、文化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同鲁迅、郭沫若一起，为我国革命文艺和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参见胡耀邦同志在沈雁冰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收入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第9页。
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收入《中国知识分子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第165页。
参见（美）戴维·E·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陈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第52页。
参见《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沈雁冰党籍》，收入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第4页。
参见《茅盾回忆录》（上），第299页。
瞿秋白《〈子夜〉与国货年》，收入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中），第226页。
吴宓（用“云”的笔名）《茅盾著长篇小说〈子夜〉》，收入唐金海、孔海珠编《茅盾专集》第二卷·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第928页。
《茅盾回忆录》（中），第1页。
参见《茅盾、沈志远、张友渔、韩幽桐等过去状况调查》，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特种档案，特30/538.6。
参见江沛、迟晓静《中国国民党“党国”体制述评》，载《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
杨天石先生在文章中将传统的“帝治”，与1927年以来，国民党执政的22年相对，后者是以党治国，“这样，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统治形式——‘党治’。”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杨天石的序言。
茅盾《我的回顾》，收入《茅盾论创作》，第8页。
参见唐金海、刘长鼎主编《茅盾年谱》（上），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第6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