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创造新的英雄人物——以50年代早期的讨论为中心

关于创造新的英雄人物——以50年代早期的讨论为中心

肖进^*

摘要：新的英雄人物是新中国文艺以新为本的创作导向。但由于在塑造什么样的英雄人物上存在异议，50年代就如何创造新的英雄人物形象形成论争。论争一方面围绕什么是新时代的英雄人物和如何描写英雄人物展开讨论，另一方面又受到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影响，最终没有缓解围绕这一论争形成的政治与文艺的张力。

关键词：新英雄人物；公式化；《文艺报》；“落后到转变”

文艺整风后提出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来自1952年5月2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该文在略微述说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对文艺工作的指导意义之后，迅速转入对当前文艺中存在的问题的分析。文章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革命的发展，文艺也有很大规模的发展，但是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分为三个方面：首先，“大批未经改造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参加了革命文艺的队伍，从他们中间带来了一些旧社会的意识残余和非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其次，老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在进入城市以后，部分地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影响，迷失了原来的方向”；第三，“文艺界的许多领导同志又放弃了或惰怠于思想领导的工作，陷入事务主义的泥坑。这就使文艺工作中产生了相当严重的思想混乱的现象，使文艺创作缺乏生气，使文艺工作不能有效地担当起它应有的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前进的重大任务”。正是这几方面的问题，导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艺发展上的“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追求资产阶级”的倾向。1951年开始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及文艺整风和知识分子改造，都可以看成对这种文艺倾向的一种反拨。但是，思想上的改造并不意味着文学创作上的及时转变，尽管文艺工作者努力“检讨”自己，力图用“无产阶级思想”指导创作，可这种创作还是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另一种偏向。

这种偏向主要是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倾向。在社论看来，这样的写作倾向之所以形成，和小资产阶级的创作思想一样，是“脱离群众脱离生活”造成的。社论提出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一方面，反对文艺脱离政治的倾向——这种倾向，实际上是使文艺去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另一方面，反对以概念化、公式化来代替文艺和政治正确结合的倾向——这种倾向实际上是破坏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真正目的”。相对于文艺整风运动而言，这篇社论既是结论，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调整。从胡乔木、周扬和丁玲在文艺整风运动中的讲话来看，他们都只是强调了前者，而没有顾及后者。针对电影《武训传》以及萧也牧等人的小说所进行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整肃行动。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文艺整风虽然达到了政治上的目的，可对文艺而言，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关于这篇社论写作及发表的背景，社论的写作者林默涵曾有回忆：

1952年5月，即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人民日报》要发表一篇社论，胡乔木同志要我起草。我拟就后交给胡乔木，当时周扬同志不在北京，他没有看草稿。刘少奇同志审阅定稿，他还在上面加了几句话。社论提出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又要反对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和概念化倾向。社论写得比较全面。胡风看了也表示接受。

社论起草的指导者胡乔木既是文艺整风运动的领导者，又是事后进行调整的主倡者。在1951年毛泽东提出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前，胡乔木虽然看过该片，可并没有发表什么看法。唯在毛泽东发动批判和整风后，胡乔木才作为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人对文艺整风提出了具体的意见。1951年《人民日报》批判《武训传》的社论，就是由胡乔木具体起草，毛泽东修改而成的。文艺整风中，胡乔木发表的《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一文，可以说是对毛泽东《讲话》的“方向”的全力维护。文章一方面指出不经过像延安文艺整风那样的“具体深刻的思想斗争”，《讲话》的方向就不会被接受，另一方面认为当下的作品缺乏新的人物、新的主题、新的事件和新的感情。胡乔木说，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在批评极端不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并且“目前文学艺术界的各种危险现象的真正根源”，就是“一些领导人员对文学艺术采取了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艺整风”作为一种指导方向，是要在文艺上“确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和帮助广大的非工人阶级文艺工作者进行思想改造”，可文艺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已然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向。对文艺发展的这一新的弊病，胡乔木（以及文艺界的领导者）应该看得很清楚。在他授意林默涵撰写的这篇社论中，更多的是从强调纠正概念化和公式化的倾向入手。对这种倾向的批评体现了对文艺创作上艺术性的强调，这是在此之前的批判中所没有的。同时，社论对文艺批评中的“粗暴”现象和对文艺创作中的“粗制滥造”现象也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这些都是在文艺整风之后，对文艺发展的“艺术性”的重视和肯定。

