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拨开历史重重迷雾
“华夏”与“夷狄”说开去
“民族”一词，源于西方（包括马克思关于民族的相关理论），是指具有共同语言、文化、心理、人种等共同要素的较为稳定的人类共同体。
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并没有民族这一称谓，而是以“人”“族”或“族类”代表一定地区聚居的具有共同特征的人群。
举世公认的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华这世界四大古代文明，都曾经耀若星辰，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但只有中华文明绵延至今，从未中断过，其他三大文明俱已消失，只能在一些故纸堆或建筑遗存中才依稀可见它们曾经伟岸的身影。
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与经久不衰，一直为人类学者、历史学家、社会学者和文明研究者所困惑不解。这是因为，相比其他地区而言，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所遭受的战争摧残和灭绝性杀戮，即便不是最为悲壮和惨烈的，也是令人发指和令人唏嘘的；中华文明所覆盖和得到认同的人群之复杂、人种之差异，甚或是口语差别之大，也都是别的文明所鲜见的。当代中国各地方言的差别之大，远远超过了欧洲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差别。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一位宁波人与一位西安人相遇，用各自方言对话，可能接近无法沟通；同理，让一位香港人和一位九江人用各自方言对话，可能也不知对方所云。但是，无论来自哪里，这些人都很清晰地具有中国人的认同。
在炎黄二帝时代，中华民族的先民在经历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生活方式也逐渐发生重大变化。一部分人群由于习惯了原先的生活方式，即从原始社会演化沿袭而来的狩猎、驯化（牛羊）、打猎的习性，并且迫于居住地自然环境的限制（如生活在森林、沙漠、戈壁、高山等地），逐渐形成后来的游牧系统；而另一部分人群，出于居住地自然条件的原因（如地势相对平坦或平缓、河川谷地），或者因为其部落迁徙到水源充足、土地肥沃地区，从而培育出粮食或经济类作物的种子，逐渐形成后来的农耕系统。
所以，中华民族的先民，绝不是与生俱来的农耕居民，是生产力发展、文明进步和自然环境变化后，人群在生产方式取向上逐渐产生分化的结果。绝不能将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简单定义为农耕民族，其实，汉族的先民是既有游牧也有农耕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文明的自然进程，汉族在后来的发展中主要以农耕生产方式为主了。
早期的中华民族先民，还没有达到对自我族类属性进行归纳总结的高度，毕竟在那个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时代，人们的首要任务还是解决基本的生存和繁衍问题，加之生产力水平不够高，所以抵御自然灾害、保存生命就成为那个时期先民的首要目标。
公元前2000年左右，以“三过家门而不入”著称的治水英雄大禹
，在其年迈时，本应按照原始民主制“禅让制”原则，将首领的位置传给舜之子商均，但大禹治水实在是功绩卓著，因此在大家的拥戴下，他又继续担任了部落联盟首领。
在大禹的带领下，先民逐渐形成了以夏后氏族为核心的权力与领导阶层，同时他通过恩威并施的方式，不断兼并其他部落，使中原大地上的族群进行了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融合。在大禹死后，他的儿子启利用大禹在百姓中无比崇高的威望，废除了“禅让制”，自己继承了首领之位，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世袭制的朝代“夏朝”，前后400余年，后为商朝所取代。
奴隶制朝代（国家）的建立，是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从民族学角度看，则是先民自我族类认知的一个转折点，后人将中华民族及其主体汉族的祖先，自夏朝开始自称“华夏”“华夏人”或“华夏族”。所谓华者，盖言该族群富有、华美、高贵；所谓夏者，则言其疆域辽阔广大。
那时，居于黄河中下游被称为“华夏族”的人群，因为礼乐先进、物产丰富、武威强盛，四邻皆服。后来兴起于东部的商灭亡了夏，但其与夏人在黄河中下游进行了民族融合，使华夏族族群在人口数量上进一步扩大了。
周人为姬姓，亦为黄帝之后，是三皇五帝之一帝喾的后裔，他们同样起源于中国西北，后来逐渐向东迁徙。在商朝统治时期，周人已经建立了高度自治的“方国”，当时并存的还有古巴国、古楚国等。
周人利用商朝末期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加快发展自己，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占有了土地肥沃的八百里秦川，从而具备了与商朝一争高下的实力，并最终灭亡了商朝。
