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版《奈保尔家书》让V.S.奈保尔的读者得以近距离窥探他的家庭背景、他早熟的天赋和野心，以及他早年在英国的奋斗，那时他正努力寻找自己的风格和主题，想要出版第一本书。一些读者为奈保尔杰出的作品《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中自传性素材的细节而着迷。另一些读者在这些信中看到了他以后作品中所有重要主题的线索。十年后（奈保尔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有了更多读者。现在看来是推出新一版奈保尔早年家书的好时机。这一版纠正了错误，重新做了注释，还增加了几十封新的信件。
原来的版本收录了一百七十封信，多数为维迪亚和他的父亲西帕萨德所写，也包括一些他的姐姐卡姆拉写的信。新版保留了旧版的所有信件，此外新增了七十九封，全部来自塔尔萨大学的奈保尔档案。其中维迪亚所写的有三十一封，父亲西帕萨德二十三封，卡姆拉十七封，母亲德拉帕蒂七封，妹妹萨蒂一封。这里面有三封十分重要的信：第156号信，由西帕萨德起头，因为他心脏病发作而中断，由萨蒂写完；第198号信和第199号信，分别是卡姆拉和萨蒂写的，（通过维迪亚在牛津的导师）告诉他西帕萨德去世了。此外，还有几封信是维迪亚在离开特立尼达赴牛津之前写给卡姆拉的。在第一版中，这些信被放在全书开头。它们代表了保留下来的奈保尔最早的文字，仅凭这点就很有趣。此外，如果说本书讲了一个故事，那么这些信使其开篇更加有血有肉。
第一版主要涉及一九五〇年奈保尔离开特立尼达到一九五三年西帕萨德去世这个时段。但第一版的编辑还以“附录”的形式收录了之后奈保尔的七封信，这些信大体勾勒了他完成他最早的三本书并且出版第一本小说的那三年半时光。我将这一部分大幅扩充，增加了三十多封维迪亚与母亲以及姐姐之间的通信。在此期间，维迪亚在BBC出了名，在他对特立尼达的记忆中找到了第一本书的主题——他后来在《自传之前言》中描述了这一过程。这些信清楚地表明，奈保尔写作的动力不仅来自他自己的文学野心，也来自西班牙港家中的期盼和经济需要。这本父子通信集所讲述的故事的真正高潮是一九五七年《通灵的按摩师》的出版，维迪亚和西帕萨德如愿以偿。此处提到的这些新增的信件被放在本书最后一部分。
增加这些信件并不影响对西帕萨德和维迪亚之间关系的聚焦。这本书实质上讲的仍是一对由爱和尊重以及文学野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父子的故事，收录了所有留存下来的维迪亚和父亲之间的通信。西帕萨德去世后，维迪亚发电报回家（第201号信），发自内心地说：“我的一切都是他给的。”这句话在这本书信集中一次次回响。他那些写给“所有家人”的信，很明显主要是在和父亲交流。但很重要的是，奈保尔的其他家人，特别是卡姆拉和德拉帕蒂，也不应被忽视。在某种意义上，卡姆拉是维迪亚最亲密的知己。如果将维迪亚同母亲和兄弟姐妹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间的所有通信全都收入，这本书会有现在两倍厚。
虽然这些信里有奈保尔日后作品中的主题的雏形，例如后帝国和后殖民的更迭以及写作提供救赎的可能性，但其主要关注点毫无意外很实际：钞票、学业以及作家的必需品（时间、空间和一台好用的打字机）。维迪亚获得的牛津大学奖学金对奈保尔家来说——就像对那个年代许多有追求的西印度群岛家庭一样——是获得稳定的生活和社会尊重的好机会。当时这项奖学金被称作岛国奖学金，旨在帮助青年男女成为专业人士，通常指律师或医生。维迪亚选择了研究英语文学和写作，选择了作家这项危险的职业，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对他在特立尼达的家人来说也是如此——家人还在为贷款、年幼孩子的学费、修车费和电费担忧。最后一封信中德拉帕蒂于一九五七年六月三十日（《通灵的按摩师》出版后不久）列出的家庭开支清单告诉我们，这本书赌的不止年轻作家的名誉，还有别的。
本书第一版的编辑吉伦·艾特肯所持的原则是“不介入，让故事自己说话”。我也一样。只有一次，我在第238号信和第239号信之间加了一小段连接性的叙述，以填补因为一九五六年维迪亚回特立尼达所造成的通信中断。
这些信件均由塔尔萨大学保存的原始信件转录而来。我的主要目标是在常规排版允许的范围内提供给读者最接近手写或机打信件阅读体验的文本。因此，我在不影响阅读的前提下保留了许多第一版中被修改的作者的习惯拼写、句法和标点。例如，在机打信件中，维迪亚经常省略don’t和can’t这样的词中的撇号，但在手写信件中则不省略；类似的还有，在手写信件中，他经常用&来代替and。只有对引号的处理例外，所有信件在双引号和单引号之间随意转换，因为不会影响句子的意思和节奏，我把它们统一为单引号。