《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发表于5月23日，但早在5月10日的《文艺报》中，就已经展开了对“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的讨论。从《文艺报》的编辑署名上看，冯雪峰是从1952年第2期开始执掌《文艺报》的。这时候，文艺整风运动还正在开展。其实“新英雄人物”的问题并不是《文艺报》最先提出的。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的《讲话》中，就曾经提出过要文艺家们写“新的人物”，只不过当时毛泽东所指的新的人物是相对于小资产阶级而言的人民群众。这一点在他给《逼上梁山》的编者杨绍萱和齐燕铭的信中有明确的表示，信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荒煤首先提出了“创造新的英雄典型”的口号，在《为创造新的英雄典型而努力》一文中，他针对当时泛滥的“落后到转变”的创作公式，认为这是因为“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贫乏”造成的现象，因此呼吁“为创造新的英雄人物典型而努力”；更明确地提出把写“新英雄人物”作为文艺创作的方向的，是胡耀邦1952年1月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的《表现新英雄人物是我们的创作方向》。在这篇文章中，胡耀邦指出表现英雄人物，“歌颂他们，刻画出他们的思想感情和性格，以他们的崇高品质做榜样，鼓舞人民群众的战斗意志，指明人民群众斗争的方向，并通过这些英雄的事迹反映出正确的政策思想，就不能不是我们一切文学工作者……的基本任务。我认为：这才是我们新文艺发展的方向问题”。

胡耀邦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根据他对本区内的现实状况得出的：

一年多以来，我区千余万人民，在一个紧接着一个的翻天覆地的翻身斗争中，必然会涌现出和已经涌现出了无数的新英雄人物，必然会产生和已经产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新英雄事迹。让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吧……这样的新英雄人物，是不胜枚举的。这些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也许有些还是朴素的，但无疑的，由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们大无畏的精神和英勇气概，才掀起了空前的翻天覆地的伟大斗争，才急遽地深刻地改造着旧社会面貌，改造着一切的人们，也改造着他们自己。他们不愧是新中国的主人，是真正的新人，也是“最可爱的人”。

胡耀邦提出的这些现象，是针对部队文艺创作中的一些写作模式而发的。这种写作的模式就是“落后到转变”。“落后到转变”的写作方法是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提倡的。周扬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描写部队中落后战士转变的作品，是特别具有教育意义的。它们反映了我们的部队所进行的阶级教育、民主教育的卓越成效，同时又反过来推动了部队的教育。”但是，任何一种有意义的写作方式，如果成为一种刻板的“模式”后，就会带来一些反面的效应，胡耀邦在这个时候用现实的事例，提出写作新的英雄人物的方向，具有实际的针对性。

继胡耀邦的提倡之后，陈沂在第一次全军宣教文化工作会议上明确地提出反对写“落后到转变”，他把这种写作方式作为“小资产阶级公式主义创作”来加以反对。这种自上而下的提倡与批判，在部队文艺创作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创作者在响应这种提倡的同时，绝对性地把“落后到转变”当作一种“禁忌”，作品中连带地连落后现象也不再出现，出现了只能写“好”与“更好”的另一种偏向。

