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洛德·格
廖星桥 译
七八年前,巴黎城里住着一个贫苦的工人,名叫克洛德·格。与他同居的是他的情妇和情妇的孩子。我这里只是把事情的真相原原本本说出来,让读者自己按照它发展的经过去记取教训吧。这位工人聪颖灵巧,精明能干。他没受过教育,却颇有天分;他一字不识,却善于思考。有一年冬天,他找不到活干,破屋子里既无取暖的柴禾,也没充饥的面包,三个人饥寒交迫。工人去偷东西了。他偷了什么,在哪儿偷的,我就搞不清了。我只知道,他给情妇和孩子弄来了三天的面包和柴禾,给他自己招来的,却是五年的牢房。
这人被押到克莱沃中央监狱服劳役。克莱沃本是一座修道院,人们却把它改成了监狱,于是,修女室成了牢房,祭坛成了刑台。我们正在宣传进步,而有些人却是这样在理解和执行。这就是他们在我们所讲的进步里塞进来的私货。
闲言少叙,现在我们接着往下讲吧。
克洛德·格下狱后,夜里关在牢房里,白天到车间干活。我要斥责的倒并不是车间。
不久前还是一个正直工人而今天成了偷窃犯的克洛德·格,长得五官端正,神情严肃。尽管年岁尚轻,高耸的额头上却泛起了皱纹,乌黑的头发中隐约可见几根银丝,温和而锐利的双眼深深藏在突起的眉骨下面,大大的鼻孔,前挺的下巴颏,配着一双常常流露出轻蔑神情的嘴唇。这是一个端庄而漂亮的脑袋。我们且看社会将把它变成什么样子吧。
他不爱说话,手势也很单调,浑身却显示出一种威严,叫人甘愿顺从。他好沉思,很庄重,外表上虽见不到痛苦的神色,实际上却经受过许多艰难苦楚。
在关押克洛德·格的监狱里,有一个典狱长。他是那种专门适合做管理监狱的小官吏中的一个。他既当看守又做厂长,既向工人订货又威胁囚犯,既把工具塞到你手中又把铁镣戴到你脚上。他机械生硬,专横暴虐,刚愎自用,飞扬跋扈;但他偶尔又是一个好同伴、好长官,乃至会面带喜色风趣地开开玩笑;与其说他坚强,毋宁说他冷酷;他对任何人都不讲理,甚至对自己也不留情;他无疑是个好父亲、好丈夫,但这是出于无奈,而非源于道德;一句话,他虽不显得凶恶,却是个恶人。他是那种不敏感、不灵活、无生气、对所接触的任何思想和感情都麻木不仁的人,是那种发阴气、生暗恨、即使激动不已也不流于情感,尽管怒满胸腔也不露火气,不显热量,被人称之为木头疙瘩的人,是那种一头已在燃烧,另一端却还在冒冷气的人。这人性格上的主要点、中心点,就是顽固。他以此引为自傲,经常自比拿破仑。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假象。有许多人,常常被这种假象所迷惑,弄得阴差阳错,把顽固看成毅力,把烛光视做星星。因此,当他在这种“毅力”的支配下干着荒诞不经的事情时,还总是昂首挺胸、不畏艰险,非把那种荒诞不经的事情干完不可。没有智慧的顽固,是愚蠢之上加愚蠢,使得人越来越蠢,后果不堪设想。一般说来,当一场个人或社会的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时候,倘若我们根据倒塌在地上的破砖断瓦堆放的方式去追根寻源时,我们几乎总可以发现,这灾难是由一个碌碌无为、顽固不化、盲目自信、自我欣赏的人造成的。这种自诩为天生的救世主之类的既顽固又渺小的人物,世界上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
克莱沃中心监狱长就是这么一个人。社会把他当做一个取火器,日复一日地用他在囚犯身上敲打出火星来。
然而,用这样的取火器在这样的石子上敲打出来的火星常常会酿成一场又一场大火灾。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克洛德·格一到克莱沃监狱,就被编上号码,送到车间里终日干活。典狱长一和他接触,便发现他是个优秀工人,待他很不错。甚至有一天,他由于心情愉快,看到克洛德·格总是因对他称为“妻子”的那个女人思念切切而忧郁悲伤,便带着既消遣又安慰的神态,和颜悦色地告诉他,那个不幸的女人已成了妓女。克洛德冷冷地问他孩子怎样了,他说不知道。
几个月后,克洛德习惯了监狱的生活,似乎什么也不想了。他性格中本来有的那种严肃的宁静又出现了。
差不多在过了同样长的时间后,克洛德在他的所有难友中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影响。谁也不知道为什么,甚至连他自己也茫然,好像是一种默契,大家都请教他,顺从他,模仿他。模仿是钦佩之至的表现。得到所有这些叛逆者的归顺,可不是一种寻常的荣誉。能取得这种权威,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种权威来于他眼睛里的那两道目光。眼睛是人的窗扉,通过它,可以看到一个人心田里的变幻。
把一个头脑清醒的人放在一群头脑糊涂的人中间,过了一段时间后,由于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定律,所有头脑糊涂的人都会谦恭地不无钦佩地集结在头脑清醒的人周围。有的人是铁,有的人是吸铁石。克洛德是吸铁石。
因此,不到三个月,克洛德便成了监狱里的灵魂、法律和秩序。所有的指针都在他这块钟盘上转动。就是他自己,有时也在怀疑,他到底是国王还是囚犯。他好像是被红衣主教们簇拥的一个被囚禁起来的教皇。
然而,同一件事总会招来多方面的反应。他既然赢得了囚犯们的爱戴,就会得到狱卒们的憎恨。这不足为怪。深孚民望的人总会失宠于上司,得到奴隶的一分爱戴就会引来主子的两分憎恨,这不很自然吗?