周人在夏商基础上，将中华文明极大地推进了，它制定了周礼，这成为几千年东方文明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同时，周朝将族群认知发展到顶峰，创立了著名的“华夷之辨”，即一种同心圆式结构。其治下的臣民，最核心为姬姓王族，外圈为姻亲外戚勋贵大臣，这部分在地理上主要居于中原地区，生产方式上以农耕为主，统称“华夏族”，而四周以各自方向为据，将那里生活的族群带有贬义和歧视性地分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然而，有趣的是，在周朝立国以前和立国以后，对其纷扰侵袭最大，也是周朝华夏族所歧视的西戎，其实恰恰是夏朝、周朝的统治阶级的发源和发祥之地。周朝曾经有多代国王迎娶了西戎的女子，当然也有多位周王本身就具有西戎血统（或言就是西戎），甚至在周朝向东攻伐时，曾经多次得到了西戎方面军队的鼎力支持。
我们尝试拨开历史的迷雾，来揭开这个谜团。炎黄子孙的发源地在西部陕甘青川一带、黄河上游地区，原本无所谓华夷之分，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不同历史阶段各部落的“决策”，有些部落倾向于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地区，遂逐平原与河水而居。如夏后氏族和周人，来到黄河中下游后，与其他地方迁徙而来的族群进行了融合，生产力水平与文明程度有了显著提高，在客观上具备了族群重新认同或界定不同族群等级与差别的需要，也为了统治的需要，将自己定义为华夏族，而将四周依然保持原有生存状态的族群，分别以方位冠以族群称谓。
所以，不妨大胆地推测：周人是炎黄子孙，也是它所命名且歧视的“西戎”中的一支。
周人东迁后，留在原地的那部分族群，被称作西戎，但也被叫作氐、羌，或氐羌，这种称谓可能比西戎一词还要早些。因氐羌人地处西部，后世也有人将其泛称为“西羌”。
作为夏人、周人的近亲，羌人也是炎黄子孙，《国语》中记载，炎黄二帝为兄弟，炎帝得姓姜，黄帝得姓姬。所谓姜者，亦羌也，两字同源，从羊从女，在表示族类和地望时用羌，表示女性和姓氏时用姜。
在远古神话传说中，大禹和其父鲧是氐、羌之人的天神与祖神（时至今日，中国羌族依然膜拜大禹和鲧），而大禹则出身西羌，亦即西戎。根据《山海经》的记载，炎帝之孙灵恝（音jiá）生氐人；姜姓与姬姓长期姻亲，姜氏女子多嫁姬姓王为妻，在周朝被称作“舅家”。因此，氐羌毫无疑问是正宗炎黄子孙，只是因为周朝建立后为了显示王族的高贵，而将同祖源的氐羌划归为所谓的“蛮夷”西戎而已。事实上，在周人看来，“戎”字本身就是一种蔑称，以戎字作为族称也是周人的一项“发明”。周朝代商而立后，为表示对商（殷）人的敌忾，甚至将商之遗裔称为“殷戎”。周朝之西周到战国期间，西戎专指中原以西、被周人视为蛮夷不开化的非华夏部族（再次申明：周朝本来就出身它所划分和蔑称的西戎），即氐羌系统；而在战国特别是秦汉以后的中国古代，西戎一词狭义是指氐羌系诸部，广义则泛指中国西部各部族部落。
西羌，由西戎生发
西戎族系的主体人群，毫无疑问是氐羌各部落，其中，西羌相对而言人口较多些。战国时，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在中原争霸，羌族已然在西陲兴盛，那时主要有蓖中种（越锚羌）、白马种（广汉羌）和参良种（武郡羌）等。
中华民族自古至今的一大重要特点就是各族群之间不断融合，而中华民族的上古主体人群——华夏族，也是不同族群不断融合的产物。中国已故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东周天子的都城洛阳，附近就有陆浑之戎、伊洛之戎。卫国城墙上可以望见戎州。在春秋时期，华夏族与非华夏族斗争非常激烈，到战国时期这些民族大体上都融合了，形成了一个华夏族。”未被融合者，诸如仍然生活在西部地区的人群，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西羌。
与华夏族形成规律类似，西羌同样是由不同部落融合发展而形成的松散民族联合体或共同体，他们最早发源于黄河流域中上游，在周朝之春秋时期活动范围扩大了，广泛分布于今山东、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四川等地，既从事畜牧业，也进行农耕。“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东汉许慎《说文·羊部》），“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从人，因以为号”（东汉应劭《风俗通》）。
中国的汉字，是极为鲜明的表意文字，记载了大量的人文与历史信息，仅在目前可以看到的甲骨文中，“羌”字的写法就多达二十种，有从羊从人者，有绳缚之者，还有从火者……这说明从生产生活方式来看，古代西羌人为了生存需要，有着非常繁多的劳动分工。
民族研究表明，即使古代西羌人的后裔——羌族在今天只剩下三十万人左右，但羌族与汉族、藏族以及傣族、白族、怒族、彝族、景颇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普米族等十余个当代民族都有着非常密切的族缘、血缘乃至亲缘关系。今天不少民族生活习性中仍然带有古代西羌人的特点，以至于有“藏羌一家”“羌汉一家”等说法，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羌族从古至今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古代西羌种类繁多，且大多以动物之名为号，如白马羌、牦牛羌、参狼羌、黄羝羌、黄羊羌等，可能反映了一种图腾崇拜的遗迹，抑或是展示一个部落相对主要的劳动对象及其生产方式。还有一些西羌部落以地名为号，如勒姐羌、卑羌等，这部分西羌人可能已进入相对先进一些的地缘性部落联盟。在西羌中，较强大的先零羌、烧当羌则以父号为名，表现了父系氏族的父子联名制。
