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 王耀庆

Family

家,简单一个字,能引起无数人的情感共鸣。因为家是每一个人最初的记忆,也是我们最终的归宿。说小了,它是两个人的结合;说大了,它是乡土中国的基座。

乔治·穆尔说,“走遍天涯觅不到你自己所想,回到家你发现它就在那里。”而中国古人则推崇“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是个人通向外界的重要纽带。

在“家”这个主题里,让我最有感触的是作家梁晓声的那句话:“每一个人都有现实的家园,而书本可以构建一个精神家园。”家,真的是一个充满内涵,又充满象征意义的词。

家天然带有一种温度,它不仅是我们身体修行的地方,更是我们心灵停靠的港湾。倦鸟归林、落叶归根,这都是对家的渴望,也是生命在追寻着的一种归宿。它隐藏着一个人的缺点,包容着一个人的失败,同时更生发着无尽的爱,孕育着崭新的希望。

关于家,我们有太多复杂的情感,也有太多值得分享的故事。

朗读者 王耀庆

王耀庆1974年出生于台湾台北市。综艺主持、电视、电影,都有涉足。2008年,他以《华丽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等作品,在台湾话剧界占有一席之地。2011年,第一次出演大陆电影《失恋33天》,并被提名为第3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短短几年时间,凭借在《小爸爸》《毕业歌》《我是杜拉拉》《好先生》等影视作品中高密度的亮相,王耀庆在大陆人气陡升,被称为“荧屏第一金领”。

生活中的王耀庆,并未因“走红”而忽视家人。作为家族中的长孙,他自小便深谙责任的意义。他与妻子相伴几十年,关系始终如一。如今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随着工作的增多,王耀庆与家人聚少离多,但他的心始终朝着家的方向,倾注着自己的爱与责任。

朗读者 访谈

董卿:这是你今天带来的读本吗?《少年Pi的奇幻漂流》。

王耀庆:对。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它里面说到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人应该珍惜当下,好好说再见。这让我想起我爷爷。我当时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看到最后一个画面,极其感动。有那么多的观众希望看到老虎回头,但是导演和编剧就得扛住这个压力,它就是要用这样的结局告诉你:现实是残酷的,时间就是不等人的。

董卿:那你说的这种珍惜当下、好好告别,是指你和爷爷之间的故事吗?

王耀庆:我爷爷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他和我奶奶都是山东人,到台湾以后他们才认识的。在还没有开放探亲的时候,我奶奶就已经跟她的家人联络上了。我奶奶也顺便帮我爷爷打听,他的家人还在不在。然后通过大概半年多的时间,辗转找到了我爷爷的妈妈。然后我爷爷花了一年的时间准备,因为他已经那么久没有回去了,有点儿近乡情怯。但是等到他在第二年的4月份,鼓起勇气回到山东的时候,他妈妈在2月的时候已经走了。所以,他失去了一个跟他妈妈说再见的机会。

董卿:那爷爷后来又去山东老家看过吗?

王耀庆:大概在我奶奶腿还能够比较自如的时候,他们是每年都要回山东的。

董卿:因为还有兄弟姐妹是吗?

王耀庆:对。我觉得他们是想找回当年的亲情吧。虽然因为时代的关系,大家分开了,中间相隔了三四十年,但是情感是不会断的。

董卿:那每次回来待多长时间?

王耀庆:可以待够签注有效期,三个月。

董卿:那一段时间他们会做些什么呢?

王耀庆:什么也不做啊。就包饺子,做馒头,打牌,打麻将。

董卿: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相伴,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未来告别的时候,可以有很多的记忆留在心底,不至于让自己是空白的。

王耀庆:对。如果真的要问我人生中有什么遗憾,那我爷爷去世的时候,全家人都在,但是我不在,大概算是。我从小是我爷爷奶奶带大的。

董卿:那在你的记忆当中,爷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王耀庆:他是一个……我们习惯叫他“小狐狸”,因为他有一些小聪明,他很“贼”。具体,我举不出来什么例子,但是他话确实不多。从他送走家人,然后自己走这件事,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猫科动物,因为只有猫才这样。所以,当有人建议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觉得刚刚好。

董卿:那这篇朗读,是要送给爷爷吗?

王耀庆:我希望能送给爷爷,虽然他走了已经有五六年了,我觉得他偶尔还会回来看我。他会用一种奇妙的方式告诉我他来了。记得我连续两年拍戏,冬天的时候在酒店房间里面,整层楼只有我的房间会断电。第一年来检修的工人说,是因为我烧水的时候,水装太满了,一下就短路了。但是第二年的时候,我里面没有装太多的水,一样是短路的。于是我笑了。我们家人的关系就是这样子,他关心你他不告诉你。而且我们见了面会互相开玩笑,会用一种放肆或者是“损”人的方式。所以这篇文章希望献给我的爷爷,也献给所有希望从这一刻开始懂得珍惜,然后能够好好说再见的人。

朗读者读本 少年Pi的奇幻漂流(节选)(存目)

朗读者 梁晓声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时光,都会觉得那是一段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日子,但梁晓声却说,“在我的童年,没有任何幸福的画面。”因为家境贫困,他甚至想过去死。如今,他已成为中国文坛的常青树。

四十多年来,他创作了一千多万字的小说、杂文和影视剧本,是当代作家中无可争议的高产作家。他开了知青文学创作的先河,以自己在北大荒的知青岁月为灵感,相继创作了一系列小说。他的《今夜有暴风雪》被视为“知青小说”中里程碑式的作品,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共鸣。后期的作品则将目光投向了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生活。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如《雪城》《今夜有暴风雪》《年轮》《知青》等,总是能够成为大街小巷热议的话题。他仿佛是时代的书记员。

出身贫寒的梁晓声,始终在为社会底层的人们奋笔疾书,他一方面质询、批判着社会不公,“若穷人的孩子永远像父辈一样在穷困之中挣扎无望,这世界是该趁早毁掉的。”一方面又追寻、捕捉着人性之光。他曾引述托尔斯泰评论高尔基的话说:“那样的生活足以将您变成贼、骗子或杀人犯,而您却成了作家。您使我无法不对您深怀敬意。”

朗读者 访谈

董卿:一说到家,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梁晓声:自从家产生了,就产生了最初的家庭伦理。全部人类文化的这棵大树都是在家这个块根之上生长起来的,然后结出宗教的果实、哲学的果实、文化的果实、科技的果实,因此没有家几乎就没有文化这一棵大树。

董卿:所以在您看来,家是一个非常深远的话题。如果归结到个人的话,您自己的家给您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影响?

