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走向革命

日寇侵占北平

这一年我刚满16周岁，对生活充满美好的憧憬。谁知1937年7月7日夜至第二天清晨，断续的炮声震撼了北平。我正在北平的家中度暑假，日军又侵占了北平。我忧心如焚，又不知如何是好，每夜把被子堵在窗口，倾听中央电台的消息。我们天天希望“国军”能早日收复失地，而“国军”却节节败退，总是“浴血奋战后撤退……”的词句。

我好多天不敢出门，7月29日我在新街口前公用库胡同口，看到街上行人凝滞不动，都在默默注视远处，远处传来轰轰的铁甲车声，一辆辆巨大的铁甲车上站满了身着黄绿色军装的日本鬼子，杀气腾腾地驶过来。这车轮碾在我们的大路上，就像碾在我的胸膛。平津失守，华北大部分城市相继陷落。我怎么办？难道从流亡学生变成真正的亡国奴吗？即使读书，毕业之后又干什么？给日本人做事?那不就是汉奸吗？难道不做事去结婚当太太?这绝对不行!“国军”已经退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我们被抛到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我们怎么办？找不到生存下去的道路，真是悲观极了，每日陷入极度痛苦的深渊之中!

1938年春，我的好友王淑源来到北平，在敌人占领的土地上我们能相会真是太兴奋了。她很理解我的痛苦，悄悄说： “知道吗，在你身边的平西就有抗日游击队!”我高兴得跳起来!她又说： “别急，我的家乡文安县也有抗日的队伍，许多地方都有!中国不会亡!”我好像绝处逢生，要求她马上把我带出去，只要抗日，到哪都行。她说她自己也在找人设法出去，要我等她的信，并告诉了联系的方法。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却没有她任何消息。人们常说戏剧来源于生活，而生活却常常那么富有戏剧性。当我又在绝望的时刻，忽然收到一封署名黄锦文的来信。淑源走时曾告诉我，如果来信用这个署名，信的背后就另有内容，擦些碘酒就看清了。我惊喜若狂，如法去做。原来她叫我立即到天津，找到赵书凤(我的同桌同学)，会有人带我们出去!于是我骗继母，说王淑源就要结婚了，一定要我去参加婚礼。继母只给了五块钱。钱太少了，但我顾不了许多，深夜写了一封长信，藏在箱底，第二天一早就奔向天津去了。

我匆匆而行，不知道这一天是几月几日，只希望火车快快奔驰，把我带到想去的地方。谁知兴冲冲下了火车，刚要踏上电车的时候，人们被禁止通行了。干什么？又是日军对行人挨个搜身!只听见身旁的老者悄声说： “明天七七了……”原来敌人害怕了，怕在他们罪行一周年的时候，中国人民起来收拾他们!这是愤怒的一天，也是难忘的一天，这是我决心投身到民族解放斗争中起步的第一天。直到如今，我已到耄耋之年，仍然清晰地记得1938年7月6日这一天的情景。

第二天，在一家比较高级的饭店，王淑源带着我和赵书凤在一间会客室里会见了两位负责人，一位身着西服的中年男子，一位身穿旗袍的妇女。他们倾听了我们要求抗日的申述，向我们介绍了在座的另一位黄秋萍先生，说他是从平西来的，将带赵书凤于近日动身；我和王淑源被分配到冀东，由于冀东有暴动，需要等几日再出发。我们三人虽然很不愿分开，但他们说，一个月后大家就会会合。并且，为了抗日也没有理由反对。当我们和黄先生一起离开饭店的时候，黄先生对我和王淑源说： “欢迎你们也到我们那儿去，我们那里青年人多，和八路军关系密切。”当时我政治上很幼稚，根本不懂这是他的提示。因为我不知道八路军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更不知在饭店和我们谈话的人就是地下党的领导同志。后来，我每次写自己的历史材料都把这两个人说成国民党，直到“文革”后，再次见到黄秋萍，才知道他们就是地下党的领导人，那位中年男子就是姚依林同志。

那天，当我们踌躇满志地走回赵书凤家的附近，远远看到赵的小妹书香跑来，她喘息未定地说： “于姐，你妈妈来找你了!”真是晴天霹雳!怎么办？我以为继母是看到了我的告别信来津找我，我想，如果见到继母是绝对再也走不成了。当机立断，我要求赵书凤当夜陪我逃出天津。到哪去?冀东尚在暴动，只有黄秋萍所说的平西了。这对赵书凤来说太突然了，太没有准备了。但她还是答应了。她满怀离情告诉她妈妈说工作找好了，今夜就得动身，她妈妈信以为真。为了家庭的安全，赵书凤请妈妈帮助改个名字，妈妈富有诗意地说： “希望你们能走上一条平坦大路，凤儿就叫路吧!”我也请老人家给我想一个名字，她望着窗外说： “你就叫蓝吧!万里无云的蓝天啊!”不识字的妈妈竟然想出这样充满美好意境的名字!参加革命后我们一直用着老人家给起的名字。她的祝愿实现了，我们找到了党，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当夜我们乘末班的平津火车上路，因为敌人的占领，几乎没有人乘车，一节车厢只有我和赵路两个人，真是有些害怕。她见没有人，就悄悄哼起《松花江上》。在这忐忑不安的行程里，这歌声似乎可以驱散她的离愁别绪!而我的内心极其纷乱，只是默默祷念能逃过险阻。在北平站上我们又遭到蛮横的检查，但也闯了过来。路上行人极其稀少，高耸的城墙矗立在黑暗之中。我和赵路前后各坐一辆人力车，沿着德胜门前的银锭桥往前走。在昏暗的路灯下四周显得那么凄凉、可怕。积水潭湖岸没有一个行人，十分荒凉，偶尔几声蛙鸣更增加恐怖感。我们的心急切地跳着，睁大了双眼一声不响地注视着前方，随时准备迎接可能来临的危险。我们终于找到了黄秋萍指定的地点。经过联络对暗语，我们被引进一个院内。

