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宁和文学问题（代序）
在帝俄警察厅1899年份的档案里，发现了一份有关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活动的材料。在这份材料里，有几行是关于米·伊·加里宁的，其中写道：他的“修养在工人之中是卓越的”，“曾经传布秘密著作”，等等。
从签发这个文件到列宁发言推荐加里宁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整整有二十年。
列宁说：“这位同志从事党的工作将近有二十年了；他出身是特维尔省[1]的农民，跟农业保有密切联系，并且在经常增进和改善这个联系。彼得格勒的工人们相信，在广大的劳动群众还没有党的素养时，他有本领去接近他们。当一般宣传员和鼓动员不会用同志的方式巧妙地去接近他们时，加里宁却能解决这个任务。而这一点在目前是特别重要的。”
加里宁在苏维埃国家最高机关领导人的职位上连续工作了二十七年，成了一名列宁—斯大林型的模范国家工作者。
“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加里宁由于他对列宁—斯大林事业的忠诚，由于他接近人民群众和深入了解他们的利益，由于他不断关心人民的福利而获得了全体劳动人民真挚的尊敬和热爱。”[2]
加里宁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古典文学遗产的宣传和艺术创作在苏维埃国家里发展的注意，就是他不断关心人民福利的鲜明例子。他特别强调文学的意义，认为文学是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强调作家和人民的联系，以及艺术的重大教育作用。在加里宁关于共产主义教育问题的发言和著作中，文学是作为思想影响的手段而占有一个很显著的地位。
加里宁在自己的言论中所接触到的文学现象，是很广泛的。这说明他之所以熟悉文学，是由于他对书本、对知识、对我国人民的艺术宝库始终保有浓厚的兴趣。加里宁的生活和活动中的许多事实，以及他的自传性资料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加里宁在回忆中写道：“我的教育，说得更正确些，我的启蒙，是在乡村学校里开始的；教师是一位老农民，他一冬向每个学生收取一个卢布，或者更少些，而他的伙食，我记得是各家轮流供给的。学生总共约莫有二十人。学校就设立在这个孤老头儿的家里，那是一座黑色的大农舍。放上几张桌子，几条长凳——就算是学校了。
“我学的是教会斯拉夫文，而大多数人却学俄文。学习的方式是最原始的：二十个人都高声朗诵，各读各的书，造成一片连续不断的噪音。我在这样的学校里待了三个月光景，学会了字母、双音节和三音节，并且开始拼字了。
“第二年冬季，我就进了一所正式的学校，四年制的地方国民学校。在那里，我像饿狼扑食似的投入学习。从秋天到耶诞节我就念完了两班的课程——初级和次中级，升到了中级。
“我一学会阅读，就狼吞虎咽地读着图书馆里的藏书，这些书籍大部分是宗教方面的，而其中主要的是圣者传。两年之后，我毕业了，同时也读完了学校图书馆里的全部藏书。在将要毕业的时候，有一位女教师从她的私人藏书里借了些书给我看。到了夏天，虽然没有时间经常阅读，我还是抽空读了几本从邻居地主的藏书室里借来的书。
“这样，我在乡村学校毕业之后，就酷爱阅读了，我的学习愿望是很强烈的。”[3]
加里宁那种对书籍的爱好，在他在彼得堡所过的青年时期里仍旧继续着。1889年他从特维尔的乡村到了首都，在地主波尔托夫斯基家里做工。波尔托夫斯基就是加里宁在上面提到的那个在特维尔省拥有产业的“邻居地主”。
加里宁在回忆中写道：“我在一个有很多学生的家里当童仆。这些学生竭力迎合我的求学愿望，我记得其中几个甚至给我上课，至少也帮助我了解他们自己已经懂得的东西。然后他们又供给我足够必要的书籍。”[4]
那个地主家里的藏书很丰富。除了俄国古典作家的作品之外，还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某些译本、当代杂志的合订本、“家常阅读”用的文艺书，同时还有流亡在国外的俄国革命家所出的非法书刊。在波尔托夫斯基家工作的四年中，加里宁认识了俄国古典文学的杰出作品，读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5]的《哲学概论》、勃雷姆[6]的有插图的《动物生活》，并且初次看到一些自由俄国的书刊：读了赫尔岑的《北极星》和描写1848年欧洲革命事件的彼岸。
还在这个少年时期里，文学作品就帮助他确立生活的方针，认识那些不得不与之交往的人们的社会面目和道德面目。这一层，加里宁在1923年所写的一篇文章里说得很清楚：
“许多年以前，在15岁那年，我进厂工作暂时没有机会，就在男爵夫人布德堡家里当厨房工役。在她那些不同等级的仆人中，我所处的地位很低。她有一个近侍叫彼得·彼得罗维奇，当时彼得堡所有显赫的近侍都常聚集在他那儿；他们亦步亦趋地模仿自己的主人：喝着上等的美酒，作着交际性的谈话，谈的多半是关于自己主人的官衔、勋章和地位。光看他们的外表，人人都会把他们当作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首相……从事那么困难的职业……他们真有些像演员，而我却觉得——到如今还记得——他们都是些没有头脑、不学无术的人，也许，这是因为我已在根本上认识了俄国文学，并且看清人们的愚蠢……”[7]
1893年，加里宁进老兵器厂当学徒，过了两年转到普基洛夫厂工作，那时他在工人中间就以熟悉俄国古典文学和爱好“自由书刊”出名了。在他的同事之中，有受过教育的工人，那是些年轻的都拉人。他们在星期学校毕了业，参加过秘密小组，他们熟悉民粹派的书籍，能够自由讲述兹拉多符拉斯基[8]的《金心》和《基础》里的许多章节，熟悉格列勃·乌斯宾斯基的作品。在被禁的书刊中，那些都拉人主要知道一些民意党的宣言和小册子，而加里宁就不仅知道赫尔岑，同时还看过庇萨烈夫[9]、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读过几本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
加里宁在回忆中写道：“我们的会见仿佛使两种文化相接触：我熟悉俄国古典文学，但对民粹派的著作却很生疏；都拉人正巧相反，他们不大知道我们的文学，但却熟悉民粹派的著作。
“经过互相的交换，我们组织了一个小组，办了一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是由我们每月的会费维持的，其中有合法的书籍，也有非法的书籍。大约也在那个时候，我们通过了都拉人，跟秘密组织——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建立了联系。他们派了一个宣传员到我们那儿。他经常指导我们达八九个月之久。”[10]
由于跟都拉人的交往，加里宁开始对格列勃·乌斯宾斯基的小说和米哈依洛夫斯基[11]的作品发生了兴趣。不过，民粹派的政论作品，并没有影响加里宁的世界观，也没有影响他的文学观。这不仅因为他跟社会民主党人建立了联系，而且主要的是因为他读到了列宁的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那本小册子是1894年用胶印出版的。加里宁在1925年指出这本小册子对他的政治观和文学观的形成起了重大的作用，他把列宁的这部著作称为“反对民粹派主要领袖——米哈依洛夫斯基、克里文科、犹查科夫等人的庄严的小册子”。加里宁写道：“要了解列宁在那本关于‘人民之友……’的小册子里所表现的英勇果敢达到怎样的程度，必须知道当时的局势，以及上述人物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的魔力。作者非常熟悉对象和论述它的文献，知道敌人的一切弱点，同时——又像一个有才能的音乐家，精通自己的乐器，能够完善地演奏乐曲，——列宁同志能够完善地利用他所具有的特长来反对自己的敌人。”[12]