梁晓声:谈到我自己的家的时候,它是关于贫穷、愁苦、无奈这些词汇的一种注脚。

董卿:像这样的词语,用它来形容自己小时候成长的环境,可见当时的家真的是没有给您留下太多美好的记忆。

梁晓声:我的家最早是在哈尔滨市的一个叫“安”字片的地方,街道名叫安兴街、安化街等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是由从苏俄流亡到中国的最底层的侨民建立起来的。后来他们回国之后,中国闯关东的,我的父亲那一代山东的移民,就成了那个片区的主人。哈尔滨市像这样的片区至少有十几个。

我父亲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六十年代初的时候,他就到大西北去了。之后,我的母亲为了挣十七元的工资,也参加了工作。我还有一个哥哥,哥哥有的时候睡在学校里。那么家里既没有哥哥,也没有父亲,还没有母亲,我也只有小学三年级,弟弟妹妹们那么小,像小猫、小狗一样看着我,然后我去上学,有时候真的做不到。因此,常常是我便逃学了。

董卿:一个妈妈带着五个孩子,丈夫常年不在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艰苦的生活场景!很早以前看过您写的一篇文章《过年》,说您最不喜欢的就是过节、过年,因为到那个时候总是会看到母亲鼓起勇气但是又实在没什么勇气的样子去借钱。

梁晓声:对。因为我父亲每个月只能给我们寄回家来三十元,但是随着我哥哥上学,我也上学,然后两个弟弟也先后上学了,就必须去借钱。学校里有的时候要组织同学看一场电影,然后要写观后感,我大抵是只能写读后感。那时候看一场电影只要五分钱,但这五分钱你是很难向母亲开口要的。因为五分钱可以买一小碟咸菜,够一家人吃两顿。

董卿:您的母亲是一个目不识丁的人,那您对文学的热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梁晓声:我非常幸运。我的哥哥有一个同学,他们家里是开小人书铺的,我经常要求哥哥借来给我们看。还有就是我哥哥的中学课本,课本里居然有《孔雀东南飞》,有《希腊悲剧故事》,有闻一多的诗,还有鲁迅的杂文,还有《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岳飞枪挑小梁王》。

董卿:您记得这么清楚,是不是因为当时这些文字为您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

梁晓声:那是一个文艺生活内容非常匮乏的时代。人类只有在这个时候和书籍的亲情是最紧密的,因为书籍那时候成了一切文化的载体。

董卿:它可能让你在一个很贫困的时代,无论是物质还是文化都很匮乏的时代,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梁晓声:当现实生活过于逼仄、物质过于贫乏、文化也过于板结、文艺内容过于单一的情况下,人本能地去寻求一个超现实的所在。但是,那时候我没有向母亲要过钱买书,而是捡钉子、捡鞋底、捡牙膏皮,捡一切可卖的东西去卖。只要凑足了一角钱,就可以买你想买的书。我们哈尔滨有的地方是坡地,脚夫拉车的时候非常吃力。我们那时候愿意做的事叫拉脚套——自己做一个钩子,拴很长的绳子,守在坡地的下边,看到脚夫上坡的时候帮着拉上去,人家可能会给你两分钱、三分钱,就这样攒下来买书。

董卿:对于你喜欢看书,妈妈是怎么看的?

梁晓声:在读书这件事上,她对我们是绝对的好。比如我去买粮、买煤、买劈柴,只要剩下三四分钱,母亲总是说你留着。我就到小人书铺去看书。我父亲是反对看闲书的,但是我母亲本能地知道,闲书里一定是有做人的营养。

董卿:从看连环画到看哥哥的课本,到后来建立了一个自己的精神家园。

梁晓声:我特别感谢书籍,使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所作所为跟别的青年不一样。比如说我从外地回到母校的时候,在楼道里看到我的语文老师,她已经被剥夺了教师的资格,在打扫厕所。那么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教过我的女人,需要我比以往更郑重地叫她一声“老师”。我退后一步,很恭敬地给她鞠一躬,然后说上一句:我们全家都问您好。因为这个,我们语文老师到“文革”结束很久的时候,还一直记着这件事。

董卿:我们应该为当年这个青年的举动鼓鼓掌。

梁晓声:是这样,董卿,当书改变了你的时候,你再看这个世界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董卿:从您今天的讲话我有一个感受,其实所谓家,一个是现实的家园,一个是精神的家园。而当你从书籍当中获取力量,建设起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精神家园的时候,你才可能比较成熟、比较正确地去对待这个世界,去对待幸福,或者苦难。那您今天是要为谁朗读?

梁晓声:我朗读的是我被收入课本的,关于母亲的一段文字。我个人觉得,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其实未尝不是我们这一代许多人的父亲和母亲。

董卿:这里面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妈妈冲着那些工友们说的那一句:“我挺高兴他爱看书的。”

梁晓声:对,我非常感谢我母亲的这句话。下乡的时候我把我所有的书都放在一个小木箱里。我对母亲说,妈,这是我全部的财富,你要替我保管好。我母亲说,你放心儿子,即使家里着火了,我也要第一个把这箱子拖出来。我大学毕业之后再回到那个破家的时候,收拾屋子,从床底下拖出来那只发霉的箱子,把锁敲掉之后,发现所有的书都烂了,老鼠已经在里边絮了窝。那时我才知道,啊,那是我当年的精神世界,我妈妈精心呵护的精神世界。

董卿:真好!就像您最喜欢的《悲惨世界》里,雨果也说过一句话:有了物质那是生存;有了精神,那才是生活。

朗读者读本 母亲(节选)

梁晓声

我的家搬到光仁街,已经是1963年了。那地方,一条条小胡同仿佛烟鬼的黑牙缝。一片片低矮的破房子仿佛是一片片疥疮。饥饿对于普通的人们的严重威胁毕竟开始缓解。我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了。我已经有三十多本小人书。

“妈,剩的钱给你。”

“多少?”

“五毛二。”

“你留着吧。”

买粮、煤、劈柴回来,我总能得到几毛钱。母亲给我,因为知道我不会乱花,只会买小人书。每个月都要买粮买煤买劈柴,加上母亲平日给我的一些钢镚儿,渐渐积攒起来就很可观。积攒到一元多,就去买小人书。当年小人书便宜。厚的三毛几一本。薄的才一毛几一本。母亲从不反对我买小人书。

我还经常去租小人书。在电影院门口、公园里、火车站。有一次火车站派出所一位年轻的警察,没收了我全部的小人书。说我影响了站内秩序。

我一回到家就号啕大哭。我用头撞墙。我的小人书是我巨大的财富。我觉得我破产了。从绰绰富翁变成了一贫如洗的穷光蛋。我绝望得不想活。想死。我那种可怜的样子,使母亲为之动容。于是她带我去讨还我的小人书。

“不给!出去出去!”

车站派出所年轻的警察,大檐帽微微歪戴着,上唇留两撇小胡子,一副葛列高利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母亲代我向他承认错误,代我向他保证以后绝不再到火车站租小人书,话说了许多,他烦了,粗鲁地将母亲和我从派出所推出来。

母亲对他说:“不给,我就坐台阶上不走。”

他说:“谁管你!”砰的将门关上了。

“妈,咱们走吧,我不要了……”

我仰起脸望着母亲,心里一阵难过。亲眼见母亲因自己而被人呵斥,还有什么事比这更令一个儿子内疚的?

“不走。妈一定给你要回来!”

母亲说着,母亲就在台阶上坐了下去,并且扯我坐在她身旁,一条手臂搂着我。另外几位警察出出进进,连看也不看我们。

“葛列高利”也出来了一次。

“还坐这儿?”

母亲不说话,不瞧他。

“嘿,静坐示威……”

他冷笑着又进去了……

天渐黑了。派出所门外的红灯亮了,像一只充血的独眼,自上而下虎视眈眈地瞪着我们。我和母亲相依相偎的身影被台阶斜折为三折,怪诞地延长到水泥方砖广场,淹在一汪红晕里。我和母亲坐在那儿已经近四个小时。母亲始终用一手臂搂着我。我觉得母亲似乎一动也没动过,仿佛被一种持久的意念定在那儿了。

我想我不能再对母亲说——“妈,我们回家吧!”

那意味着我失去的是三十几本小人书,而母亲失去的是被极端轻蔑了的尊严。一个自尊的女人的尊严。

我不能够那样说……

几位警察走出来了。依然并不注意我们,纷纷骑上自行车回家去了。

终于“葛列高利”又走出来了。

“嗨,我说你们想睡在这儿呀?”

