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联合国的作用
1. 联合国创始国的使命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为了保护人类免于新的战争和灾难，联合国庄严宣告成立。当时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杜建时的堂弟、原中共天津南开区委统战部部长杜铭，曾接受过联合国电台记者的采访，回忆了当年的情况。
1945年的春天，在欧洲战场的苏联军队正以破竹之势进入德国，4月25日，苏军与英美联军在德国易北河岸会师，攻取柏林指日可待。同一天，来自中国、美国、英国、苏联等50个反法西斯国家的代表，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联合国制宪会议。参加这次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由当时的中国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带领，成员包括顾维钧、杜建时等10多人，中共也派代表董必武出席了这次盛会。
宋子文在制宪大会发言时指出，自从1931年日本开始侵略中国之后，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中国因此可能比任何一个国家更能认识到这次会议取得成功的重要性。宋子文说：“在1931年开始的这场残酷的战争中，中国经受住了日本这个攻击成性的国家所造成的痛苦。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任何国家若想得到彻底的安全丝毫没有希望。”
经过为期两个月的谈判与会商，50国代表于1945年6月26日在美国旧金山战事纪念歌剧院举行签署《联合国宪章》典礼。大会指导委员会考虑到中国参战时间最长，特意安排中国作为第一签字国签署这份人类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文件。从此，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的大国地位被确立。杜铭回忆说，他的堂兄杜建时回国之后，向家人讲起签字的情况，激动不已。
“杜建时回来以后精神上很振奋，逢人就非常高兴地说，我们中国人在国际上也有地位了，不再是像以前那样被人看不起的那种状态了。以前别人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说话没人听，现在中国是常任理事国了，有否决权了，不同意的可以投反对票。而且也已让日本投降了，中国跟以前是大不一样了。”
宪章签署的第二年，也就是1946年，联合国正式开始工作。中国代表顾维钧出席了那一年的第一届联合国大会。9年前，正是顾维钧，在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会议上表达了中国将抗战到底的决心，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尊重，如今和平已经到来，他却深知联合国未来仍然任重道远。顾维钧曾表示：“世界人民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已经经历了两次大杀戮、大破坏，他们对联合国寄予期望，联合国的任务就是保卫和平，以及促进人类的福利。”
在之后的历史岁月中，作为联合国创始国和重要成员之一的中国，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在为维持国际和平以及促进其他领域的发展中不断作出积极贡献，中国无愧于联合国创始国的光荣称号。
2. 联合国的组成
从联合国的组成来看，它倒更像个小政府。“政府内阁”的最高行政长官是秘书长。秘书长由联合国大会任命，任期5年，一般连任不能超过两届，由5大洲轮流坐庄。秘书长在世人面前，是联合国的象征，更是极重要的国际调停者及和平缔造者。依不成文规定，秘书长不能来自常任理事国，但拥有实权的副秘书长位置，却少不了来自5个常任理事国的人选，其中常务副秘书长的位置更是由美国人把持着。
秘书处负责着联合国的日常工作。其一般工作人员是在世界各国通过公开考试的方式选聘而来的，是国际公务员。他们不寻求或接受任何政府或本组织以外的当局指示。秘书处下设的工作班子包括负责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总监办公室，还有秘书长办公室若干，有负责监督工作的内部监督事务厅、负责人事工作的人力资源厅、负责维和经费筹措的维和经费筹措司，以及负责政治和安全理事会事务司和裁军事务司等若干司级组织。笔者在联合国工作期间，打交道最多的部门是位于二楼的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
此外，联合国有自己的法院——国际法院。国际法院由15名不同国籍的法官组成，法官由大会和安理会提名并经选举产生。法官任期为9年，法院自行选举正副院长，任期3年。国际法院的主要职责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联合国有自己的“蓝盔”部队，也有自己的警察。“蓝盔”部队的人数多达7万。联合国警察则不受驻在国政府警察的约束和管辖，可以独立行使自己的职权。
联合国还有邮局，可以发行自己的邮票。联合国邮票通常是聘请世界各国著名美术家设计的。无论是联合国的工作人员，还是外交官，或是到联合国参观的游客，都会挑选一些自己喜欢的联合国邮票，请联合国邮局邮寄给自己的亲友。此外，联合国还有自己的学校、自己选定的官方语言以及自己的国旗和国歌。总之，联合国几乎具备了一个政府组织的所有要素，其权威性、代表性和普遍性得到了世人的广泛认同和尊重。
在事关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和人道主义援助工作几乎家喻户晓。但联合国影响我们大家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则鲜为人知。人类面临各种问题的挑战，而联合国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中心。联合国及其系统内各组织日复一日地为促进尊重人权、保护环境、防治疾病、促进发展、减轻贫穷做出着努力。联合国各机构还为安全有效的空中和海上交通运输制定标准，帮助改进电信，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努力确保知识产权得到尊重；协调无线电频率的分配；领导国际社会同非法毒品贩运和恐怖主义作斗争，拟订排雷计划；在世界各地援助难民；帮助改进饮用水的质量，扩大粮食生产，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并帮助稳定金融市场。
3. 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
2002年7月，美国再次动用否决权，不支持联合国驻波黑维和部队延长任期，理由是7月1日正式成立的国际刑事法庭没有给予美国维和士兵豁免权。美国把两个不相干的问题硬扯到一起，曾再度引起了全世界对美国滥用安理会否决权的关注。
所谓“否决权”，是指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使用反对票阻止安理会通过某项决议。根据宪章，所有安理会理事国，无论大小，均有投票权。关于程序性事项的决议，需要9个理事国的赞成票方可通过；关于非程序性事项的决议，需要9个理事国的赞成票，其中包括5个常任理事国的赞成票。根据约定俗成的规定，常任理事国投的弃权票不被视为否决票，所以投弃权票成为常任理事国为防止事态恶化而经常采用的一种战术。尽管提案有程序性与非程序性之分，5大国也只能否决非程序性事项，但实际上，5大国几乎可以对任何一项提案行使否决权。
联合国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产物。美、苏、英等国领袖在1945年4月战争还在进行时，就已经勾画出战后世界的蓝图。他们达成共识：大国必须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担负起主要责任，必须让它们在安理会享有一票否决权，从而促进“大国一致”，防止“大国不一致给世界带来最危险的后果”。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美国、苏联（苏联解体后由俄罗斯继承席位）、英国、法国、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
从联合国1945年成立至今，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一共动用了300余次否决权，对170多个决议进行了否决，平均每年至少动用5次。在5个常任理事国中，苏联（包括俄罗斯）动用否决权的次数最多，达130余次，约占总数的40％；美国共使用否决权近百次，占总数的30％左右；英国使用否决权近40次，占总数的12％左右；法国共使用否决权24次，约占总数的8％。苏联（包括俄罗斯）否决的决议达80多个，美国共否决决议60余个，英国否决决议20余个，法国否决决议10个以上，中国使用否决权的次数最少，其中真正导致决议草案流产的仅有5个。
综观安理会否决权的使用纪录，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初各有一个较多使用否决权的国家，前者是苏联，后者是美国。以往的事实表明，当常任理事国的综合国力越强的时候，它越倾向并敢于对不赞成的决议草案投否决票。而当它的综合国力超强到能控制其他会员国意志的时候，它并不需要通过否决票就可以主导局势的发展。第二次世界战结束时美国的实力空前膨胀，此时的联合国基本上由美国操纵，许多决议草案来自于美国的精心策划。所以，美国根本不需要动用否决权，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当时的苏联频频使用否决权，捍卫自身和本集团的利益。1946年2月16日在叙利亚、黎巴嫩控诉英国和法国延误撤军的议案中，苏联投了反对票，成为安理会中第一个使用否决权的国家。