接着加里宁指出，当时采用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提纲，“就是从革命习惯里排除感伤主义、浪漫主义、装腔作势，以及因高度为人民服务而产生的妄自尊大的感觉——这些品质特别存在于知识分子中间，而在当时的社会里也相当普遍……列宁同志的初次发言——可以说是用战斗的语言——促使民粹派的队伍空前空虚。”[13]
民粹派作家的感伤主义和自由主义、浪漫主义就那样被揭穿了。加里宁始终极重视古典文学作品，特别是革命民主主义作家们的作品。在普基洛夫厂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小组里，除了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克思的作品之外，还研究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涅克拉索夫的诗和庇萨烈夫的论文。参加小组的人聚集在都拉人的屋子里，有时聚集在加里宁当时居住的城郊的伏仑金那亚村里，他们常常坐到深晚，大声朗诵书籍，进行争论。文学对他们说来，不是引人入胜的读物，而是研究俄国社会和国家生活的最重要参考。
“过去，当我们在精神上成长和积聚力量时，”加里宁在后来说，“我们在文艺作品里寻求一切动人问题的答案。我们有心爱的人物、心爱的作家，我们把他们看作生活的导师。他们是思想的统治者。随便举几个例子：像车尔尼雪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再有跟我们同时代的人——柯罗连科、对现实抱批判态度的列夫·托尔斯泰，再下去就是契诃夫。契诃夫鼓舞我们，使我们对专制政体、警察制度发生势不两立的憎恨。”[14]
在普基洛夫厂的小组里也有自己的诗人。其中有些人迷恋于纳德逊[15]，有些人熟悉60年代的诗人[16]，或者在俄国的秘密活动中照自己的方式改写通俗诗。普基洛夫厂的青年诗人伊·塔塔里诺夫在国外的一个出版物上发表了自己的一首诗《自由工人》。加里宁一定知道这首诗的，因为它常常在小组里被朗诵：
一个自由的工人在黑暗的街上走着，
垂下了红肿发炎的眼睛。
他自由地歌唱奴隶制度，
自由地到处流浪，
敲击每一家的门，
并且自由地在牢狱中死亡……[17]
加里宁由此认识了工厂的诗歌、工人的通俗文学。后来，在流亡中，加里宁参加了革命歌曲的演唱。1904年，在波维涅茨的码头上，加里宁在一群流放的政治犯中，用《马赛曲》的调子唱道：
对强盗、对走狗——对富人，
对万恶的吸血鬼——沙皇，
痛打吧，消灭他们，该死的恶棍，
美好生活的黎明，发光吧！
普基洛夫厂的小组成了那尔夫斯克区社会民主党的中心小组，并且成了建立区的党组织的基地。加里宁被认为是区里最有学问的党工作人员。小组里的工人谈到他说：“他熟悉列宁的著作，知道历史和哲学。他比我们的知识分子高明得多。”[18]后来加里宁成了那尔夫斯克区工人俱乐部的组织者之一。他在俱乐部里做报告，领导几个党小组。他常常在“推心置腹的谈话”中，引用生活上的事实和文艺作品里的例子。
加里宁在回忆中写道：“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同时进行一般性的教育，那是从阅读俄国古典作品起——包括文艺、历史、评论等方面的作品，——总之，凡是聪明的书籍什么都读。我们一方面在厂里工作，一方面在文学、科学等领域里进行全面的发展。”[19]
有些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加里宁读得能够背诵。普基洛夫厂的老工人马尔科夫回忆说，他在1905年5月进厂当旋工助手，认识了加里宁，并常常到加里宁家里去。在见面的时候，加里宁就把自己读过的书讲给客人听。马尔科夫写道：“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记性极好，背得出涅克拉索夫的许多诗。例如，他有一次应我们的要求，背诵了‘复仇和悲伤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铁路和萨沙。”[20]
在坐牢和流放中，加里宁花在读书上的时间特别多。
1899年7月，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跟五十二名“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会员一起被捕，坐了十个月的牢，再被流放到高加索。在这十个月中，他读了很多书，其中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以及俄国作家和外国作家的作品。
加里宁有一份不大的藏书在他多次流浪生活中始终带在身边，那份藏书经常在增加和更新。有一次，因为怕警察突然搜查那尔夫斯克的工人俱乐部，他把俱乐部里的藏书全部搬到自己家里，并亲自把书借给工人们。
有一件事很值得注意：在沙皇当局关于加里宁活动的报告里，指出并且控告他经常对政治论文和文艺作品发生兴趣。例如，在沙皇司法部长的一份报告里也曾经指出，在1901年年底，彼得堡出现了一个“非法团体”，这个团体建立了一座秘密的印刷所，并且供给居民“适合他们需要的书籍”。在搜查这个“团体”成员的家时，发现了违禁的书籍、宣言、“具有犯罪内容的诗篇”，等等。在那些“跟鼓动员有来往、并从他们那里借阅非法书刊的”被捕人员之中，就有一个当旋工的26岁农民，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加里宁。文件里写道，他过去在梯弗里斯工作时，“就曾经参加社会民主党在工人中的宣传，介绍工人阅读秘密书刊。”[21]
加里宁在梯弗里斯的监牢里醉心于阅读，关于这件事他在很多年之后曾经对米哈伊尔·肖洛霍夫讲过。
1901年4月，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从梯弗里斯被放逐到列维尔[22]，在那里他一面在伏尔泰厂里做地下工作，一面进行自修，而当1903年1月再度被捕时，他有近五十本书被没收。
加里宁在列维尔生活的一段时期里，看到了1901年出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的杂志《生活》第四册，其中登载了高尔基的《海燕歌》。海燕是一个充满诗意的鲜明形象，它对青年加里宁的影响很大，并且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里。加里宁后来写道：“社会上可以感觉到倾向斗争的力量，而高尔基的《海燕》仿佛概括了反抗专制政体、专制制度的情绪和愿望。”[23]
高尔基是青年加里宁最心爱的作家。1903年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落到了彼得堡的克列斯特监狱，他就在那边宣传高尔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我记得我跟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和另外几个人（总共五到八人）组织了一个小组，并且隔着窗户讨论《怎么办？》。有一天加里宁作了一个关于高尔基创作的报告。”[24]报告很尖锐，以致狱卒不让他作完，就毒打了他一顿，并且把他投入单身牢里。
