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晚清奇局中的李鸿章
陶林
一部晚清史,或许就可以浓缩为一部李鸿章的个人回忆录。李鸿章出生在晚清时代即将来临之际,他个人的致仕与家族的发家,与晚清时代中国国运的盛衰密不可分。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知李鸿章,则知晚清。
李鸿章的油画像
对当代中国人来说,晚清其实很近。历史的轮廓与如今相形也并不差很远,关于那段历史的资料,可以说汗牛充栋。有时候,多多益乱,只因为太近,太多的眼皮子底下权变的干扰,反而让人有太多的误解。
李鸿章,是晚清时代之象征人物。凡是见李鸿章其人,或有文字书其貌的,无不说其相貌堂堂,目光有神。就我们所见李鸿章遗留的相片,目光之炯炯,令人印象极其深刻。
的确,在晚清时代的凋亡朝廷中,就眼力而言,李鸿章在昏鸦一片的官场中,的确是出类拔萃的。早年,他认准要靠读书出人头地,没有像很多平庸不堪的“官家衙内”们那样,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深得中国传统教育的优点。读书之际,受父亲之命,拜师于曾国藩门下。曾国藩,是晚清时代一个货真价实的儒家君子,殊为严厉,对子弟读书做人的要求很高。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影响,要超过他一生中任何一个人。曾国藩的眼量,几乎是整个晚清时代最高的一座峰,李鸿章投于他门下,得以登其峰而望,眼力的提升自然不同凡响。待太平军兴起时,李鸿章果断弃文从军,师法老师曾国藩,操办起淮军,保有绝对实力,也是对时局变迁的远见所系;等到掌握了国政大权,李鸿章清晰地看到自己“居数千年未有之奇局”,便全力操办洋务,努力搞“沟通外交”与“和谐外交”,渐渐有了世界文化潮流的眼力,已然是晚清时代一流中国官员的典型象征,也是晚清朝廷文化的亮点之一。
可惜,纵然目光如此炯然的李鸿章,在不断衰败的晚清时局中,终不免沦于老眼昏花,左右不能力支的境地。甚至都自谦说自己不过是一介“糊裱匠”,仅仅勉强支撑应付罢了。成也有眼,败在无力,这是李鸿章的天命所系,也是他“名满天下,谤满天下”的原因所系。
李鸿章究竟是何许人也?当年,在曾国藩的老湘军大营中,李鸿章是一个喜欢赖床睡觉,怕开早会,眼高手低的幕僚;在恩师曾国藩眼中,李鸿章是个可造之才,但是“拼命喜欢做官”;在同阵营的宿敌左宗棠眼中,李鸿章是个聪明取巧,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无能无力的十足废物,“十个法国将军,抵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在维新派政敌梁启超的眼中,李鸿章是个自视甚高,但一步雷池不敢越过的老朽;甚至,在顶头上司慈禧眼中,纵然不断夸奖李鸿章有“再造玄黄”之功,但与曾纪泽(曾国藩之子)聊起他时,也忍不住说:“(湘军)剩下的臣子,李鸿章这些也是好的,只是因循得多。”
显然,中国的近代历史,一直以来并不十分待见这位前清的“一等忠肃伯”。原因无他,此人位高势众,名大权重,但对中国近代史并未作出何等卓越的贡献。
晚清至今,中国的确居大变而不自觉。可很大部分人不过因为私利所驱,依然活在王朝轮回的宿命感观中。晚清,是一个即使没有外国干预,也逐步走向衰亡的时代。老态龙钟的王朝病,极为严重地困扰着那一整个时代。曾国藩的湘军本意欲“另起炉灶、重开世界”,阻止因文化的衰退导致的“文明的自杀”。由李鸿章继承这笔遗产的时候,他完全不能做到“重开世界”,反而越搞越糟,不堪重任,吐尽气血。