20世纪60年代后，摆脱殖民地统治的国家纷纷加入联合国，联合国成员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世界格局的力量变化，美国的综合国力相对下降，美国人越来越感到联合国不再是它随心所欲的工具。1970年3月17日，美国第一次使用否决权，此时距联合国诞生已整整25年。
后来，否决权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某些常任理事国的一种豁免权。
比如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和巴拿马等，均因为当事国是常任理事国，安理会根本无法通过谴责的决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地位相对衰落，美国在世界上已缺乏有效的牵制力量，美国不再满足于否决权这一特权，而是寻求更大的行动自由，因此它对联合国采取一种“有用则用、无用甩开”的态度。科索沃战争、入侵伊拉克都是典型的例子。由于拥有否决权的中、俄两国当年不赞成对南联盟进行军事打击，于是美国便绕过联合国，对南联盟进行空袭。战争爆发后，中俄及纳米比亚三国向安理会提交决议草案，但由于美、英、法3个常任理事国都是北约成员国，结果安理会以3票赞成，12票反对，未能通过要求北约立即停止非法军事行动的决议草案。
而安理会使用否决权的典型例子，莫过于1996年的联合国秘书长选举。加利从1991年当选秘书长以来，其5年任期于1996年年底届满。《联合国宪章》对秘书长的职权、职能和任职条件都没有明确的条文，只规定：
秘书长由安理会推荐，联合国大会加以任命。各成员国曾就第一任秘书长达成君子协定，即第一任秘书长任期5年，并可连任一次。而对其以后的秘书长连任问题没有做明文规定，经实践和各大国的认同，形成了秘书长两个任期的惯例。各大国又有这样的默契，即秘书长不得来自5个常任理事国，该人选必须会说流利的英语和法语，人选轮流来自各大洲。
冷战期间，联合国长期在大国两极体制的阴影之下，来自中小国家的联合国秘书长不得不学会在夹缝中周旋和寻求平衡。加利、安南等在任职期间，不愿唯美国马首是瞻，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时常发生冲突。美国对此非常恼火，指责他们“在联合国内削弱美国的大国地位”。
否决权的重要性，也反衬了安理会的重要性。由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同时是世界上的大国，这就决定了常驻联合国的记者总是围着大国转。
每当美国及其他主要大国就某一问题发表评论的新闻稿一放到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时，记者们总是蜂拥而至。相反，一些小国的发言稿，即使主动放在文件散发架上，也很少有记者问津。
虽然记者在联合国大楼内的办公室与安理会只有几步之遥，但平日也很少有机会直接坐进安理会大厅的记者旁听席上。此外更多的时候是，记者就坐在办公室内，观看联合国内部的电视直接转播。而观众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安理会会议镜头，也是各大电视台从联合国电视台花钱买来的录像带。当然一些大报、大通讯社的记者，有时可以享受特别的待遇，进去几分钟进行专业摄影。
安理会会议厅的圆形坐席按照英文字母排列，每月按顺序位移一次，安理会主席由15个成员国轮流担任。书记员们在每次会议上所做的记录，都将作为联合国的文件载入史册。安理会正式会议往往是走过场，而任何国家的立场其实在私下的会谈和磋商中，已基本上摸得八九不离十。联合国二楼可以说是联合国的灵魂。秘书长发言人吹风室设在二楼，安理会每次重要会议休会期间，都是在二楼发布消息。而且各国代表也是从二楼走入安理会会议厅，而他们往往是记者们追逐的对象。更为重要的是，一些秘密外交也是在二楼的咖啡厅举行。所以每当一个重大事件发生时，联合国咖啡厅的生意便极为火爆。
联合国安理会会场全景（联合国新闻中心提供）
笔者的前任——周德武记者曾有过一段难忘的经历：“1997年年初，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关于危地马拉问题的一项决议中投下一张否决票。那年1月10日中午，我刚从华尔街采访归来，宿舍的电话铃响起，让我速去联合国。我一路小跑到在联合国的办公室，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新闻发言人那里得知，当天下午联合国将就危地马拉问题举行正式会议，中国可能要采取行动。当时联合国电台反复播送的一则通知说，危地马拉驻美国、加拿大及联合国的3位大使将在安理会会议后举行记者招待会。下午3时30分，安理会正式会议准时开始，摄影和摄像记者们都集中到安理会大厅外可以拍摄到中国代表团全景镜头的位置。安理会此前已就美国、墨西哥等国提出的向危地马拉派遣155名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决议草案磋商了好几轮，而且已印成蓝色文本，意味着草案可随时付诸表决。
晚上8时许，当月安理会主席小田和恒要求不同意该决议草案的国家举手时，中国大使秦华孙将手高高举起。于是安理会主席宣布：‘由于投反对票的国家是常任理事国，此决议草案不能通过。’据参加会议的中国官员告诉我：投票结束后好长一段时间，他们都不敢相信这一事实，因为一些年轻的中国外交官们还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自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仅仅使用过两次否决权，而且都是发生在25年前。
1972年8月25日，中国曾否决了孟加拉国加入联合国案；同年9月10日又对英、法等国关于中东问题一项修正草案投了反对票。”
中国代表在解释投反对票理由时强调，中国理解危地马拉的遭遇，但危地马拉的和平不能以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代价。危地马拉不顾中方的一再警告，竟邀请台湾所谓的“外交部长”出席其和平协议签字仪式，给台湾那些从事分裂祖国的行动提供了机会和场合，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此次行使否决权，让危地马拉哑巴吃黄连，也在联合国内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华盛顿邮报》撰文称：“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开始采取积极反对的立场。”“积极”两字足以反映中国在应用外交艺术、捍卫国家主权方面有了更好的战略和策略。路透社评论说：“长期以来，中国在联合国被视为一条沉睡的巨龙，但台湾问题不同于其他任何问题，它能把中国从沉睡中唤醒。”
正因为否决权如此重要，所以安理会改革的焦点便集中在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身上。尽管改革已谈了近20年，但进展不大。个中的因素非常复杂，主要是五大国都不希望既得利益受到损害，不愿意看到既有的否决权被削弱。但改革否决权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有的主张废除否决权，有的主张限制否决权，各方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限制使用否决权将是安理会改革的一大方向，这也将迫使各国把否决权作为一门外交艺术加以灵活应用。
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表王光亚大使在安理会外接受记者采访
有人说，联合国太软弱。但是，联合国背负“软弱”的骂名的原因大多数情况下是决议常遭到践踏，更多的是沦为大国的“替罪羊”。世人可能没有注意到的真实情况是，如果没有联合国，世界上战火燃烧或波及的地方还会更多，人类遭受的苦难还会更加深重。仅就避免战争来说，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前后完成了170多次和平解决区域冲突的谈判，在全球冲突地区共部署了60支维持和平的部队和观察团，从而使冲突方能冷静下来，使紧张局势恢复平静，使和平谈判得以开展，并使千百万平民免遭冲突之害。
一位常驻联合国的资深记者曾深有体会地表示，虽然联合国在处理国际危机时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但这个世界还是非常需要联合国的，因为它是全球唯一多边性的外交舞台。美国等大国需要联合国的旗帜，以确保自己在介入某些热点冲突时的公信力；而那些弱小的受害国、旁观国，更需要联合国和安理会，借以发出自己的呼声。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联合国有时甚至是唯一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如在解决前南斯拉夫问题；制裁塔利班和伊朗等。但类似情况多出现在各大国利益趋于一致，或某大国出于某种原因保持沉默的时候。究其原因，联合国不是一个政权组织，它没有国家机器，它缺钱，更缺军队。从某种程度上说，联合国的权力建立在成员国对它的尊重上。