从周朝到两汉，西羌曾经长期为中原王朝所关注，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西羌人的首领爰剑被秦人俘获，这是历史上羌人首领第一次出现在史籍中。后来，爰剑设法逃回，并被再次推举为首领。爰剑被俘期间，在关中平原学到了华夏族先进的农耕和生产技术，为提高西羌人的生产力做出了重大贡献。
到公元前384年时，爰剑之第四代孙忍通过不断扩张，占领了今天青海东部、甘肃西部、南部广大地区，这群西羌人被称作“河湟羌”。忍的儿子研，继承了父辈的雄心，将其部落联盟进行了新的扩大，遂由“河湟羌”改称“研种羌”。公元前154年（西汉景帝前元三年），以大夏河流域临夏为中心活动的西羌首领留何，主动与汉朝交好；西晋时羌人建立宕昌国，宕昌与党项发音相近，这群西羌人当是后来党项羌的先祖。
秦朝建立后，大将蒙恬在北征匈奴时，亦曾受秦始皇之命西征诸羌，将今青海、甘肃交接地区的西羌人征服，纳入秦陇西郡，这是西羌人聚居地首次进入中原中央政权版图。
在陈胜吴广农民起义中崛起的汉朝，在建立伊始，就面临着内忧外患。居住于大榆谷（今青海贵德县、尖扎县之间）的先零羌，因为所处自然条件较为优越，加之部落领袖较有谋略，于是趁汉朝无力西顾的时机，迅速地兼并了周边弱小羌人部落，并一度主动对汉王朝用兵，但被汉朝与烧当羌联手大败，一度一蹶不振。
烧当羌是当年研种羌首领研的十三世孙之后裔，后来取代先零羌成为当时西部高原的霸主，他们利用汉朝全力北御强敌匈奴的时机，不断发展壮大。到西汉景帝时，烧当羌与匈奴联手，一度分别从青藏高原、河西走廊与漠北，对中原形成西、北夹击态势。经过汉初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和对北方的被动防御后，中原王朝的经济、军事实力有了明显的提升，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遂决定主动迎击强敌匈奴。经过名将卫青、霍去病连年不断用兵，匈奴人遭到毁灭性打击，浑邪单于和休屠单于先后降汉，大量匈奴人内附中原，还有一些则远遁中亚和北亚地区。
匈奴势力的瓦解，使汉朝夺取了具有极其重要战略地位的河西走廊，不仅将匈奴与西羌完全隔绝开来，而且由于匈奴的失败，汉朝军队得以直接面对烧当羌，原来在河西走廊分布的西羌人不得不迁离该地，汉朝遂大规模从中原迁汉人充实河西走廊。
公元前112年（西汉武帝元鼎五年），西羌人准备联合匈奴进攻汉朝。当时，羌使前往匈奴送信，在经过汉、羌混居的河西走廊时被俘，于是汉朝完全了解了西羌人的战略和战术意图，立即派出大将李息和中郎将徐自为，以大军十万彻底击垮了西羌人，从而导致一部分西羌人不得不离开河西走廊。次年，汉朝设立“护羌校尉”和相应机构，开始对包括今天青海省东部地区在内的广大西羌人聚居区实施行政、民政、军政管理。
公元前80年（西汉昭帝始元六年），汉朝在河西走廊设立金城郡（治所在今甘肃永靖县西北），护羌校尉所辖河湟地区西羌之人口、地域皆划归金城郡管辖。从此，由西戎生发出的西羌人，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公元34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年），“死而不僵”的先零羌卷土重来，联合西羌各部族，在临夏集结，连续攻破河西走廊数座汉朝城池。次年，东汉光武帝派陇西太守、大将军马援率马步骑三千人西进征伐，先后将先零羌、参狼羌、烧当羌等击败，俘获西羌军兵八千余人，乘胜收复河西走廊，兵锋最远越过了青海湖。为了分化瓦解时叛时服的西羌人，中央政府遂将先零羌等部分散安置到陇南（今甘肃陇南市）、天水（今甘肃天水市）、扶风（今陕西宝鸡市扶风县）一带，使西羌人与当地的华夏族又一次进行了民族融合。
公元37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在武都（今甘肃陇南市武都区）一带驻牧的参狼羌起兵杀汉朝地方官而叛。马援亲率四千余兵士与之对攻，打败羌兵，致使西羌十余万户远遁塞外，剩余的一万多人皆望风而降。此战，是西羌与汉朝军事角力的重大转折点，史载“于是陇右清静”（《后汉书·马援列传》）。
以后，在东汉一百余年历史中，西羌人虽然也经常袭扰汉朝边地，但总体而言，河西走廊没有再受到西羌人的重大威胁。伴随着东汉积极推进民族融合政策，以及迫于汉军军事压力，西羌人也逐渐稳定了居住地：先零羌主要聚居在武都、陇西、汉中（今陕西汉中市）等地，勒姐羌和当煎羌主要活动于金城（今甘肃兰州市）、张掖（今甘肃张掖市）、乐都（今青海海东地区乐都县）等地区，白马羌在文县（今甘肃陇南市文县）、刚氐（今四川绵阳市平武县），且冻羌主要聚居在庆阳（今甘肃庆阳市）、清水（今甘肃天水市清水县）等地……大体上，西羌人散布于今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川等地。经过两汉不断的攻击，匈奴的势力范围被不断压缩，西羌人也因为河西走廊牢固地掌握在中原手中，而无法与北方的匈奴联手，并且经过多次大规模的战争以后，西羌人在公元1世纪至2世纪，基本上与汉朝处于总体相安无事的状态。
民族迁徙融合给羌人带来什么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中原进入了战火纷飞却也纷繁精彩、英杰辈出的三国时代（220—280年）。东汉献帝、王允、董卓、吕布、张郃、袁绍、袁术、曹操、司马懿、曹丕、曹植、孙坚、孙策、刘表、刘备、刘璋、荀彧、庞统、诸葛亮、关羽、张飞、马超、马岱、黄忠、赵云、黄盖、周瑜、鲁肃、张昭、蔡瑁、甘宁、陆逊、姜维、钟会……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呈现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故事、一幅幅精彩纷呈的历史画卷。谋臣能士层出不穷，枭雄猛将如云。“三英战吕布”，“周瑜打黄盖——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赔了夫人又折兵”，“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三顾茅庐”，“舌战群儒”，“草船借箭”，“捉放曹”，“单刀赴会”，“七擒七纵”，“曹冲称象”等俚语、谚语、成语，皆出自三国时代，至今仍脍炙人口，至今都是包括日本、韩国、越南等“中华文明圈”内人民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