克洛德·格饭量超人。这是他生理上的一个特点。他的胃天生能容纳两个常人的饮食。德·戈塔迪亚先生也有这样的胃口,他常以此扬扬得意,这对于一个拥有五十万头羊的西班牙大公爵来说,当然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可是,对于一个工人便是一种负担,对于一个囚犯则是一种灾难。
以前,自由自在住在小阁楼里的克洛德·格,干一天活,挣四斤面包,他全吃了;如今,蹲在监狱里的克洛德·格,干一天活,却只能换回一斤半面包和四盎司肉。这种配量太刻薄了。因而,克洛德·格在克莱沃监狱天天感到饿。
他饿,仅此而已。他从不声张。这是他的秉性。
一天,克洛德刚吃完他那份微少的口粮,便开始干活,以为劳动能驱除饥饿。别的囚犯都还在津津有味地吃饭。这时,一个脸色苍白、皮肤白皙、身体虚弱的年轻人来到他的身边。年轻人手里拿着尚未动的那份食物和一把小刀。他紧站在克洛德身边,看样子想讲话,可又不敢启齿。这个人、他的面包、他拿着的肉,无不使克洛德心烦。
“你要干什么?”克洛德终于粗暴地说。
“请你帮帮忙。”年轻人胆怯地说。
“什么事?”克洛德问。
“请你帮我把这点儿东西吃了,我的太多了。”
克洛德高傲的眼睛里淌出了热泪。他拿起刀,把年轻人的食物分成两半,拿过一份,吃了起来。
“谢谢,”年轻人说,“如果你愿意,我们每天都这样分着吃吧。”
“你叫什么名字?”克洛德·格问。
“阿尔班。”
“你怎么到这里来的?”克洛德又问。
“我偷了东西。”
“我也是。”克洛德说。
真的,他们以后就这样天天分吃食物。其实,克洛德·格只有三十六岁,由于他生性严肃,常常看上去像有五十岁。阿尔班已有二十岁,由于他的目光里尚带几分稚气,人们还以为他只有十七岁呢。两人结下了亲密的友谊,这友谊与其说是兄弟之情,还不如说是父子之爱。阿尔班差不多还是个孩子;克洛德却几乎是个老头。
他们在同一个车间里干活,在同一个屋顶下憩息,在同一个院子里散步,分吃同一块面包。两个朋友结成了一个整体,难分难舍,看来他们很幸福。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了典狱长。囚犯们对他恨之入骨。他常常不得不求助于受囚犯拥戴的克洛德·格,以便让囚犯们俯首帖耳。克洛德的无名的权力在一场反抗或骚乱中帮助了典狱长官方授予的权力。确实,要想安抚这些囚犯,克洛德·格一句话就顶得上一个狱警。克洛德多次这样为典狱长效了劳。典狱长却也因此对他耿耿于怀。他嫉妒这个盗窃犯。他内心深处对克洛德怀有一种隐秘的、由嫉妒而生的不可调和的仇恨。一种如登上宝座的君主对事实上的君主、教皇的俗权对教权的仇恨。
这样的仇恨总是最狠毒的。
克洛德一心疼爱阿尔班,却未曾提防典狱长。
一天早上,当囚犯们两个两个打宿舍走进车间时,一个狱卒叫住了走在克洛德身边的阿尔班,说典狱长找他。
“他叫你干什么?”克洛德问。
“不知道。”阿尔班答。
狱卒把阿尔班领走了。
一个上午过去了,阿尔班也没有回车间来。吃午饭的时候到了,克洛德寻思,他会在院子里见到阿尔班的。阿尔班也不在院子里。囚犯们又都回到了车间,阿尔班还是没有出现。白天就这样过去了。晚上,当犯人们被领回宿舍后,克洛德用双眼寻找阿尔班,没见人影。看来,他此时心如刀绞,因此他破天荒地去找狱卒问话了。“阿尔班是不是病了?”他问道。
“没有。”狱卒回答。
“那他上哪儿去了?”克洛德接着问,“今天怎么不见他人影?”
“哦!”狱卒不急不忙地说,“因为他换地方了。”
后来给这件事作证的那些人注意到,克洛德听到这声回答后,他那只端着一支正燃着的蜡烛的手当时在微微颤抖。但他平静地问:
“谁下的这道命令?”
狱卒回答说:
“狄先生。”
典狱长叫狄先生。
次日的白天还是和先前一天一样,没有阿尔班。
晚上,在收工的时候,狄先生照例到各车间里巡查一番。克洛德从老远看到他后,就脱下粗羊毛帽子,扣好克莱沃监狱灰色囚衣上的扣子,因为,原则上讲,监狱里的人毕恭毕敬地扣好衣服可以博得上司的欢心。然后,他手里拿着帽子,站在车间门口的板凳旁,等候典狱长经过。典狱长过来了。
“先生!”克洛德说。
典狱长停住脚步,侧过身来。
“先生,”克洛德又说,“真的给阿尔班换了地方吗?”
“没错。”典狱长回答说。
“先生,”克洛德接着说,“我需要阿尔班才能活下去。”
他又补充道:
“光靠监狱发给我的那点儿面包,我吃不饱,阿尔班却能把他的粮食分给我吃,这些,您都知道。”
“这是他的事。”典狱长说。
“先生,没法把阿尔班和我放在同一个地方吗?”
“没法,已经做出了决定。”
“谁的决定?”
“我的。”
“狄先生,”克洛德说,“我是生是死,全在于您了。”
“凡我做出的决定是从不收回的。”
“先生,我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您的事?”