正因为有个别成员对联合国不够尊重，联合国才有说不尽的委屈、无奈和尴尬，有时还背负“软弱”的骂名。从远的说，20世纪50年代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系列决议，对朝鲜发动大规模战争；60年代，美苏开展对世界的争夺，联合国成为两个“超级大国”竞争的场所。从近的看，联合国曾对伊拉克前领导人萨达姆作出过17项决议，但都没有收到效果。对索马里海盗作出过4项决议，但海盗依然横行，有时维和部队也屡屡被内战一方劫为人质，而联合国对此束手无策，无力施救。1999年春，在未获得联合国授权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对前南斯拉夫进行了长达78天的空袭，中国大使馆“被误炸”，我三名新闻工作者许杏虎、朱颖、邵云环遇难。2003年春，美国又抛开联合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
有数据显示，仅在巴以问题上，2000年至今，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就遭到美国8次否决。
尽管联合国的作用和影响力“时大时小”，联合国还是为人类文明与进步，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再有，联合国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对70个国家的上百个核设施采取了安保措施，并与152个国家签署了多达237项安保协议。另外，面临一些重大自然灾害，联合国和所属国际组织的功能与作用，都是其他组织所不能替代的。
4. 黑山共和国成为新成员国
20世纪90年代初，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分离出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以及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都分别加入了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在联合国的席位由塞尔维亚和黑山继承。尽管黑山共和国面积只有13812平方公里，人口67.2万人，但它的诞生却影响到从巴尔干到欧洲的政治版图。
安南在升旗前宣读联合国的决议
联合国接纳新成员国的程序是安理会推荐，联大批准。联大批准的票数必须是三分之二多数成员国赞成。2006年6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经过两天磋商，一致通过决议，推荐第60届联大接纳黑山共和国。在6月27日的联大全体会议上，191个成员国代表以鼓掌的方式通过了接纳黑山共和国为新成员国的决议，而首都位于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将继承前南斯拉夫在联合国的席位。
值勤的联合国警察向安南报告升旗仪式的准备情况
在安南的见证下，联合国广场升起第192面国旗
随后，在安南前秘书长的主持下，500多名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工作人员和新闻媒介来到联合国秘书处大楼前的广场，为这个最新的会员国举行升旗仪式。在安南前秘书长的见证下，两名联合国警察首次把新加入联合国的黑山共和国国旗升到了旗杆顶部。安南发表讲话说：“黑山共和国的独立说明世界上最困难、最敏感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得到解决。”黑山是联合国第192个会员国。联合国上一次接纳新会员国是2002年9月27日，被接纳的国家是东帝汶。
5. 联合国反对使用地雷
世界各地每年都要发生数十起，甚至上百起比较大的武装冲突。在武装冲突中，交战双方会在敌方出没的地区部署地雷。而武装冲突结束后，这些地雷往往会被继续留在该地，对当地平民的日常生活和生命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俗话说“埋雷容易，找雷难”，据统计世界各地每年由地雷爆炸而导致的伤亡人数达到2万人。2005年11月，一个记录地雷爆炸受害者经历的《一步之外》摄影展在联合国总部展出。
这些照片是德国摄影家艾茵赛勒在先后4次访问地雷问题最为严重的安哥拉、阿富汗、柬埔寨和波斯尼亚时拍摄的。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盖埃诺亲自主持了摄影展的开幕式。展览由地雷受害者的肖像照片和他们对受害经过的叙述两部分组成。艾茵赛勒每次同伤残者接触时，先为他们进行拍照，然后让他们讲述当时受伤的经过，用录音机、照相机和摄像机将他们的叙述记录下来，最后利用文字、照片、录音和录像多种方式向人们讲述这些人的不同经历。
人们都知道地雷每年导致成千上万人伤亡，但却很少有人了解地雷致残者如何继续生存下去，很少听到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照片并没有展现人们预想中的伤残肢体，展览除了讨论地雷所涉及的人道主义和政治问题之外，还试图触及人们的情感一面。
一名受害者说：“我的名字叫塞蕾斯蒂娜。我是一个有5个孩子的母亲。一天，我的一个女儿生病了，我决定带她到大一点的医院去看病。在我们准备穿过一个村落时，一声巨响把我抛到半空中，我当时还怀有身孕，摔落到地上以后，我发现自己的一只脚给炸飞了。”另一名受害者说：“我叫阿齐兹，今年25岁。6个月前，我和两个弟弟在山里干活。我不慎踩上了地雷，爆炸掀起的一块大石头击中我刚满8岁的弟弟，他当场死亡。我因为爆炸而失去了一只脚。”还有一名受害者回忆说：“我是在2000年8月出事的。当地雷爆炸时，我听到了一声巨响。起初，我并不知道自己被炸掉了一条腿。后来，我向下一看，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开始大喊救命，我非常恐惧，我不断地大叫。我恨这一天，我不愿回忆当时发生的情景。”
同地雷受害者的接触，使艾茵赛看到了地雷致残者的艰难处境，同时使他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了国际社会对此所应承担的责任。“我一直不仅仅把地雷看作一个简单的杀伤人的物体，在我看来它还隐喻着一种责任。在冲突结束后，作为一名士兵、一个国家，你有责任清除自己埋下的地雷。”
1999年，《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正式生效，目前已经有153个国家批准或遵从这个公约，地雷的生产、销售和传送也基本停止，受害者得到了更多更好的援助。联合国维和行动部有一个专门负责消除地雷的部门叫做“排雷行动处”。
几年来，在该部门的协调下，全世界共有6200万颗正在储存中的地雷被销毁，许多埋设地雷的地区得到清理。出席摄影展的德国驻联合国大使普洛伊格表示，“目前各国正在就禁止反车辆地雷进行谈判，希望国际社会在禁止地雷的问题上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为早日全面彻底消除地雷而共同努力。但考虑到大多数冲突地区的经济能力，国际社会需要对此给予一种持续和共同的帮助。在联合国举行的这个展览对于保持人们对地雷问题的继续关注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2007年4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提高地雷意识国际日》活动中说，尽管世界排雷行动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世界上还有80多个国家的上百万人面临着地雷等未爆炸弹药的威胁，每年有成千上万人成为新的受害者。这些战争遗留物给人们的生活制造了恐慌和障碍。潘基文还敦促国际社会在处理集束炸弹的问题上立即行动起来，集束炸弹在杀伤力和杀伤频率上和地雷相差无几，必须尽快得到禁止和消除。
6. 宣传联合国宪章的联合国邮票
图为游客在联合国总部的邮政管理处购买邮票
位于联合国总部地下室的礼品部，每天都要接待成百上千的游客。在五光十色的礼品中，联合国邮票是最受游客欢迎的礼品之一。那么联合国邮票如何发行，联合国邮票在联合国能否使用，收藏联合国邮票又有什么意义呢？带着这些问题，笔者访问了联合国邮政管理处处长格雷。
联合国邮政管理处是世界上唯一的既不是国家又没有领土而可以发行邮票的组织，也是世界上唯一可以用美元、法郎和欧元三种不同币值发行邮票的邮政部门。追溯联合国邮政管理处成立的历史，格雷说，阿根廷驻联合国代表在1947年提出，为了更好地宣传联合国的目标和理想，贯彻《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宗旨，应当建立一个联合国邮局，以便使从联合国发往世界各地的每一邮件都能起到某种宣传作用。
经过与美国政府谈判，联合国邮政管理处在1951年成立了。该处的全称是 United Nations Postal Administration，该名称一方面是与同样位于联合国总部底层的联合国邮局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也表明，由于美国政府坚持邮政是美国的主权，致使游客在这里购买的纪念邮票，都无法加盖集邮纪念章，而游客在管理处寄出的信件，也必须集中送到联合国邮局才能盖章分发世界各地。
格雷说，联合国后来又与瑞士邮政总局、奥地利邮政总局签订了协定，1969年在日内瓦、1979年在维也纳正式发行联合国邮票。各国集邮爱好者既可以到联合国邮局、支局和代销处选购邮票，也可以到106个国家的代销处邮购邮票。联合国所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各国常驻联合国的外交官和新闻记者，以及临时来访的游客，均可使用联合国邮票向世界各地邮寄各种信件、包裹和明信片，但邮寄地点以纽约联合国总部、日内瓦万国宫和维也纳国际中心为限。离开这三个地点，联合国邮票就只有收藏价值了。