如果说公元前商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周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从而形成汉族的前身——华夏族的话，那么公元4世纪至5世纪的中国第二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则是华夏族经过数世纪发展壮大后，再一次与周边族类进行的民族“大洗牌”，而这一次民族融合进程对西羌人及其生存发展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秦汉与先秦是中国无比重要的时代。周朝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朝代，而且是由奴隶制王朝走向封建王朝的重大历史转折点，周朝建立的一整套规范、典章等，被称为“周礼”，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周朝已经出现了先进的封建制城邦制联邦（或邦联）国家的影子，即使和两三千年后今天西方所谓民主制度相比，也毫不落后；其民主、民权、民政、民生诸领域理念之先进，令后人叹为观止，所以出现“百家争鸣”“战国四君子”，合纵连横、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等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周朝还是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划分与认同的重要时期，确定了经过民族融合后产生的民族共同体——华夏族，并且初步界定了包括西羌在内的四周少数族群，在此基础上，首次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民族交流制度、民族团结政策和各民族发展方略，周朝的历史功绩及其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贡献，今天无论怎么形容都不过分。
秦王朝的建立同样是划时代的伟大事件。秦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和统一度量衡等一系列举措，不仅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顶峰，而且其第一次实现广域范围内的中国统一，使得求一统、求民族团结、求共同进步，成为世世代代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渴望与不懈追求。秦朝开天下之先，得益于分封制，却大胆尝试废除了分封制，而建立了当时在世界上都最为先进的郡县制，是一个国家行政管理方面的典范性伟大创举。直到今天，中国乃至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区管理体系都沿袭了秦朝的郡县制。值得一提的是，秦朝在全国开辟的具有统一国家标准和规范意义的“高速公路”——“秦直道”（从都城咸阳至九原郡），时至今日，在一些地方依然用于交通运输。
在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上，西羌人从来就是参与者，甚至是主导者之一。前边提到，周朝王室的出身就在西戎，而秦朝皇室虽不是西羌人氏，但其起家之地的关中与陇右，也是西羌人聚居之处。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族群能如同羌人一样，与华夏族、汉族有那么深刻而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
经过秦末短暂的中原混战后，中国历史又一次幸运地在分裂边缘被拉了回来，刘邦和刘秀分别建立了大一统的西汉、东汉政权，中华文明从而得以保存、延续乃至发展。
然而，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长期的精神与物质积累，使得到东汉末年，中原各路人杰厚积薄发，各方英雄纷纷登场，演就了一出“三国”大戏。曹操、刘备、孙权分别代表了北方豪强集团、江汉士大夫集团和江东利益集团三种势力，他们都表面奉东汉皇室为圭臬，实质上是希望战胜另外的集团而取得天下。
魏蜀吴三国之间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争霸战争，斗争的场所基本都在中原“战场”，所以也无力顾及周边少数族群。好在两汉基本打败了匈奴人、羌人，使地处北方的曹魏没有来自北部、西部的压力，同样，占据了巴蜀的刘汉也没有来自西部的压力，孙吴由于东临大海，南濒台湾海峡，因此不存在少数族群的袭扰。
虽然没有与周边少数族群发生太深交往，但疆域深入或穿过西羌传统地区的曹魏与蜀汉两个政权，倒是都不时“借用”骁勇善战的羌兵。诸葛亮则通过“七擒七纵”西羌一支的傣族（另一说为彝族）首领孟获，最后感动了孟获及其族人并获其归附，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这成为中国民族团结史上的一段佳话。