这是一个联络点，在德胜门附近，积水潭东岸，是已参加平西抗日根据地革命队伍的杨学咏同志(后名郭岚，现已逝世)的家。她的母亲杨老太太一直为抗日事业做联络员，经历过许多危险。老人家刚毅勇敢，经常化装成各种不同身份的妇女，如尼姑、商人……赶着大车为抗日根据地运送各种物资。新中国成立后，她在60年代逝世了。当时她家中还住着黄秋萍的一位姓崔的好友，因为肺病在她家休息。崔与黄是在狱中相识的，也为革命工作出过力。院内还有养牛人家，虽是个大杂院，但由于地处偏僻，住的人家少，联络点又是在外院偏房，也没有人注意。我们怀着兴奋与神秘的心情等待着黄秋萍的到来。

过了两天王淑源和黄秋萍也聚集到这里，我们就要开始新的征程。考虑到三个女孩子和黄秋萍同志一起上路容易暴露，黄决定带赵路先行至阳坊等候，我和王淑源第二天赶去。翌日清晨，黄、赵先走了。当天的夜晚，王淑源的好友章巍(即乌兰同志，“文革”前为内蒙古妇联主席，后为总工会女工部顾问，已故)、林炎(改名黄淼，新中国成立后在兰州工作，已故)前来接我们到新街口长途汽车站附近的平民小学去住，以便第二天清晨就近上车。当时的积水潭古槐参天，野草丛生，十分荒凉，没有行人。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掌，偶尔的闪电、霹雳更令人感到阴森恐怖。我们四个人紧紧靠在一起，乌兰为鼓舞我们，大声领唱： “我们手挽着手，肩靠着肩……”，“我们不怕风，不怕雨……”，“跌倒了爬起来……”一支歌接一支歌地唱着。她的歌声使我们产生自豪，好像我们正冲破黑暗走向光明。这是一个难忘的夜晚。

不 测 风 云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这天夜里下起了瓢泼大雨。“无风三尺土，有雨满街泥”，这是北平当年的街道状况。柏油马路很少，至于长途汽车，更是一下大雨就要停驶，接连不断的雨天使我们没有走成。

于蓝和同桌同学赵路参加革命前在一起。

两三天过去了，天天打听长途汽车都不行驶，我们只好在小学校内住等。此时正放暑假，学校里没有学生上课。由于我的家离新街口不远，每天都担心被家里人发现，我就天天戴着近视眼镜，以便万一有情况可以早点看清。住在学校里，每天吃饭都很简单，大多是白水煮面加点油盐凑合过去。那天中午，大家想改善一下，就在门口买油豆腐细粉，忽然发现远处有两个人，很像我的哥哥和妹妹，我马上对王淑源说： “不好，我家来人了!怎么办？往哪躲？”这个学校只有一间教室，我没有思考的余地，回身跑进小学校躲进教室。教师的讲台很高，外边看不见，我马上钻进讲台，藏在里面，屏住呼吸。后来果然听到哥哥和妹妹走进他们的宿舍。因为院子小，我可以隐隐约约听到一些争辩。好容易捱到哥哥和妹妹走了，我仍不敢出来。过了一阵，林、王才跑来叫我。大家都不知怎么办好，我坚决不肯回家，当然也不敢再回到联络点去，以免暴露他们。我希望再另躲一个地方。林炎想起温泉香山慈幼院有她们的好友杨英华，可以在她那儿躲避几天，于是我们沿着西直门的城墙走出城，到了杨英华那里，准备等到汽车一能行驶，我们就走。谁知第二天，乌兰跑到慈幼院，动员我一定要回家一趟，以保平民小学的安全。我不肯回去，她把我拉到苞米地里苦苦劝说，并保证我一定能走成功。

为了她们的安全，我回去了，见到了父亲。他没有责备我，只说我们去的地方他不了解，他可以通过吕正操(是我叔父的同事，1937年吕正操在冀中高举抗日大旗)介绍我们去找真正的八路军。我当然对父亲不寄希望。只等乌兰和王淑源的消息。但是好几天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这时负责监视我的哥哥，看我每日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知我抗日决心已定，他悄悄告诉我： “父亲在骗你，他要我监视你，不许你走。”我一听这话，就哭了起来。哥哥决心帮助我。但由于雨季，到阳坊的长途汽车仍然不通，他又去和王淑源商量，说我们不妨先到香山(有柏油公路)，再从香山转阳坊。

第二天，天色阴沉，我和哥哥到了西直门汽车站，王淑源已在那里等我。大家默默无言，心情复杂。车开了，哥哥挥手祝愿我一切顺利。我很感谢哥哥，泪水蒙住了我的眼睛，我不肯把目光离开他。不知何时才能再见?也许永别了!