“没有。”
“既然如此,”克洛德说,“为什么定要把我和阿尔班分开?”
“不为什么。”典狱长说。
典狱长这样敷衍了一句后,往别处走了。
克洛德垂着头,没去争辩。牢笼中的狮子多可怜,连和它做伴的狗也被夺走了。
我们必须指出,这种强拆带来的忧伤丝毫没有减弱可以说有点儿病态的囚犯的食欲。他身上也没有出现任何明显的变化。他不和难友中的任何人谈起阿尔班。工休的时候,他独自一人在院子里散步。他感到饿,如此而已。
然而,十分了解他的人都注意到,他脸上那种恐怖和忧郁的神色一天比一天加重。此外,他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温和。
好几个人都愿意把自己的面包分给他吃,他微笑着,一一谢绝了。
自从听了典狱长的那番话后,他每天晚上都要作出一种近乎疯子的举动。这种举动从一个像他那样庄重的人身上表现出来,确实令人惶恐不安。每当例行的巡查在固定的时刻把典狱长带到克洛德干活的地方的时候,克洛德总要抬起双眼,死死地盯住他,用充满焦虑与愤怒,既像是恳求,又像是威胁的语气吐出几个字:“阿尔班呢?”这时典狱长往往是装聋作哑,或是耸耸肩膀就走了。
这个人耸肩膀可耸错了,因为目睹这些奇怪场面的人都明显地看到,克洛德·格内心里已暗暗下定了做某事的决心。全监狱的人都感到焦急不安,他们在猜想,一个顽固不化的人与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之间的冲突将会是一个什么结局。
据查,克洛德有一次对典狱长说:
“听我说,先生,把我的同伴还给我。我肯定,这将是您做的好事。请记住我对您说的这些话。”
又有一次,在星期天,克洛德坐在院子里的一块石头上,两肘支在膝盖上,双手撑着前额,就这样,一动也不动,连续呆了几个小时。犯人法耶特走过来,笑着向他喊道:
“你在搞什么鬼呀,克洛德?”
克洛德慢慢扬起严肃的面孔说:
“我在审判一个人。”
最后,1831年10月25日的晚上,在典狱长来巡视的时候,克洛德把他上午在走廊上捡来的一块橱窗玻璃放在脚下踩碎,弄出很大的响声。典狱长问声音是从哪儿来的。
“别紧张,”克洛德说,“是我弄出的声音。典狱长先生,请把阿尔班还给我,请把我的同伴还给我。”
“不可能。”典狱长说。
“但必须还给我。”克洛德说,声音很低,却很坚决;而且,他正面盯住典狱长,补充说:
“请您三思。今天是10月25日,我让您考虑到下月4日。”
一个狱卒提醒狄先生,克洛德在威胁他,该受罚关禁闭。
“不,不必关禁闭。”典狱长满不在乎地笑着说,“对这些人该友好点儿!”
次日,当别的囚犯都聚集在院子另一端的一小块阳光下闲聊的时候,一个叫佩尔洛的囚犯走到独自一人在边散步边沉思的克洛德身边,问道:
“喂,克洛德,你一脸的愁容,在想什么心事啊?”
“我担心,”克洛德说,“我担心这位好心的狄先生很快就要大祸临头。”
从10月25日到11月4日这九天里,克洛德天天都严正地向典狱长指出,阿尔班的失踪使他越来越感到痛苦。典狱长叫他缠烦了,有一次,因为克洛德的恳求已近乎勒令,典狱长便关了他二十四小时禁闭。这就是对克洛德再三恳求的答复。
11月4日到来了。那天早晨,克洛德醒来时,脸上露出自狄先生做出“决定”强行拆散他的朋友以来人们再也没有看见过的宁静。起床后,他在床底下一口盛放破衣服未涂油漆的木箱里翻了一阵,从里面拿出一把裁缝的剪刀。这把剪刀和一本破散了的《爱弥儿》,这是他曾经爱恋过的那个女人、他孩子的母亲,他从前那个幸福的小家庭给他留下的唯一财产了。这两样东西对克洛德都毫无用处:剪刀只能供妇人使用,书本是为那些识字的人印的。克洛德既不会裁剪,也不会诵读。
监狱里有一条年久失修的旧走廊,用石灰粉刷一下,作为冬天散步的场所。克洛德打这里经过时,朝正在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一扇铁窗上粗大的铁栅的犯人费拉利走过去,他扬了扬手中拿着的那把小小的剪刀,对费拉利说:
“今天晚上,我要用这把剪刀把这些铁条都剪断。”
费拉利无从相信,笑了起来,克洛德也笑了。
这天上午,克洛德干活的热情比平时更高,他从未干得这么快、这么好过。看来,他极力想在上午完成特鲁瓦市正直的市民布雷西埃定做的一顶草帽,工钱已经付过了。
临近中午时分,克洛德找个借口,到他干活的那层楼下面底层的细木车间去了一次。他在那里也像在其他车间一样,受人爱戴。不过他很少去。因此,他一到,就有人嚷起来:
“啊,克洛德来了!”
人们一齐围了上来,如同欢庆节日。克洛德迅速在屋子里扫了一眼。看守都不在屋里。
“谁能借给我一柄斧子?”他问道。
“要斧子干什么?”人们问他。
他答道:
“今天晚上,我要用它把典狱长劈死。”
人们拿出好几柄斧子供他挑选。他挑了一柄最小但最锋利的斧子藏在裤子里,就上楼来了。那车间里有二十七名囚犯。他并没有嘱咐他们保密。可是谁也没把消息泄露出去。
甚至他们互相间也不议论这件事。
人人都在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事情。事情是可怕的,但又是正直的,合乎情理的。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之处。克洛德既不会受人劝阻,也不会被人告密。
一个小时后,有个十六岁的少年囚犯站在走廊里,无聊地打着哈欠,克洛德走到他身边,劝他读书识字。这时,囚犯法耶特走近克洛德,问他,裤子里鼓鼓囊囊的,藏着什么鬼玩意儿。克洛德说:
“是一柄斧子,今晚杀狄先生用的。”
克洛德紧接着又问:
“这能看得出来吗?”