格雷说，联合国邮票都是聘请世界各国著名的美术家设计的，每一枚邮票都是一幅构图新颖别致、令人深思的图画。联合国邮票的宣传内容常常包含一定的政治意义，通过邮票图案说明联合国的宗旨和成就。有的邮票是为庆祝某一目标实现而发行的，如以1991年联合国完成纳米比亚托管任务，庆祝纳米比亚的诞生为内容的邮票。也有的邮票突出一个主题，如1990年发行的“全世界同艾滋病作斗争”，提醒世人关注这一危害人类健康的全球性问题。
近几年发行的邮票则大多与人类居住的环境、保护妇女与儿童权益、关注海洋和濒临灭绝的物种、世界和平与发展和建设更美好的社会有关，旨在让世人认识到这些问题是世界性的， 解决办法也要靠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由于联合国邮票的题材非常广泛，因而深受世界各国集邮者的欢迎，但联合国每年发行邮票不多，少则三四套， 多则十套，每套枚数也不多，小型张更少，几年才一枚。
游客付14.95美元就可以把自己的照片印在联合国的纪念邮票上
迄今为止，联合国邮政管理处已发行各类邮票1000多种。每枚售价在1美元之内，套票在2.5美元至4美元之间。这些邮票虽然只有方寸大小，但其设计风格极其多姿多彩，邮票从简单的绘图至富有感情色彩的绘画，无不表现出人类面对各种挑战时的悲哀、希望、反思和快乐之情，许多作品曾经赢得过国际设计奖。联合国邮票不仅用艺术宣传联合国这一国际机构的宗旨，而且还为联合国提供收入，出售邮票收入的绝大部分都用于人道主义援助。
2005年2月，联合国邮政管理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同时发行了《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邮票及小型张。这套邮票以联合国大厦和东河为背景，上边分别用英、法、德文书写“联合国成立60周年”字样，下边为联合国诞生60周年标志。由于联合国邮票反映了联合国这一世界组织从事的工作，因此邮票超越了集邮的界限，在引导大众注视重大世界问题、共同实现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目标过程中，发挥了深远的影响作用。格雷处长告诉笔者，经过60年的风风雨雨，联合国已成为国际政治生活的权威组织，越来越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敬，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渴望更多地了解它。联合国邮政管理处从1980年起每年发行一套深受各会员国欢迎的特种邮票——会员国国旗，其中也包括中国的五星红旗。正是通过联合国邮票这一媒介，使世界各国人民意识到：联合国机构的存在及其各项活动，无一不是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
7. 鲜为人知的联合国大学
笔者在联合国工作多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听说还有一个联合国大学。不过这个大学不是人们印象中的那样，虽然挂着联合国的招牌，校址却在日本的东京，名为大学，却没有一个本科学生。联合国大学是联合国下设的国际大学。1969年，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缅甸人吴丹积极提议建设一所符合联合国宪章的，以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作贡献为宗旨的真正的国际性大学。1972年联合国大会在一项决议中决定建立一所国际大学，该大学是联合国大会的一个具有自决地位的机构，其名称为联合国大学。
1973年联合国通过了联合国大学章程。
联合国大学的宗旨是致力于实现《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和平与进步，促进对全球性重大问题的产生根源及解决办法的研究；组织各国科学家和学者进行跨国界的合作，以提高各国的研究水平和高级培训的实际效果；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和高级培训工作；研究联合国及其各个机构所关心的有关人类生存、发展和福利等紧迫问题。
大学的领导机构有：大学理事会，负责制定大学的政策、方针，由联合国秘书长和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共同任命24名理事组成，每年开会两次；下设3个委员会，分管教学规划和财政等事务。大学设有校长一职，负责学术和行政工作，由联合国秘书长任命。经费来自各国政府捐款和财团、个人等民间赠款。
2007年上任的联合国大学校长奥斯特沃尔德尔（联合国资料图片）
联合国大学不同于一般的大学，没有传统的大学概念，也不招收学生，它把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校园”。它是在工商人士间开发、研究、进修的协调组织。它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并加强这些国家的研究人员、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它通过设置在世界范围的联络网和研究培训中心展开人员培训工作。联合国大学 2005年的预算经费为4070万美元，合作伙伴包括50多个国家、30多个联合国机构和世界上100多个研究机构。
联合国大学的校部设在东京，是因为考虑到日本对联合国诸项目标的一贯支持，而且乐于为联合国大学出钱。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就为建立联合国大学捐了1亿美元。作为永久性校址，联合国大学于1992年搬到了东京市中心。联合国大学纽约总部办事处负责人科卡德博士介绍说，联合国大学的任务和开展研究的领域有：人类的普遍性价值和责任、世界经济的新趋势、维护全球生命的体系、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口资源与福利，以及努力解决引起联合国、各民族和各成员国注意的严重的全球性问题。特别是对当今世界的紧迫性问题展开跨学科的研究，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和培训能力。比如，从世界范围来说，未来20到30年，将会出现20亿的新城市人口。地理、建筑、社会科学、经济、生态等许多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对城市发展的研究和理解。
联合国大学在联合国和国际学术界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是联合国体系的智囊团。中国从1980年起与联合国大学签订了专业合作协议，自此联合国大学与中国学者之间开展了广泛的合作研究项目，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正式签订协议，以便贯彻执行联合国大学在中国开展的各个项目。
当今世界所接受的一些新概念，有很多都是从联合国大学中发展而来的。比如，联合国刚成立时的目标是推动和平与进步，当时的进步是以经济发展来衡量的，而经济发展则是以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的，但同时，如果不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就无法提高国民生产总值。所以，联合国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引入了“人类发展”这个概念，告诉人们“进步”并不只是国民生产总值提高那么简单，还包括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人类寿命的延长、人们空余时间的增多和幸福指数的提高等。即并不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就一定能消灭或减少贫穷；经济增长和财富如何分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联合国大学由联合国中心和数十个研究所和培训中心组成。中心和现代研究所位于东京，其余的散布在世界各地。联合国大学只有研究生或博士后研究员。他们大多来自发展中国家，作为联合国大学的研究员接受高级培训或参加联合国大学举办的培训课程、研讨会或讲习班。此外，联合国大学还邀请一些访问学者参加它的培训课程和研讨会，例如在日本举行的全球问题研讨会、在阿曼举行的领导人培训部等。访问学者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
联合国大学现有教职员工200多名，来自40多个国家。在大学执教的教授此前曾在各国大学、研究机构或国际组织中工作。联合国大学一般采取借调的方式，与他们签署定期合同，他们在联合国大学工作期间仍保留自己在原单位的位置。辅助人员一般在当地招聘。联合国大学的经费不是来自联合国的经常预算，而完全靠各国政府、机构、基金会和个人的捐助。
目前，它从60多个国家和160多个其他捐助者那里得到的捐款总额已超过4亿美元。但是，联合国大学目前仍面临规模太小和资金来源不足的困难，由于缺少资金，很多研究项目难以开展。
8. 联合国国际学校桃李芬芳
在联合国总部以南约3000多米处的东河岸边，坐落着一所特殊的学校。这所学校虽然在美国，学生却来自世界各地，学校教学也不按美国的标准，这就是联合国国际学校。
联合国国际学校现有1400多名学生，来自115个国家。联合国秘书长任命学校的所有董事会成员，他自己也担任了将近10年的本校董事会主席职位。这所学校在联合国成立之初的20世纪40年代就成立了，主要目的是解决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实际困难，为他们的子女提供教育服务。现在的学生，大部分也是联合国工作人员和一些国家代表团外交官的子女。