不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对这些“新英雄人物”的描写，却也体现出“十七年文学”的一种理想化色彩。从梁生宝、陈大春、王金生、王玉生、张腊月一直到萧长春，这些理想人物构成了“十七年文学”的主要人物画廊。而对新的人物的提倡和呼唤，还可以更早地追溯到1949年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那次文代会上，周扬在报告中就已经提出了写作“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的要求。周扬语带夸张地指出，“新的主题，新的人物像潮水一般涌进了各种各样的文艺创作中”。几乎与胡耀邦的感觉相同，周扬也深深地感到，“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斗争和行动的时代，我们亲眼看见了人民中的各种英雄模范人物，他们是如此平凡，而又如此伟大，他们正凭着自己的血和汗英勇地勤恳地创造着历史的奇迹。对于他们，这些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人，我们除了以全副的热情去歌颂去表扬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表示呢？”周扬的号召体现出在新的时代，需要进行意识形态建构的新的人民的文学在文艺方面的要求与渴望，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焦虑。

但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文艺发展来看，文艺并没有顺利地沿着这样的一条既定的道路前进，或者说，文艺的发展有时候是“脱离现实”的。可以看出，文艺在执行《讲话》方向上出了问题。这个问题，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成立后的文艺不仅没有按照创造新的人物的要求进行，反而走到了相反的方向，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倾向”，《武训传》事件最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所以文艺整风的目的就是对这一种倾向的“纠正”。

问题是，用政治的手段对文艺进行矫正，政治上的目的可以很快地达到，但达到文学上的目的则很难。从50年代的文艺批判可以看出，文艺工作者的检讨和改造，最具体地体现在检讨书上。看似痛心的检讨，其实是一种不得不迎合的“谎言”，内里隐藏着的，则是不可言说的“真实”。所以，胡耀邦提出的写作“新的英雄人物”的口号，可以说是在几年之后对第一次文代会上的号召的重提，或者说是再一次呼应。只不过，1952年的“新英雄人物”写作较之1949年已经有了不同的写作背景和社会环境，换言之，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号召，是从文学的角度出发，而胡耀邦的重提，则更多地指向社会现实，其对“新英雄人物”的号召，是由于现实中新的英雄人物的涌现的“自然”的要求。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因素，是这一时期苏联文学的影响。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尤其是文学批评，在对苏联的文艺批评引进的同时，没有注意到两个国家之间所处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国情。苏联早在30年代就宣布进入社会主义，5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而毛泽东在1949年之前还宣布中国处于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并且这一阶段还要走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见，从当时的情况看，中国在社会发展上至少要晚于苏联几十年的时间，然而，在文艺的发展动态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文艺界却几乎是毫无障碍地把苏联当下的文艺批评接受过来，作为中国现时的权威参考和重要指针，显然存在一种“时代的错位”。

在1953年1、2月号的《解放军文艺》上，刊发了苏联波高舍娃的《论英雄与英雄的性格》。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批判现实主义进行了重新的定位，针对新的情况赋予了新的特征。她认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要“善于表现明朗的现象，善于创造先进的、与众不同的、能深刻地和有趣地考虑问题的、天才的，总而言之，是伟大的人物的形象”。波高舍娃指出，当下苏维埃社会的现实生活打开了面向一切英雄事物的大门，那些“英雄的、明朗的、健壮的、勇敢的事物之所以成为典型事物，并不是因为这些事物符合了生活本身的英勇事迹，好像变成了日常的事物，而是因为它们适应了‘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这就是说，英雄人物和英雄事件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有生成这一人物和事件的土壤。社会主义的苏联给文艺创作新的英雄人物提供了丰厚的艺术土壤。而作为非同寻常的英雄人物，他们的形象是至高无上的：“他们在群众中间是——茶里的精华，是上等葡萄酒里的香味；群众的力量和香气就是从他们身上发出来的；这是优秀的人物中的鲜花，这是动力机中的动力机，这是大地上的盐中之盐。”同期的另一篇苏联论文《论夏伯阳形象的创造》中，作者迈斯科夫斯卡娅把苏维埃文学中的英雄形象看作“一种永恒的、合乎规律的现象”，甚至“我们生活中的英雄人物”“就是我们作品中的主人公”。