一次特殊的考验

到了香山，住在乌兰的舅舅家中，这是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我们佯称来香山游玩，实际是打听去阳坊的通路。这一夜也令人难忘，香山附近农民住房都是大块石头砌盖的，矮小黑暗，闷热难忍，夜间又是滂沱大雨，睡在简陋的土炕上，浑身又痒又痛，不能入眠，我只好站立在炕上，用手电一照，原来那么多的臭虫把我包围起来，实在不能再躺下去。这时，“轰隆”之声又不断响起，原来是大雨使附近房屋连续倒塌。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旧中国农民生活的情景，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

第二天，我们在雨停之后出去“游览”，打听汽车情况，结果大失所望，原来这里根本没有通向阳坊的公路。怎么办？我们想起曾去过的香山慈幼院，决定在那里躲两天，等阳坊能通车时再进城。谁知我们在香山温泉慈幼院下了汽车，杨英华却不在学校。学校守门人说： “接到当局通知，任何外人不得留宿院内。”我俩只能踯躅街头。天色已近黄昏，怎么办？忽然一位黄衣警察走来，我心头一惊，怕受盘查。谁知他竟认识王淑源。原来他是乌兰的表亲，正好下班回家，看到了我们，前来招呼。我们佯说去香山玩，回来看杨，杨却不在，而此时进城已太晚了。他热情挽留我们住宿他家，我们也确实没有别的住处，于是欣然同意。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一夜的借宿，真是使我们化险为夷，否则就会大难难逃了。

第二天早晨，告别了警察夫妇，正准备搭车进城，却见一卡车又一卡车的日本兵从城内开出来，急急匆匆，杀气腾腾。又出了什么事?我们不敢停留，匆匆赶路。快到西直门了，我们在哪落脚?我想住到平西联络点杨老太太家中，因为离我家较远，不至于再被找回去。可是王淑源却认为住到平民小学离长途车站近，更方便些。我在同学中算年幼的一个，把她们都看成大姐姐，很愿听从她们的话，就按王淑源的决定去做了。

我们穿过许多小胡同，终于走到了平民小学校附近。可是我们一同停住脚步。只见小学校门口竟坐着一个手持大蒲扇的警察!尽管学校斜对面有一个小警亭，但他们平日与学校没有任何来往，今日为什么坐在这里?出了事吗？不像，因为警察上身并未着警服，只穿一件中式对襟小褂，手中的扇子还在优哉游哉地扇着呀!但，我们要小心，决定暂不到学校去，就走向旁边一家，准备打听一下。谁知刚一进院，几个警察扑向我们： “你们被捕了!”抗议、争辩都不行，马上被带到小学校内来审问。当然，小学校出事了。出了什么事?与我们有关还是无关?这都无法判断。

“你们叫什么名字？”警察问。

“余××。”王淑源立即说了一个假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警察用嘴巴指了一下我。我心中一急，知道得学王淑源，不能讲真名，顺口把王淑源用过的假名“黄锦文”说了出来。王淑源怎样回答，我就怎样回答。王说她是天津的小学教员，暑假来平游览，香山归来太累了，带我到与她有一面之交的林炎处歇歇脚。我不敢说出自己真实住址，急忙之中我就把赵路家在天津的住址说上。后来得知赵路家为此遭到搜查，幸好未发生其他不幸。日军监视她家一整天，幸亏赵路已婚的二妹回娘家，顶替了赵书凤的户口。我很内疚由于我的无知，几乎造成赵家落入敌手。

在小学校内我们要求警察看在中国同胞的面上，放我们走。警察说： “我们愿意放你们走，但外边都是日本的便衣侦探，放了你们，你们也走不出去。”警察搜查了我们全部东西(其实只有一个小书包)，里面有两双运动鞋和两本社会言情小说，一本日语会话。警察因我们带有言情小说，露出了猥亵表情。我们假做难为情的样子说： “别带这书了!”这样，两本书被警察扔掉了，其实书中行距间有书写的密码，我们暗喜书中密码不会落在日寇手中了。但，我旗袍袖内仍封有密码。怎么办？我想起来可以上厕所，王淑源怕警察疑心却说： “我不去!”但是，警察嫌麻烦了，不耐烦地说，“唉，两个都快点去，咱们好快点走!”我得救了。在厕所里王淑源帮我撕开袖口，把密码撕碎，扔进厕所的深坑。再把我袖口上的线头迅速摘净，学着北平女学生卷毛边短袖那样把袖子卷好。经过这些努力，把可被查出的东西全部销毁干净后，我们随着警察到了丰盛胡同警察分局的看守所。