母亲不看他。不回答。望着远处的什么。

“给你们吧!……”

“葛列高利”将我的小人书连同书包扔在我怀里。

母亲低声对我说:“数数。”语调很平静。

我数了一遍,告诉母亲:“缺三本《水浒》。”

母亲这才抬起头来。仰望着“葛列高利”,清清楚楚地说:“缺三本《水浒》。”

他笑了,从衣兜里掏出三本小人书扔给我,嘟哝道:“哟哈,还跟我来这一套……”

母亲终于拉着我起身,昂然走下台阶。

“站住!”

“葛列高利”跑下了台阶,向我们走来。他走到母亲跟前,用一根手指将大檐帽往上捅了一下,接着抹他的一撇小胡子。

我不由得将我的“精神食粮”紧抱在怀中。

母亲则将我扯近她身旁,像刚才坐在台阶上一样,又用一条手臂搂着我。

“葛列高利”以将军命令两个士兵那种不容违抗的语气说:“等在这儿,没有我的允许不准离开!”

我惴惴地仰起脸望着母亲。

“葛列高利”转身就走。

他却是去拦截了一辆小汽车,对司机大声说:“把那个女人和孩子送回家去。要一直送到家门口!”

……

我买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青年近卫军》。一元多钱。母亲还从来没有一次给过我这么多钱。

我还从来没有向母亲一次要过这么多钱。

我的同代人们,当你们也像我一样,还是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的时候,如果你们也像我一样,生活在一个穷困的普通劳动者家庭的话,你们为我做证,有谁曾在决定开口向母亲要一元多钱的时候,内心里不缺少勇气?

当年的我们,视父母一天的工资是多么非同小可呵!

但我想有一本《青年近卫军》想得整天失魂落魄,无精打采。

我从同学家的收音机里听到过几次《青年近卫军》长篇小说连续广播。那时我家的破收音机已经卖了,被我和弟弟妹妹们吃进肚子里了。

直接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当然不能取代“精神食粮”。

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维他命”,更没从谁口中听说过“卡路里”,但头脑却喜欢吞“革命英雄主义”。一如今天的女孩子们喜欢嚼泡泡糖。

在自己对自己的怂恿之下,我去到母亲的工厂向母亲要钱。母亲那一年被铁路工厂辞退了,为了每月二十七元的收入,又在一个街道小厂上班。一个加工棉胶鞋帮的中世纪奴隶作坊式的街道小厂。

一排破窗,至少有三分之一埋在地下了。门也是。所以只能朝里开。窗玻璃脏得失去了透明度,乌玻璃一样。我不是迈进门而是跃进门去的。我没想到门里的地面比门外的地面低半米。一张踏脚的小条凳权作门里台阶。我踏翻了它,跌进门的情形如同掉进一个深坑。

那是我第一次到母亲为我们挣钱的那个地方。

空间非常低矮。低矮得使人感到心理压抑。不足二百平米的厂房,四壁潮湿颓败。七八十台破缝纫机一行行排列着,七八十个都不算年轻的女人忙碌在自己的缝纫机后。因为光线阴暗,每个女人头上方都吊着一只灯泡。正是酷暑炎夏,窗不能开,七八十个女人的身体和七八十只灯泡所散发的热量,使我感到犹如身在蒸笼。那些女人们热得只穿背心。有的背心肥大,有的背心瘦小,有的穿的还是男人的背心,暴露出相当一部分丰厚或者干瘪的胸脯。千奇百怪。毡絮如同褐色的重雾,如同漫漫的雪花,在女人们在母亲们之间纷纷扬扬地飘荡。而她们不得不一个个戴着口罩。女人们母亲们的口罩上,都有三个实心的褐色的圆。那是因为她们的鼻孔和嘴的呼吸将口罩濡湿了,毡絮附着在上面。女人们母亲们的头发、臂膀和背心也差不多都变成了褐色的。毛茸茸的褐色。我觉得自己恍如置身在山顶洞人时期的女人们母亲们之间。

我呆呆地将那些女人们母亲们扫视一遍,却发现不了我的母亲。

七八十台破缝纫机发出的噪声震耳欲聋。

“你找谁?”

一个用竹篾子拍打毡絮的老头对我大声嚷,却没停止拍打。

毛茸茸的褐色的那老头像一只老雄猿。

“找我妈!”

“你妈是谁?”

我大声说出了母亲的名字。

“那儿!”

老头朝最里边的一个角落一指。

我穿过一排排缝纫机,走到那个角落,看见一个极其瘦弱的毛茸茸的褐色的脊背弯曲着,头凑近在缝纫机板上。周围几只灯泡的电热烤我的脸。

“妈……”

“……”

“妈!……”

背直起来了,我的母亲。转过身来了,我的母亲。肮脏的毛茸茸的褐色的口罩上方,眼神儿疲竭的我熟悉的一双眼睛吃惊地望着我,我的母亲的眼睛……

母亲大声问:“你来干什么?”

“我……”

“有事快说,别耽误妈干活!”

“我……要钱……”

我本已不想说出“要钱”两字,可是竟说出来了!

“要钱干什么?”

“买书……”

“多少钱?”

“一元五角就行……”

“……”

母亲掏衣兜。掏出一卷毛票,用指尖龟裂的手指点着。

旁边一个女人停止踏缝纫机,向母亲探过身,喊:“大姐,别给!没你这么当妈的!供他们吃,供他们穿,供他们上学,还供他们看闲书哇!……”又对我喊:“你看你妈这是在怎么挣钱?你忍心朝你妈要钱买书哇?……”

母亲却已将钱塞在我手心里了,大声回答那个女人:“谁叫我们是当妈的啊!我挺高兴他爱看书的!”

母亲说完,立刻又坐了下去,立刻又弯曲了背,立刻又将头俯在缝纫机板上了,立刻又陷入手脚并用的机械忙碌状态……

那一天我第一次发现,我的母亲原来是那么瘦小,竟快是一个老女人了!那时刻我努力要回忆起一个年轻的母亲的形象,竟回忆不起母亲她何时年轻过。

那一天我第一次觉得我长大了,应该是一个大人了。并因自己十五岁了才意识到自己应该是一个大人了而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我鼻子一酸,攥着钱跑了出去……

那天我用那一元五毛钱给母亲买了一听水果罐头。

“你这孩子,谁叫你给我买水果罐头的?!不是你说买书,妈才舍得给你钱的么?!……”

那一天母亲数落了我一顿。数落完了我,又给我凑足了够买《青年近卫军》的钱……

我想我没有权利用那钱再买任何别的东西,无论为我自己还是为母亲。

从此我有了第一本长篇小说……

提起知青文学,梁晓声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蓝本,既写出了青春无悔,也写出了时代弄人。他的散文也是,真实的经历和苦难的生活都是这些文字的底色,由此他塑造出平凡的人物、抒发出质朴的情感。《母亲》是作家回忆母亲的长篇叙事散文,同时也记录了个人成长史和时代发展变迁。被节选收入课本之后,改名为《慈母情深》。梁晓声常被称为“平民的文学代言人”,他关注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弘扬小人物身上“活着”的坚韧和刚毅,因而他的作品也打动着无数的普通人。

朗读者 邹市明 冉莹颖 轩轩 皓皓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拳王邹市明的家,那应该就是“刚柔相济”。