许多信件用的是蓝色的航空信纸，两次对折后封口。维迪亚和西帕萨德有时候手写，有时候用打字机。维迪亚的打字机的各种故障成了整个故事的陪衬情节。卡姆拉和德拉帕蒂从不使用打字机。这四个人笔迹的可辨认度差别很大。偶尔，信件被损毁，或者有的词因为写得太急而无法辨认，我也束手无策。除此之外，我呈现了每一封信件的全文，包括信末附言和信纸边缘的注解。
所有编者补充信息都被放在方括号里面。在我添加文字使句意更明晰或推测受损信件原来文字的地方，显示为“〔这样〕”。当我插入解释性的字句，比如，标示无法辨认的文字或写在信纸边缘的话，则显示为“〔这样〕”。所有省略号都是原始信件中就有的（西帕萨德尤其爱用省略号）。卡姆拉的两封信包含几小段印地语，是用梵文字母书写的，脚注里有英文翻译。
书中的日期和地址与信头中标注的完全一致。只有七封信没有标明日期，但都可以推测出比较准确的日期。有五六次，写信的一方把日期标错了。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保留了原来的日期，在注释中给出正确的年月日——通过邮戳或信件内容很容易判断出来——然后将这些信件按正确的日期排序。
我给所有信件都编了号，为了方便参考，新增信件的编号上加了星号。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特立尼达，对于如何将印地语的名字和词语转换成罗马字母没有定规。在这些信件中，同一个印地语词会有好几种拼写方式。涉及姓名，尤其容易造成误解。一个人的名字可能有两三种不同的拼写方式，有的是按读音，有的是按其他；有时候还会用到昵称；有时候父亲的名字被放在姓氏的位置上；奈保尔家还会用印地语来表述不同程度的关系。例如，一个重要的配角，维迪亚的舅舅辛伯胡纳特·卡皮迪欧的称呼包括辛伯胡、玛穆（印地语中对舅舅的称呼）、玛木、巴卡玛穆、卡珀S。我将所有称呼按原样录入，并加以注释。
本书第一版有六页半尾注，大半是关于本书中提及的奈保尔家的亲戚的解释。我扩充了这些注释，并把它们放在每页底部，每章独立排序。加注释永远要注意平衡。加得太多，读者会被细枝末节淹没，加得太少，读者会觉得故事的某个也许很关键的部分不得而知。我努力揣测读者需要注释的地方。
这些信件写于五十多年前，跨越三个国家——特立尼达、英国和印度。信中提及的人、地方、风俗和词语可能只对恰好来自这三个国家的读者或者老一辈的读者来说是熟悉的。我努力为其中一些做了注释。在每个主要人物第一次出场的时候，都会有简短的介绍。维迪亚和西帕萨德提到许多书和作家，有一些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很有名，在今天则不为人知。对于本书的许多读者，我不用介绍弥尔顿是谁，但对于相对知名度较低的萨默塞特·毛姆和曾经流行的沃里克·迪平的作品，我提供了完整的书名、出版日期，有时还有简短注解，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
是帕特里克·弗伦奇建议我编辑这一版本，在每个阶段，他都一如既往地帮助我。他总是乐意和我分享他在写《世事如斯：奈保尔传》时研究、收集的材料。吉伦·艾特肯，奈保尔的代理人和本书第一版的编者，慷慨地允许我自由地重新编辑文本。保管奈保尔档案的塔尔萨大学麦克法林图书馆特别收藏处的工作人员热情、高效，耐心地对待我的要求。特别感谢塔尔萨大学的马克·卡尔森、米丽莎·布尔卡特、布伦达·布朗、乔治·吉尔平和埃尔米奥娜·德阿尔梅达，他们花费了大量时间，给予本书建议和帮助。
莉拉·卡皮迪欧为这些信件的注释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帮助。拉尔夫、维尔马和阿努·拉翰提供了有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圣詹姆斯的信息。阿米特·古普塔录入了第159号信和第160号信中的印地语段落；安妮·保尔提供了英文翻译。乔纳森·阿里、乔治娅·波普尔韦尔和比娜·沙哈帮助解释了信中提到的许多信息。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还有其他朋友、同事给予了建议和帮助，有时是热情的接待——我得到的帮助如此之多，我很可能遗漏了某些人，没把他们列入感谢名单。
尼古拉斯·劳克林
二〇〇八年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