在这里我看到和舞台上丑化的妓院老鸨一样凶恶的女看守员，也看到被拘捕的各种犯人蓬头垢面蜷缩在墙角。只有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她说： “希望你们千万别被送到日本宪兵队，一般地说那里是进去就出不来了……”但是，我俩恰恰在午后被送到铁狮子胡同的日本宪兵队!我们为什么会被捕?难道敌人知道我们要去参加平西的抗日队伍?那么我们的事情暴露了?我们带着一大串疑问被关在宪兵队门口的一间小房内。没有旁人，只有我们俩人。王淑源和我商定了刚刚被捕说过的口供，总之，千万别暴露去平西的秘密。不久，我们被送进一间大厅后分别押开，搜查登记。我偷偷望着王淑源，看她怎么应付敌人的审问，因为我是一无所知，不知会遇到什么问题。一个日本人拿着一张照片给王看，我只见王淑源摇着头，表示不认识。我在想： 相片上是谁?我怎么办？很快那个人把照片拿到我的眼前。天哪!我当然认识了，还是王淑源介绍我认识的!她们称他为“大特”(外号)。王为何摇头?闪电般的思维使我立即也摇起头来，肯定地说： “不认识!”因为我相信王淑源比我有经验，我也绝不能承认和他相识。因此，敌人再也没有追问“大特”。“大特”后来也幸运脱险逃到了延安。

敌人问过口供，在傍晚时刻把我们关进了宪兵队后面的牢房。在两大排牢房的尽头，一间昏暗的牢内只关着我和王淑源，大概敌人一时的疏忽，忘了我们可能串供。但，我们没有想什么供词，因为早已说好了，而此时折腾了一整天，我们将会遇到什么呢？那位女青年说过进了宪兵队就难以出去了，肯定会是这样!我紧紧靠在王淑源身边，我不怕死，可是我想黄秋萍、赵路还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我哭了。王淑源劝着我说： “别难过，咱们俩在一起!”我们互相依靠着不愿躺下去。由于太疲倦了，后来慢慢地睡着了。我听见飞机轰鸣的声音，我看到国军的飞机俯冲下来，轰炸这座监牢，我兴奋地跳着，我们有出去的希望了!一阵轰隆的爆炸声把我惊醒了。原来是霹雳闪电把我的希望之梦惊醒了。此时一阵脚步声，牢门打开，王淑源被拉走了。剩下我一个人留在牢内，更难以入睡了。把她拉到哪去了呢？长长的夜晚，只有远处一声声的惨叫伴随着我。

第二天的上午，我被拉出去，穿过一条极长的甬道和一个极大房间，被带到一间极小的审讯室内。一个日本人，一个翻译开始审问我。我按商定的口供回答了一遍。日本人双目盯视我，凶神恶煞一般怒斥我。翻译说： “你这个小孩坏了坏了的!”然后又逼问我的姓名。我一口咬定原供词中的姓名——黄锦文。日本人生气了，把皮鞭挥动起来，骂我心坏了，撒谎的有!我没有改口，又平静地说一遍供词。日本人转换口气劝我说： 说真话，可以马上放你走。我还是没有改变。日本人气坏了，用皮鞭狠狠地抽打我。尽管疼痛，但我坚信自己的信条，不能出卖，不能泄露!这是我从文学作品中得到的精神教养。我抱着双肩任敌人斥骂抽打。日本人忽然双腿分开站立在我面前望着我，这一刹那，静极了。突然间敌人在纸上写了三个字送到我的面前。我震惊极了，原来就是我的真名“于佩文”三个大字!敌人怎么这样准确地知道我的名字?尽管许多疑问像闪电一样快速地在脑际活动，但我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沉住气，摇摇头，表示不理解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因为我绝不能给王淑源带来任何不利，我坚守自己的信条，宁可死，不能由于自己的软弱让敌人攻破我们的防守。此时确实不再恐慌，因为早已准备了自己的最坏命运： 死或者永远监禁。敌人毫无办法了，他把门一摔跑出去了。翻译官用不理解和不屑的眼光瞪着我，时间一分、两分地过去了，我反而更冷静下来，准备迎接更大的风暴。

门打开了，日本人把王淑源推了进来。难道她?我警惕起来。但她以非常平和的神态说： “你就都说了吧。你妈妈不会打你的。咱们从香山回来，没回家告诉一声，才碰上这事，说清楚了，你妈妈不会打你。……说吧!”她的话已暗示我： 我们的事并未暴露，只说去香山玩，要说真实姓名和住址。我怎么转这个弯子呢？我马上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用哭来掩饰自己，有个思考的时间，并可显出自己年纪幼小。王淑源又假装劝哄一遍，我边哭边说： “怕继母，她不能原谅，会打骂的。”王淑源又在旁边重复地劝导着，我才说出自己的真名。日本人怒不可遏地说： “不要再不老实了。”便把王淑源带走了。