联合国国际学校得到欧洲国际学校理事会的认可，所以其课程设计是按照欧洲的方式来设置课程的。联合国国际学校的经费全部来自学费，不过联合国会给雇员的子女提供一定的学费补贴，有些国家代表团和一些国际机构，也给他们工作人员的子女提供学费补贴。
学生家长对于联合国国际学校的教育质量有什么看法呢？联合国电台中文部的笔者曾采访过一些毕业生的家长，他们的看法是，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就读的原因，除了生活和工作上方便外，还考虑到它的国际背景。
联合国学校能给学生提供有国际背景的各种文化、历史、风土人情和语言的教学，这对开阔孩子们的视界很有益处。相对在美国比较单一的文化环境，孩子们可能更容易接受外来的多元化文化和政治影响，这对他们的成长非常有帮助，对他们增强包容性、增强与他人和谐相处的能力也是非常有益的。
9. 缩小科技鸿沟是联合国的重要目标
普及科技知识，首要问题在于扫盲。扫盲活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根本使命。自从1946年成立以来，推广识字教育一直是该组织的中心议程。而教科文组织的最新统计资料显示，全球仍有8.61亿人不识字，其中三分之二是女性。众所周知，知识改变命运，文化是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在普及和提高人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过程中，联合国一直发挥着“推手”的重要促进作用。《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之一，就是“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这些国际问题中，扫盲和推动科普教育是联合国的重要工作之一。
联合国本身有一些与教育直接有关的机构，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大学等，它们对科普教育有相当大的关注和投入。其他还有一些联合国机构，如联合国儿童基金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工作，虽然并不以教育为主，但在其开展的项目中也包括了一些科学普及活动。联合国还举行过多次国际大会，讨论包括科技教育在内的发展问题，并通过决议和签订一些国际公约，推动各国政府制定政策，增加资源，加强和推广科普教育。联合国在开展国际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扫盲和科学普及方面，其重要影响和作用是其他机构所无法相比的。
教科文组织推动扫盲和科普教育 联合国在推动科普方面的作用，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大学最为突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属于联合国专门机构，1945年11月正式成立，同年12月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总部设在法国巴黎。其宗旨是通过教育、科学和文化促进各国间合作，对和平和安全作出贡献。它是各国政府间讨论关于教育、科学和文化问题的国际组织，在其主管的教育、科学、文化、传播与信息等业务范围内设立了10多个政府间的大型合作计划，以推动国际智力合作。其主要活动包括：召开地区性部长会议，讨论教育政策和规划问题，并对教科文组织在本地区的教育活动和国际合作问题提出建议；组织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到发达国家留学；帮助发展中国家兴办学校，提供教育仪器和设备；研究世界教育动向和问题，出版教育期刊和著作；协助会员国制定、协调科技政策，组织基础科学研究，培训基础科学研究人员；组织某些学科国际合作科研项目等。
联合国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扫盲和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特别在“千年发展目标”中规定，到2015年应当在全球范围内普及小学教育，在未来10年新增1800万名教师。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史密斯在纽约总部说：“随着少数发展中国家学龄人口减少，教师需求也在降低，其中中国到2015年教师需求人数将减少180万名，巴西减少15万名，印度减少5万名，这为增加对每个学生和教师的投资、提高教育质量提供了一个契机。但与此同时，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须将教师队伍扩大68%才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其中乍得的情况最严峻，到2015年须将目前的教师人数提高4倍，而地处东北非的埃塞俄比亚必须提高2倍。阿拉伯国家也面临长期的教师短缺，它们的教师人数须增长26%才能达到千年目标，这主要集中在埃及、伊拉克、摩洛哥和沙特阿拉伯。此外，阿富汗在未来10年也需要增加9%的教师。特别是非洲地区未来10年需要新增160万名教师，才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如果现在的状况持续下去，到2015年该地区会有1.6亿儿童没有训练有素的教师。”
联合国下属一些组织，也通过各种方式普及科学知识，或在进行扫盲与科普的过程中推广联合国的宗旨。比如电脑游戏受到大多数青少年的青睐，世界粮食计划署发行的一套游戏则采用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儿童在娱乐的同时增加对世界解决饥饿问题的了解。这个名为“粮食力量”的电脑游戏，对象是8到14岁的青少年，游戏的设计思想是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增强人类对全球饥饿问题的认识，了解到世界饥饿问题的严重性及人道主义组织所从事的救助工作。
粮食署该项目负责人罗什表示，该项目获得的成功超出了他们的期待。通过使用免费的下载方式，以尽可能地使更多的人获得这一游戏软件。现在已有近200个国家的1000多万青少年在玩这一游戏。“粮食力量”
游戏的背景是印度洋上一个虚拟的名叫谢尔兰的岛屿，由于长年的内部冲突和连年干旱，该岛发生了人道主义危机。粮食计划署决定在当地开展救援行动，向该岛数百万饥民提供粮食援助。玩游戏的人将作为团队中的一名新成员，学习完成六项使命。中国最大的网络游戏公司盛大公司已经同意免费将“粮食力量”译成中文版。
教科文组织强调，人类的未来越来越依赖科技的发展，科技教育将成为人类生存的核心问题，对学生和青年人的科技教育尤为重要。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科学和技术迅速发展的21世纪，而且这种科技教育不应只局限于课堂教育，而是需要把他们的科技知识与课外实际结合起来，以便为学生将来的工作做好准备。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科学大会上，强调了以“从学校转化到职业”为模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开展科技教育，特别是在医学、卫生、通讯、环境、信息技术、工程制造和商业等领域。比如在非洲尼日利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对该国科技教育现状调查的基础上，在全国四个大学里设立了全国性和地方性的科技教育中心，把科技教育纳入全国性的就业和消除贫困计划，培训教师、建立研究中心和示范学校，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专家们指出，目前世界在科技教育方面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学生和青年人对科技的兴趣有下降的趋势，许多青年人都不把科技事业作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其原因在于传统的学校科学教育课程，把科学知识分割为孤立的相互没有联系的学科，如物理、化学、数学、生物等，而且这些课程与学生和青年人日常所感兴趣的活动没有关系。因此，专家们建议，科技教育应以学生和青年人感兴趣的主题为核心，围绕与之有关的科技知识，同时开展不同学科的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组织了一些以青年人感兴趣的科普教育为核心的主题教育活动，如环境保护、性别异同、消费模式、技术发展等，未来还将组织关于消除贫困、可持续发展等主题的科技教育，这些活动也将改变学校中的科技教育模式。
由于全球化发展的不平衡，当前全球科技状况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科技鸿沟越来越大，这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教育更为迫切。
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在其2006年3月发表的《缩小国家之间技术鸿沟》的报告中也指出：“科技的鸿沟是贫富国家之间经济和社会差距的主要原因，也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其发展目标的最大挑战。”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有60%可归结为他们对知识掌握的多少。发达国家不仅掌握了科技知识，还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掌握了科技知识转化为商品的途径和能力。安南还特别提到了“数字鸿沟”的问题，他指出，“信息资源富国”与“信息资源穷国”之间的差距，比贫富国家之间人均收入的差距还要大两倍。如果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全球以知识为核心的发展潮流，它们必须缩小这一“数字鸿沟”。