三国时期，来自中原东北方向少数族群的威胁有抬头趋势：我们知道，中国北方的少数族群、部落群体原为北狄，后演化为胡与东胡，胡在中原正北，东胡在胡之东侧，中原的东北方向。西汉初年，匈奴势正盛，不仅让贵为汉人天子的高祖刘邦品尝了“白登之围”的羞辱，还向东攻击东胡系统诸部族，并大破之。
西汉武帝时期，中原大破匈奴后，东胡人内附，西汉设置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等四郡用以安置其民。此后，东胡系统中部分人群被匈奴吸收，成为匈奴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迫于匈奴压力而南迁，与中原人民近距离相望，南迁的东胡逐渐分为鲜卑、乌桓两大部落联盟。
东汉末年，经过官渡之战被曹操杀得丢盔卸甲的河北豪强袁氏集团窜至辽东。曹军北追时，“搂草打兔子”，不仅彻底歼灭了袁氏武装，而且顺势将乌桓的有生力量歼灭。乌桓从此淡出历史舞台，神清气爽的曹操为此创作了著名的《观沧海》，以表纪念：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但是，相对于周边少数族群军力无比强大的魏、蜀、吴三国并未想到，就在他们为中原争夺不休的过程中，就在曹魏为歼灭乌桓而举国欢庆的时候，东胡的另一支，与乌桓有亲缘关系的鲜卑部落联盟，却利用中原三国无暇关注之机，悄然发展和壮大起来。
鲜卑、乌桓等东胡系族群，早在商周时期就在大兴安岭北段游牧，后来匈奴强大后与之屡战屡败，不得不南迁至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流域（今内蒙古东南部、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东汉时期，匈奴人被汉朝彻底击败后，除了内附者，其余匈奴人西迁，鲜卑趁势西进占领漠北，当地留下的十余万户匈奴人，加入了鲜卑，使后者实力逐渐强盛。
公元2世纪中叶，鲜卑出现了一位著名的领袖檀石槐，他统一了鲜卑各部，率领部众北拒丁零，东败扶余，西击乌孙，南扰汉边，从中原输入铁器，开始建立城郭，初步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民族自治国家。
曹操率军打击乌桓，鲜卑虽然已经陷入分裂，但他们向曹操进贡和表示忠诚，遂没有遭到强大的曹军打击。曹丕立魏代汉后，鲜卑依然与曹魏保持着相当不错的关系，不仅经常贡奉与互市，还将因战乱避祸于鲜卑的汉家百姓送还曹魏，博得了曹魏政权的信任，同时利用乌桓被灭，其族人被强制迁往中原腹地河北的时机，鲜卑人趁势南下占据了乌桓人原来的驻牧地区。
虽然后来完全融入汉族当中，但鲜卑人是曾经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族群。三国之后的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中国进入了民族大分裂、大融合时期，原本在周朝建立起来，经过秦汉两大封建王朝强化了的封建秩序，包括民族之间的“尊卑”秩序，却在公元3世纪以后被彻底打破了，出现了“匈奴、鲜卑、羯、氐、羌”所谓“胡人”南下的时代。
其中，鲜卑既是“胡人”南下中的一胡，同时也与另外两胡“氐、羌”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亦是后世吐蕃人血统构成中的主要成分之一。这是因为，一方面，到三国末期时，中原的北方已然是鲜卑人的“天下”。左支（东部）鲜卑主要由慕容氏、段氏和宇文氏构成，中支（中部）鲜卑主要是拓跋氏，西支（西部）鲜卑主要是乞伏氏和秃发氏。这些鲜卑大氏族，在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纷纷建立独立的王国或王朝，这里不做详述。（欲了解详情，可参见拙著《辽太祖阿保机的耶律家族》）
另一方面，十六国的出现，使各民族不仅都有了建立中原政权的渴望和成果，而且随着战乱频仍，部分鲜卑大姓种落还出于政治或经济需要，要进行大规模迁徙。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公元4世纪时从东部鲜卑分化后，从中国东北地区长途跋涉迁往西北河湟地区的慕容氏。这支外来的“不速之客”曾经与当地西羌人进行过非常惨烈的战争，结果是羌人不敌而溃败，留下的一支羌人则与慕容氏相融合，成为吐谷浑人（因其首领慕容吐谷浑而得族名），并建立了吐谷浑民族政权，将河湟地区的羌人、氐人、汉人均纳入其治下。
鲜卑人本来就是汉化程度很高的少数族群，而慕容氏是鲜卑人中汉化程度最高者，同时羌人亦牧亦耕，与汉人差别不大，因此吐谷浑政权名为少数族群政权，实际上在其存在的三百五十余年中，使用汉字，建立城郭，官职也仿照中原体系。吐谷浑产良马，兼营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皆模仿中原汉人，与高度汉化的北魏与南朝汉人政权间一直保持友好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往来。
隋朝建立后，吐谷浑使者专程从青海到隋都长安谒见隋文帝杨坚，为吐谷浑王慕容世伏求亲。隋文帝应允，将弘化公主（也称“光化公主”）于公元596年送往青海。此后数年，吐谷浑以隋朝女婿为念，年年到长安朝贡。隋文帝去世后，公元7世纪初，隋朝为了保证丝绸之路南道的畅通无阻，两次派兵西征，第二次还是隋炀帝御驾亲征。隋军彻底击败了吐谷浑人，其王慕容伏允仅带了几名贴身随从逃命，隋炀帝将所征服的吐谷浑人中心城市乐都定名为“鄯州”。