在这以前不久，加里宁被吸收参加社会民主党报刊的工作，担任党的政论文学家。在列维尔他开始做列宁的《火星》报的通讯员，成了“统一的党的地方代理人网”的一环，关于那个网，列宁在第四期《火星》报的《从什么开始？》一文里曾经写到过。[25]彼得堡的《火星》报编辑部曾经接到一对专门的信通知说：“现介绍工人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加里宁（八月间来自列维尔）来跟你们联系，他曾经用外国人的笔名在《火星》上写文章；他在彼得堡协会时，为《工人思想》也写过文章。这是一个精力非常充沛的人，他跟各省保有许多联系，这点他会向您报告的。他想经常写些通讯文章，并跟您通信。”[26]
加里宁就给《火星》寄文章、密码信、党的消息。“我们跟国外已经有了经常的联系，”加里宁回忆说。“差不多经常从那儿收到《火星》、《革命的俄罗斯》和别的出版物。我们跟部队建立了联系，并且供给他们书籍。”[27]
加里宁最初严肃地从事政论工作，是受到列宁的领导的，列宁当时正在主持《火星》报。
1905年11月出版的《新生活》报，发表了列宁的一篇文章《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11月第十二、十三期）。列宁在那篇文章里写道：“同志们！动手工作吧！我们面前摆着一项困难而新的、但却伟大而可以有很好成果的任务：在跟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紧密联系下，组织广大的多方面的多样性的文学事业。整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28]加里宁作为一个政论家、文学家和宣传家，他的活动是决定于列宁在他那篇历史性的文章里所提出的布尔什维克党性的要求的。
加里宁也熟悉列宁论述个别作家的著作。虽然长期的流浪使加里宁很难弄到党的书刊，但他还是看到了列宁祝贺托尔斯泰八十诞辰所写的文章（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当时在莫斯科做秘密的党工作，他收到在国外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的报纸《无产者》，上面登有这篇文章），和1912年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上的列宁的那篇著名文章《纪念赫尔岑》。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在论述赫尔岑时就根据了列宁对这位作家的评价，而列宁的这篇文章他曾经在后来的一本著作（《工农联盟的过去和现在》，1925年）里引用过。
对作为一个党的文学家的加里宁说来，他的参加《真理报》工作，等于进了一所严肃的学校。《真理报》于1912年4月在彼得堡创办，创办人是斯大林，他是根据列宁的指示而工作的。加里宁当时在彼得堡的阿依华士厂里工作，他团结了一大批支持报纸的工人，向他们解释发表在报上的材料，散布被没收的各期报纸。
《真理报》相当重视文学问题。还在斯大林所写的那篇创刊号上的纲领性的文章里，就提出了从工人中培养文学干部的问题：
“工人们不要说写作是他们所‘不习惯的’工作：工人作家不是现成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只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慢慢锻炼出来的。所需要的只是更勇敢地动手去干：跌一两次交，以后就学会写作了……”[29]
《真理报》曾经发表过几篇文章，专门论述工人作家的创作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诗歌（《工人自己的文学》《工人作家》等）。
《真理报》跟“文学上的瓦解”、颓废主义、唯美主义、叛徒文艺和取消派文艺进行坚决的斗争（论阿尔志跋绥夫和梭罗古柏的文章，论讽刺杂志社的“吃饱了饭的蠢笑”和主张“纯诗歌”的人们）。《真理报》为反映现代生活的具有高度思想性的现实主义文学而斗争。最后，它对古典文学遗产的宣传也很重视：报上曾经发表论奥迦廖夫、涅克拉索夫、冈察洛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萨尔蒂科夫、柯罗连科、迦尔洵、舍甫琴柯、列斯·乌克拉英卡等人的文章。
1914年1月26日在《真理之路》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现实主义的再生》，那篇文章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那篇文章里谈到不久之前的往事，当时“统治文坛的是卡明斯基、阿尔志跋绥夫、丘柯夫之流，以及他们的装腔作势、大吹大擂的创作”；谈到“如今所有这些乌烟瘴气似乎都过去了”，“现在社会上各民主阶层都津津有味地阅读着的，就是现实主义的作品”。那篇文章又说：“无需指出，社会的变革多半是工人运动高涨的结果。无产阶级是俄国社会里唯一重新提出切身任务和目标的阶级……正是在现在现实主义的艺术家取得了、而且还在不断地取得更重大的社会意义。”
《真理报》认为高尔基是文学界最前进倾向的体现者，他的作品贯串着用革命方式来改变现实的思想。照《真理报》的话说来，高尔基给读者指出那个团结全世界无产者的“普遍真理”——社会主义；作家在自己的故事里反映了“现代社会里为新的真理而斗争的新人的某些心理特点”。
《真理报》关于文学和政治问题的一些重要意见，加里宁无疑是知道的，因为当时他正在工人中间宣传《真理报》上的文章和文件。值得指出的是，类似《真理报》在1912—1914年间对作家和文学现象的评价，我们可以在加里宁后来的言论里找到。
加里宁除了参加布尔什维克报纸的工作之外，同时还在工人的教育团体和俱乐部里展开蓬勃的活动。远在1910年——为了在莫斯科建立一个叫为了贫穷的人民阶层的秘密俱乐部——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被捕了，并且被拘禁在苏谢夫斯基的警察所里。1913—1914年加里宁在彼得堡的桑普沙尼耶夫自修社里积极活动。这是一个合法的团体，但实际上却变成了宣传工作的中心之一，常常举行文学晚会和音乐晚会。加里宁是这个团体的理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加里宁协助出版秘密的报纸《无产阶级呼声》，同时把很多时间用在政治教育工作上。他曾经领导两个秘密的教育团体达一年半之久。
1917年，加里宁被吸收到《真理报》编辑部工作，当时他是彼得堡树林区里的一个党组织员，已经是党内的重要活动分子之一了。1917年3月12日《真理报》上发表了加里宁的论文《论土地》，3月28日又发表了他的第二篇文章《革命和乡村》。作为一个文学家和政论家，加里宁又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兵士真理报》的工作。1917年4月15日在该报的创刊号上，他发表了小品文《传闻》，后来又陆续发表了论文《兄弟之谊》《论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危机》等。此外，像斯大林在1912年提出从俄国工人中培养作家问题那样，加里宁也在1917年6月发表了一篇类似的文章。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谈到描写工人生活的必要性，谈到这个任务最好由工人自己来完成，他着重指出说，“像这样的描写，描写各地工人组织的内部生活和斗争、瓦解和建立，描写它们在思想上、组织上的生长和发展——这对兵士们就是很好的教育。”
