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上海的童年时光

1.诞生在上海

1931年8月2日，上海租界地工部局的律师汝葆彝和夫人杨以伦欣喜地迎来了汝家又一个男孩。刚刚出生的小男孩还有一个3岁的哥哥和一个1岁的姐姐。虽然这已是汝家的第三个孩子，但是望着婴儿红扑扑的小脸，汝葆彝律师和夫人杨以伦仍然充满了喜悦和疼爱。

汝葆彝虽贵为上海租界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法律部门的律师，却常年工作繁忙又辛苦，且深知“江湖险恶”。因此作为父亲，汝葆彝从没有想过，更没有对他的两个儿子寄予日后从事律师职业的希望。而且大概是信奉基督教的原因，汝葆彝也从不干预他的儿子们对未来从事职业的选择。

只是他没有想到，他从没有“寄以厚望”的小儿子，却在几十年后，走出兆丰公园边那座三层楼的小别墅，走出上海，直至走出国门。这个在上海出生、长大的男孩，就是闻名华夏大地的新中国一代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汝信。

在上海出生、长大的汝信，祖籍却是江苏吴江。而身为江苏吴江黎里镇汝姓人家的后代，汝信虽然不曾在家乡居住生活，却从未忘记自己的家乡。怀着一份对家乡的深厚情怀，汝信开展了一系列对自己祖上“汝”姓的“追本溯源，寻根问祖”，终于寻到了江苏吴江黎里镇“汝”姓人的“根”及其发展史。

“汝”姓人实际最早起源于河南汝水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汝南埠镇。相传周代时，周公的一个儿子曾受封在汝水，也就由此产生了“汝”姓。后来到了南宋时，由于金兵入侵，为躲避战乱，“汝”姓人家遂大部分人向南迁移，最后大都定居于江浙皖一带。

在中国，“汝”姓并不常见，因此姓“汝”的人也不多。在汝信的家乡，现在已划为苏州市吴江区的黎里镇，可算是江苏“汝”姓人最大的集聚地，但那里的总人数也不过几千人，此外在安徽还有约几万“汝”姓人。而当年汝氏家族的发源地，如今的河南汝南埠镇却几乎没有“汝”姓了。

汝葆彝为他新出生的二儿子取名为“汝义”。虽身为上海租界法律部门的律师，汝葆彝自幼接受的却是中国儒家正统教育，因此按照他一贯尊崇的“仁义礼智信”，在为汝家大儿子取名为“汝仁”后，他为刚刚出生的小儿子取名为“汝义”。也许在汝律师的心目中，只有这样，才无愧于曾做过清朝举人、把自己培养成人的父亲，无愧于世代居住在江苏吴江的汝氏家族……

虽然已在上海扎根落户、娶妻生子，汝葆彝律师却是在江苏吴江出生、长大的。他曾做过举人的父亲后来做了县官，当他的仕途结束时就回到了家乡吴江。告老还乡后不仅置办了田产，还在家乡黎里镇开了酱园、商店等。

如此看来，当年汝家的家境还是比较富裕的，也正是汝家这份殷实的家业，养大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让汝葆彝从小学读到中学，从家乡读到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直至成为上海租界的律师……

而对于哲学家汝信来说，无论是家乡吴江黎里镇，还是曾经做过举人的祖父，他都是陌生的，因为他从出生起就在上海。对此，汝信也曾回忆说：

“我的祖籍是江苏省苏州市所辖的吴江县（现在已改成苏州市的吴江区） ，我家的祖宅就在吴江黎里镇，与柳亚子先生是近邻，但我却从来没有在那里居住过。因为我们兄弟姐妹四人都出生在上海，可以说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现在柳亚子先生的故居保存得比较好，已经成为黎里镇柳亚子故居纪念馆。而我家的祖屋却在解放后因为一场大火而被烧去了一大半……”

至于自己的名字为什么会叫“汝信”，哲学家汝信也曾有过一段回忆：

“其实小的时候父亲为我取的名字叫‘汝义’，因为我的哥哥叫汝仁，父亲遵循‘仁义礼智信’，为我取名‘汝义’。那时，‘汝义’的‘义’还是繁体的‘義’字，不但笔画多，写起来也很难，所以当我上学以后，发现这个‘義’字实在是太难写了，于是后来父亲就把我的名字改成‘汝信’了。这个名字我喜欢，别人叫着也挺顺耳，我想父亲也一定会满意，因为仍然没有离开他尊崇的‘仁义礼智信’……”