隋朝是立朝仅三十八年的短命王朝，但它将经历了数百年内乱的中国重新统一，则是对中华民族的重大贡献。不仅如此，在隋朝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唐朝，是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久负盛名的封建王朝，汉唐两个朝代，至今仍让普天之下所有中华儿女引以为傲。
汉朝侧重武力拓殖疆土，“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唐朝更表现出中华民族的雍容大度与远威近服，其民族和谐、民族团结、民族融合政策，更加显示出唐朝的文治武功。汉朝以其声威远播而使华夏族拥有了一个伟大的名字——汉族（汉人）。从唐太宗李世民起，唐朝皇帝被各族群尊称为“天可汗”，正是大唐深得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地域人们共同拥戴的象征。时至今日，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华人和华裔依然骄傲地自称为“唐人”，其商业街坊也被叫作“唐人街”。
盛唐时期，都城长安的人口超过一百五十万，是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商贸、物流、信息中心。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长安是旧大陆文明中心所有城市中最具世界意义的城市，在这方面超过了同时代的君士坦丁堡，唐帝国和中国文明不仅为朝鲜，而且为更远的日本所赞赏和效仿，这显示了中国的威望。”
那时，操着各种方言土语的汉人，与形象各异的不同族群的人们共同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假如那时你身处长安车水马龙的街头，你随时会遇见突厥人、西域人、波斯人、大食（阿拉伯）人、拂菻（东罗马）人、日本人、新罗人、天竺（印度）人、真腊（柬埔寨）人、骠国（缅甸）人……他们中有元首、大臣、使节、商人、学者、留学生，还有僧侣、艺术家、医生、工匠、歌姬，甚至有来自非洲的“色黑如墨、唇红齿白”的昆仑奴，可谓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包括羌人在内的各族群，都以到过长安为荣。大家都为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为拥有以汉文明为主体的开放兼容并包各族群文化的中华文化而备感自豪。
中亚在汉朝以后，在唐朝又一次被纳入中华的版图，用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草原帝国》作者勒尼格鲁塞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唐朝是中亚的主人翁”。那时候，大唐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往来交流非常活跃，各种水果蔬菜种子、各类珍奇异宝，都源源不断地往来于长安和欧亚大陆各地区之间。毫无疑问，穿过羌人聚居地区的丝绸之路，无疑是促进经济贸易的主要通道，这条友谊之路、经贸之路，无疑是深得包括羌人在内的各族人民所钟爱和保护的。
羌人的一支——党项羌，就是在隋唐一统时期开始出现于历史记载的，并且，这个族群，必然要在中华大地上谱写一曲惊天动地的历史之歌。
小荷才露尖尖角
在西羌系统中，先零羌、烧当羌、参狼羌等种落，早就在史籍中频频出现，虽然他们并未建立过被正史书写的民族地方政权。而后来建立了与辽、宋、金、元等政权并立之西夏政权的党项羌，却曾经名不见经传，很晚才见诸文字。
从目前掌握的历史记载、考古发现等情况推测，党项羌与吐谷浑类似，也是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中国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产物，是鲜卑人与西羌人融合后产生的新族群。
鲜卑人建立北魏政权（386—557年），是在十六国时期。那时候北方战乱频仍，各族百姓深受其苦，尽管鲜卑人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蛮夷”或“戎狄”，但其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符合北方地区广大人民追求和平、安宁生活的渴盼，因此这个少数族群政权获得了认同。
北魏建立后，拓跋氏统治阶级带领进入中原的鲜卑人，开始了由被动转向主动、从自发到自觉的汉化进程。到孝文帝拓跋宏（元宏）（467—499）时，北魏已经基本统一了北方，与偏安南方的汉族政权分庭抗礼，同时北魏疆域内民众安居乐业，促进了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的巨大发展。
其时，鲜卑统治阶级的汉化程度已经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孝文帝决心进行全面改革。他下令将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迁往中原腹地、多朝古都的洛阳，要求鲜卑人特别是鲜卑贵族一律改为汉姓、汉名，穿汉人服装，使用汉语，鲜卑贵族死后不得运回平城安葬，以及鼓励甚至强制与汉人通婚等，并且从自身做起，将皇家姓氏“拓跋”改为“元”。
总的来说，孝文帝的改革总体上取得了成功，他是一位对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皇帝。但毕竟改革是一场革命，必然会引发不同的声音，有一些鲜卑贵族不愿意被汉化，或者不赞同离开平城南下，于是或北迁祖居地，或迁往他处。“自是拓跋氏降为庶姓，散在夷狄”，既说明北魏时拓跋氏已经自认为并且被认为是汉人，也表明有些拓跋氏没有加入汉化进程，而是与其他少数族群进行融合。