“有一点儿。”法耶特说。
白天的剩余时间和往常没什么两样。晚上七点,犯人被分组关在指定的车间里;看守们相继走出车间,按照惯例,要等典狱长巡查完毕后方能回去。
克洛德·格和其他难友一样,被关在车间里。
这时候,一种不平常的场面在这个车间里出现了。那是用任何故事都无从叙述出来的既庄严又恐怖的场面。
当时在场的连克洛德在内共有八十二名盗窃犯。在后来的预审中也证实了这一点。
看守刚一离开他们,克洛德便站上他那条板凳,向所有在场的人宣布他有话要对大家说。室内鸦雀无声。这时,克洛德提高嗓门说:
“你们都知道,阿尔班是我的兄弟。这里分发的食物不够我吃。就是把我挣得的少得可怜的那点儿工钱添进去买面包,也填不饱我的肚子。阿尔班把他的食物分给我吃;我爱他,首先是因为他养活了我,其次是因为他爱我。典狱长狄先生硬把我们拆开了。我们在一起半点儿也没碍着他什么。可是,这个坏蛋,他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我向他要过阿尔班。你们不也都看见了?他不给。我给他规定了期限,限他11月4日以前还我阿尔班。他却因此关了我的禁闭。我在这段时间里审判了他,我判处了他的死刑。今天是11月4号。两个小时后,他就会来巡查。我预先告诉你们,我要杀了他。你们对此有什么意见吗?”
大家都不说话。
克洛德便接着说下去。他说话时,一方面显得雄辩滔滔,口才压众。另一方面又从容自如。他声明,他并非不清楚自己将要采取的是一种暴力行动,但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错处。他请在场听他讲话的八十一名盗窃犯的良心为他作证:
他已到了忍无可忍的绝境;
一个人到了这步田地,自行采取报复行动是必要的;
实际上,他要拿下典狱长的头,不可能不付出自己的生命,可是他认为,为了正义而流尽自己的鲜血是值得的;
他已经过了深思熟虑,光为这件事,他已想了两个月;
他认为他完全不是凭义愤用事,但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他请大家提醒;
他诚恳地向聚集在他周围的那些正直的人们陈述了理由;
他虽然就将杀死狄先生,但是,倘若有谁向他提出不同的意见,他准备听取。
只有一个人建议,在杀死典狱长以前,克洛德应该想法最后向他提出一次,争取他让步。
“说得对,”克洛德说,“我将照着去做。”
时钟敲响了八点。典狱长该在九点来。
一俟这个闻所未闻的最高法院用某种方式认可了克洛德的判决后,他又恢复了惯常的平静。他把一个囚犯所能遗下的一点儿可怜的东西:衬衫和外衣,放在桌子上。接着,他把除阿尔班外,他最喜欢的同伴,一个一个地叫过来,把衣服全部分赠给他们。他只留下了那把剪子。
然后,他拥抱了所有的人。有几个人哭了,他却对他们微笑。
在这最后的时刻里,当他泰然自若,甚至带着喜悦讲话的时候,他的好几个同伴,正如他们事后所讲的,内心里都在暗暗希望他会放弃这一决定。有一次,他甚至逗趣地用鼻孔吹气,把照亮车间的很少的几支蜡烛吹灭了一支。因为他没受过教育,这些不良的习惯常常影响了他天生的尊严。什么东西也无法叫这个昔日流落在街头巷尾的顽童不带点儿巴黎下水道的气味。
他瞥见一个少年囚犯脸色惨白,浑身发抖,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他,显然是由于想到即将发生的事而吓得魂不附体。
“别怕,勇敢些,小伙子!”克洛德温和地对他说,“那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克洛德把所有的破衣服都分赠完,和每个人一一握手告别后,发现车间昏暗的角落里有些人三五成群地不安地在议论着,他打断他们的讲话,劝他们开始干活。所有的人都无声地听从了。
发生这桩事的车间是一间狭长的长方形的房间,长边上都安着窗户,另外两边各有一扇门,两门正相对。车床靠着窗户,分立两边,板凳挨墙放着,与墙成直角,两排车床之中留有一片空地,形成一条狭长的通道,横贯车间,笔直地从一扇门通到另一扇门。典狱长每次视察时,都得打这条又长又窄的通道穿过;他一般总是从南门进,左右看看劳动着的囚犯,再从北门出去。他经过这里时,往往走得很快,脚不停步。
克洛德又重新回到他的位置上,开始干活,好像雅克·克莱芒又念起了祈祷文一样。
人人都在等待。时间临近了。突然,时钟响了一下。克洛德说:
“预备铃响了。”
随即,他站起来,在房子里庄严地迈了几步,走到进门口,胳膊肘支在门左边的第一台车床角上。脸色格外宁静、亲切。
时钟敲完第九下。门开了。典狱长走了进来。
这时候,车间里的囚犯个个都像塑像般悄然无声。
只有典狱长还和平常一样。
他进来时,脸上带着愉快、满足和严酷的神色,没有发现克洛德站在门左边,右手藏在裤子里。他很快从前面几台车床旁走过。他点点头,翻来覆去地讲着几句老话,目光左右随便扫扫,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周围的人都目光呆滞,被一个可怕的念头所缠绕。
他突然听到身后有脚步声,便蓦地转过身子。
是克洛德。他悄悄跟在典狱长身后有好大一会儿了。
“你跟在我后面干什么?”典狱长问,“为什么不待在你的岗位上?”