这一点,隔海相望的日本人看得更仔细。有日本学者指出,李鸿章是一员福将,他的眼力带着他跟随曾国藩走一条革新开化的开放道路。他的好运气、好“福气”,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一直伴随着他。李鸿章是旧体制的优等生,出身资源优渥的官僚家庭。早年,他少有挫折,平步青云,是步步受惠于父兄及师长。父亲李文安苦心孤诣,把他托付给身为同榜进士的大儒曾国藩。这一番托付,把李鸿章放到了命运的过山车上,直抵好运气的顶峰。他步步效仿恩师曾国藩,办团练,拉拢、利用外国雇佣军,打太平军,办洋务,像当代诸多“官二代”那样,什么好处都被他不费大力气地占尽了。这位文忠公,聪明异常,是天生做官向上爬、混人情场的高手。同等利益,别人要十分努力取得,他似乎都是得来不费功夫。可以说,“无有曾国藩就无李鸿章”,这是一点不为过的。
中年得志而俯瞰苍穹,李鸿章比同时代人有更好、更开阔的视野。他比许多人更深刻意识到中华的变局,但也比许多人更乐意抱着“宁守旧而死,不开新求活”的态度。所以说,李鸿章并不是历史大变局中的主角,或者用英文单词表达,“HERO”,一时之“英雄”。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谓的,“英雄者,创造时势也。”什么都准备好了,让你去做,不过一介“归命侯”而已。英雄,你要自己造天地的。所以说,对于历史,李鸿章是一个本不该赖得太久的过客,却伴随着晚清始终,硬生生在曾国藩夭折之后,赖成了舞台主角。
面对变局一定要有大眼量、大心胸和新道德,这些,李鸿章都不具备。他只知其变,不知其所以变,变成何。在历史的皱褶中,他是一个很好的战术家,却并非是一个很好的战略家。有生之年,他一直力图把老师曾国藩未竟之事业继续下去,却不得不受旧体制的一再掣肘,而终多事无成。他的所作所为,很大程度上充其量确如他自己所说的,只是一个“糊裱匠”而已,在旧体制中,聊以糊裱一些新花样。他的这番立意,显然,与他老师曾国藩所开创和展望的“采西气补充东气”的格局相距实在太远。
当然,比喻永远只是比喻,李鸿章也并非真是一个“糊裱匠”。他是一个掌握巨大社会资源的重臣,像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大多数人物一样,他能做成旧历史中的“人杰”,具备旧时代成王成侯的一切能耐,也保有充沛生命力和意志力,有一颗走向世俗人眼中“成功”的雄心。但他却无能无德于新的历史时代,无疑是新时代中的“婴儿”、“多余人”。最致命的问题是,他们对之还毫无自觉,总是把自己的局限归罪于运数的不济。
其实,对于晚近中国,文化、文明体制的变异是一件顶重要的事情,却也并非是什么惊世骇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宏图伟业。世界近代以来,有两百余个国家地区,从古典到现代的变迁,从欧洲到中东,从非洲到东南亚,从美洲到澳洲,并非中华一家门店。在亚洲诸国,也还有印度、土耳其、日本、朝鲜等诸国的种种成败故事。每个国家和民族,都会有一批仁人志士在做这些事。有些国家干得漂亮,有些国家干得拖泥带水。而像中国这样,文明与体制紧密关联的“老大帝国”转型殊为不易,需从文化入手,经由器物、人心、风俗等等的多重变易,才能有所斩获。英雄要做的,无非是把这种变易放置在一个良性循环的制度轨道里,而不能让它循环于老死——至今,对于中华而言,这件事依然还在路上。
李鸿章步步紧随恩师曾国藩,谨守臣道,拘泥不化。有历史学家称他是“内侍昏君、外御列强”,话是不错的。李鸿章对内要极力讨好的那位昏君,是一个相当刚愎自用的老女人,号称“老佛爷”的慈禧。若论起“昏君”,她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昏君——不过,在王朝体制中,产生明君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人断乾坤,何其之难。慈禧从宫闱的倾轧之中走出来,浑身上下丝毫没有求新的意图,甚至连一点文化与文明的气息都没有,一切不过是随心所欲的权变。在她手上,所谓“传统”也不过权术耳:汉官可杀,满官可杀,维新派可杀、守旧派也可杀,主和派可杀,主战派也可杀……一言概之,因私害公,瞎指挥,胡折腾。一部晚清历史,完全变成了一部她“老人家”随意折腾的历史。