审讯进行着，敌人认为有三个关键性问题要和王淑源核实： 第一，为什么我们的口供一致说假名?这口供在哪商定的?我回答： 你们把我们放在门口等的时候商量的。第二，我们到香山住在什么地方?我认为香山的地址无关紧要，我说了那个农民的真实地点。第三，为什么要编假口供?刚才我已经回答过了，我害怕去找我的继母。审问中，他跑出去三次。幸好我和王淑源的回答是一致的，这场审问才顺利过去了。

当我被送回牢房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了。看守监牢的日本宪兵，听翻译说我撒了谎、挨了打……那个家伙把他腰间的大刀抽出来，在我面前晃动着吓唬我，然后又用皮鞭狠狠抽打我一下。这种侵略者的凶暴和凌辱，更燃烧起我的仇恨之火。那种凶残的目光，我至今不忘。

当我被推进另一间已关了十几个男女犯人的牢房时，他们看见我蓬乱的头发和身上的伤痕，很关心地问这问那。我一句话也不愿多说。他们又劝我吃一口饭，说这才能撑得住。可我哪里能吃得下?半卧在一席之地上，仇恨、疼痛、委屈……思绪烦乱。这些犯人的谈论，使我知道他们都是贩毒品的犯人……我感慨自己的厄运，沦落在敌人手中，和毒贩子为伍……短短两天的遭遇，接触了那么复杂的人和事!(这些在日后又成为我创作上难得的生活积累。)

后半夜了，又是一阵骚乱。敌人把我拉了出来，我自然不会往好处去想，虽是夏夜，也凉气袭人，当然毫无困意了。谁知又把我推进另一间牢房。里面住了一位年轻幼稚的天主教徒，她不断地絮叨，我明白了原来她就是我们前两天想去暂住而未住进去的香山慈幼院的老师。她大骂我们要去找的朋友杨英华如何赤化，如何害得她们的学校被抄……我真的吓坏了，她能否认出我来?因为去香山前，我也曾在杨英华宿舍躲住过几天，幸好我的发式早已剪短，她未认出。

原来，那天我们从香山归来，当夜因慈幼院不许我们住进，而在警察家中借住一宿，竟使我们幸免更大的劫难。就是那天夜里，杨英华在北平城里出了事，第二天一清早，几大卡车的日军包围了慈幼院。这些卡车正是那天清晨我们看到杀气腾腾地从城内开出的卡车。多危险呀!那天夜里如果住在慈幼院，真是永远不会出去了。

又是一天的上午，我被拉了出去。我不知是审讯还是枪决。刚出牢门，看见王淑源已经站在牢门外，我上去紧紧握了她的手，心想： “我们一块去死!”王淑源是怎样想的呢？我当时并不知道。后来，她告诉我，那时她也握紧我的手，是叫我： “口供千万不能再变了!”我真是幼稚极了，心里想着只有一死的结局了。我们被带着走了很长的路，才到了一间小客厅式的房屋。里面坐了两个人，一个年纪大些的日本鬼子，又问了一遍口供，然后说： “我们是大东亚共荣，抓错了人，就要释放的。”之后竟然把没收我们的小包拿来，真的释放了我们。我糊涂了，日本人怎么会释放我们呢？有什么诡计?但，事不宜迟，我们快快地离开了宪兵队，心中庆幸敌人没有发现我们要去平西抗日的秘密，特别是没有暴露平西的联络点——积水潭东河沿的杨老太太家。

王淑源和我回到我的家中，她才告诉我，那天深夜，敌人把她从我们牢内拉出去，是把她关进了另一间牢房。牢房内只有一个受伤很重的妇女，她靠近那妇女细看，原来竟是我们要找的杨英华。当然敌人并不知道我们认识香山慈幼院的人，只是为了把王和我分开而已，她不敢高兴，也不敢大声说话，只是悄悄靠近杨英华，躺在杨的身边。伤痛的杨英华也大吃一惊： “怎么，你们还没走成?怎么被抓进来的？”王在她的耳边把我们去香山的经过诉说了一遍。杨英华经过认真的分析后说： “我们是放爆炸物，不小心暴露了。林炎跑掉了，我被捕了。林晶未去放爆炸物，她被我们的事情惊吓得神经错乱了。没有人知道你们的事。你们要说真实的住址，敌人通讯极快，你们要争取快出去，不要把案情搞复杂了。”所以，第二天当敌人按我们说的地址去查问，人名、地点都对不上头的时候，就向王淑源发火了。王当机立断地说： “因为害怕，瞎编了姓名、地址。”这就是那天敌人审讯我的一段缘由。我们分析，敌人之所以释放我们，是因为他们侵华尚未站稳脚跟，企图笼络人心，宣扬“大东亚共荣”的良好秩序来掩盖他们的侵略暴行。为了不再惹起敌人的注意，第二天一清早由我和哥哥把王淑源送上火车，她先回天津去了。

这一事件当然震动了我的全家，父母亲叫哥哥妹妹监视我，我也明白暂时走不了，因为敌人会在周围暗中监视着我。我深居简出一个月，像困兽关在笼内，几乎要疯了!我从哪里才能再找到黄秋萍他们呢？!