因为一个人在这种地方已不再是人,而是狗,被人动辄用“你”称呼。
克洛德·格恭恭敬敬地回答说:
“我有话跟您说,典狱长先生。”
“什么事?”
“关于阿尔班的事。”
“又是阿尔班!”典狱长说。
“天天是阿尔班!”克洛德答。
“讨厌!”典狱长一边走一边说,“关了你二十四个小时的禁闭还不够吗?”
克洛德继续跟在他后面,回答道:
“典狱长先生,请把我的同伴还给我。”
“不可能。”
“典狱长先生,”克洛德用一种能感动魔鬼的声音说,“我恳求您,重新让阿尔班和我在一起,你会看到我会好好干活的。您自由自在,您不在乎,也不知道一个朋友的价值;可是,我唯有牢房的四堵墙。您可以来来往往,可我,只有阿尔班。把他还给我吧。阿尔班养活了我,这您是清楚的。您只说一句话就行了。在同一间屋子里有一个人叫克洛德·格,有另一个人叫阿尔班,这对您会有什么妨碍呢?就因为这么回事,也不会更复杂了。典狱长先生,我的好狄先生,我真的在恳求您了,以上帝的名义!”
也许,克洛德对一个看守还从来没有一口气说过这么多话呢。经过这番恳求后,他已精疲力竭,他在等待着。典狱长不耐烦地摆摆手,说:
“不可能。早说过了。行了,以后别再提了。你真叫我讨厌。”
说完,他由于急着要走,便加快了脚步。克洛德也加快了脚步。他们俩就这样边走边讲,快走到了出门口;八十一名盗窃犯屏声敛气,看着他们,听着他们讲话。
克洛德轻轻地扯住典狱长的衣角。
“但是,您至少得让我知道我是怎么被判处死刑的。请您告诉我,您为什么要把阿尔班和我拆开。”
“我早对你说过了,”典狱长回答说,“不为什么。”
说完,典狱长转过身子,背朝克洛德,手向门上的插销伸去。
听到典狱长的回答,克洛德往后退了一步。在场的八十一尊“塑像”都看见他从裤子里抽出捏着斧子的右手。这只手举起来了,而且,没容典狱长叫一声,接连劈下三斧子。说来也可怕,三斧子都劈在同一个地方。典狱长的头颅被劈开了。在典狱长倒下去的时候,第四斧子又落到了他的面门上;已经发作起来的狂怒无法马上被遏制住,克洛德又在他的右腿上砍了第五斧,毫无用处的一斧。典狱长已经呜呼哀哉了。
紧接着,克洛德扔下斧子,大声叫道:“现在该处置另一个人了!”另一个人,就是他自己。人们见他从上衣里摸出他“妻子”的剪刀,没容众人来得及想到去制止他,他就已把剪刀扎进了自己的胸膛。刀刃太短,胸膛太深。他用剪刀长时间地在胸膛里乱扎,一连扎了二十多下,口里还大声呼叫:“罪人的心啊,我为啥就找不到你!”他终于血浸全身,晕倒在典狱长的死尸上面。
这两个人,到底是谁杀害了谁?
当克洛德恢复了知觉时,已经躺在一张床上。他盖着被单,裹着绷带,身边有人看护。他床边站着几个慈善会的嬷嬷,一个正在写案情报告的预审法官。法官极为关注地问他:
“你觉得怎样了?”
克洛德大量失血,但是尽管他那么使劲地乱扎,用以自杀的剪刀还是没有完成任务;没有一下扎到致命处。只有留在狄先生身上的那些伤口才是要他命的痕迹。
讯问开始了。法官问是不是他杀死了克莱沃监狱的典狱长。他回答说:“是的。”法官又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不为什么。”
然而,有一段时期,他的伤口恶化了;高烧几乎夺去了他的性命。
11月,12月,第二年的1月,2月,在医治和准备审判中过去了;医生和法官围着他忙碌不停;前者在为他治愈伤口,后者在为他构筑断头台。
闲言少叙。1832年3月16日,他痊愈后,出现在特鲁瓦重罪法庭受审。全城能来的人都来了。
克洛德在法庭上的态度很好。他把胡须刮得干干净净,头顶秃秃,穿着克莱沃监狱两种不同的灰色相间的囚衣。
检察官在大厅里布满了手持刺刀的兵士。他对听众说:“这是为了杀杀那些将为本案出庭作证的恶棍们的威风。”
当法庭辩论该开始的时候,出现了罕见的困难。11月4日事件的目击者谁也不愿意提供对克洛德不利的证词。庭长威胁说要对他们行使他的权宜处置权,仍无济于事。只是在克洛德要求他们出来作证时,所有的舌头这才解了扣。他们说出了他们亲眼目睹的事情。
克洛德聚精会神地听着每个人的发言。当其中某一个人,或许由于忘却,或许出于对克洛德的爱戴,忽略了一些应该由被告承担的责任时,他就补充完整。
证人一个接一个地传唤完毕后,我们刚才已叙述过的那一系列的事实便全然重现在法庭上了。
有一个时刻,在场的妇女都哭了。执达员传唤犯人阿尔班。轮到他出庭作证了。他踉踉跄跄,呜咽着走了进来,一头扑倒在克洛德的怀里,狱警无法拦住。克洛德扶住阿尔班,微笑着对检察官说:“这就是那个把自己的面包分给饥饿的人吃的恶棍。”说完,他吻了吻阿尔班的手。
证人都传讯完后,检察官先生站起来,说了下面这段话:“陪审员先生们,如果这次公诉对像克洛德这样一类罪大恶极的人不绳之以法,整个社会就将从根基上动摇……”
在这段令人刻骨铭心的讲话过后,克洛德的辩护律师发言了。在这种人们称之为刑事诉讼的跑马场的场合中,按照惯例,有利和不利的辩护总要轮番出来表演一下。
克洛德认为事情并没讲充分。他便站起来发言了。他讲得那么出色,使得旁听席上每个有头脑的人都为之一惊。