邹市明是中国男子拳击队四十八公斤级拳击运动员。在国家队,他拿到过二十多个全国冠军。三次参加奥运会,他夺得两金一铜,由此成为历史上首位卫冕轻蝇量级奥运会冠军,也成为中国拳坛的传奇。2013年,三十二岁的邹市明正式进军职业拳坛。2016年,他成为WBO(世界拳击组织)蝇量级世界拳王金腰带得主,是继熊朝忠后中国第二位职业拳王。

冉莹颖是“拳王背后的女人”,她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他们有两个可爱的孩子,轩轩和皓皓。邹市明常年在外拼搏,为了让丈夫没有后顾之忧,冉莹颖几乎独自撑起了全家的生活。有人说,推动摇篮的手,能够推动这个世界。一个女人,一个母亲,常常意味着不可思议的力量。

家,是永恒的牵挂,也是永恒的动力。拳击这种运动,赤膊相见,每一次拳头打在邹市明身上,也打在冉莹颖心头。而在邹市明心中,妻小全心全意的支持都转化成了力量,让他满是冲劲:“要对得起家人的牺牲,也要对得起自己的付出。等真正胜利后,多回去陪陪家人孩子,弥补一些欢乐时光。”硬汉说起家人,也尽是柔情。

朗读者 访谈

董卿:你们一家子来到台上,一下子就让我们感到家的氛围。我觉得,你们其实是一个蛮特殊的家庭,特别是对于莹颖来说。

冉莹颖:市明是一名职业的拳击运动员。拳击运动,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样,(播放拳击比赛中被对手攻击的画面)每次都会让我们的心……

董卿:承受不了。

冉莹颖:(点头)

邹市明:给妈妈鼓掌。

冉莹颖:应该给爸爸鼓掌。

董卿:我也注意到一个细节,只要是市明的比赛,你是场场必到的。

冉莹颖:对。其实我原来没有那么勇敢,也没觉得自己一定要去看他的比赛。但有一场比赛我真的缺席了之后,我就决定每一场都去。当时是我怀着邹明皓的时候,因为肚子太大了,不能坐飞机,我就通过电视转播来了解他的比赛。他是报喜不报忧的。过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原来那场比赛结束以后,他马上就被送到了医院。所以我就想,与其让别人告诉我他怎么样了,我情愿自己亲眼看到发生了什么。当他在每个回合一扭头的时候,我还可以给他最大的鼓励。然后结束了之后,我可以冲上去第一个拥抱他。

董卿:市明是不是一扭头看到莹颖在那儿,你就真的会获得力量。

邹市明:其实以前我真的很害怕她去看我的比赛,因为她每次看都会哭。但是就是那一次她没有在,我反而有点不习惯了。从那一次以后,每场比赛我必须要让她坐在那个熟悉的位置。每个回合,我走回我的拳台坐下休息的那一分钟,我都会给她递个眼神:我很好,放心。然后在场的人都会欢呼:邹市明,好样的!唯独她的声音,会很清晰地传到我的耳朵中。

冉莹颖:每次去,我的前面可能坐的都是什么史泰龙、施瓦辛格,然后我到那儿的第一句话总是先说:对不起,我一会儿要大声叫。他们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知道,因为之前见过你,你在后面不停地叫。(全场笑)

董卿:这是一种特别直接的鼓励和力量。但是后来我发现,孩子们你也带着去看,这是为什么呢?

冉莹颖:其实因为市明在家的时间比较少,我想让孩子们知道,爸爸从事什么样的职业,爸爸为什么没有时间陪你们。你们血管里面流淌的,就是拳击手的血液。所以你们要知道,爸爸在怎么样做一个男子汉。

邹明轩:所以我现在也会打拳了。

董卿:你会了吗?打给我看看。

邹市明:不可以打阿姨。

董卿:来试试看。

邹明轩:不敢。(全场笑)

董卿:这个是耳濡目染的,他看到你是什么样的,他们就会变成什么样的。

邹市明:对。

冉莹颖: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个家庭是什么样的家庭,我们这个家族的基因是什么样的。

邹市明:我们从小教他们,你身上的力量,你的拳头是帮助人的,不是去欺负人的,对不对?

冉莹颖:去争得荣誉。

董卿:你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他们明白,什么东西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赢得的,就像你们的生活,也是靠邹市明的努力去赢得的。

冉莹颖:对。也曾经有人问过我说,市明已经是在从事这个职业了,如果有一天,邹明轩或者邹明皓说:妈妈,我也想打拳,我也想成为职业的拳击手,你会怎么做?我以前的回答都是:那我要受不了,那我要崩溃的。我的心脏年轻时候受的刺激就够了,都到老年了还要这样刺激,估计够呛。可是慢慢的,我最近有一点变化,如同刚才董卿姐您看到的,我觉得轩轩他有这个基因,他有这个爱好,他的精力也非常强。还有就是,拳击其实是西洋人的运动,我们中国人在这个运动当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真的不容易。都说以前有霍元甲,有陈真,还有李小龙,可是我们中国在武术这个领域,在拳击这个领域,还有更大的空间。如果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国人的力量,如果我的儿子可以做到,有什么不可以的?所以我就想,将来尊重他们,如同我现在尊重市明一样。

董卿:你怎么评价自己的爱人。

邹市明:其实我觉得她是个非常强悍的女人。第一就是给我了两个宝宝。而且在怀皓皓八个月的时候,还在美国开车、买菜、做饭、洗衣服,所有我拳击以外的东西,她都在帮我处理。我所有的成绩里面都有她的一部分。

冉莹颖:其实我能做的很少,因为我不能代替他上去打。我就想,围绳以外的我来做,围绳以内的你去战,我们分工。

董卿:家是什么?家就是最坚强的后盾,最有力的支撑,家是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那你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读本是什么?

冉莹颖:是《猜猜我有多爱你》。

董卿:真可爱。山姆·麦克布雷尼的一个绘本。它其实就是家庭的两只兔子,大兔子和小兔子之间一种爱的表达。为什么选择这个读本?

冉莹颖:因为这个小兔子用身体和语言,想要跟妈妈来比,究竟谁爱对方更多,但是比来比去,永远都是孩子的爱比不过妈妈的爱更深、更广。

董卿:这个朗读是要一家人来完成吗?

冉莹颖:对,我想邀请我的丈夫,还有我两个可爱的孩子,也把这个故事送给他们。我觉得,在家里,爱要常常表达出来。

朗读者读本 猜猜我有多爱你(存目)

朗读者 毕飞宇

毕飞宇是当代著名作家,曾获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第一届和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作品被译为英、法、德、西、韩等十多个语种在海外发行。而当董卿问起,你对家的印象是什么?他脱口而出两个字:漂泊。

他生在苏北的村子里,在河边和牛群里长大。后又随父母搬到中堡镇,再搬到兴化县城,最后去扬州读大学,“几乎把中国的行政区划由小到大住了一遍”。“童年经验是作家们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有关世界的原始‘图谱’,深深地左右了作家自身的艺术创造。”毕飞宇的文学创作就受到童年经验的深刻影响。居无定所的漂泊、社会底层人物的冷暖悲喜、乡村世界的安静恬淡,都为他的创作积累下深厚的经验和素材,促使他在作品中呈现出小人物的生命力、在困境中开掘出美好的事物。

2014年,一部聚焦盲人的电影《推拿》走进观众视线,在电影斩获各项大奖的同时,同名原著小说及其作者毕飞宇也逐渐为大众熟知。事实上早在《推拿》之前,张艺谋导演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徐帆主演的《青衣》,其原著小说都出自毕飞宇之手。