老崔带来的希望

8月下旬的天气是那样炎热，我躲在门洞内，关着大门，边看书边乘凉，心情万分烦躁。咚、咚、咚一阵叩门声，我警惕地前去开门。天哪，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原来是平西联络点的老崔(他还不是党员)，他患着严重的肺病竟然前来找我。我快活得都要跳起来了，抓住他不许他走。他喘息未定就说： “他们调查了两三次，知道你们俩人表现很好，这次黄秋萍来，他约你明天在北京图书馆白石桥栏杆旁和他会面。”

哥哥是我的监护人，父亲叫他监视我，他却同情我，支持我。第二天他陪我到约会的地点，并在一旁等着我。黄秋萍问我： “你还去不去平西？”“当然去!不去就活不下去了!”他详细地问了我一些情况，并说他自己要到天津去办事，回来时可能带一批人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还说延安就是东方的“莫斯科”。我兴奋地问他： “可以叫王淑源同去吗？”他点头： “当然可以。”回家后我就给王淑源写了信，并约定了我和她会面的时间地点，但直到我们离开，她也没有再来。至今，也没有找到她的下落。

黄秋萍离去时给我留下钱，让我一周后去找他。离家的那天早上继母带妹妹出去了，正是溜走的好时机。二弟一人在院中玩耍。他只有11岁，什么也不懂。外边小雨淅淅沥沥落了下来，我把弟弟喊过来，骗他： “我给你去买咖啡豆吃。你把伞拿到大门口等我。”他没吃过咖啡豆，当然高兴，按着我的嘱咐在门口石墩上等我。弟弟和我一母同生，他不到两周岁就失去母亲，此刻我眼睛潮湿了，真不知道哪年哪月才会再见到他。我忍住眼泪马上转身走开。他在石墩上傻傻地喊着： “姐姐，快回来，我等着你!”我头也不回地答应着。后来二弟高中学习时，也为了抗日逃出北平，历尽艰辛当了空军，北平刚一解放，他就在地下党的帮助下从上海驾机起义了。见面时，他笑着说： “姐姐，还欠我一包咖啡豆呢!”

我家住在新街口前公用库内的八道湾。和弟弟分手后，我穿过八道湾的后巷，急急奔向西直门，出了城就坐上一辆黄包车，直奔温泉镇，去找黄秋萍指定的地点。原来那里是老崔养病的地方。看来他的病已经很重了，可是他还拖着重病之躯去城内找我。我当时无言地看着他，内心十分酸楚。院内只有一大一小两间房，极小的院内，蒿草有一人高，很是荒凉。他的大嫂也住在镇上，每天给他送两次饭。我来了，就住在他隔壁的小房间内，好像不到三平方米。夜晚总像有什么东西敲着纸窗，发出“笃”、“笃”的声音，我害怕极了，用被单蒙起头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第二天，老崔说那是蚊子撞在窗纸上的声音。他睁着两只大大的眼睛，是一双深深塌陷而又无神的眼睛，却充满长兄般的关怀。他嘱我去买点酸枣仁泡水喝，说喝了可以睡觉。他并不是党员，但为党、为朋友做了许多好事。1935年他和黄秋萍一同关在北平监狱，七七事变后，东北大学学生吴敬宇等化装成日本人，砸开监狱，他和黄秋萍才一起被解救了。他们在狱中结成了生死之交的好友。后来杨学咏告诉我，不久老崔就被病魔和贫困夺去了生命。

不平静的道路

1938年的8月下旬，黄秋萍终于带着我离开了温泉，我们分别乘坐人力车，准备到红山口附近再步行上山。路上静得怕人，见不到行人和车辆，忽然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迎面驶来戛然而止，一个男人从车上跳下，喝令我们停车站住。他掏出一张卡片在黄的面前一晃，黄马上明白，张开双手任他搜查。原来是便衣汉奸，他用脚踢开人力车的车座，可能怕我们有军火。此时，我虽然表面平静，但心中忐忑不安，因为身上藏着一封重要的信。谁知道这家伙还有点封建意识，不搜查女身。他记下我们在温泉的住址后，骑上车就走了。可是人力车夫吓坏了，死活不肯拉我们了。我们只得步行。

黄秋萍是从敌人监狱里逃出来的。行前他曾告诉我，阳坊的联络点饭馆已经暴露不能再去了，这次走另外一条路，路上以表兄妹相称。他的名字已经上了黑名单，敌人随时可能追捕，路上要小心。

我是第一次步行这么远的路程。他看我有些走不动，说： “大约再走八里路才能上山，行吗？再稍走快一点!”我哪里能走得快，回头看看，没有任何行人，我就跑了起来。他又不许我跑。我说： “不跑走不快啊!”就这样跑跑走走，终于到了山脚下。上了山路就更难走了。黄秋萍却说： “那个便衣回去，日本人也许很快会赶来，因为他们有卡车。如果日本人来了，你要捡些石头和他们拼!”这时我才看到他手中早已把五寸长的水果刀打开了。他的英勇气概感染了我，我坚信自己是会拼死战斗的，因为我也是被日本人抓进过宪兵队的。很快我们爬到了半山，敌人并没有来追我们，看来就要闯过险境了。谁知半山里忽然冒出两个农民装束的壮汉，他们问： “你们找康司令吗？”我正不知所措，老黄马上点头： “对!司令在吧？”那两个人说： “你们认识路吗？”老黄热情地说： “认识，认识!”这两个壮汉可能急于下山，就放过我们了。