苏联文艺界的这些声音，在时间上和中国对新英雄人物的呼唤相差不远，几乎可以说是同时期的。尚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中国对已经到达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苏联文艺的借鉴的这种超前意识，体现出在文艺建设上的急迫、焦虑的心情。其实不仅仅是新英雄人物，50年代的很多文艺问题，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苏联的文学批评。作为全国文艺批评的风向标，《文艺报》敏锐地发现了新英雄人物的问题，并作为文艺批评的主要论题在《文艺报》上展开讨论。1952年5月，《文艺报》开设“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的讨论”专栏，在编辑部的话中，《文艺报》指出开展讨论的缘由是“一些刊物向文艺工作者提出‘创造新的英雄人物是我们的创作方向’的号召”，这一号召主要是“针对目前文艺创作中的落后状况——缺乏新的人物、新的事件、新的主题；歪曲劳动人民的形象——而提出来的”，尤其是有些讨论存在着“值得研究的并不妥当的看法”。在《文艺报》看来，这些“值得研究的并不妥当的看法”与新英雄人物提倡中的一些根本的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些“不妥当”的问题主要表现在：（1）在讨论中，有的意见离开了生活的实际和作者的思想的实际，抽象地讨论怎样写新英雄人物，不能触及问题的实质，无法给读者正确的认知；（2）一些意见缺乏全面的观察，绝对地反对触及生活中的落后现象，反对处理“落后”人物的“转变”问题，否认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

对冯雪峰而言，他显然是想把对“新英雄人物”的讨论变成对于当下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一些偏差的纠正、反拨。《文艺报》一共进行了四次集中的讨论。首先，为了保证读者对这些讨论的正确理解，每一期的“新英雄人物”讨论都配发了一到两篇苏联近期的相关论文，作为可靠的和权威的参照。其次，在讨论的一开始，《文艺报》全部是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刊发这组讨论文章。用读者来信的方式展开讨论，而不是采取座谈形式或约请名家撰稿，原因可能在于，这次讨论所针对的主要是那些提倡写“新英雄人物”的“专家”们，换言之，冯雪峰所要“辨”的就是这些所谓的“专家”的“正”。从这个意义上讲，“群众”来信更能显示出“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想法。这一做法，其实和一年前《文艺报》对萧也牧的批判如出一辙。第三，在《文艺报》对“新英雄人物”的讨论中，重点放在如何写上，而不是如胡耀邦那样重点强调“新英雄人物”的写作方向，这一点应和前文提到的《人民日报》社论的观点结合起来考虑。这两方面的结合实际上也可以看作冯雪峰和胡乔木二人之间文艺理念的契合。

在“群众”来信的第一封信中，集中地提出了当下写新英雄人物时出现概念化、公式化的几种情况：第一，由于一些作者生活体验不深，为避免犯错误，写出来的人物全部都是“新人物”，导致“语言生硬，概念化，全像作者一个人在说话，缺乏艺术上的感人力量，没有血肉，像化装演讲……”；第二，写作者为了突出英雄人物，刻意将群众压低，“结果把群众写成阿斗，英雄脱离了群众，终于也就不成其为英雄”；第三，英雄成了一个进步的符号，总是“用一大套空洞的道理来解决群众的思想问题”，人物缺乏鲜明的性格，没有力量；第四，矫枉过正，害怕损害英雄人物的形象，连一点缺点都不敢写。