似乎这个可怜的工人不是杀人犯,而是演说家。他站在那儿侃侃而谈,声音沉着动人;目光明亮、诚实、坚定;手势几乎重复不变,但格外有力。他叙说的是事情的本来面目,老老实实,严肃认真,既不生编硬造,也不避重就轻,一切他都不否认。他勇于正视刑法第二百九十六条,不怕这条法律是架在他脖子上的鬼头刀。有时,他雄辩有力的口才使四座骚动。人们交头接耳,重复他刚说过的话。
这往往会引起一阵嗡嗡声,克洛德便借此机会喘口气,自豪地看看四座的听众。
这个一字不识的穷工人,有时显得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审慎有度,像个很有学问的人;有时显得谦逊、有节制、一丝不苟;在容易激怒人的那一部分辩论中,他从容不迫,侃侃而谈;他对法官也是亲善友好。
唯有一次,他忍不住动了怒。那是因为检察官在我们前面已经援引过的那段话中,说克洛德·格杀害的是一个既未动手打人也无其他暴力行为,也就是说没有挑衅举动的典狱长。
“什么!”克洛德大声叫道,“我没有受到挑衅?啊!是的,确实,是这样。我明白您的意思了。一个酩酊大醉的人给了我一拳,我杀死他,那才是受到了挑衅,你们才会饶了我的命,才会把我送到苦役犯监狱。但是,四年来,一个没有醉,一个神志清醒的人,一直在折磨着我的心,一直在侮辱我,每一天,每一刻,每一秒都在用针朝我意想不到的地方狠扎!我从前有一个女人,为了她我才偷窃,他便用这女人来折磨我;我从前有个孩子,为了他我才犯罪,他便用这孩子来伤我的心;我的面包不够吃,有个朋友分给我,他便夺走了我的朋友和面包。我要他还我朋友,他却关我禁闭。我对他——这条鹰犬,用“您”称呼,他却对我称‘你’。我对他说我痛苦,他却说我使他讨厌。那么,你们叫我怎么办?我只好杀了他。不错,我是个魔鬼,我杀了这个人,而我却不曾被他挑衅。你们砍下我的头吧,砍吧!”
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伟大的举动。因为,过去的减刑总是以有形的挑衅作为不相称的依据,他这番话却使一整套被法律所忽视的关于无形的挑衅的理论突然出现了。
辩论结束时,庭长作了公正而又明了的总结。他得出的结论是:克洛德·格的一生是丑恶的一生,他本人实际上是个魔鬼。他先与妓女同居,后来偷窃,接着又杀人。这一切都确凿无疑。
在准备让陪审员到里面去商量的时候,庭长问被告对于审讯还有什么话要说。
“有几句,”克洛德说,“我想问问,我是个偷窃犯和杀人犯;我偷过东西,杀了人。可是,我为什么偷窃?为什么杀人?请你们想想这两个问题吧,陪审员先生们。”
经过一刻钟的讨论,根据被称为“陪审员先生们”的十二个香槟人的意见,克洛德·格被判处死刑。
其实,审讯一开始,有好几个陪审员就注意到,被告姓“格”,这个姓已经给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向克洛德宣读了判决书后,他只是说:
“判得不错,但是,此人为什么偷窃?为什么杀人?这两个问题尚未得到回答。”
克洛德回到监狱。他愉快地吃着饭,说:
“活了三十六岁啊!”
他不愿意向最高法院上诉。一个看护过他的嬷嬷,流着泪来恳求他。他上诉了。那是为了不让她伤心。看来,他也是坚持到了最后一刻,因为他在法院书记室的上诉登记册上签名的时间,比三天的法定期限超过了几分钟。
可怜的嬷嬷感激不已,赠给他五个法郎。他谢过嬷嬷,把钱收下了。
在他等待批转上诉的时间里,特鲁瓦的囚犯为他提供方便,竭力劝他越狱逃跑。他拒绝了。
犯人们先后把一个钉子、一截铁丝、一个桶柄从通风窗扔进他的囚房。对于一个像克洛德这样聪明的人来说,这三件东西,无论哪一件都足以帮助他把他身上的铁镣锉断。他却把桶柄、铁丝、钉子统统上交给了看守。
1832年6月8日,杀人之后已有七个月零四天,赎罪的时间到了。正如人们都看到的,尘世已尽。这一天早上七点,法院的书记官走进克洛德的牢房,向他宣布,他只能活一个小时了。
上诉已被驳回。
“好吧,”克洛德无所谓地说,“我昨天晚上睡得很好,无疑,今天晚上将睡得更好。”
看来,凡是坚强的人在临死之前说的话都会带有某种崇高的意味。
神父来了,刽子手到了。克洛德谦恭地对待神父,和善地接待刽子手。他既不依恋自己的灵魂,也不吝惜自己的肉体。
他的精神始终豁达开朗。到别人已经在给他剪去头发的时候,有人在牢房的角落里谈论当时正威胁着特鲁瓦的霍乱。
“我倒用不着怕霍乱了。”克洛德打趣地说。
此外,他极专心地听着神父讲话,严厉自责,为没有受过宗教的教诲而深感遗憾。
根据他的要求,人们把他用来自杀的那把剪刀还给了他。剪刀缺了一边刀刃,它已断在他的胸膛里。他请看守代他把剪刀赠给阿尔班。他还希望在他赠的这份遗物上加上他当日该得的那份面包。
他请求捆绑他双手的人把嬷嬷送给他的那五个法郎的钱币放在他的右手里,那是他唯一尚存的东西了。
七时三刻,他走出监狱,伴送他的是平时那个凄凉的囚犯队列。他一步步地走着,脸色苍白,目光呆滞地盯着神父手中耶稣受难像,但步伐很坚定。
人们之所以选定这一天作为行刑的日子,是因为这天逢集,可以使尽可能多的人看到将坏人押赴刑场的情景,看来,在法兰西还有些半野蛮的城镇,在那里,社会在处决人的时候,还要大肆炫耀一番。