原来，日寇侵入，一些骚扰百姓的土匪也自称抗日司令，当时有“司令多如牛毛”的说法。所谓的康司令大约就是其中之一。黄秋萍更加快了脚步，领着我左拐右拐地穿山爬岭。当我们爬到山顶，看到在那郁郁葱葱的山林中露出一座寺庙的后墙，在墙脚下，流淌着山泉水，贮满山泉水的小小石槽上放着一只木瓢。这是佛家专为香客准备解渴的吧!我迫不及待地奔向前去，舀起满满一瓢水咕嘟咕嘟地喝了个干净。

老黄说： “这是妙峰山的后身。”我喝足了水，层峦叠翠的妙峰山景色尽收眼底。我多么爱恋这山山水水!老黄说： “这里可以坐下歇歇了，你如果走不动，我们可以到庙里住上一宿，明天再翻过山去。”我疑惑地望着他。他笑了： “真的，过去我带人也在这里住过，当然，最好是不住。”他又指着我们身后更高处的山顶巨石： “翻过它就安全了，敌人就无法追到我们了。”我虽然很累，两条腿沉得抬不起来，但我愿意早一点脱离危险到达渴望已久的抗日根据地。他为我的勇气高兴，为了让我省点力，他在陡峭的地方用手拉着我。我们很快爬过了山顶的巨石，迅速下了山。巨石掩盖了山坳，在一个小水洼边，黄秋萍叫我休息一下，我两条腿上的肌肉不住颤抖，疼极了，但我还是忍住了要落下的眼泪。黄秋萍笑了，“你真不错，你是我所带的人中第一个一口气走过来的女孩子!”他巧妙的鼓励取得了成功，我好像不再疲劳了。

沿着崎岖的山路又走了一阵子，我们拐进山坳，面前出现了孤零零一座土房，黄秋萍带我走进去。外边是两间连通在一起的一间大房，里边还有一间小房。外间只有一个老乡坐在灶旁，不断地拉着风箱，锅里煮着粥，上边还有屉，蒸着两样面的馒头。我也没听见黄秋萍和他说什么，只见他把炕桌一拉，指着炕，让我们坐上去。接着热腾腾的馒头和大碗粥端了上来。一路上又惊又累，饿极了，这顿饭我吃得好香啊!吃过饭，黄秋萍指着炕的另一头，叫我休息一会儿。他说： “你睡吧，这儿可没有日本鬼子了。”我竟真的睡着了，因为从离开家的那一天起，我就开始了又惊又怕的日子。

奔向革命圣地延安

午后，老黄不知从哪里牵来了两条毛驴。小的时候随父亲去游览白云观时我骑过毛驴，但它身上有坐鞍，又是在平路上走，而这里山路陡峭，又没有坐鞍，我很不想骑，说： “咱们步行可以不？”老黄说： “路还远哪!这样走快些。”他看出我为难之处，穿着旗袍，两条腿如何叉开?他教我侧身坐在光光的驴背上，双腿可以垂在一个方向。当然我心里还是很紧张，可能由于我原来体育课不错，很快就掌握了重心，骑得很稳。毛驴在山路上小跑，确实比步行快得多，又不疲劳，我心中十分高兴。我问老黄： “刚才那是什么地方？”他说： “这是咱们在敌我边境上的联络站。”我想，在咱们的土地上抗日的队伍真是神通广大，到处都有我们的联络点!

很快走出了山地，我们沿着一条小河往前走。黄秋萍说： “该吃晚饭了，我带你到赵同那儿去吃吧!”在天津时，黄说过他是从赵同处来的。我问： “到了目的地？”他摇摇头说： “去年赵同参加了咱们八路军。后来，因为他部下不愿学习，怕整编，怂恿赵同脱离八路军，这样，今年就分开了。但关系没有僵，互相还有来往，所以我在天津仍用赵同部下的身份，这样在敌占区接触面可以更广泛些。”他看我有些不理解，又说： “他是你的老乡(辽宁岫岩人)，见见面不是很好吗？”经他一说，我倒怀着好奇心愿意看看我家乡的“抗日英雄”(在东北人中流传过他抗日的故事)。

赵同中等身材，方脸膛，是典型的东北人。他为我们炒了鸡蛋和韭菜，并跟老黄喝了一点酒。他因为喝了点酒，话多起来。他说： “咱们是老乡，你去那儿很好，要好好学习，不要乱搞男女关系!”我一点也听不懂，因为“搞”字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是南方人常用的字)，“男女关系”又是什么？到延安后我才明白，赵同可能比较封建，很反感那些自由谈恋爱的人!可能这算是他对老乡的一种关心吧!对他，我没有恶感，只是奇怪他为什么要离开八路军。后来听说他在1940年去重庆投靠了蒋介石，回来搞摩擦，向我抗日根据地开火，并实行封锁，在摩擦中他送了命。多么遗憾，有始无终的“抗日英雄”。

接着，赵同用马送我们到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当时是平西地方工作委员会的所在地——斋堂。毛驴换了马，谁把毛驴送回给老乡?到了目的地，马又由谁送回来?我都要问。黄秋萍说： “有人送，你不要操心。”这说明我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关系是多么密切啊!夏日的傍晚，马轻快地奔驰着，我感觉着一切是那么新奇而又神秘啊!