十月革命之后，加里宁担任彼得格勒市长一职，后来又任市政专员。1919年3月，由于列宁的建议，他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还有一件事值得提出来谈一谈：加里宁在1919—1920年曾经到国内战争各战线和战线附近地区作过鼓动旅行，在旅行中他非常重视散布文学书籍。
1919年5月1日，《消息报》登载了如下的报导：
“4月29日文教列车十月革命号自拉山车站开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带领全体宣传鼓动人员，随车出发……苏维埃政权最高代表的参加，使这次旅行的意义显得特别重大……‘我们打算去的各省（加里宁同志说），接近高尔察克的战线，因此这一州的政治鼓动工作是有极大意义的。中央派来的鼓动员、我们将在各地举行的群众大会、书籍、标语和鼓动画的分发、苏维埃电影的放映、跟中央工农政权代表们的接触——这一切将鼓舞人民的情绪，消除高尔察克煽动家所散布的各种疑问。’”
列车上辟了一节车厢，专门用来放书和卖书。此外，再有一节车厢用作印刷所。在这次为时二十天的列车旅行的报告里指出，“车上书店把书报卖给一切爱好阅读的人，书库里的书则全部分发给机关团体”，“在那些列车不停留的乡村，从车上掷下许多传单和报纸”。[30]
1919年6月6日，以米·伊·加里宁为首的鼓动列车出发到西线。《消息报》通讯员从明斯克发的电报，报道列车抵达白俄罗斯居民点时，写道：“书籍的需要量非常大。车上书店旁边排着很长的队伍，大家都希望买到书籍。”[31]
在四次列车旅行中，书籍供给了1050个机关团体和两万个个别读者。1919年10月23日，加里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说：“至于这一点，那么，恐怕在莫斯科也没有一家书店，能够在那么短的时期里达到车上书店那么高的营业额。”[32]
在鼓动列车旅行的时期，加里宁在群众大会上除了分析军事和经济的形势问题外，还常常讲到文教工作的任务。1919年8月2日，他在坦波夫向军官学校的毕业生讲话说：
“你们将不仅用刺刀作战——你们的刺刀使敌人心惊胆战，——你们更将成为那些没有听到自由的声音、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的地方的启蒙者。”[33]
1919年6月19日，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在波勃鲁依斯克的群众大会上，热情地讲到不久之后的情形，“那时将天下太平，我们的创作才能和智慧都将用来提高文化生活”。
关心“提高文化生活”，关心苏联人民创作力量的繁荣，关心我们文化艺术各方面的发展——这是加里宁从事国家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文学生活上的许多重要问题——宣传和书籍流通问题、出版和图书馆问题、作家组织的活动问题——都是在加里宁的直接协助下解决的。有不少原稿曾经经过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的手，他总是分出一部分时间来阅读和处理它们。他常常在读完原稿之后，亲自为它们写介绍或序言。
在加里宁的论文和演说里，文学问题占有一个显著的地位。他个人跟作家们的会见，对我们的文学也起了重大的作用。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1934年）前夜跟一群青年作家的谈话中，在跟肖洛霍夫、革拉特珂夫、普利希文等人会见时，都谈到了文学生活中的重要问题。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支持文学上的新创意，关心青年文学干部，注意我们的文艺杂志，此外，他曾经长期参加我们的大型月刊《新世界》杂志的编委工作。
列昂尼德·列昂诺夫写道：“我记得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给了我们，编委里的几个作家，许多帮助。我们把他看做自己的保护人。当我们四人，编委的全部人员——斯塔夫斯基、马留施金、革拉特珂夫和我——到克里姆林宫去见他时，他总是非常关心杂志，仔细打听编辑部里有些什么新的原稿。他不仅知道作家的名字，而且阅读他们的作品，给他们作出极正确中肯的鉴定来。这些由于编杂志而举行的会见，通常总是转到讨论文学问题上去。从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的谈话里，可以感觉到他对19世纪俄国文学的热爱，以及对现代文学的兴趣，特别是那些可以作为普通苏联公民（读者）生活和行动榜样的作品。在这些会见中，我总觉得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是一个生活经验极丰富的人，他用明察秋毫的、慈父般的目光瞩望着不止一代的人们。”[34]
直到自己的晚年，加里宁始终经常关心文艺。1944年他在接见苏军中共青团工作人员时说：“我快70岁了，但仍旧没有一天不注意文学和从事学习。而且非这么办不可。”在加里宁的私人藏书中，我们可以找到他晚年阅读的书籍，其中有：古典文学作品（拉季谢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赫尔岑的《谁的罪过？》和《往事与沉思》、狄德罗[35]的《艺术家拉莫》等书），苏联作家的作品（格罗斯曼的战争年代、毕尔文采夫的《近卫军的高地》），民间文学作品集（《童话和传说》），以及大量政治家、文学家和戏剧家的传记（聂米洛维奇-丹钦柯、孔尼[36]、波奇-勃鲁耶维奇[37]等）。
研究加里宁的一生，可以看出文艺对他说来是认识生活的一个重要工具，是进行自我教育的最必要源泉，同时又是宣传工作中的一个可靠助手。
上面我们已经谈到列宁的著作对加里宁文学观点形成所起的影响。
在处理文学创作问题上，加里宁总是根据列宁论文学的党性的学说的。在评价赫尔岑、民粹派作家和革命民主主义的作家时，加里宁也总是根据列宁关于这些作家的著作的，这点我们可以从本书所收集的材料里看出来。
斯大林的著作对加里宁的影响也非常重大，尤其是他那关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学说。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着重指出“斯大林同志多方面地、深入地了解整个社会生活的各种表现，包括文学和艺术”。[38]加里宁关于苏联各民族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的艺术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风格问题、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教育艺术工作者上的作用问题和我们的文化发展上的其他紧要问题的论述，都是直接根据斯大林同志对这些问题所作的指示的。
总的说来，加里宁的文学上的言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应用在文艺现象上的榜样，就是在文化问题上一贯和深入地执行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榜样。
加里宁受了俄国古典作家作品的教育，密切注意本国文学的发展，并且屡次在自己的宣传工作中利用俄国文学，因此他的文学方面的言论，大部分自然是关于俄国作家的。
“俄国文学对人类思想的发展作了很多贡献，并且在人类思想上占有一个光荣的位置。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这都是些世界性的大艺术家，大作家，同时他们又是反映自己的时代和俄国人民的特征的真正俄国作家。”