朗读者 访谈

董卿:你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童年、少年时代,让你对家的印象是“漂泊”这两个字。

毕飞宇:第一,我没有根。第二,父母的工作移动性比较大。我的父亲是一个身世很不明朗的人,他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即使后来有一个所谓的“养父”,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也去世了。所以,我们家没有根。

董卿:对于中国人来讲,所谓“有根”就是有一个在清明节可以磕头的地方。

毕飞宇:你说得特别好。你知道在我的童年时代,觉得最神秘和最羡慕别人的一件事是什么吗?是看我的小伙伴上坟。为什么到了一个特定的日子,下雨或不下雨,许多家庭排成小队伍,在父亲的带领之下,要去做这个事情?而当一个人代表一个家族对着泥土说话的时候,传统不仅赋予了他这个权利,而且成了他的责任。这一切我们家都没有。我父亲告诉我,那是迷信,一句话就把我给打发了。你知道我心目中什么是祖先?祖先是从哪儿来的?祖先不是从过去来的,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所以现在我要和父亲商量,你行行好,你必须要给我们做儿子、做孙子的人留一个和土地说话的机会和权利。你必须给我们留一个让我们高贵的膝盖可以跪的地方。

董卿: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你的家跟别的孩子的家有点不一样?

毕飞宇:1957年的时候,父亲就从县城里头被送到乡下去劳动。我始终觉得我父亲这一代的命运全在一张纸上。一纸调令,对人的命运的改变是非常巨大的。

董卿:你们家大概每隔多少年就要发生这样一次搬家?

毕飞宇:四到五年。男孩儿,在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他一定是群居的。像我们乡村里面长大的孩子,跟鸟,跟鸭子,跟猪,跟牛,跟羊一样的,非得要十几个在一块儿。你想一堆一堆的人里面的某一个,那就是我,突然就要离开这一堆了,就会有一些复杂。还有就是一个村子里面要么全部姓王,要么全部姓张,唯一一个姓毕的就是我们家,它怎么可能一样!

董卿:你是为这种不一样感到骄傲呢,还是感到不安或者自卑?

毕飞宇:不安是有的,骄傲也是有的。这个不安不是一个理性认识,不能像我现在向你表达的这样,它是一个很具体的感受。但是永远不会给我带来自卑感,相反,它会给我带来自豪感。村子里面那些目不识丁的农民,看到外地来的两个老师即将教他们的孩子识字,即将教他们的孩子加法、减法、打算盘、数豆子,每一个人见到我父亲都叫毕先生;见到我母亲,都叫陈先生。你想想,这样的情形给我带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而且,你知道,在我们江苏,语言有个特点,有时候三四里路就有区别。如果说我有什么不适应的话,那就是语言。按说一个六七岁的孩子不懂什么叫语言。就是说话呗,但正是因为不停地搬家,让我很早就意识到了语言的存在。我想这也冥冥之中决定了我的职业。可以这样说,我的一生基本上全交给语言了。

董卿:你跟父亲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毕飞宇:我的父亲,在我看来完全是一个被命运所耽搁的人。那个时候他是绝望的。绝望的人会有一个标志,就是对日常生活彻底丧失了兴趣:他对物质彻底丧失了兴趣;他对人际彻底丧失了兴趣。那么他靠什么活着?他把那些他看不懂的数学书找来,把看不懂的物理书找来,然后在家里面研究。我始终觉得他不存在。为什么?因为他不说话,他跟你不亲。

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我带我父亲去看病,因为不得已,他紧张,我就把手给了他,可是我一直没有告诉过他,那五六分钟对我来讲,难受至煎熬。那个时候我已经四十大几岁了,跟我爸爸的手握在一块儿,我太紧张了,身上都要冒汗的感觉。

董卿:第一次吗?因为从小到大,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没有这种很亲密的接触。

毕飞宇:我跟我爸爸说,你几乎就不知道什么是爱;你也不知道怎么去关心孩子。他现在听得进去的。

董卿:但是反过来讲,你就知道什么是爱了吗?你连他攥着你的手,你都想逃开。

毕飞宇:我也不知道。我觉得你的这个话问得特别对。爱的教育也好,好的生活形态也好,真的是需要好几代人一点一点地去建立。而我在这儿很轻松地说,我的父亲不懂得爱;也很有可能,二十年之后,我会听到我儿子这样说我,虽然我知道我很爱我的儿子。

董卿:可能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在听你讲述的时候,会有一个疑问:漂泊不是只有你那一代人才有的,现在我们也在漂。很多大城市里都充满了从各地漂泊来的,来寻求更好的生活的人。

毕飞宇:当你离开家出去寻找生活的时候,那是你主动选择的。如果你根本就没有选择,命运让你四处漂散,那叫漂泊。所以我觉得这是有质的区别的。我们可以说浮萍是漂泊的,但不能说鸭子和鱼在漂泊。

董卿:所以我明白你所说的小时候的种种体验,其实可能是在大的时代背景下个人的一种无力感。

毕飞宇:对。所以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有许多机会我可以离开南京,但我一直没走,重要的原因就是,无论如何,我要让南京成为我儿子的故乡。我曾在一本书里写,我是一个有故乡的人,只不过命运把它们切成了许多块,分别丢在了不同的地方。

董卿:你带来了你的《推拿》这本书,是跟今天的朗读有关吗?

毕飞宇:对。《推拿》这个小说是我2008年5月10日写完的,5月12日,我的父亲看不见了,失明了。一个作家,他的父亲那么爱读书,他写了一个有关盲人的小说,命运却最后让他的爸爸成为了一个盲人,然后,他利用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读一段书给爸爸听听。

董卿:那你觉得你的父亲要是听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毕飞宇:我觉得我给我父亲读这个片段,对他的意义并不大,但对我的意义非常大。因为我是他的儿子,因为我还是我儿子的父亲,这个是人类最重要的一个主题,生生不息。所以,我要感谢你,让我有机会朗读。如果人类的生生不息伴随着阅读,这个生生不息将变得伟大、变得深刻、变得欢愉。

朗读者读本 推拿(节选)

毕飞宇

小马还小,也就是二十出头。如果没有九岁时的那一场车祸,小马现在会在干什么呢?小马现在又是一副什么样子呢?这是一个假设。一个无聊、无用却又是缭绕不去的假设。闲来无事的时候,小马就喜欢这样假设,时间久了,他就陷进去了,一个人恍惚在自己的梦里。从表面上看,车祸并没有在小马的躯体上留下过多的痕迹,没有断肢,没有恐怖的、大面积的伤痕。车祸却摧毁了他的视觉神经。小马彻底瞎了,连最基本的光感都没有。

小马的眼睛却又是好好的,看上去和一般的健全人并没有任何的区别。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些区别,其实也有。眼珠子更活络一些。在他静思或动怒的时候,他的眼珠子习惯于移动,在左和右之间飘忽不定。一般的人是看不出来的。正因为看不出来,小马比一般的盲人又多出一分麻烦。举一个例子,坐公共汽车——盲人乘坐公共汽车向来可以免票,小马当然也可以免票。然而,没有一个司机相信他有残疾。这一来尴尬了。小马遇上过一次,刚刚上车,司机就不停地用小喇叭呼吁:乘客们注意了,请自觉补票。小马一听到“自觉”两个字就明白了,司机的话有所指。盯上他了。小马站在过道里,死死地拽着扶手,不想说什么。哪一个盲人愿意把“我是盲人”挂在嘴边?吃饱了撑的?小马不开口,不动。司机有意思了,偏偏就是个执着的人。他端起茶杯,开始喝水,十分悠闲地在那里等。引擎在空转,怠速匀和,也在那里等。等过来等过去,车厢里怪异了,有了令人冷齿的肃静。僵持了几十秒,小马到底没能扛住。补票是不可能的,他丢不起那个脸;那就只有下车了。小马最终还是下了车。引擎轰的一声,公共汽车把它温暖的尾气喷在小马的脚面上,像看不见的安慰,又像看不见的讥讽。小马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到了侮辱,极度地愤怒。他却笑了。他的微笑像一幅刺绣,挂在了脸上,针针线线都连着他脸上的皮。——我这个瞎子还做不成了,大众不答应。笑归笑,小马再也没有踏上过公共汽车。他学会了拒绝,他拒绝——其实是恐惧——一切与“公共”有关的事物。待在屋子里挺好。小马可不想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先生们女士们,我是瞎子,我是一个真正的瞎子啊!