面带倦意的安南前秘书长
安南在报告中提出了缩小科技鸿沟的许多建议，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对教育的战略投资，提高国民对科学和技术创新能力重要性的理解。他建议各国政府采取特别措施，支持和鼓励年轻的、有才能的科学家的创新。安南把中国作为在这方面做得好的一个例子，的确，中国各级政府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全国建立科技展览馆425个，每年出版科技教育出版物7000至8000种，大大提高了人力资源的素质。
报告指出，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仅仅依靠技术转让是无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科技鸿沟的，它们需要通过教育和培训，建立人力资源，提高其接受、使用国外先进技术，并与当地技术融合，乃至改进该项技术的能力，这些都与科普教育有直接的关系。
此外，国际社会对科学和技术与全球人类发展的关系的认识也是逐步加深的。以往对科学和技术问题的讨论都局限于其本身的发展，局限于专家和政府工作的层次，还没有从全球的战略高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一直到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各国首脑会议的最后文件中，才第一次写入了关于科学和技术的单独一节内容。这反映了各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科学和技术是人类发展不可缺少，而且是越来越重要的因素。而科普教育则是其中最基础的，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项工作。
联合国的专家指出：“扫盲和普及科技知识，是各国通向未来的大门，也是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无论教师的教育程度高低，无论学生上课的条件多么简陋，上学并完成学业的人比没有上学、没有毕业的人在生活中成功得多，他们更健康，更多地参与公民、经济和社会生活，更有力量。因此，对于面临挑战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为‘准教师’提供足够的培训和公平的经济补偿，将他们纳入主流教师行列是渐进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虽然我们的这些目标不一定能实现，但我们能有所进步，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一个机构——联合国对文盲状况宣战，它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努力。”
10. 联合国重视人力资源开发
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在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中，发现人才和合理使用人才显得尤其重要。联合国负责人力资源管理的助理副秘书长麦克格雷在纽约总部接受笔者专访时表示，公平地域分配原则是联合国人事管理制度中的两大基本原则之一，联合国与中国开展合作，在北京、上海举行国家竞争考试，就是希望看到能有更多的中国公民到联合国工作。中国籍雇员在联合国秘书处的数量偏低，而且在高级决策层的代表性明显不足，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并不相符。
麦克格雷说，联合国人力资源管理厅的工作是负责秘书处人力资源管理各方面的工作，其范围不仅仅包括设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还有远离纽约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人力资源管理。该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制定人力资源方面的政策、录用工作人员，另外还负责人员管理和执行纪律等方面的工作。
联合国在用人方面有一个体制，就是根据均衡、代表性原则，对每个国家的人口、所交会费和会籍状况进行分析，然后在成员国之间选择合理的雇员比例。麦克格雷说，按照现行的计算方式，中国雇员在联合国秘书处的比例是在正常范围之内的，只是数量偏低。联合国近几年都在中国招聘工作人员，希望通过在中国进行国家竞争考试来录用和增加中国籍雇员在联合国的数量。
联合国机构高层主管人选的任命，除了个人的竞争能力以外，各国政府的推荐也起很大的作用。如安南前秘书长就曾写信给各成员国，希望各国政府推荐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合适人选。安南对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要求是：
热爱难民工作，诚心为难民服务，全力保护难民，具有优秀的管理能力。安南那次致信各成员国寻求高级官员，在联合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在谈到联合国人力资源改革方面的情况时，麦克格雷说：“联合国人力资源改革方面的工作包括两方面：一是录用，二是晋升。我们在2002年建立了人才库，而且这个人才库是通过网上申请招考，这就极大地扩大了吸引优秀人才的范围，招来的雇员质量也比以往明显提高。另外一项改革是联合国人员的内部流动更加灵活了，我们所讲的流动性含义是，能让雇员在不同的部门和领域充实工作经验。而在评估体制上，我们在负责人与雇员之间设立了一个标准，使各级工作人员的努力有方向和目标。当然，我们还有许多问题和困难，但通过改革我们与雇员之间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对话机制。具体到联合国各个部门、每个部门的负责人都对自己的雇员负有责任，任何一级管理人员对下属的职业道德、本职工作、财务账目等方面都负有监督责任。”
麦克格雷曾访问过中国，在谈到对中国的印象时，他表示：“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88年，2005年再次访华发现中国的变化真是太大了。我们的访问非常成功，成功主要表现在我们与中国人事部进行了非常好的磋商，并对中国协助联合国秘书处在中国举行国际职员国家竞争考试的组织工作等表示满意。”麦克格雷特别指出：“我对中国许多部门的雇员中，女性人数占到40%，甚至60%的水平感到吃惊，这也使我感到鼓舞，我们要争取联合国雇员中女性的比例能达到50%的水平。”
打击腐败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在谈到一个国家如何建设廉洁、高效政府和反腐败等问题时，麦克格雷表示：“联合国的雇员数量与中国相比，显得非常微不足道。对于中国政府这样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来说，工作人员的道德问题应该说是核心问题。很多年来，中国政府与联合国都有一个同样的价值观，那就是我们都强调行政管理的核心应当凸显职业道德，而且在执政和运用权力过程中，要不断强调和重复个人的职业道德。只有每个公职人员都有责任心，专职部门加强监督和检查，才能不断改进政府的工作，提高政府效率和减少腐败现象。”
11. 联合国的志愿者工作
1985年12月17日，第四十届联大通过决议，从1986年起，每年的12月5日为“国际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志愿人员日”（简称：国际志愿者日）。
如今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100多个国家在这一天集中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大力宣传、赞扬和倡导志愿者为社会义务服务的重要作用与奉献精神。其目的是敦促各国政府通过庆祝活动，唤起更多的人以志愿者的身份从事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事业。
自从联大在1970年应成员国要求设立“联合国志愿者计划”以来，已经有三万多人成为联合国志愿者。这些志愿者用他们默默的努力，为世界的进步带来着变化。
所谓的志愿者，是指利用业余时间，不为任何报酬参与社会服务的人。国际志愿者日作为国际志愿服务活动的重要标志，已经深入人心。现代国际志愿者活动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志愿者开展了义务服务活动，在重建家园、发展经济和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目前共有来自140多个国家的4000多名训练有素的志愿者，每年都在为发展中国家服务。其中70%的人来自发展中国家，30%的人来自发达国家。
联合国志愿人员在全世界140个国家提供服务，其中36%在非洲，31%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其余在阿拉伯国家、加勒比海、中南美及中东欧。三分之一的志愿人员在全球最贫困、偏僻和落后的地区工作。这些志愿人员有一半远离都市，在偏远的村镇工作。联合国难民事务署高级官员绪方贞子说，他们像专业人士一样勇敢、勤劳，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工作，不惧危险；他们没有薪水，只有津贴，他们是最值得赞扬的。联合国难民署和许多部门的优秀工作人员，都曾从事过联合国志愿者的工作。