2.父亲和母亲

在上海长宁兆丰公园边三层楼的小别墅中，在父母的疼爱呵护下，小汝信在一天天长大。两年后，汝家又一个新的小生命降临人世，这个汝家的第四个孩子，也是两岁的小汝信的妹妹。汝葆彝律师和夫人杨以伦为他们新出生的女儿取名汝谅。

从此，汝家有了兄弟姐妹四人，这就是小汝信和哥哥汝仁、姐姐汝洁、妹妹汝谅，他们在这座上海近郊的三层楼小别墅里，共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童年时光。

汝家虽然近年来接连添丁进口，但以汝葆彝律师的身份，供养四个孩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更何况汝律师一向工作勤奋、业绩突出，经济收入自然不为一般人所能比及。

而身为四个孩子的父亲，汝葆彝更深知自己肩上承担的重任。在工作上，他不仅勤奋努力，也十分繁忙。虽然经常早出晚归，几乎顾不上照顾家庭，但事业如意，可谓道路坦荡、前途光明。

由于汝律师一心扑在工作上，抚养四个孩子的重担就全都落在了夫人杨以伦一个人的肩上。这也使得童年的小汝信对父亲的印象比较淡漠，而对勤俭持家、疼爱子女的母亲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我的父亲和母亲虽然在上大学期间就开始信奉基督教，但由于父母思想比较开通，所以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没有受到什么宗教影响。童年的印象中，只记得当律师的父亲工作很忙，每天都回来非常晚。后来我上学后，也是每天早晨上学时很少见到父亲。因为父亲差不多每晚都有应酬，所以我们小时候能够和父亲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几乎很少。记忆中，好像只有到了周日才能见上父亲一面，也只有到了这时候，父亲才会问一问我们的学习情况……

而对母亲的印象就不同了，我自幼在母亲的抚育下长大，为了抚养我们四个兄弟姐妹，母亲甚至放弃了她热爱的工作，把她的全部精力和爱都给了我们兄弟姐妹。至今我仍然忘不了母亲的温柔善良，忘不了母亲对我们的疼爱，更忘不了母亲的能干和勤俭持家……后来抗战爆发，父亲一人去了重庆，家中断了每月的经济来源。正是靠着平日里一心节俭度日的母亲存下的积蓄，才使得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度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

1992年汝信在母亲遗像前

在外人的眼中，比起事业有成、做律师的丈夫，杨以伦仅仅是一位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的贤妻良母。但实际上杨以伦不仅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更由于她的天赋和在那个年代所学专业的“珍稀”性，成就了杨以伦一段传奇般的经历和事业。

和丈夫汝葆彝一样，杨以伦也来自江苏吴江的一个大家庭。不同的是，汝葆彝考上了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而从小喜爱运动的杨以伦考上了当时很多人都不太熟悉的“东南体专”，开始学习那个年代少有人涉及的体育专业。

走进东南体专的杨以伦不仅成为了中国最早专攻体育专业的女性之一，更是一个曾经取得当年江苏省运动会短跑优胜成绩的极具天赋的田径运动员。她在东南体专系统地进行了田径及篮、排、网球等球类的学习，毕业后终于在上海做了一名中学教师。由于那个年代中学的体育课并不多，所以她在学校既教体育也教国文。

虽然后来为了照顾子女，杨以伦辞去了中学教师的工作，但试想，如果是在21世纪的今天，一个专攻体育专业、在中学教授国文和体育的知识女性确实没有什么值得人们刮目相看之处；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的旧中国，当广大妇女还处于缠足、大门不出、受奴役欺压的最底层时，杨以伦却走出家门，走进学校读书，并成功完成学业，成为奔跑在运动场、站立于讲台前教书育人的新知识女性。这在近百年前的中国大地，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可以说是极具传奇性了，也因此在汝信的心目中，始终保有母亲新知识女性的美好形象：