不过小马帅。所有见过小马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他是个标准的小帅哥。一开始小马并不相信,生气了。认定了别人是在挖苦他。可是,这样说的人越来越多,小马于是平静下来了,第一次认可了别人的看法,他是帅的。小马的眼睛在九岁的那一年就瞎掉了,那时候自己是什么模样呢?小马真的想不起来了。像一个梦。是遥不可及的样子。小马其实已经把自己的脸给忘了。很遗憾。现在好了,小马自己也确认了,他帅。Sh-u-ɑi-Shuɑi。一共有三个音节,整个发音的过程是复杂的,却紧凑,干脆。去声。很好听。

很帅的小马有一点帅中不足,在脖子上。他的脖子上有一块面积惊人的疤痕。那不是车祸的纪念,是他自己留下来的。车祸之后小马很快就能站立了,眼前却失去了应有的光明。小马很急。父亲向他保证,没事,很快就会好的。小马就此陷入了等待,其实是漫长的治疗历程。父亲带着小马,可以说马不停蹄。他们辗转于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哈尔滨、成都,最远的一次甚至去了拉萨。他们在城市与城市之间辗转,在医院与医院之间辗转,年少的小马一直在路上,他抵达的从来就不是目的地,而是失望。可是,父亲却是热情洋溢的,他的热情是至死不渝的。他一次又一次向他的宝贝儿子保证,不要急,会好的,爸爸一定能够让你重见光明。小马尾随着父亲,希望,再希望。心里头却越来越急。他要“看”。他想“看”。该死的眼睛却怎么也睁不开。其实是睁开的。他的手就开始撕,他要把眼前的黑暗全撕了。可是,再怎么努力,他的双手也不能撕毁眼前的黑暗。他就抓住父亲,暴怒了,开始咬。他咬住了父亲的手,不松。这是发生在拉萨的事情。可父亲突然接到了一个天大的喜讯——在南京,他们漫长旅程的起点,一位眼科医生从德国回来了,就在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小马知道德国,那是一个更加遥远的地方。小马的父亲把小马抱起来,大声地说:“孩子,咱们回南京,这一次一定会好的,我向你保证,会好的!”

“从德国回来的”医生不再遥远,他的手已经能够抚摸小马的脸庞了。九岁的小马顿时就有了极其不好的预感。他相信远方。他从来都不相信“身边”的人,他从来也不相信“身边”的事。既然“从德国回来的”手都能够抚摸他的脸庞,那么,这只手就不再遥远。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小马的预感,令人震惊的事情到底发生了,父亲把医生摁在了地上,他动用了他的拳头。事情就发生在过道的那一头,离小马很远。照理说小马是不可能听见的,可是,小马就是听见了。他的耳朵创造了一个不可企及的奇迹,小马全听见了。父亲和那个医生一直鬼鬼祟祟的,在说着什么,父亲后来就下跪了。跪下去的父亲并没有打动“从德国回来的”医生,他扑了上去,一下就把医生摁在了地上。父亲在命令医生,让医生对他的儿子保证,再有一年他的眼睛就好了。医生拒绝了。小马听见医生清清楚楚地说:“这不可能。”父亲就动了拳头。

九岁的小马就是在这个时候爆炸的。小马的爆炸与任何爆炸都不相同,他的爆炸惊人的冷静。没有人相信那是一个九岁的孩子所完成的爆炸。他躺在病床上,耳朵的注意力已经挪移出去了。他听到了隔壁病房里有人在吃东西,有人在用勺子,有人在用碗。他听到了勺子与碗清脆的撞击声。多么的悦耳,多么的悠扬。

小马扶着墙,过去了。他扶着门框,笑着说:“阿姨,能不能给我吃一口?”

小马把脸让过去,小声地说:“不要你喂,我自己吃。”

阿姨把碗送到了小马的右手,勺子则塞在了小马的左手上。小马接过碗,接过勺,没有吃。咣当一声,他把碗砸在了门框上,手里却捏着一块瓷片。小马拿起瓷片就往脖子上捅,还割。没有人能够想到一个九岁的孩子会有如此骇人的举动。阿姨吓傻了,想喊,她的嘴巴张得太大了,反而失去了声音。小马的血像弹片,飞出来了。他成功地引爆了,心情无比的轻快。血真烫啊,飞飞扬扬。可小马毕竟只有九岁,他忘了,这不是大街,也不是公园。这里是医院。医院在第一时间就把小马救活了,他的脖子上就此留下了一块骇人的大疤。疤还和小马一起长,小马越长越高,疤痕则越长越宽,越长越长。

也许是太过惊心触目的缘故,不少散客一躺下来就能看到小马脖子上的疤。他们很好奇。想问。不方便,就绕着弯子做语言上的铺垫。小马是一个很闷的人,几乎不说话。碰到这样的时候小马反而把话挑明了,不挑明了反而要说更多的话。“你想知道这块疤吧?”小马说。客人只好惭愧地说:“是。”小马就拖声拖气地解释说:“眼睛看不见了嘛,看不见就着急了嘛,急到后来就不想活了嘛。我自己弄的。”

“噢——”客人不放心了,“现在呢?”

“现在?现在不着急了。现在还着什么急呢?”小马的这句话是微笑着说的。他的语气是安宁的,平和的。说完了,小马就再也不说什么了。

既然小马不喜欢开口,王大夫在推拿中心就尽可能避免和他说话。不过,回到宿舍,王大夫对小马还是保持了足够的礼貌。睡觉之前一般要和小马说上几句。话不多,都是短句,有时候只有几个字。也就是三四个回合。每一次都是王大夫首先把话题挑起来。不能小看了这几句话,要想融洽上下铺的关系,这些就都是必需的。从年龄上说,王大夫比小马大很多,他犯不着的。但是,王大夫坚持下来了。他这样做有他的理由。王大夫是盲人,先天的,小马也是盲人,却是后天的。同样是盲人,先天的和后天的有区别,这里头的区别也许是天和地的区别。不把这里头的区别弄清楚,你在江湖上肯定就没法混。

就说沉默。在公众面前,盲人大多都沉默。可沉默有多种多样。在先天的盲人这一头,他们的沉默与生俱来,如此这般罢了。后天的盲人不一样了,他们经历过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的链接处有一个特殊的区域,也就是炼狱。并不是每一个后天的盲人都可以从炼狱当中穿越过去的。在炼狱的入口处,后天的盲人必须经历一次内心的大混乱、大崩溃。它是狂躁的、暴戾的、摧枯拉朽的和翻江倒海的,直至一片废墟。在记忆的深处,他并没有失去他原先的世界,他失去的只是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因为关系的缺失,世界一下子变深了,变硬了,变远了,关键是,变得诡秘莫测,也许还变得防不胜防。为了应付,后天性的盲人必须要做一件事,杀人。他必须把自己杀死。这杀人不是用刀,不是用枪,是用火。必须在熊熊烈火中翻腾。他必须闻到自身烤肉的气味。什么叫凤凰涅槃?凤凰涅槃就是你得先用火把自己烧死。