加里宁注意到俄国文学所具有的民族的和历史的特征，对它的世界意义作了上面那样的评价。
在世界各种伟大的文学中，俄国文学的特征就是深度的博爱、高尚、对暴力和邪恶的憎恨。
“俄国文学使人高尚，使全世界承认它的高度道德性，这种道德性在苏维埃制度下特别高涨，特别深入民间。”加里宁曾经那么写过。
俄国文学之所以具有卓越的价值，正像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所指出的那样，是因为“它的优秀代表从来不曾忘记自己为人民服务的作用”。
同时，照加里宁的意思，俄国文学不仅没有落在人民政治觉悟的发展之后，而且，由于俄国情况的复杂，有时还超过社会运动。“起初，进步势力跟反动派的斗争，伸展到文学、音乐、绘画等部门，他们对当时的现实表示否定的态度，至少用各种暗示来表明这种态度。后来，民主人士也开始逐渐参加斗争，因此这个斗争也就越来越尖锐。”
我们的文学因为具有爱国主义的内容，所以能把国内的各族人民团结在俄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旗帜下。这点在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的一篇发言里也曾经指出过（《论共产主义教育》）。
加里宁看到俄国文学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它内容的进步，而且在于它所创造的艺术形象的多样性，和它丰富的语言。加里宁常常引用果戈理和谢德林那样“头等大师”的作品。他们的创作由于本身艺术的完美性，到如今仍能使我们感动，虽然我们已经生活在“另一个环境里，另一个世界上”[39]。加里宁给青年作家的劝告，所根据的是他承认俄国古典作家具有高度的艺术技巧，因此他号召他们经常向古典作家学习。
本书引录了加里宁对拉季谢夫、冯维辛、格利鲍耶陀夫、赫尔岑、奥迦廖夫、果戈理、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契诃夫、列夫·托尔斯泰等人创作的见解，在这些见解中加里宁着重指出古典作家创作的进步作用和它在认识上和艺术上的巨大意义。
加里宁说：“我国最优秀的文学艺术家对恶的憎恨是鲜明的——这是一种高尚的感情，是跟人类公敌进行斗争的最积极的手段之一。”
照米哈伊尔·加里宁的话说来，俄国艺术和文学“所以伟大，不仅在于自己艺术的真实性，而且特别在于它们总是在寻求更好的道路，人们更好的生活方式”。
加里宁通过个别作家的创作实例，具体表现了这些思想。他称拉季谢夫为“勇敢的自由保卫者”和农奴制度的敌人；指出果戈理作品的暴露性；强调屠格涅夫的作品具有“社会和政治意义，这种意义，我以为就是使他的作品产生真正艺术的光彩”；称赞契诃夫和列夫·托尔斯泰创作的深刻内容和高度技巧。同时加里宁也注意到，屠格涅夫离开当时最前进的人们——革命的启蒙者毕竟还远，果戈理和契诃夫的创作虽然具有进步的意义，还是强烈地表现了他们本阶级的世界观的特点（参看加里宁的《论艺术工作者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
加里宁关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涅克拉索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所作的言论，形成特殊的一组。加里宁指出他们在解放运动史上、在跟自由主义进行斗争中、在散布农民革命思想上、在发展我国文学优秀传统上的作用。
加里宁关于革命民主主义作家写道：“他们唤醒当时的人心，促使人们考虑生活，考虑在生活中可以作些什么有益的事。在俄国文学史和政论史上，未必有人能像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那样支配人们的头脑，那样有效地鼓舞他们的公民自觉心，并推动他们去为民主革命而进行反专制的斗争。同时，他们的个人生活，完全献给俄国民主事业的发展，因此在当时进步人们的眼睛里，这种生活就是高度道德的模范。”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还说：“像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那样的平民，不仅在文学方面，而且在阶级斗争的舞台上，占有杰出的地位。”加里宁对涅克拉索夫也特别有力地指出了他的世界观的革命性，并且说这使他的诗充满高度的公民热情。他写道：“涅克拉索夫用自己的作品鼓动每个人去憎恨奴隶主，热爱人民，并号召他们去进行斗争。”
加里宁常常把俄国古典作家创作的实际例子，用在宣传和政论的目的上。
为了说明自己的意思，为了形容某些政治人物，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常常采用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柯罗连科的短篇小说、克雷洛夫的寓言、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童话和高尔基的作品。
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引用最多的是果戈理和谢德林的作品。
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利用果戈理笔下地主的形象，来形容外国的“吃饱饭不做事的资产阶级人士”，他们“是不需要真正的文化的”。[40]
流亡国外的白俄分子亚勃隆诺夫斯基，1926年1月22日在白卫军的报纸《舵轮》上发表了一篇小品文《俄国的巴黎》。加里宁把他比作果戈理笔下的胚土赫[41]，甚至比胚土赫更不如。1926年秋天，加里宁写了一篇文章叫《苏维埃政权为实现民主作了什么》，那篇文章就是驳斥这个无耻文人的。加里宁引用亚勃隆诺夫斯基小品文里那些对过去的农奴制时代充满惋惜情绪的几段，然后总结说：
要知道这是原来的俄国激进分子写的，而他又多么爱好旧时地主的生活，包括他的马车夫、女佣人和地主家里的其他佣仆。《舵轮》报的现代无耻文人比起果戈理笔下的胚土赫来，又高尚多少呢，他跟他的农奴们在自己的池塘里网鲫鱼，他津津有味地尝到的不是农奴制度的滋味，而是自己厨子的艺术。胚土赫的曾孙们也已经长大了，他们不仅懂得鱼肉馒头的味道，而且懂得农奴制度的美味。
下面几行加里宁还写到“类似果戈理笔下的动物国的白俄侨民”，他们拿恢复农奴制度的难忘的梦想，来点缀自己的日常生活。
果戈理的另一个流传很广的形象，我们可以在1925年加里宁跟符拉第米尔的论战中找到。
在1925年1月份的一期《农民报》上，登载了敖德萨省农民符拉第米尔的一封信，信的标题是《我的革命功绩在哪里？》这封信的作者在政治上很落后，不会正确分析当时的情况，并且把自己对革命的作用估计过高（在国内战争时期他当的是司书），书中充满要求“分配福利”的妄自尊大的庸俗论点。在同一期（十五期）《农民报》上还发表了加里宁的答复——一篇题目叫《论夸大的功绩和过分的要求奖赏》的文章。在形容那个自以为是革命英雄的原来的司书时，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采用了果戈理笔下一个极著名的人物：
“符拉第米尔把自己看得很高，”加里宁写道。“他想自己就像赫列斯塔柯夫[42]想自己那样。然而，赫列斯塔柯夫是生逢其时，全城的人从市长起都把他当作巡按，因此他不论说什么蠢话，这些蠢话都成为他的优点，巡按的隐蔽思想也就借这些优点而掩饰住了。”
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用赫列斯塔柯夫作比较，认为符拉第米尔虽则荒唐，但却并不是少见的个别人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典型。