李鸿章对“老佛爷”倒真是忠心耿耿,却不敢像曾国藩那样坦率认定“两宫太后聪明有余、见地平平”,以一种居高临下之心态待之。比起曾国藩那样纯粹的书生,李鸿章是个复杂的封建官僚,他把自己的荣衰和大清王朝的末途紧紧捆绑在一起。他可以很好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更擅长于坐享旧日之利,而百折不肯图变。这就是任何一个维新派无论如何也说不动他的原因所系。
在《红楼梦》这部预言中国末世文明境况的天才之作中,李鸿章的形象早已被曹雪芹先生深刻地勾画出来——就是那位“端方四正”的贾政老爷。梁启超说李鸿章“待人颇有傲气”,倒很像是总端着个架子的贾政。他终日里要周旋的,不过是要在牌桌、酒席上享清福的贾母——毫无疑问,也像极了那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慈禧太后。如贾政一样,李鸿章心力憔悴,自认为还算正直与努力,但已经难以挽大厦之将倾。
所以,李鸿章与其说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人物,倒不如说是一个十足的喜剧人物。他有好心,有眼力,有一定的手腕,但是没有新时代所召唤的大学问、大见识、大心胸与大能耐,诚如史家所评的“志大才疏,亡国之丞,何堪称能,先拒疆防,又断海防”。现在,有不少人喜欢给李鸿章做翻案文章,我觉得是不足取的。与他生前所承受的殊荣、福气和权势相比,功德皆空的李鸿章,死后倘给若干差评,并不为过。
韩利利女士和我所翻译的这一部《李鸿章回忆录》,经过仔细研究,已然被认定是一本伪托之作,一部可以归类为“小说”的作品。虽说李鸿章学曾国藩甚多,但他并没有像老师那样做好“日课”,也没有记录日记的习惯。他好功业,好做官,好发财,贪恋权势,但疏于自修,受不来一个严谨书生那样太多的约束,所以并无资料显示,他有记日记的习惯。因此,美国记者曼尼克斯号称从翻译成英文的李鸿章日记、资料里整理出来的这部回忆录,显然有点天方夜谭的意味。但尽管如此,依然可以通过这部书,清晰可见美国人对于李鸿章的亲和感和好评。这种友善态度,其实时而至今,还是美国人对中国人情感的主流。
一派纯然天真的美国人,是难以猜度中国文化,或者中国官场中的那些老江湖的。他们即便英姿勃发,也骨子里老气横秋,人情世故文章做得太深,便人生如戏,也入戏太深。看这部书稿时,我更相信作者是在塑造一位理想中的英雄,一位类似后世的马歇尔或者艾森豪威尔那样的英勇、爱国的美国将军,而非一个中国满清朝廷的权臣。
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通过他来了解李鸿章。正如柏拉图在书中所虚构的那个苏格拉底,同样能给我们无尽的启示一样。在书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李鸿章生活的轮廓,看到大洋彼岸另外一群人对他的赞许与肯定。我想,或许李鸿章本人比任何人都喜欢这部恣意虚构的回忆录,并喜欢那里头所写的那个李鸿章,相信那真的就是他自己。
能和我的妻子韩利利女士共同翻译这部奇书,是一件愉快的事。作为一名资深的英语教育工作者,她对英文原著的严谨把握,保证了翻译的“信”与“达”,也带出了我这个学生。当我们一起修订好书稿时,满怀欣喜地期望着为世界送上一份崭新的礼物。
且向冥冥中的传主与作者致敬,只因为文化的传承,我们之间传递着微妙的因缘。更要向读者们致敬,你们的阅读,慰藉着我们一年来的辛劳;你们目光锐利的批评与指正,促进着我们的成长与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