光烧死是不够的。这里头有一个更大的考验,那就是重塑自我。他需要钢铁一样的坚韧和石头一样的耐心。他需要时间。他是雕塑家。他不是艺术大师。他的工序是混乱的,这里一凿,那里一斧。当他再生的时候,很少有人知道自己是谁。他是一尊陌生的雕塑。通常,这尊雕塑离他最初的愿望会相距十万八千里。他不爱他自己。他就沉默了。

后天盲人的沉默才更像沉默。仿佛没有内容,其实容纳了太多的呼天抢地和艰苦卓绝。他的沉默是矫枉过正的。他的寂静是矫枉过正的。他的淡定也是矫枉过正的。他必须矫枉过正,并使矫枉过正上升到信仰的高度。在信仰的指引下,现在的“我”成了上帝,而过去的“我”只能是魔鬼。可魔鬼依然在体内,他只能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与警惕:过去的“我”是三千年前的业障,是一条微笑并含英咀华的蛇。蛇是多么的生动啊,它妖娆,通身洋溢着蛊惑的力量,稍有不慎就可以让你万劫不复。在两个“我”之间,后天的盲人极不稳定。他易怒。他要克制他的易怒。

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天的盲人没有童年、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在涅槃之后,他直接抵达了沧桑。他稚气未脱的表情全是炎凉的内容,那是活着的全部隐秘。他透彻,怀揣着没有来路的世故。他的肉体上没有瞳孔,因为他的肉体本身就是一直漆黑的瞳孔——装满了所有的人,唯独没有他自己。这瞳孔时而虎视眈眈,时而又温和缠绵。它懂得隔岸观火、将信将疑和若即若离。离地三尺有神灵。

小马的沉默里有雕塑一般的肃穆。那不是本色,也不是本能,那是一种炉火纯青的技能。只要没有特殊的情况,他可以几个小时、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保持这种肃穆。对他来说,生活就是控制并延续一种重复。

但生活究竟不可能重复。它不是流水线。任何人也无法使生活变成一座压模机,像生产肥皂或拖鞋那样,生产出一个又一个等边的、等质的、等重的日子。生活自有生活的加减法,今天多一点,明天少一点,后天又多一点。这加上的一点点和减去的一点点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它让生活变得有趣、可爱,也让生活变得不可捉摸。

小马的生活里有了加法。日子过得好好的,王大夫加进来了,小孔也加进来了。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推拿》

《推拿》不是第一部以盲人为主角的小说。史铁生的《命若琴弦》,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都是名篇。在黑暗的世界中,作家寻找这个群体内心的光亮,寻找他们命运的支点,更寻找他们面对日常的勇气和耐力。毕飞宇说:“我跟我的盲人朋友交往的时候,没觉得他们苦兮兮的,所以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呈现他们的乐观、快乐、自食其力。”也许因为身体的障碍,他们的爱和生活反而显得更为卖力,更为执著。

朗读者 赵文瑄

赵文瑄三十二岁开始演戏,在演员里算是极迟。但一出道就是李安电影的男主角,又算是极幸运。他演《喜宴》里为爱隐身的高伟同;演《红玫瑰白玫瑰》里徘徊于朱砂痣和白月光间的佟振保;演《雷雨》里的周萍——都是文艺气息浓郁的人物,他因此常被冠以“儒雅”之名。

后来,当人们突然发现,这个电视里的“谦谦君子”,竟以“天涯体”书写博客纵横江湖,自封“赵蜀黍”和“国际瑄”时,不禁哗然。他蜕去斯文的外表,忽然露出嬉笑怒骂、伶牙俐齿、前卫风趣的一面。很多人觉得赵文瑄是分裂的:他温文尔雅的一面不像装出来的,他网络上狂放不羁的一面也是如此真实。

现实生活中的赵文瑄,并不觉得自己分裂。他一个人生活,热爱阅读、书写,热爱美食、宠物。“如果每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任务的话,我的任务就是来做天使。希望能够带给人间祥和、快乐。对人没有恶意,没有攻击性,无害。”赵文瑄这样归纳自己,“你可以不喜欢我、看不惯我或是有自己的意见,那对不起,你可能在辜负老天给这个世界的一份很好的礼物哦,你没有福气。”

朗读者 访谈

董卿:这个袋子太可爱了!

赵文瑄:这是我的猫,叫大咪,因为今天上节目要谈谈它,所以就找了一件纪念品送给你。

董卿:谢谢!所以这就是你特殊的家人,是吗?

赵文瑄:对。是我的经纪人有一次在加油站加油,看到一只小猫在一个盒子里面,像死了一样。他看了觉得有点不忍心,就带回来了。我一看,当时就决定要把它好好养起来。

董卿:但是当时其实你并没有想到未来会怎样,后来怎么慢慢地就离不开它了?

赵文瑄:主要是因为它开始太虚弱了,所以我就特别地上心。不拍戏的时候我在家里看书、看剧本、听音乐,都把它放在我身边,每隔几个小时就要喂它一点东西。它也挺争气的,慢慢长大了。大概三四个月的时候,有一次我帮它洗澡,洗完澡以后吹风,它就好像被吹蒙了似的。我抱着它真的觉得它的心跳跟我是连接的。我那时候才第一次体会到,原来心疼一个人,就是这种感觉。不只是我是主人,它是宠物,而是有一种家人的感觉,像是灵魂上有了联系。

董卿:听说就是因为它,所以你更多地住在北京了?

赵文瑄:对。有了大咪以后,我回到台北,不到一天我就要想它(笑)。后来我就在北京安家了。

董卿:大咪对你改变太大了,改变了你生活的环境,是不是也改变了你工作的节奏呢?

赵文瑄:是的。其实在遇到大咪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很想退休。主要原因是2006年的时候,我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寒夜》。这个主人公到后来的境遇非常悲苦。演到后来,我去医院检查,说是得了肺炎。拍完那部戏以后,我消沉了好长一段时间,症状很接近忧郁症。但遇到大咪以后,心里的郁结就消解了,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我这里要说一句诗词,就是李白的《清平调》。

董卿:哪一首?“云想衣裳花想容”?

赵文瑄:不是,是第三首。

董卿:名花倾国两相欢。

赵文瑄:长得君王带笑看。你看看大咪,会不会想笑出来?

董卿:我觉得你说起它,真的比一般的父母说到孩子还要由衷地爱。你现在一共收养了几只?

赵文瑄:有五只猫。本来有六只,去年有一只白色的猫咪离我而去了。

董卿:有狗狗吗?

赵文瑄:有,四只。有一只叫豹豹,也叫小豹子,我送给朋友了。

董卿:为什么要送走它呢?