联合国志愿人员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1）与需要技术帮助和支持的政府进行技术合作；（2）在社区和基层工作，帮助所在地区的人民达到自力更生的目标；（3）从事人道主义的援助工作，帮助受援国人民重建家园；（4）从事和平建设事业。联合国志愿人员是在政治平等的基础上工作的专业人员，他们向服务对象提供教学和培训，鼓励、支持和帮助他们。
联合国志愿人员提供服务的项目通常由政府管理，并且经常得到联合国专门机构、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难民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或世界银行的技术援助和项目监督。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也应一些政府的要求，作为项目的执行机构。
联合国志愿人员项目的部分资金来源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其他实质性的资金来源于联合国机构的日常项目预算、驻在国政府的捐款、捐助国政府的专项捐款，以及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的志愿服务专用基金。
如何成为一名志愿者呢？一位30多岁的钱女士，在接受联合国电台中文部采访时，讲述了她成为联合国志愿者的过程。她说，在成为志愿者之前，她是在银行工作，是名项目经理，管理一些科技项目。她平日就对社会公益活动很有兴趣，恰巧看到联合国网站上关于志愿者的报名宣传，她就登记了简历。没想到，大概是两年后，一个专门管扶贫的教授打来电话，问钱女士愿不愿意参加他们的项目。钱女士觉得很有兴趣就去参加了面试，然后一拍即合，过程就是这么简单。
一般情况下，志愿者都要跟联合国签订一年的合同，而且收入都比原来少，但人生中的这一段经历和经验，却是花钱买不到的。特别是要经常奔波，接触的是一些偏远地区技术比较落后的人群。很多志愿者表示，人的这一辈子，个人的命运有时并不是什么太重要的事情，如果一辈子有几年为贫穷的地方需要帮助的人做些工作，可能是很多人都有的朴实想法。
曾做过志愿者工作的钱女士表示：“有意想做志愿工作的同龄人，肯定会遇到这样的机会。而且现在中国也越来越支持这种志愿者活动，奥运会的中国志愿者就表现非常出色，扩大了影响。一些跟发展领域有关的志愿者活动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年轻人都应该去做一做。一辈子花几年的时间，做一些让自己觉得以后能够回忆的事情，是非常好的回报，也是非常充实的人生。”
12. 播撒和平的种子
世界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武装冲突，有的冲突来得突然，还有些动荡来得莫名其妙。除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分歧外，还有由民族、宗教、能源、文化、领土、领海等原因引发的流血冲突。多的时候每年世界上会出现数十场规模不等的战争，少的时候也会有几场或十几场暴力冲突。对此，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无不痛心疾首。
专家们分析，产生动乱和战乱的原因很多，但归纳起来，主要还是由于这一地区世俗的力量，特别是家族的长期统治，腐败无能、体制僵化、效率低下、经济问题处理不好，特别是高失业率、令人震惊的贫富差距悬殊，以及政治与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导致社会问题积压，从而引发民意，致使反对派或反政府势力甚至武装借机发难。而一些政权的更迭运动，则是以广泛而强烈的社会不满情绪为基础，以社交媒体、网络信息、短信联络为无形的组织方式，以强大的公民社会为推动力，以普通群众为主体，以反对政府为共同目标，通过街头运动的形式，达到政权更迭的目标。
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深刻的警示作用，面对更加不可预测、更加隐蔽、更加不可控的信息时代，各国如果没有新的措施出台，没有一个更公正、更透明的分配机制，没有一套从法制角度对政府进行监督的机制，已有的社会矛盾就会更加复杂和激化，对于这种危险，必须给予高度的关注。
如何才能获得持久和平？政治家们自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许多爱好和平的人们早已积极开展种种活动，设法为世界的和平寻找更好的办法：那就是在下一代年轻人中播撒和平的种子，从根源上消除产生冲突的可能。在美国缅因州，一个名为“和平的种子”的非政府组织，每年举行的国际青年学生夏令营，就是这种努力很好的例子。
“和平的种子”夏令营设在奥梯斯小镇旁一个风景秀丽的湖边。周围没有人家，只有满目绿色的树林和平静的湖面，一片安谧和平的气氛。营地门口竖立有两排旗杆，联合国旗帜和参加夏令营的青年学生所在的国家旗帜并排迎风飘扬。这个夏令营的最大特色，就是学生们都来自发生地区冲突的国家。
学生年龄在14岁至16岁之间，男女学生都有。这些学生年轻活泼，正是喜欢活动和思考、思想开始形成的年纪。在夏令营里他们穿着同样的绿色夏令营服装，就好像同一个学校的学生一样。宿舍就在湖边，每一个宿舍住十来个人。在一个月的夏令营期间，他们一起生活，一起活动，自然成为一个小集体，也很容易成为朋友，这在他们持刀操枪的父辈之间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学生们在夏令营里主要是参加一些文娱体育活动，也到华盛顿和纽约参观访问。有一个活动是其他夏令营所没有的：那就是在辅导员的主持下，开展不同国家，特别是冲突双方国家的学生之间的对话和讨论。笔者旁听了一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埃及和约旦两组学生之间的对话。学生们谈他们各自对以巴冲突的看法，谈各国人民对冲突的感受，也谈对宗教、文化和历史的认识，辅导员不时引导和启发学生的讨论。
双方观点显然有很大的差异，也有辩论，但都心平气和，没有对立和敌意。很明显，对话使双方更加了解相互的看法，了解对方的历史、宗教和文化，减少了隔阂和仇视，并且潜意识地使双方认识到，需要以对话与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些争端，这正是夏令营举办者希望达到的目的。
夏令营的娱乐活动，除了打球、游泳、跳舞、唱歌等一般孩子喜欢的项目外，一些游戏也颇有匠心。比如让两组学生一起站在一块大翘翘木板上，分站两边，要求使木板保持平衡。这就必须使两组人相互移动配合，找到对应的重心，无形之中向孩子们灌输了学会让步、相互照顾的思想。
还有一项踩钢丝过大树的活动，以10个人为一组，必须手拉手相互帮助才能使所有的人一起从起点走到终点。这项活动的意图也十分明显，即培养学生们之间相互帮助、友好团结、寻求平衡与协调的观念。当人们看到这些孩子胜利走到终点，一起欢呼雀跃的情景时，谁能想到他们是来自发生冲突的国家？
来自冲突地区的青少年正在营地参加联欢活动
该组织负责人在介绍其活动的宗旨时说：“我们在下一代的领导人中播撒和平的种子，我们在教育他们相互理解、尊重和信任，我们使他们学会沟通和谈判的艺术，我们使他们看到敌人也有人性的一面。通过把他们培养为下一代领导人，让‘和平的种子’在他们心中生根，并建立在未来进行对话、和平与妥协的个人关系。”
这个夏令营是由一位美国著名的老记者华莱奇发起的。他长期报道以巴冲突，写过3本关于中东的书，亲眼目睹了冲突给该地区人民带来的暴力、血腥和苦难。因此，他决心让更多的人民之间进行接触和了解，推动冲突地区的政治解决，而且从年轻人抓起。他首先说服以色列和埃及政府派青年学生到美国来，参加由他组织的以色列—埃及—巴勒斯坦学生夏令营活动。并带领他们到华盛顿，列席了和平协议的签字仪式，使夏令营取得了很大成功。
以后，夏令营每年办两期，每期约有100个学生。从1993年开办以来，已经有来自25个国家2500多名学生参加过这里的活动，而三分之二的学生来自全球最主要的冲突地区中东。为了加强和巩固夏令营的成果，该组织还在耶路撒冷设立了“和平种子共处中心”，继续举办各种活动，使来自冲突各方的学生还能继续保持联络，成为朋友。特别是该组织办了一个期刊《橄榄枝》，为参加过夏令营的各国青年学生提供了一个长期交流思想、保持联系的平台。一些早期的夏令营学生如今已经长大成人，他们有的成为政府官员、记者和各界的青年领袖，有的又作为辅导员或志愿人员回到美国，带领更年轻的学生参加夏令营活动。
如今，创办人华莱奇已经去世，但他的妻子珍妮特继承了丈夫的遗愿，继续主持这一夏令营。当我们听着这位已经满头白发但仍精神抖擞的老人，给我们讲述夏令营的历史和种种故事时，不由得对她肃然起敬。
由于这个夏令营活动对培养下一代和平思想的贡献，2000年该组织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颁发的“马丹吉特·辛格宽容和非暴力奖”。
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在给该组织的信中，高度评价了夏令营的活动。他写道：“没有比把经历过战争灾难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学习和平的艺术更重要的工作了。‘和平的种子’夏令营就是全球的一个榜样，联合国努力追求的正是这一目标。”
13. 联合国的角色与未来的国际关系