以上几点关于新英雄人物的缺点，总起来看其实是提出了如何看待新英雄人物写作中的“缺点”问题，换言之，写英雄人物要不要写缺点？如何写？来信者曾炜在提出这一点质疑的时候，并没有跳出《讲话》“陪衬说”的范围，只是表示“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落后的一面，问题是如何写，如果作品主要地、真实地表现了英雄人物，落后的人物只是成为陪衬……那是可以写的”。尽管如此，其他的来信者还是从“现实”的角度对所谓的新英雄人物写作方式做了毫不客气的挑战。梁涌在来信中，认为作家的写作首先应该“忠实于生活”，他这样提出自己的疑惑：为什么不能在文艺作品中批判生活里实际存在的错误思想倾向，或者表现困难的发生与克服过程呢？难道生活本身不是充满了千变万化的复杂的矛盾运动吗？对于“落后到转变”的写作方式，梁涌也认为，造成“落后转变”概念化的原因，是作家没有忠实于生活，只有向生活学习，才能规避一切的概念化问题。问题是，要忠实于生活，就不能不面对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这一点也正是冯雪峰组织这场讨论的目的所在，正如董晓天所说，“人民的生活无疑的是光明的和向上的，但是不能够认为，在人民生活的内部就没有矛盾和斗争了”。但是有种意见则认为，“人民生活的本质是光明的和向上的，虽然生活中也有落后现象，但那不过是‘个别的缺点’”，是光明的“陪衬”，不应该去加以注意。董晓天最后指出，真正要表现新英雄人物的性格特点，就必须对我们创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进行反思、批判，只有生活的真实才能祛除虚伪的描写，也只有生活的真实才能解决公式和概念化的问题。董晓天的这一观点，基本上代表了《文艺报》在新英雄人物的讨论中的基本观点。

在借用读者的力量对这场讨论定下了基本的腔调之后，《文艺报》抛出了部队文艺批评家张立云的文章。新英雄人物的写作方向的提出本来就是由于部队文艺批评家的提倡而引发的，但是部队文艺工作者在不允许写“落后到转变”，提倡这种新的创作方向时，走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导致出现新的概念化和公式化的写作现象。不过，在张立云看来，提倡写作新的英雄人物的创作方向，反对写“落后到转变”是有一定的根据的。他所列举的依据首先来自毛泽东：“毛主席指示我们，革命的文艺应该是以歌颂人民、歌颂光明为主要任务。……‘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些工作中的缺点，但是这种缺点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其次，是来自苏联：“日丹诺夫在《关于〈星〉与〈列宁格勒〉杂志所犯的错误的报告》中，也强调要苏联作家描写现代的主题，表现苏维埃人新的崇高的品质。”张立云的批评思维在1949年以后的文艺批评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最引起争议的是以下这些论断：

问题在于：作为一个人民的文艺家，我们是集中力量歌颂光明呢？还是集中力量揭露“黑暗”呢？我们的主要力量应该用在什么地方呢？无疑问的，应该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

是否每篇写英雄人物的作品都要找一个乃至几个落后人物作陪衬，故意叫他们矛盾斗争一番？我想，这不必要。是否可以把落后人物放在主导地位，用英雄人物来给他作陪衬？我觉得，这不合乎事实，不应允许。是否为了突出英雄，可以故意拿个落后人物来，对他嘲笑一顿，以显示生活中的矛盾？我以为，这不应该。

歌颂与暴露是毛泽东《讲话》中重点强调的一个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它体现出的是态度和立场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张立云在这里所强调的，也正是立场问题。但是，正如《文艺报》在这场讨论的“编辑部的话”中所说，文艺整风之后，文艺界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对于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批判，还要警惕文艺创作的公式化和概念化现象，而且，重点似乎更为倾向后者。对这一点的强调，同样是“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相对来说，同为部队文艺批评家的鲁勒，则对现状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在《正确地认识生活与反映生活》一文中，鲁勒认为，笼统地将造成公式化、概念化的原因归之于反对写“落后到转变”，显然是不对的，“要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基本上还在于作者是否真正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正确地分析矛盾与解决矛盾，正确地认识与反映生活，认识与表现革命部队的实质”。