“我的母亲和父亲毕业后都来到上海教中学，父亲教国文和英文，母亲教国文和体育。记得小时候母亲曾对我说，她在东南体专学习时，除了学习田径外，还学习打网球、打篮球、打排球。当然母亲最拿手的体育项目还是短跑，想当年，母亲还曾是江苏省的短跑运动员呢……母亲还曾告诉过我，她当年东南体专的同学，有成为旧中国著名篮球运动员的，也有参加奥委会的……父亲做律师后，母亲为了照顾家庭和我们兄弟姐妹，只得放弃了她的专业和工作。我想，若不是为了抚养我们兄弟姐妹，母亲一定会成为那个时代取得成就的新知识女性……”

3.由小学回到家庭教育

1935年，小汝信4岁了，于是他也和同龄时期的哥哥姐姐一样，被父母送进了离家很近的中西女子中学附属幼稚园。当年的中西女中是上海一所很有名气的由美国教会创办的女子中学。

中西女中虽为女校，但其附属的小学低年级也同时招收男生。所以走进幼稚园一年后，5岁的小汝信也终于和哥哥姐姐一样，成为了上海中西女中的小学生。

5岁的年龄上小学未免有些小，但是小汝信却很高兴，因为他不喜欢幼稚园立下的许多美国式规矩，也不喜欢幼稚园经常吃那种有半生不熟鸡蛋的饭菜，更不习惯每天吃完午饭后被老师强迫赶到床上睡觉，害得他躺在床上既睡不着又不敢说话，只得不时地摸摸床，扯扯被子，做些无聊的小动作……

不喜欢上幼稚园的小汝信走进校门后却是一个十分合格的小学生。他不但听话，学习也很努力，再加上天资聪慧，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因此每天早上小汝信都高高兴兴地和哥哥姐姐一起去中西女中上学。

只不过，小汝信走进学校的快乐日子并没有多久。1937年7月7日，随着日本侵略军在北京卢沟桥打响的隆隆炮声，中国正式爆发了抗日战争。眼看着战火一天天逼近，汝葆彝律师终于在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的前夕，带领妻子和儿女一家人匆匆搬离了兆丰公园边的那座三层楼小别墅。

凭借上海租界最高行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法律部门的律师身份，汝葆彝终于顺利地把一家老小安排在了当时以美国和英国占统治地位的上海公共租界内。虽然中国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但这个时候美英两国并未参战，因而日军侵略者的魔爪还没有伸进上海公共租界内。正是基于这样的形势，汝葆彝把一家人迁到了相对比较安全的上海公共租界。

虽然一家人都暂时避开了日渐逼近的战火，但搬离了兆丰公园边的小别墅，也就意味着孩子们从此远离了上海中西女中，这让汝葆彝和夫人杨以伦不得不又面临孩子们无法上学的问题。不管怎样，孩子们的小学教育是不能中断的。夫妇二人反复斟酌之后，终于决定，为了孩子们的安全，也为了孩子们的教育，请家庭教师，让孩子们在家中接受小学教育。

就这样，由于战争的爆发，刚刚成为小学二年级学生的小汝信从此再没有走进学校的大门。在父亲和母亲的安排下，他和哥哥、姐姐、妹妹一起在家中跟随父母为他们聘请的家庭教师学习。

汝信对此也曾有过一段难忘的回忆：

“童年的时候，我几乎没有接受正规的小学教育，当‘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我正在上海很有名气的中西女子中学的附属小学上学，当时该校附小低年级是同时招男生实行男女同校的。但是当我们全家在日军进攻上海前夕匆忙搬迁到英美占统治的公共租界里后，我的小学念不成了，于是父母决定为我们请家庭教师。现在想起来，可以说我小时候接受的是由小学到家庭的教育……”

4.老秀才的“严”与老小姐的“凶”

为了汝家四个孩子的教育，汝葆彝律师觉得除了要对孩子们进行学校里的必要课程外，还一定要对他们加强中国古文的学习。而喜爱弹钢琴的夫人杨以伦则认为孩子们在学习文化课的同时，也非常有必要对他们在音乐艺术方面有所重视和培养。于是，在为孩子们聘请了一位专门教英语和数学新课程的教师后，汝葆彝又聘请了一位专门教古文的老秀才和一位教钢琴的女教师。

对于曾经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汝家孩子们来说，听那个教英语和数学新课程的老师讲课，他们还能够适应和接受，毕竟老师讲的课程他们并不陌生，而且这位看上去有三四十岁的老师也与他们原来学校里的老师年龄相仿。但是那位教古文的老秀才和教钢琴的女教师却带给了孩子们完全不同的感受。