后来加里宁解释说：“为什么我要违反自己的惯例，攻击作者，并且尽我的力量使他在工农群众面前失去威信呢？只是因为符拉第米尔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例外的人物，而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典型……我写这封覆信，只是揭去跟符拉第米尔不相称的革命面罩，使读者容易看清他的缺点。”[43]
谢德林的讽刺例子，加里宁曾经在1919年出巡前线时所作的一次演说里用过。1919年8月2日在坦波夫的群众大会上，加里宁揭露那些在伟大的事件中想袖手旁观的、来自“文化阶层”的庸俗的自私自利分子，他说：“庸夫俗子想在残酷的斗争关头给自己懦怯的灵魂找求安宁是徒然的。聪明绝顶的白杨鱼的行为，归根结底还是逃不出梭子鱼的手[44]。现在只有一种方法可以缓和个人的痛苦：这就是参加斗争者的队伍，参加一个阵营。”[45]在加里宁的其他言论中还可以遇到引用谢德林的地方。
加里宁虽然热爱俄国文学，但他警戒人们不要试图把文学遗产一视同仁地理想化；他严格地分析个别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上的缺点，指出他们每个人在文学上的价值。因此，他坚决反对各色各样“中等的”，“一时性的”，假人民的和假现实主义的文学，这种文学常常跟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同时出现。“我们不能向波塔平科[46]型的作家看齐，”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说，“虽然他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出名的文学家……这是一种‘一时性的’文学。”[47]
照加里宁的说法，契诃夫的一篇短篇小说“要比一切波塔平科、米哈依洛夫-席列尔、爱尔丹等人的作品高明一千倍，至于萨洛夫、巴雷科夫之流更不必说了……这种人早已过去了”。[48]
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也讨厌那些身穿农民服装、思想上却和农民格格不相入的作家的装腔作势的假人民的风格。加里宁揭露他们那种“装腔作势、感伤主义、表面同情怜惜的”讨厌作风。文学上的各种现象，如作家的脱离人民、艺术家的思想落后或政治和道德上的堕落，总是要受到加里宁的谴责。
加里宁指出，在20世纪初资产阶级文化就明显地呈现了崩落的征象。这些征象也出现在俄国文学里：20世纪初在我们国内也可以看到许多消极颓废的学派，它们是统治阶级思想堕落的结果，是统治阶级害怕革命的表现。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说：“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文化上还没有兴旺，但对革命已经比对反动更加害怕了。这在艺术和文学上的清楚表现，就是散布自然主义、形式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等等。总而言之，就是各色各样的颓废主义。”[49]
加里宁说他在阅读象征主义和未来派的作品时，心里总是充满一种难以忍受和抗议的感觉。
从资产阶级文化危机必然引入的迷途中脱身出来的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只在于革命。文学面前摆着一项任务，那就是高举无产阶级带给世界的伟大的解放思想的旗帜。加里宁指出：“随着高尔基的出现，文学重又获得了战斗的社会意义，特别是由于他的长篇小说《母亲》的出版。但现在主人公已经是工人了。这确定了一个事实：争取一切进步事物的斗争，已经转到工人阶级的身上了。”[50]
新文化的拥护者反对那种否定艺术遗产的文化作用的意图。遗产必须承认和保存——必须防止各种既不懂遗产、又不能创造性地掌握遗产的庸俗的解释者的损害。
加里宁在1928年说：“你们可以想像一下我要告诉你们的一个过去的例子。这是几十年以前的事了。在当时的一本杂志里曾经发生过论争，涅克拉索夫是不是一个赌棍。原来有些人并不把他看作一个极伟大的诗人，而把他看作一个赌棍。”[51]
加里宁所举的那个例子——这是最粗暴地把遗产庸俗化的事实，是用卑鄙地考据生活细节来代替社会性分析的例子。这种对过去的文化事实的假科学的“暴露”方法，以及与之相反的把往事一视同仁地理想化的方法，都是同样违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应该创造性地处理遗产，从前进的革命的世界观的立场来评价它，并且大胆地吸收凡是可以利用到我们伟大的创造性工作上的东西。
加里宁对外国文学也总是很感兴趣。在他的著作里，我们可以经常看到引用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海涅和其他古典作家的作品。其中有些作品（如塞万提斯的《吉诃德先生传》）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承认自己曾经读过几遍。他指出，欧洲的资产阶级古典文学，“总的说来是为资本主义社会利益服务的，不过它毕竟还产生了一些鞭笞资本主义的杰出作品”。他认为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高老头》，就是这种鞭笞的光辉例子；这部小说他曾经在自己晚年的一篇文章里引用过。[52]
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还注意现代外国作家的创作。他熟悉威尔斯、齐奥诺、法朗士、雷马克的作品，知道新的政论文章。
加里宁要求西方的进步作家真实地描写资产阶级的现实。同时他又严厉地强调现代资产阶级文化的堕落，揭露法西斯主义对文化的野蛮态度，指出资产阶级已经尽了自己的历史作用，已经无力创造真正的文化财富。
1919年10月26日，加里宁代表苏俄政府向红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毕业生祝贺，在都拉三千人的大会上发表了一次演说。加里宁在送别那些一开完会就上前线去打邓尼金的战士们时说：“这些壮烈的斗争场面，人们体验大苦难和大欢乐的斗争的场面——这些场面正在被研究和描写，并且将被写成最伟大的文艺作品。”
所以，还在苏联文学形成的时期，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就已经预见到，苏联文学的内容将是那些争取和保卫新政权、奠定社会主义国家基础的现代人的英勇事迹。照加里宁的意思，人民的生活和他们的英勇斗争，不仅规定苏联文学的内容，而且规定它风格的史诗性和它艺术形式的壮丽性。在思想性上，在规模上，在充满英勇的热情上，苏联文学应该超过世界艺术的最伟大创造。
加里宁密切地结合这些原则，提出了关于正面人物、表现新人和我国文化的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加里宁的一次演说——1928年10月28日庆祝共青团成立十周年——就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为新的人而斗争》。他在演说里说：“现在，创造新人的任务比任何时候更迫切地摆在我们的面前。”[53]
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认为苏联文艺知识分子对教育新的人，负有相当大的责任。完成这个“庄严的”——加里宁的说法——任务，就是对全人类的进步事业、对提高文化和艺术的事业，作了最伟大的贡献。加里宁说：“如果我们能完成这个任务，那么，这就是说，在一般文化和艺术方面，甚至在人所遭遇的苦乐方面，我们推进了人类发展的事业。”[54]