克洛德庄严地登上断头台,眼睛始终盯着带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他希望吻吻神父,吻吻刽子手,感谢前者,宽恕后者。听说刽子手轻轻地把他推开了。当行刑助手把他绑到可怕的断头台上的时候,他向神父打个招呼,要神父把他右手里的五个法郎拿去,并对他说:
“请给穷人。”
正好这时敲响八点,钟声淹没了克洛德的声音,听忏悔的神父说没听见。他在钟声的间隙里又温和地说了一遍:
“请给穷人。”
钟声还没响到第八下,这颗高贵而聪明的头就已经落地了。
当众处决真是立竿见影!就在当天,断头台尚耸立于闹市人群之中,血迹还未洗去,集市上就有人因税率问题而起来造反了,市税征收处的一个职员也险些被打死,你们制定的法律为你们造就了多么驯服的人民!
我们认为有必要把克洛德·格的故事详细公诸于世,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故事的每一段都可以用作那本可能会使19世纪人民的巨大问题得到解决的书中每一章的引言。
在克洛德坎坷的一生中,有两个主要的阶段:堕落之前,堕落之后;两个阶段提出了两个问题:教育与刑罚,而把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是整个的社会。
毋庸置疑,这个人禀性良好,肌体健全,天赋很高。那么,他缺少的是什么呢?请各位仔细想想。
这是关键之所在,关键的问题在于协调,即社会所给予一个人的东西应该和大自然所赋予他的均等。这样的问题尚未解决,一俟解决,世界就会太平。
看看克洛德·格吧,天生一个聪明的脑袋,天生一颗善良的心,这丝毫不用怀疑。可是命运把他安排在一个糟透了的社会里,使他终于走上了盗窃的道路;社会把他投入到一个坏透了的监狱,使他最后坠入杀人的陷阱。
谁是真正的杀人犯?
是克洛德吗?
是我们吗?
这些问题既严肃又尖锐。现在,它们已引起了一切头脑清醒的人的注意;它们已抓住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衣角;而且,它们迟早会把我们的道路堵死,迫使我们正视它们,并让我们了解它们对我们的要求。
本文作者试图说说他个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当一个人面对这样一些事实,想到这些问题紧逼我们的方式,他不禁会问:那些统治者,他们连这样的问题也不想,到底在想什么?
议会年年忙乱不堪。当然,精简闲职,压缩预算是至关重要的;制定一些法律,迫使我穿上军装,充做爱国者,在我不认识也不愿意认识的洛博伯爵先生的大门口站岗,或者强迫我按照那个以前是我的杂货商,现在成了我的上司的人的意愿,到马尼里广场上去操练,这也不能说不十分重要。
用那些毫无结果的争论把这个国家里所有的头脑都弄得疲惫不堪,把所有的事情都搅成一锅粥,对于议员和部长们来说,当然重要;不问青红皂白就把19世纪的艺术作为被告,粗暴地加以审讯和盘问(这个伟大而严肃的被告倒很对,根本不愿回答他们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这也必不可少;用连乡村小学教师也嗤之以鼻的那些例行的方式在议会里消磨时间,对于当权者和立法者来说,也颇为适当;声明现代戏剧宣扬乱伦通奸、放毒杀婴、杀父弑君,并由此表明人们并不通晓《费得尔》、《诺卡斯特》、《哀狄普》、《梅黛》和《罗多古娜》,对于那些现代戏剧来说,指出这些当然也很值得;为了预算,为了拥护高乃依和拉辛,为了反对某个人,可以争论它整整三天三夜,并且利用这个涉及文学的机会,争先恐后地去抓别人语法上的严重错误直到不可开交,对于这个国家的政治演说家来说,似乎也不可避免。
凡此种种,都很重要,但是,我们认为,也许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事情呢。
在内阁和反对派互相攻讦不止的那些毫无意义的争吵中,倘若有人突然从议会席上或公共讲台上(这无关紧要)站起来并发表这番郑重的议论,那时议会该有何见教呢?
“别说了,凡是在这里发言的人,不管你是谁,都闭上嘴吧!你们满以为涉及到了问题的要害,那可错了。”
“真正的问题在这里:大约一年前,法庭在帕米埃用刀子把一个男人砍了几块;它刚刚又在第戎割下了一个妇人的头;它在巴黎的圣·雅克门秘密地处决了一批人。”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之所在。诸位还是先关心一下这样的问题吧。”
“至于国民自卫军制服上的纽扣用银色的还是金色的好,‘深信’这个词是否比‘确信’要更好一些之类的事,你们还是留待以后再去吵个明白吧。”
“坐在厅中和两侧的先生们,广大的人民正在痛苦中煎熬。”
“无论你们称人民为共和国的公民也好,还是视人民为君主政体下的臣民也罢,他们在受苦。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人民正处在饥寒交迫中。贫困迫使男人犯罪,迫使女人堕落。可怜可怜人民吧,苦役犯被监狱夺走了他们的儿子,又被妓院吞噬了他们的闺女。你们的苦役犯太多了,你们的妓女太多了。”
“这两个脓疮说明了什么?”