老秀才确为晚清末年的秀才，原本也是汝葆彝的家乡江苏吴江黎里镇的私塾老师，只因躲避战乱，才从吴江逃到了上海。老秀才一贯专心教书育人，又曾为家乡培养了包括汝葆彝律师在内的众多读书子弟，因此在家乡江苏吴江，老秀才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

曾经在幼年被老秀才领进读书大门的汝葆彝更是对自己儿时的启蒙老师充满了敬意，这也让他始终认为，请老秀才为汝家的儿女教授古文是最好的选择。但对于7岁的小汝信来说，无论是老秀才一身长袍的老式装束，还是老秀才满口“之乎者也”的文言文教学，都丝毫引不起他的兴趣。

但小汝信毕竟聪明懂事，他不仅像父亲一样敬重老秀才，礼貌地尊称他“太老师”，而且努力背诵老秀才教授给他们的那些他从不喜欢的文言文。而一向古板认真的老秀才教起课来也是一点儿不含糊，尤其是对汝家的两个公子，更是丝毫不手下留情。

或许是老秀才“男尊女卑”的意识浓厚，对汝家两姐妹的古文学习，老秀才一向既温和又宽松。但对小汝信和哥哥汝仁就十分严厉了。他不仅要求他们努力认真学习古文，还要背诵如流，如果稍有松怠，或者背诵古文不够流畅，就一定会受到训斥。

老秀才虽然教书严厉，但汝家的孩子们在他的教授下，也学习了不少中国古文，因此汝信回忆说：

“老秀才应该说是我的太老师，虽然他教的文言文我一点儿都不喜欢，但是我也像父亲一样尊敬他，在他面前我也从不敢调皮，而且每次我都是认真背古文。学习时间长了，背的古文也多了，但是从心底里我仍然是不喜欢，没办法，几乎就是强迫自己背……在老秀才的教育下，我们从《三字经》《幼学琼林》读起，一直读到了《论语》《孟子》，我们也学写对联。老秀才对我们家两个男孩很严格，虽然没有对我们体罚过……”

至于汝家为孩子们聘请的那位教钢琴的女教师，似乎就让孩子们有些“难以忍受”了。因为她没有结婚，所以孩子们背地里一直称这位钢琴女教师为“老小姐”，当然最让他们难受的，还是“老小姐”的古怪脾气。在小汝信的眼里，比起教书严厉的老秀才，这位脾气暴躁的女教师简直就是一个“凶狠”的“老小姐”。

其实“老小姐”的钢琴弹得非常好听，每当她为孩子们弹奏出优美流畅的古典钢琴曲时，小汝信觉得真是美妙极了。可是当她为坐在钢琴前的孩子们教授弹奏时，那境况可就再也没有那么美妙了。

每当小汝信坐在钢琴前学习时，几乎不敢抬头看一眼“老小姐”那板得一脸威严的面孔，因为“老小姐”实在是厉害得不近人情。不管是哪个孩子，即便是小小的差错，都会让她满脸怒容，接着就是大声地训斥和毫不留情地打手指，总之是一通脾气大发。这不由让小汝信对这位古怪脾气的钢琴女教师十分惧怕。他总觉得，老秀才虽然古板严厉，却无论如何比不上“老小姐”的“凶”。

“老小姐”虽然脾气大，却也让汝家大女儿汝洁日后走上了专业从事钢琴的道路。虽然一起学习钢琴的四个孩子只有一个女儿成了钢琴家，但总算是没有辜负汝葆彝律师和夫人对孩子从小进行音乐培养的一片心意。就如汝信曾经回忆的那样：

“……除了一个老师教数学、英语，老秀才教古文外，还有一位很严厉的钢琴教师。可惜这种从小开始的音乐教育最后只造就了我姐姐一人，她后来考上了‘上海国立音专’（上海音乐学院） ，专攻钢琴，毕业后留校担任钢琴教学。我的姐姐毕生以音乐为职业，退休时是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校长。我虽然学过钢琴，但除了养成对西方古典音乐的偏爱外，连琴谱也不认得了……”

学习古文、学习钢琴，在学校里只上了两年学，接着跟家庭教师在家中学习。在这种中西混合、非正规的家庭教育下，在中国大地抗日战争的隆隆炮火中，汝信在上海度过了他的童年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