冯雪峰组织这场讨论，主要还是想通过对一些概念的重新检讨和审视，力图从中获得对当下的文艺创作有益的东西。具体地说，对“落后到转变”问题的讨论，所针对的是文艺工作者对生活中一些矛盾和现实的认真观照，从“生活”出发进行写作，而不是从概念出发，从理论出发。《文艺报》刊发的通讯员庄进的来信指出：“在我所读到的一些文艺批评中，有的要求背景像湖水一样平静澄清，连一个脏的泡沫都不许有，而积极人物则须像天仙似的无瑕……实际上新的生活中是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和斗争的，新的人物是在新旧斗争的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为什么我们有些文艺工作者否认人民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斗争呢？”庄进的批评，正是《文艺报》所要强调的，因为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受苏联文艺的影响，文艺上始终存在着一种“粉饰现实”的倾向。可以说，《文艺报》发动的这场对新英雄人物的讨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对“无冲突论”的清理和扭转。

冯雪峰主持的《文艺报》之所以能够对新英雄人物创作中的一些偏向提出讨论，根本上还是由于整风之后相对宽松的文艺环境。从讨论的整体来看，对创造新英雄人物中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批判，其依据主要是1952年的《人民日报》社论所提出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只不过，在冯雪峰的主导下，对新英雄人物的讨论重点偏向了对公式化、概念化的批评。在讨论进行了三次之后，冯雪峰在《文艺报》第16期上用8个页面开辟两个专栏，除了原来的新英雄人物的讨论之外，又增加了“希望开展对概念化、公式化倾向的批评”专栏，《文艺报》在编者按中陈述开辟这个专栏的理由是：在“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的讨论中，不少读者都提出了关于概念化、公式化的问题”，《文艺报》认为，“这些意见是值得重视的”。在刊发的几篇读者来信中，主要从是否忠于现实生活、注重文艺宣传的实际效果以及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歪曲了生活几个方面展开论述。读者芝芳以山西运城地方的创作为例，指出很多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把政府的政策的条文、生产的技术知识、一个运动的道理、报纸的社论或首长的报告，借几个人的口说了出来。看起来也好像是个‘剧’，但没有人物，没有故事，角色没有性格，没有活动，平平淡淡，死死板板，可以说是一种‘有声报纸’或‘有声书本’，也可以说是一种‘广播筒’”；读者刘炳善说，“据我所知，现在有些文艺工作者在写剧本时，不出两种方法：一种是完全根据报纸改编，使新闻‘戏剧化’；一种是为了赶任务，自己关着门……硬挤出来”。而这样写出来的东西群众也是不喜欢看的。芝芳说，群众把这样的东西叫作“宣传戏”，“每次演这类‘宣传戏’的时候，总得夹在其他节目中，或放在前面，如果放到后面，到那时人都散了，不愿看了”，不仅群众不愿看，演戏的演员也感到痛苦：“出去死板板的，自己没味儿，人家也讨厌，老唱不出劲，谁愿演呢？”

出人意料的是，《文艺报》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对创造新英雄人物的讨论，到1952年第23期之后突然消失了。对概念化、公式化的讨论也仅出了一次专栏就戛然而止。不唯如此，1953年初冯雪峰撰写的《文艺报》社论《克服文艺的落后现象，高度地反映伟大的现实》一文，一反之前《文艺报》对新英雄人物写作概念化的批评，转而认为“人民尤其要求文艺最真实、最生动、最完美地描写在我国已经难以数计的新英雄人物，因为这样的新英雄人物正是我们新社会新国家的理想人物……人民要求以这样的新英雄人物为文艺典型首先的和主要的对象，把他们十分真实和十分美好地描写出来，以为大家的榜样……”。