这一切都决定苏联文学的重大社会价值。苏联文学的力量和它的基本特点之一，在于它创造正面人物的形象，作为教育青年后代的榜样。
苏联文学贯串着苏维埃爱国主义思想，它在内容上是乐观的，它按照新的艺术手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手法发展。关于这一切，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在他那篇著名的演说《论艺术工作者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战前的其他一些言论里都谈到过。
加里宁在1937年就规定了苏联文学的基本特点，他写道：“这种文学说明苏维埃国家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劳动，说明苏联的幸福生活。它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我们的文学作品里的主人公，都是新生活的积极建设者——工人、集体农民、党员、工程师、共青团员、少先队员、经济工作人员，我们的作品的主题，就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创造劳动。
“难道这一切不就是说明：苏联不仅成了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不仅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主义农业国，而且成了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国家吗？”[55]
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鉴定苏联作家和评价他们的作品的根据，就是他了解苏联文学的历史作用和它高度的思想价值。
我们已经讲过，加里宁从少年时期起就热爱高尔基的作品。高尔基的创作在培养无产阶级阶级自觉上的作用，加里宁曾经在1919年3月庆祝高尔基五十诞辰时指出。当时的报纸用“亚历山大剧场（演出高尔基的《小市民》）”为标题，登载了这项消息：
庆祝马克西姆·高尔基五十诞辰的纪念演出，由彼得格勒市苏维埃主办，参加纪念演出的有党政、工会和文教团体的代表，全场满座……在演出之前致辞的有：代表亚历山大剧场全体人员的演员葛，代表彼得格勒市苏维埃的市政委员加里宁。
……加里宁指出马克西姆·高尔基像海燕似的在社会斗争中的意义，同时指出这位大作家的每部作品，在沙皇统治时代，对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说来，都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引起他们热烈的讨论，并且鼓舞他们去作新的斗争。[56]
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加里宁评定高尔基在我国文学史上所占地位的问题。加里宁在论述高尔基时，把他十月革命之前的创作看成苏联文学的前期历史。《海燕》的浪漫性和小说《母亲》的现实主义，仿佛预先规定了苏联文学的基本特点。
加里宁拿《海燕歌》直接联系到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有组织斗争的开始，联系到十月革命的前期历史。
他谈到长篇小说《母亲》时说，高尔基用这部描写新时代主人公——工人革命家的作品，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
由于全面认识高尔基的创作，并且在苏维埃时代跟高尔基作事务性和友谊性的会见，加里宁能够多次在自己的文章和演说里引用这位作家的作品，或者他参加社会活动的事实。远在1917年3月，那篇发表在《兵士真理报》上、用“工人加里宁”署名的文章《传闻》，就利用了《海燕歌》里的形象[57]。1922年，在那篇《赈饥运动总结》的文章中，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报道高尔基参加全俄救济饥饿委员会的消息。这个委员会是根据1921年7月2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令而成立的。1928年12月11日，加里宁在《关于1928—1929年大选》的报告中，引用了高尔基发表在《消息报》上的文章《再论机械公民》。在庆祝共青团成立二十周年的文章里，加里宁引用高尔基论青年的论文和日记达三次之多。
加里宁对杰出的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杰米扬·别德纳依的创作所作的评价虽然很简短，但意义却很深刻。他强调他们对祖国的无限贡献，和他们大胆的创作革新。
在苏联散文作品中，加里宁特别珍重肖洛霍夫、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革拉特珂夫和马留施金等人的小说。他指出这些作品描写现实的深度和具体性，提出其中苏联正面人物的形象。
加里宁对战争时期的作品作了许多文学性的评介。他非常重视用文艺来反映保卫祖国的斗争。
还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之前的好多年，加里宁就指出了在文学中反映战争的两种不同方法：一种是把战争画面诗意化，浪漫化；另一种方法跟它相反，是用自然主义的方式来描写战争的痛苦和残酷。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认为必须克服书本上的表面概念，通过战争的各种否定方面，看到它内部的历史意义，他认为只有深入了解战争的目的，才能用现实主义的方式来反映战争。
这些思想，加里宁是在1919年的一次演说里表露的；当时加里宁并不想特地谈论文学的任务问题，他只是顺便提到在文学作品中所看到的那些战争场面。那篇演说就是1919年11月加里宁在拉蒙镇制糖厂举行的大会上所发表的，参加这次大会的有一千五百名工人和红军兵士。
加里宁在这篇演说里谈到了战争。他说：“在书本里，在长诗里，在美好的短诗里，人们那么漂亮地描写战争，这些诗篇，我们之中有许多人在小时候都曾经学过。我们在乡村小学里学过《波尔塔瓦之战》。读到这些诗，你们的眼前曾展开一场真正的战争，它的壮美你们是完全可以理解，并且在实际上看到的。现在你们会想，所有这些诗都是海市蜃楼，战争中是没有什么美的，那里人民的精神也并不那么振奋，那里没有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漂亮的行为和画面……”
接着加里宁又说：“不过，问题是由战争的结果和作战的目的来决定的……当进行无情的斗争时，人们只充满一个思想——消灭敌人，而且只有消灭了敌人，人们才能开始进入和平状态，合理安排生活。”[58]
根据他这些话，可以很明确地对我国战争文学提出基本的要求：这种文学应该深入到所发生事件的本质，揭示事件的规律性，培养读者憎恨敌人的精神，巩固他们对胜利的信心。这种文学既反对把战争主题唯美化的企图，也反对不问战争性质的和平主义。
在拉蒙镇开过大会五年之后，加里宁在庆祝第一骑兵军建军五周年的会上讲话。他讲到当时正在准备出版的关于第一骑兵军的文集时指出：
青年应该充满战争环境所造成的那种尚武精神，而战争环境是能创造真正的尚武精神和军人友谊的。今天，在这第一骑兵军建军五周年的日子，我想提醒这两位同志，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希望他们赶快把书印出来。[59]