赵文瑄:我们有一个女演员的猫刚刚死了,她很想那只猫;然后看到我那么多只,她就说:赵老师,你可不可以给我一只,我们家有一个很大的院子,一定会好好对待它的。她开车带着猫咪的各种玩具、用具,向我证明会更好地待猫咪的时候,我就想到豹豹了,因为她有更大的院子嘛,应该比跟着我要好。那天他们来带豹豹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豹豹在椅背上,我去抓它它居然也没有跑。它这样转头看着我,那眼神我到现在还记得。

董卿:好像知道你要把它送给别人的样子。

赵文瑄:惊惶不解的眼神。但是那时候我没有感觉,我就把它抱着送人了(哭)。第二天了,回家以后我开始点名:大咪、小奶牛、丫丫。哎,豹豹呢?我助手说,你把它送给莲儿了。我一想,哦,对了。我就走回房间,哭了半个钟头。我说我们把它要回来,我舍不得它。我说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

董卿:我在想,像你跟大咪的这样一种缘分,会不会因为你的父母都已经不在了?

赵文瑄:对,我父母他们生我的时候年纪比较大了,都四十出头了。所以等到我有能力回馈、反哺的时候,他们都走了。我有一次做梦,梦到我一直在算:我毕业,我服完兵役,我做事,大概要存多少年的钱,我要买个房子把爸妈接过来,怎么算都觉得报答不了几年了。我三十岁的话,我妈妈就七十岁了。醒来的时候才意识到她已经过世了,那时候就掉眼泪,枕头都湿了。后来,这方面我很少去想,但是自从大咪打开了我心里最柔软的部分以后,我开始常常想这些事情。我也没有子女,它们真的就像我的小孩一样。

董卿: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它们去世了,怎么办呢?

赵文瑄:我拥有跟它们的回忆。我常常想到一个画面,听说人死了以后会经过一个隧道,然后前面一片光明。我常想,我通过长长的隧道的时候,看到我的大咪在门口等我。

董卿:在通往天国的道路上,你希望最后还是能够和它们一起。那你今天要为它读什么呢?

赵文瑄:本来我拿不定主意要读什么,想读我很喜欢的童话《快乐王子》,但是太长了。结果,有人帮我推荐了一篇季羡林先生的文章。他也是一个爱猫人,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的老猫。我在念的时候,发现里边有一段话,是我对大咪说过的。

董卿:真的吗?

赵文瑄:对。大咪八岁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有危机意识了:它老了,它有一天会离开我,联想到大咪好几年的时光跟我在一起,带给我这么多快乐,我获得这么多,我感谢它。然后我说,大咪,你现在八岁了,七八五十六;大咪你跟我是同龄人,我们两个一样大。我发现季老的文章里也有这么一段。

董卿:你还把今天要读的部分手抄下来了?字很漂亮,而且抄写非常工整。我觉得一方面体现了你对你们家大咪的感情;还有,当然是你对我们节目的尊重。非常感谢!而且,我觉得你选的真的是一篇很能够表达你心情的文章。其实季先生到晚年的时候也曾说过一句话,他说:虽然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但是你又怎么能说我没有一个温暖的家呢?他指的就是他的那些猫。

朗读者读本 老猫

季羡林

老猫虎子蜷曲在玻璃窗外窗台上一个角落里,缩着脖子,眯着眼睛,浑身一片寂寞、凄清、孤独、无助的神情。

外面正下着小雨,雨丝一缕一缕地向下飘落,像是珍珠帘子。时令虽已是初秋,但是隔着雨帘,还能看到紧靠窗子的小土山上丛草依然碧绿,毫无要变黄的样子。在万绿丛中赫然露出一朵鲜艳的红花。古诗“万绿丛中一点红”,大概就是这般光景吧。这一朵小花如火似燃,照亮了浑茫的雨天。

我从小就喜爱小动物。同小动物在一起,别有一番滋味。它们天真无邪,率性而行;有吃抢吃,有喝抢喝;不会说谎,不会推诿;受到惩罚,忍痛挨打;一转眼间,照偷不误。同它们在一起,我心里感到怡然,坦然,安然,欣然。不像同人在一起那样,应对进退、谨小慎微、斟酌词句、保持距离,感到异常别扭。

十四年前,我养的第一只猫,就是这个虎子。刚到我家来的时候,比老鼠大不了多少。蜷曲在窄狭的窗内窗台上,活动的空间好像富富有余。它并没有什么特点,仅只是一只最平常的狸猫,身上有虎皮斑纹,颜色不黑不黄,并不美观。但是异于常猫的地方也有,它有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两眼一睁,还真虎虎有虎气,因此起名叫虎子。它脾气也确实暴烈如虎。它从来不怕任何人。谁要想打它,不管是用鸡毛掸子,还是用竹竿,它从不回避,而是向前进攻,声色俱厉。得罪过它的人,它永世不忘。我的外孙打过它一次,从此结仇。只要他到我家来,隔着玻璃窗子,一见人影,它就做好准备,向前进攻,爪牙并举,吼声震耳。他没有办法,在家中走动,都要手持竹竿,以防万一,否则寸步难行。有一次,一位老同志来看我,他显然是非常喜欢猫的。一见虎子,嘴里连声说着:“我身上有猫味,猫不会咬我的。”他伸手想去抚摩它,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虎子不懂什么猫味,回头就是一口。这位老同志大惊失色。总之,到了后来,虎子无人不咬,只有我们家三个主人除外,它的“咬声”颇能耸人听闻了。

但是,要说这就是虎子的全面,那也是不正确的。除了暴烈咬人以外,它还有另外一面,这就是温柔敦厚的一面。我举一个小例子。虎子来我们家以后的第三年,我又要了一只小猫。这是一只混种的波斯猫,浑身雪白,毛很长,但在额头上有一小片黑黄相间的花纹。我们家人管这只猫叫洋猫,起名咪咪;虎子则被尊为土猫。这只猫的脾气同虎子完全相反:胆小、怕人,从来没有咬过人。只有在外面跑的时候,才露出一点野性。它只要有机会溜出大门,但见它长毛尾巴一摆,像一溜烟似的立即窜入小山的树丛中,半天不回家。这两只猫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一进门,虎子就把咪咪看作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它自己本来没有什么奶,却坚决要给咪咪喂奶,把咪咪搂在怀里,让它咂自己的干奶头,它眯着眼睛,仿佛在享着天福。我在吃饭的时候,有时丢点鸡骨头、鱼刺,这等于猫们的燕窝、鱼翅。但是,虎子却只蹲在旁边,瞅着咪咪一只猫吃,从来不同它争食。有时还“咪噢”上两声,好像是在说:“吃吧,孩子!安安静静地吃吧!”有时候,不管是春夏还是秋冬,虎子会从西边的小山上逮一些小动物,麻雀、蚱蜢、蝉、蛐蛐之类,用嘴叼着,蹲在家门口,嘴里发出一种怪声。这是猫语,屋里的咪咪,不管是睡还是醒,耸耳一听,立即跑到门后,馋涎欲滴,等着吃母亲带来的佳肴,大快朵颐。我们家人看到这样母子亲爱的情景,都由衷地感动,一致把虎子称作“义猫”。有一年,小咪咪生了两个小猫。大概是初做母亲,没有经验,正如我们圣人所说的那样“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人们能很快学会,而猫们则不行。咪咪丢下小猫不管,虎子却大忙特忙起来,觉不睡,饭不吃,日日夜夜把小猫搂在怀里。但小猫是要吃奶的,而奶正是虎子所缺的。于是小猫暴躁不安,虎子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叼起小猫,到处追着咪咪,要它给小猫喂奶。还真像一个姥姥样子,但是小咪咪并不领情,依旧不给小猫喂奶。有几天的时间,虎子不吃不喝,瞪着两只闪闪发光的眼睛,嘴里叼着小猫,从这屋赶到那屋;一转眼又赶了回来。小猫大概真是受不了啦,便辞别了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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