冯雪峰的转变意味深长。不过，他的文章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追踪线索。在文章快要结束的时候，冯雪峰提到了胡乔木在1952年12月12日对北京文艺工作者所作的报告，说这是“党最近对文艺工作的指示”，他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都应该进行学习”。胡乔木的这个报告，是他在全国文协的学习会上对准备深入生活的作家的讲话。讲话的主体是宣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胡乔木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中“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的要求，对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和概念化提出了批评，认为“真实、具体的描写与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完整的、不可分割的要求，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的产生就是违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针对“写新人物与矛盾斗争”和写党的领导问题，胡乔木指出，“文学艺术的任务就是要创造出积极的、战胜一切阻碍与困难的、生气勃勃的、值得全国人民群众效法的先进人物来鼓舞人民、教育人民”。显而易见，胡乔木对于“写英雄也一定要写缺点”的意见持有批评态度。针对当下正在进行的新英雄人物的讨论，胡乔木认为这场讨论发生了“种种对于文艺要求的曲解”，这种曲解包含了“写有缺点、有错误的英雄的意见”。他指出，“作家应该创造光辉璀璨的典型人物，不能把创造典型与写缺点混淆起来”。而对讨论中提出的写没有缺点的英雄是反现实主义的批评，胡乔木也指出这种批评是“完全错误完全不能立足的”，他从阶级与革命的角度出发，认为“在过去的时代里提出这样的要求也许有许多困难，但在今天有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中，产生了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党……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怀疑今天现实中有这样崇高的理想人物，那只是说明怀疑者自己精神上的低下状态”，“说任何人都是有缺点的，英雄也是有缺点的，因此在作品里的英雄也应该是有缺点的，这叫作现实主义，其实这不是现实主义，这是对现实主义的讽刺与歪曲”。

《文艺报》对新英雄人物的讨论就此结束。不过，讨论的终结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到1957年，对创造新英雄人物的质疑，将再一次成为论争的焦点。

1. 作者简介：肖进，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博士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批评。本文为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项目编号：10JZD0010）的研究成果；“中国博士后面上项目科研基金”（项目编号：2017M621687）的阶段性成果。
2. 《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人民日报》1952年5月23日。
3. 《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而斗争——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人民日报》1952年5月23日。
4. 《林默涵文论集（1952-1966）》，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转引自吴俊《新中国的第一场“文艺整风运动”》，见其著《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集》，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页。
6. 陈荒煤：《为创造新的英雄典型而努力》，《长江日报》1951年4月22日。
7. 胡耀邦：《表现新英雄人物是我们的创作方向》，《解放军文艺》1952年1月号。
8. 胡耀邦：《表现新英雄人物是我们的创作方向》，《解放军文艺》1952年1月号。
9.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17页。
10. 参见贺仲明《重论“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里的理想性问题》，《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
11.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16页。
12. 波高舍娃：《论英雄与英雄的性格》，《解放军文艺》1953年1、2月号。原载1952年12月3日苏联《苏维埃艺术报》。
13. 迈斯科夫斯卡娅：《论夏伯阳形象的创造》，《解放军文艺》1953年1、2月号。原载1951年3月苏联《星火》杂志第11期。
14. 苏联《苏维埃艺术报》社论：《我们生活中的英雄人物——就是我们作品中的主人公》，《解放军文艺》1953年1、2月号。原载1952年9月17日苏联《苏维埃艺术报》。
15. 曾炜：《关于英雄人物的描写》，《文艺报》1952年第9号。
16. 董晓天：《不应忽视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文艺报》1952年第9号。
17. 张立云：《关于写英雄人物和写“落后到转变”的问题》，《文艺报》1952年第11、12号。
18. 张立云：《关于写英雄人物和写“落后到转变”的问题》，《文艺报》1952年第11、12号。
19.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29页。
20. 鲁勒：《正确地认识生活与反映生活》，《文艺报》1952年第11、12号。
21. 《为什么写不好新英雄人物——读者来信综述》，《文艺报》1952年第11、12号。
22. 《为什么写不好新英雄人物——读者来信综述》，《文艺报》1952年第11、12号。
23. 芝芳：《注意文艺宣传的实际效果》，《文艺报》1952年第16号。
24. 刘炳善：《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歪曲了生活》，《文艺报》1952年第16号。
25. 芝芳：《注意文艺宣传的实际效果》，《文艺报》1952年第16号。
26. 冯雪峰：《克服文艺的落后现象，高度地反映伟大的现实》，《文艺报》1953年第1号。
27. 记者：《全国文协组织第二批作家深入生活》，《文艺报》1952年第24号。
28. 于风政：《改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