当我们走到一条芦苇丛生、杂草掩盖的小河边，草丛中突然有一只小船划过来，上边站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农村男孩子。“同志，路条!”听到这声“同志”，我的眼睛潮湿了，我明白到了我久已渴望的抗日根据地了!很快我就和我的同学、好朋友赵路见面了，我们拥抱、我们欢叫!我终于踩在自由的土地上了!在这里，我也见到了北平联络点杨老太太的女儿杨学咏。我还随着她们到山里动员群众做军鞋，虽然自己插不上话，却看到了她们和群众亲密无间的关系。

我们住的老乡家，是一对无儿无女的老夫妇。老头儿的眼睛失明了，但是他说他能从声音里判断出我的样子，他说我比赵路矮，比赵路白……真的，他的感觉很对。老夫妇对我们好极了，总给我们吃最新鲜的饭菜，新下来的豆角和新下来的小米蒸在一起，那种新鲜味至今还能感觉到。在我们离开的时候，老夫妇连夜用新小米磨成面，再发起来，摊成软软的小米面烙饼，让我们吃饱后，还带一些上路。令人难过的是，50年代我回到北京却没有去斋堂探望二位老人，后来当我们再去斋堂放映儿童电影时，我多么想看他们一眼呀，但连住的地方都找不到了，当然再也看不到老人家了。我曾深深地谴责自己50年代时年轻幼稚，一点不懂得恩与爱!

在这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战区的司令员杨成武同志接见了我们。他嘱咐我们： “要和群众结合，好好学习，不久我们要派你们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学习!”他穿着灰色军装，高高的个子，充满军人气概，却平易近人，使人感到亲切。后来才知道他就是长征中强渡大渡河铁索桥的英雄。真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常胜将军!他的爱人赵子贞同志也在斋堂工作，我对他们十分崇敬。日后，他们夫妇也都十分关心我的成长。

9月初，我们组成一支精干的队伍出发，奔向革命的心脏——延安。

离开平西，我们继续用两条腿跋山涉水，在人民群众和八路军的帮助下渡过了许多难以克服的危险。敌人重兵封锁着各个根据地，我们却要穿过这些封锁，机智地钻过敌人占领区的缝隙。但是，再怎样机智也难以穿过那无情的铁轨——同蒲铁路。两条坚硬的铁轨，横在那里无隙可钻，只能硬碰硬地冲过去!在漆黑的夜里，伸手不见掌，每人臂上缠着洗脸毛巾。靠着它，一个一个地紧跟着，不能掉队，抓紧火车通过的间歇时间，以跑步的速度爬上路基，大步地跨过铁轨，再继续快速跑出敌人火力封锁的范围。从傍晚开始行动，直到第二天清晨才结束这场危险的奋斗。

可是，我们刚刚歇脚小憩，和衣而卧，却听到砰的一声枪响。人们迅速地集合起来，有的人还困得昏昏沉沉，爬起来竟向敌人的方向跑去，惹得同志们又是喊又是叫。结果却原来是有战士的枪走了火，引起一场虚惊。但是人们也不再歇息了，嬉笑怒骂着继续前进了。我和同伴赵路是最年轻的女性，在混乱中镇定不慌，受到同志们的称赞。我们心中微微荡起自豪感，因为没有给妇女丢脸。

最难忘的是渡黄河!在渡口有两条大船，是巨大而简单的木船，却可以装载几十个人和数匹骡马同时渡过这汹涌澎湃的黄河激流。大船在波浪滔天的激流中显得那么渺小，一会儿，它被大浪吞噬，什么也看不见了；一会儿，又露出了船头在浪中漂晃。我们在岸边瞠目惊望，这种险观，使我的心突突地跳着，确实有些害怕。当我们这支小分队随着队伍上船后，开始还算平稳，慢慢离开岸边。很快我感到心慌难以适应，就像打秋千一样，一会儿被抛到天空，一会儿又落了下来。落差之大，绝不像儿时荡秋千的高度，可以优哉自悦，而是十分可怕!我时时怀疑自己是否会被抛到船外，尽管我的身体还紧贴着船底，但仍不时有被抛出去的感觉。终于，像《黄河大合唱》唱的那样——我们胜利地渡过了奔腾咆哮的黄河!

这坚硬的铁轨和咆哮的黄河，记载了多少抗日儿女的壮志悲歌!我虽不能一一叙述，但却永远不会忘记!

这一年，我刚满17周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