其中有部分拓跋氏皇族和贵胄，就一路西行，来到西羌人聚居的河湟地区，与当地的羌人混居，逐渐生成一个新的族群——党项羌，也叫党项人。
历史文献记载，到了大约公元6世纪末期（隋朝），党项羌开始活跃，他们居住的中心在析支。到唐朝初年，党项羌活动范围扩大，《旧唐书·党项传》记载：“东临松州（治所在今四川松潘县以北），西接叶护，南连舂桑、迷桑等羌（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境内），北至吐谷浑（中心在青海湖）。”
党项羌那时还属于比较弱小的族群，以游牧生活为主，不过，他们已经初步进入奴隶社会，并分化出八个著名的氏族：细封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费听氏等。从鲜卑人发源的拓跋氏显然忝列为党项羌之较大氏族，且是党项羌这个部落联盟中的领导阶层。
从中古世纪中国政权分析来看，在所谓“胡人”之中，鲜卑人的政治意识之强、文化文明程度之高、汉化程度之深，是其他胡类族群难以望其项背的——在中原大地上，除了拓跋氏建立的“魏”系王朝外，慕容氏建立过“燕”系列政权，乞伏氏建立过“西秦”，秃发氏建立过“南凉”等。此外，外迁之鲜卑人，也是天才的政治家，如慕容氏迁到河湟后，与当地羌人融合建立了新的族群吐谷浑及其政权，拓跋氏迁至河湟后，与党项羌融合，后来建立了西夏王朝。
隋唐时期的党项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相当落后，据《隋书·党项传》记载，党项“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阵则相屯聚，无徭赋，不相往来。牧养牦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穑”。他们崇拜天神，崇尚白色，尚武而勇猛，死后实施火葬。
党项羌作为游牧民族的一种，完全是靠天吃饭，一旦遇到气候骤变或者易货贸易渠道的阻绝等，便会陷入生死未卜的悲惨境地。加之贵族阶级对财富的追逐，时常有劫掠农耕居民和城市的行动，对交界处中原附属地区的袭扰也就在所难免了。但在隋唐时期，西羌系统中的吐谷浑人，因其人口众多、兵力较强，成为中原王朝重点“关照”的对象，而人少兵弱的党项羌，曾长期未遭受中原军队的重点打击。
隋初，党项羌即有千余户自愿“归化”，中央政府对他们的生产生活进行了妥善安排；585年（隋文帝开皇五年），党项羌的大首领拓跋宁丛率领族人到旭州（治所在今甘肃镇原县）定居，并上书请求内附，隋文帝封以大将军的官号，其部下也各有所差。后来，该部一度攻打会州（治所在今甘肃白银市靖远县），被隋军大败。
隋文帝当面对被俘押解到长安的拓跋氏首领说：“还语尔父兄，人生须有定居，养老长幼。而乃乍还乍走，不羞乡里邪！”拓跋氏羞惭满面，于是率众定居。从此，党项羌在有隋一代，岁岁朝贡。
唐朝建立后，经济发达，国力强盛，民族政策和谐稳定，国威远播海内外，党项羌倾慕中原华风日甚。629年（唐太宗贞观三年），党项羌首领之一的细封步赖亲率部众归附唐朝，得到中央政府的大力褒奖与优遇：唐朝在其定居地设立民族羁縻州轨州（约在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境），封细封步赖为州刺史，享受朝廷俸禄与赏赐。
消息传出，党项羌人纷纷内附。唐廷先后设立了崌州、奉州、岩州、远州四州，整个黄河河曲之地的党项羌皆为大唐子民。到634年（唐太宗贞观八年）时，包括党项羌在内的羌系族群归附大唐并接受中原州县制管理的人口已经达到三十四万余人，设州六十个（见北宋王溥《唐会要·党项羌》）。
尚未统一的党项羌，遂多数心向大唐，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和行动。一位名叫拓跋赤辞的首领，因其部族地接吐谷浑，遂与其交好，并与吐谷浑王室结为姻亲，而后者对大唐一直阳奉阴违，有分裂自立之意。
634年，唐朝大将李靖率大军攻打吐谷浑时，拓跋赤辞曾帮助吐谷浑国主慕容伏允与唐军作战，最后因不敌而请降，唐朝在其所居地区设立了懿州、嵯州、麟州、可州等三十二个羁縻州，将各部归降之首领分别任命为州刺史，并以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从此，西夏之先祖拓跋氏以李姓面世，青海省积石山以东地方全部纳入唐朝版图。
经过隋炀帝、唐太宗时期对羌系族群中最强者吐谷浑人的不断打击，后者衰败下去，给党项羌的崛起提供了空间，但那时他们互不统属，还停留在比较松散的部落联盟状态，并且尚未出现具有统一民族的领袖人物。
西戎中的氐、羌皆为很早就见诸经传者，在古人的记忆中，河西四郡以北先后为匈奴、突厥，以南为氐、羌。
在三国魏晋十六国时期，同为西羌系族群的氐人，貌似政治地位比羌人要高些，如苻坚在被杀死前，面无惧色并轻蔑地对姚苌说：“小羌乃敢于逼天子？”甚至不顾明明白白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之说，辱骂道：“五胡次序，无汝羌名。”
氐人这种优越意识的产生，主要因为那时候氐人居住于与汉人接壤之地，且氐人中农耕者较多，汉化颇深，甚至在语言、风俗、形体等方面与汉人无异。而那时的羌人，游牧者居多，且居无定所，所受汉文化熏陶相对较少些。《魏略·西戎传》记载：“（氐人）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中原）之姓……能织布，善种田，畜养牛马驴骡……多知中国（中原，汉）语，由于中国错居也。”
也正是因为氐人汉化太深吧，汉魏六朝以后，氐人几乎被汉人同化殆尽，隋唐以后，在中国西部“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的历史舞台上，已几乎找寻不到氐人的踪迹了，倒是羌人的身影一直活跃至今。