战争文学应该真实地描写战争的困难来教育读者。这一点，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在法西斯德国侵犯苏联之前不久曾经说过，那是在1940年，当《芬兰的战斗》两卷集出版的时候（见本书《苏联文学》篇）。
所有这些要求决定了加里宁对战时所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的态度。因为这个缘故他赞扬爱伦堡、戈尔巴托夫、考涅楚克、格罗斯曼、陀夫任柯[60]、西蒙诺夫、吉洪诺夫等人的作品。其中有许多作品曾经被加里宁推荐为战时政治鼓动的材料。
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一向对文学家提出的最重要要求，就是创作要具有布尔什维克的党性。这个要求联系到为作家的世界观、作家艺术技巧的高度水平、“创造性地表现这种倾向性，党性”的能力而奋斗。文学作品，照加里宁的说法，应该是“现实主义的，充满思想内容的……要使事实本身，行为本身把读者引导到党性”。
从这些话里已经可以看出，加里宁对苏联文学提出了重大的要求。他一方面称它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学，承认它对人民所作的贡献，同时也清楚地看封存在于个别作家的弱点和毛病。在自己跟作家的谈话中，在公开的言论中，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不仅不掩饰自己的这种看法，而且屡次着重地指出。
他指出，我们还缺乏充满创作热情、把劳动诗意化的作品。
他说：“在不少场合，作家落后于生活。许多作家写的，都是些老生常谈；而新鲜的、独创的思想却不是常常可以遇到的……可是艺术作品的秘密——这就是要一下子打动读者，引起他的注意，用他觉得新鲜的、还没有人告诉过的东西来鼓舞他……”[61]
加里宁的这几句话，就是他对现代文学所提出的最重要要求之一：要求根据新的思想，根据锐敏地领会实际的现象，根据唤醒读者的觉悟和感情的能力来进行革新。因此，加里宁的有一次发言是值得注意的。那次发言跟文学问题并没有直接关系，但却非常清楚地表现出加里宁爱好革新者而厌恶那些重复大家都知道的东西的人们。我们所指的就是1925年4月13日他在第七次莫斯科省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指出：“有两种通讯员，一种通讯员老是努力探索新的道路，并且常常犯错误……”；另外一种重复些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加里宁说他同情第一种通讯员，因为“……他们探索现实的道路，今天的道路，探索怎样用最少的痛苦和牺牲来克服实际工作者面前的那些障碍。”[62]
如果把这些话用在我国文学的任务上，那么，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革新的问题是跟作家思想的成长和他掌握现代主题的过程有极密切的关系的：作家只有深入地了解自己同时代人的生活，才能成为新的道路的真正探索者，成为鼓励读者不害怕障碍并且帮助读者大胆地克服障碍的生活导师。
正确地说明当前重大的主题，就使文学作品对读者发生强大的作用，引起社会的广泛共鸣。加里宁说：“如果你们……接触到了群众感兴趣的迫切问题，如果你们解答了这样的问题，那么，一篇最普通的文章也会起重大的政治作用。为什么？因为它正巧击中了当前特别紧张的社会问题的那条弦线。如果你们敲打紧张的弦线，那么共鸣就特别洪亮。人民群众自己会创造这种共鸣，而巨大的成功也就可以获得了。”[63]
所以，某些作家喜欢走现成老路的习惯，他们的创作惰性，对当前重大问题的不关心——这一切就促使这些作家的创作落后于生活。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指出，没有思想深度、生活知识和真正创作热情的工作，产生的不是艺术作品，而是“朝生暮死的书本”。
“但某些作家的情况怎样呢？”加里宁在跟肖洛霍夫谈话时说，“他们没有体验，没有感受，没有好好想过，匆匆忙忙就写出一本朝生暮死的书来，有的也许一年可以写两本……在你面前经过的不是有血有肉的活人，而是灰色的、没有血肉的影子，你又怎能记住他们呢？如果再加上作者拙劣的文字和绝不是无可指摘的作品形式，那就根本不必提了。结果，印刷工人和出版机关的劳动、纸张、金钱，全都白费。而且还要浪费读者宝贵的时间。”
“……照我看来，一本好的书，”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补充说，“在它的封面底下有生命在搏动，好像血液在皮肤下搏动一般，这种书即使不能被记住一辈子，也会好久地不被忘记，而且有被再读一遍的价值。”[64]
加里宁还指出某些以战争为主题的作品，没有能真实地描写现代的英雄人物，并因此把他们提到应有的高度（参看本书《苏联文学》篇）。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不仅批评作家，而且还给他们切实有用的创作忠告，他常常讲到文学工作的技巧，叙述材料的方法，描写人物性格的意义，描写自然景物的方法，等等。
加里宁关于人民创作和语言的言论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加里宁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仅为职业性艺术的广泛发展建立了条件，而且也为人民创作的广泛发展建立了条件。民间文学是人民诗歌宝藏的源泉，凡是伟大的艺术家和诗人都曾经在自己的创作里利用这个源泉。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创作也会促使伟大艺术家的产生和成长。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指出，在十月革命之前的民间文学中，应该把人民的诗的基础跟各种偶然混入的杂质——其中常常保存着过去的残余，如落后的人民信仰和概念等——区别开来。
苏联的民间文学，也像一般的苏联文学那样，存在着英雄史诗式的特点。苏联的民间文学充满社会主义的乐观主义，它记录了国家生活的大事和人民英雄的形象。
至于语言问题，大家都知道，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竭力主张文艺作品应该使用优美的语言。
照加里宁的话说来，语言不仅是人们交际的手段，而且是给人思想和感情影响的武器。模范语言必须向俄国古典作家学习，必须向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列宁和斯大林学习；俄国人民的活语言也是一座语言的宝库。艺术作品的语言应该是纯粹，通俗，富有表现力的，应该继承我国古典作家的传统，反映人民语言的丰富。艺术作品的语言反对抄袭摹仿、堆砌浮辞、千篇一律、华而不实、陈辞滥调。事实上，不是所有的苏联文学作品都能符合这些要求的。精通语言是作家的最重要任务，因为“没有知识，没有对祖国语文的真正知识——加里宁警告说，——谁也不能成为真正的作家，永远不能。”在加里宁担任苏维埃国家最高政权机关领导人的职位二十五周年时，《消息报》写道：
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加里宁的话朴素明白，充满智慧，从他的话里可以看出，他广泛地了解人们和人们面前的任务，沉着老练地把群众的力量引导到国家的轨道上，他的言论永远是领导群众的杰出榜样。[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