每个时代都有不可复制的个性。历史不会重演，但有时会有惊人的相似。联合国也会从20世纪世界繁荣、增长的背景中，面对逐步产生的不确定性、灾难和各种危机，最终为国际格局和世界历史的大规模变革，埋下新的伏笔和铺垫。刚刚过去的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又可称为“承上启下的关键10年”，全球反恐要求国家间加强合作。因此国家间的矛盾冲突缓解，网络技术的发展，又会使一个社会的非政府力量可与政府力量相抗衡。在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其对国际秩序会造成哪些影响，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总结过去10年的一个重要看点就是各国关系更趋向于成熟，各国之间形成了既有合作又有摩擦的大格局。今后，国家间由于宗教、意识形态、文化等因素导致的战争将会越来越少，全世界在总体上将步入一个相对稳定与和平的发展时期。联合国新任秘书长潘基文表示，联合国未来的三大目标是：继续努力保护受到武装冲突影响的人、应对气候变化和避免核灾难；继续努力为妇女和女童提供更多的机会、消除不公正和有罪不罚现象；继续努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当今世界，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等危机的深化，甚至泰国和柬埔寨的边界冲突，都无比深刻地向世界展示了联合国体系的特殊矛盾与困惑：一方面，世界大多数国家依然愿意把这个最大的国际组织的正式决议，作为战争合法性的标尺。联合国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人看重和赋予道义权威，它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的某些新使命，如惩戒某些国家过去的荒谬行为、核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批评不民主和违反人权的做法等，都多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另一方面，联合国依然被个别国家当做可有可无的摆设，或至多是道义战争合法性的装饰品。联合国秘书长的竭力介入和某些大国的反对，以及世界各地的反战运动，既无法阻止超级大国出动战斗机，也不能防备少数国家“另立山头”。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联合国的作用既是不可缺少的，也是始终有限的，它只不过是我们这个不尽如人意、有待改造的世界秩序的一种真实体现。但是，不管有什么样的缺失，尊重主权国家及其国家利益，在此基础上平等地协商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包括有授权并且有限度的国际干预，仍然是这个时代必须依托的国际关系基石，是保持现阶段国际和平的基础，实际上也是联合国存在之必要性所在。
潘基文强调，尽管全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尽管存在两极分化和不信任，但这个相互连接在一起的世界，仍为人类共同进步提供了大量新的机会。他呼吁国际社会承诺加倍努力，以早日实现《联合国宪章》所描绘的美好前景。目前距离2015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他承诺将加速推进相关全球行动。
在最重要的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安理会改革应当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代表性，只有这样才能纠正安理会结构上长期存在的缺陷，使安理会的代表性，包括区域代表性再次体现平衡。
改革后的安理会必须反映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这一不可阻挡的潮流。改革应当确保广大中小国家有更多机会、更实质性地参与安理会决策，应当让中小国家切实感受到安理会是致力于帮助它们解决问题的机构。安理会改革是事关联合国会员国共同利益的大事。安理会改革不是简单的数字游戏，更不是只为了“增常”，因此也就不能一蹴而就。联合国安理会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要使命。安理会改革不仅限于某个单项内容，而是包含一揽子内容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因而也将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安理会改革问题由磋商到谈判、由过去的专门工作组变成政府间的谈判，形式上发生了变化，但实质的进展尚未出现。安理会的改革涉及192个会员国切身利益，十分敏感复杂。中国希望有关各方保持耐心，通过认真、严肃的谈判，协商对话达成一致，最终形成各国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使安理会能够更好地履行联合国宪章赋予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神圣职责。
未来十年，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等趋势将在变化中呈现新的特点，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将进一步深入展开，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安全等各个领域都将不同程度地经历转型。与西方某些政客和媒体的说法相反，“国家主权”并非正在历史中消失，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仍是充满苦涩又无法抛弃的现实。从长期的观点看，联合国的主要任务之一，仍是直面并妥善处理好这一国际关系，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尊重不同的文化和宗教，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避免大规模战争的爆发，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
当前，国际形势总体稳定，但世界并不安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世界各国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愿望愈发强烈。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但基础尚不牢固，表现并不均衡；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公共卫生等全球性问题依然突出，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严峻；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局部动荡时有发生，安全形势更趋复杂多元。国际形势中存在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世界和平与发展仍面临一系列新困难、新挑战。最突出的挑战主要有三个：第一，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发展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更加突出；第二，恐怖主义、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突出；第三，国际治理体系的滞后问题相当突出。在上述背景下，国际社会普遍希望加强国际合作，也期待联合国能够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联合国自建立至今，功能越来越多，责任也越来越大。这里积聚着人类面临的各种急待解决的问题，战争、饥饿、人权、艾滋病、环境，等等。这里矛盾和分歧也最为集中，有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更有两者之间难以调和的对立，但这里也聚集着数以万计的世界各国精英，尽管他们的教育、肤色、宗教、信仰、所代表的政府立场各有不同，甚至也存在着个人恩怨，但他们都在共同努力，为化解危机和解决困难而在奔波和操劳。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联合国大楼如今还矗立在纽约东河之畔，而里面的工作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如今笔者离开了联合国，再回过头来以一个“地球村”公民的身份，更理性地来看待联合国的时候，能够深切地体会到联合国为世界和平所作的贡献，以及为世界人民谋幸福所做的一切。
在处理伊拉克、阿富汗、朝鲜、伊朗等国家纷争的问题上，联合国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面对各种挑战和困难，在超级大国强权政治影响和世界出现多元化的情况下，不可否认联合国在某些问题的处理上还存在软弱的一面，但这不能抹杀联合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联合国就像一个大熔炉，它的使命感使其具有任何其他国际组织难以比拟的包容性。联合国60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联合国是当今世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织，它的未来仍将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