氐人就彻底消失了吗？在今天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绵阳市平武县和甘肃省陇南市文县峰峦叠嶂的大山深处，生活着一支总人口不到两万的独特族群，在20世纪50年代民族身份识别工作中被划为藏族。然而，他们一般不修藏式寺院，不信仰藏传佛教，多数人不会藏语；他们不事放牧，却擅长种田，服饰与汉人不同，但与藏族差别很大。他们的寺庙中既礼拜佛像，也信仰道教和关帝，与汉人一样在家中供奉祖先牌位。他们自称“白马人”，也就是史书记载的“白马氐”的后裔。
作为上古西戎族类的一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氐人就生活在西汉水、白龙江和岷江流域。古代氐人的种类很多，有故氐、青氐、蚺氐等，其中人数较多者当为白马氐，《史记》中记载：“（氐人中）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括地志》也载：“陇右成州、武州，皆白马氐。”有专家对当代白马人的姓氏和姓名进行研究后发现：他们的姓名与汉人完全一致，如李、杨、苻、班、王、余、田、曹等，而藏人姓名中常见的诸如“扎西”“旺堆”“卓玛”“达娃”等，在白马人中从未发现。
白马人的节庆与汉人也完全一致。农历正月初一、上元节、清明、端午、中秋等，都是他们非常重要的节日。在节日里，白马人不仅要唱歌、饮酒和用锣鼓伴舞，还要家庭团聚在一起，缅怀祖先历经磨难、南征北战的传说故事。
由于有专门研究氐人和白马氐人的学者、著作，这里就不再展开描述。值得关注的是，白马人聚居的山区，也是国宝大熊猫的栖息地之一，居住在国家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内的白马人，从来敬畏自然、爱护生灵，从不伤害大熊猫，仅甘肃省文县铁楼乡的白马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先后救治过七八只大熊猫幼崽呢。
- 姒姓夏后氏，名文命，号“禹”，黄帝后裔，同时也是部落联盟首领，将中国划分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九州”，并制作九只大鼎，从而有了“九鼎至尊”之说。
- 夏后氏族是颛顼的后裔，颛顼为黄帝之子昌意之子，号高阳，三皇五帝中的“五帝”之一。夏后氏族起源于今川甘青三省交界处岷江上游的岷山山脉，后经渭水中下游迁徙至今黄河中下游的山西运城和河南洛阳、三门峡一带。
- 喾音kù。黄帝曾孙。
- 临夏，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曾是古代西羌人的祖居地之一，自古为唐蕃古道上的重要驿站与物资交流中心，号称“河湟重镇”。
- 宕音tān。宕昌县位于今甘肃陇南市西北部。曾是西羌人最早活动的区域之一，今天该县的藏族人之服饰、民居等依然保留着羌人风格，而与其他地方藏族人有较大差异，笔者推测其为古西羌人之后。
- 河西走廊地处黄河以西，也称“甘肃走廊”，主要位于今甘肃境内。东起乌鞘岭，西至古玉门关，南北介于祁连山、阿尔金山与马鬃山、龙首山、合黎山之间，总长约九百公里，最宽处近百公里，最窄处近数公里，为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平地。
- 指黄河上游、湟水流域、大通河流域，古称“三河间”。该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个民族繁衍生息之地，众多民族的先民耕牧于其间，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河湟文化。
- 马援（前14—后49），东汉著名军事家，辅佐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平定交趾郡。马援祖先“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名将赵奢，曾是当年中原六国抗秦战争中为数不多的胜利者。秦始皇统一中原后，赵氏为避杀身之祸，一部改姓马。
- 国号均为“汉”。以时间计，分别为前汉、后汉；以都城所在方位讲，则分别为西汉、东汉。本书表述时以西汉、东汉说法为主。
- 亦作“乌丸”“乌干”，按照阿尔泰语系音译，其意为“长辈”或“大人”。
- 西汉西域副校尉陈汤所言，见《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
- 《尚书·禹贡》作析支，《后汉书·西羌传》作赐支，音不同而意同，即今青海东南部的黄河河曲处，在北纬34°左右。
- 叶护系中国古代北方部分少数族群爵位名称，匈奴、大月氏、乌孙等都有使用，当是在单于或大单于以下的官爵；隋唐时期，葛逻禄、回纥等种落也有使用，多表示可汗之下分部部长。
- 李靖（571—649），初唐名将。世代为官宦，为唐太宗所立“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位列第八。
- 公元前2世纪初，西汉王朝在河西走廊、长城南北及其以西地方所设立的酒泉、武威、敦煌、张掖四郡，下辖三十五县，使那片曾经荒无人烟之地，变成了沃野千里的农业区，同时在地理上也隔断了匈奴与西羌之间的联系。
- 苻坚（338—385），字永固，又字文玉。前秦世祖，氐人，曾经统一中国北方大部，后在与东晋的淝水之战中失败，为慕容鲜卑“抄后路”，被羌人所杀。
- 姚苌（330—393），字景茂。后秦太祖，羌人，出生于今甘肃陇西县以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