“说明社会这个躯体患了败血病。”
“你们该聚集到病人的床边会诊,诊治这种疾病。”
“你们没有认真治疗这种病。好好研究一下病情吧。你们制定法律的时候,就该想到,这只不过是治标之法,权宜之计。你们的法典,一半是陈腐的东西,另一半是想当然的玩意儿。”
“烙刑只是一种使伤口溃烂生疽的烧灼;只是一种使罪犯终身带上罪行的烙印的荒谬刑罚!它只能使罪犯和罪恶变成两个朋友,两个同伴,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监狱是一种荒谬的发疮药,它让吸出来的败血几乎全被重新吸收,这不可能不会使病情更加恶化。死刑则是一种残酷的切除术。”
“但是,烙刑、监狱、死刑,这三者是互为依存的。你们既已取消了烙刑,如果你们懂得逻辑的话,就该把其余二者也取消。”
“烙铁、铁镣、鬼头刀,这是三段论的三个组成部分。”
“你们丢开了烙铁,铁镣和鬼头刀的存在就毫无意义了。法利纳斯的法律残酷,也不至于有今天的法律这样荒诞不经。”
“为我们拆毁犯罪和刑罚组成的这架陈腐不堪、摇摇欲坠的梯子,重新建造吧。你们应该重立刑罚,重订法典,重建监狱,重训法官,把法律纳入合乎风俗习惯的轨道。”
“先生们,法国每年杀的人太多了。既然你们正在讲节约,那么先在这方面节约点儿吧。”
“既然你们正热衷于‘取消’,那么先把刽子手取消吧。用你们雇用八十个刽子手的薪金,可以支付六百名小学教师的工资。”
“想想大多数的人民吧。为孩子们多办几所学校,为男人们多开设几座工厂。”
“你们知道吗,法国是欧洲能识字的人最少的国家之一!怎么?瑞士人识字,比利时人识字,丹麦人识字,希腊人识字,爱尔兰人识字,唯独法国人不识字?真是奇耻大辱!”
“到苦役犯监狱去吧。把苦役犯都叫到你们身边。一一查看这些被人类定出的法律所惩罚的人吧。从轮廓上估量一下这些人的癖性,摸摸他们的脑袋,就会发现,所有这些堕落了的人的身上隐藏着一种野兽的原型;似乎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某种野兽和人的混合物。这是猞猁,这是猫,这是猴子,这是秃鹫,那是鬣狗。然而,这些可怜的人之所以不伦不类、奇形怪状,无疑,首先应当归罪于先天,其次才是教育。”
“先天提供的粗坯很不成样,后天也没通过教育将它修整好,请把你们的注意力转到这方面来吧。给人民提供良好的教育。尽你们最大的努力启迪这些不幸的人的头脑,使他们内蕴的聪明才智得以发展。”
“各个民族的人们头脑的好坏,全取决于后天的教育。”
“罗马和希腊人的前庭突出宽广,尽可能地使法国人民的眼界也开阔些吧。”
“一旦法兰西人民也能识字,你们也不要让被你们开发的这种智慧放任自流。因为那将是另一种类型的混乱。邪恶的知识比无知更糟糕。决不能放任自流。要记住:有一本书比《马蒂埃教父》更富哲理,比《立宪报》更普及,比1830年的宪章更永恒;它就是《圣经》。请容我在此作点儿解释。”
“不管你们怎么办,相对的来说,多数人,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的命运总是贫穷的,不幸的,悲伤的。艰苦的重活压到他们身上,要他们又推、又拉、又背。”
“请看这架天平:一切欢庆都聚到了富人的盘子里,一切苦难都堆积在穷人的盘子里。这样的两部分难道不是太不平等了吗?这架天平难道不会倾覆?国家不也就会跟这架天平一样?”
“现在,请你们在穷人的命运里,在苦难的盘子里加进美好的前途,加进对于永恒幸福的向往,加进天堂的福乐。有了这些美好的平衡码,你们便将重建平衡!穷人的盘子里将装满与富人盘子一样丰盛的东西。”
“这是耶稣的见识,他比伏尔泰知道得更清楚。”
“应该使人民对他们将来会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充满信心;人民终日劳累受苦,现今这个世界对他们却并不友好。”
“人民将会平静、耐心。耐心来自希望。”
“在每一个村庄播下福音。让家家户户有一本《圣经》。让每一本书、每一块土地都产生出一个道德高尚的劳动者。”
“人民的头脑,这就是问题之所在。人民的头脑里充满着有用的嫩芽。请你们用最光辉、最温柔的道德使它成长起来并结出丰硕的果实。”
“一个在大路上持刀行凶的人,只要好好加以引导,也是可以成为一个最杰出的公民的。”
“这是人民的脑袋,你们培植、开发、浇灌、繁殖、启发、教诲,使用它吧;切不要把它砍掉。”
- 《爱弥儿》为法国18世纪最杰出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卢梭的作品。这是一部讨论教育问题的哲理小说。
- 雅克·克莱芒(1567—1589):法国多明我会的教士。1589年他在刺杀亨利三世时当场被卫队所杀。
- 刑法第二百九十六条是有关谋杀罪的。
- “格”是法文gueux的译音。意为乞丐、无赖。
- 文中的《费得尔》、《梅黛》等均为法国17世纪著名的古典主义悲剧作家高乃依和拉辛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