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房间之内 房间之外

几乎所有现当代女性主义作家、女性题材的创作都绕不开一句名言：“女人想要写小说，她就必须有钱，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出自伍尔夫的长散文《一间自己的房间》。）二十一世纪再回首这一论点，我们还会有新的触动吗？或者，我们真正该问的是：这篇长文问世已近百年，文中探讨的问题在新时代中得到答案了吗？

杰作需要流芳百世的名言，但也可能因一言而蔽，后世的读者反而会因此疏忽文中的多重思想—《一间自己的房间》就是这样的典型，太多人自认为了解了中心思想，却忘记了从头到尾慢慢品读。

这篇长散文是两篇讲稿的合集，容量堪比小长篇，也动用了小说笔法，涉及女性在经济、教育、职业、生育等许多领域面临的困境，用历史的眼光探讨了女性被剥夺的多项权益。1928年10月20日和10月26日，伍尔夫去剑桥大学，分别在纽纳姆女子学院和戈廷女子学院就“女性与小说”一题发表了演讲；1929年3月，她将两份讲稿合为一文，最初是以《女性与小说》为题发表于美国杂志《论坛》，并于同年在她和丈夫开创的霍加斯出版社以《一间自己的房间》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

本书根据企鹅出版社2004年的版本再译，所吸取借鉴的老版本很多，早至1989年的三联版（译者：王还），新至2003年人民文学版（译者：贾辉丰）、2014年雅众版（译者：吴晓雷）等版本，主要修正了一些拗口的长句，订正了一些人名、地名及注脚，力求从语感到语义等多方面呼应二十一世纪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更重要的是，在本文面世将近百年之际，唤起更多年轻读者对这部女性主义开山之作的再度重视，从文学、社会学、性别主义等多重角度重审这部杰作，甚而意识到—文中所指出的那些问题正在，但并未得到彻底的解决，伍尔夫所期待的女性写作的漫漫长路仍在复杂的现实状况中缓慢拓展，革命尚未成功。

假如说，了解名言背后的全景是此次阅读的第一个任务，那么，第二个任务显然就是了解这篇文章背后的维吉尼亚·伍尔夫（Adeline Virginia Woolf），了解她为何要这样写？又为何比别人更早写出这篇长文？

伍尔夫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意识流小说家之一、女权运动先驱，1882年1月25日出生于伦敦南肯辛顿海德公园门。父母双方都曾丧偶，所以她从小就与异母/异父的七个兄弟姐妹住在一起。她的父亲莱斯利·史蒂芬爵士（Sir Leslie Stephen）是一位很有名的编辑，也是文学评论家及传记作者，第一任妻子哈利特（Harriet Thackeray）是大作家萨克雷的幼女，第二任妻子茱莉亚（Julia Duckworth）长得很美，曾为前拉斐尔派的画家爱德华·波恩-琼斯（Edward Burne-Jones）担任模特，维吉尼亚是她的第三个孩子。正如伍尔夫在本书中所写道的，“若是身为女人，我们只能通过母亲去回溯过去”，茱莉亚对伍尔夫的女性观有很大的影响。虽然在那个年代，男孩才有机会去正规学校读书，但茱莉亚坚持在家里教育孩子，我们可以在1894年的一张照片中看到她如何教导五个孩子。后来，在伍尔夫很多散文和小说中，都能窥见母亲茱莉亚的形象。

维吉尼亚出生在这样的文艺世家，显然比同时代的大部分女性更开明。因为父亲与很多文学名士都有往来，包括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及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她从小就对文学情有独钟。1891年，九岁的维吉尼亚就在父亲的鼓励下开始写作，自创了名为《海德公园门新闻》的小周报，用词语代替玩具，倾情于自己的游戏。在1897到1901年间，她在伦敦国王学院接受了古希腊语、拉丁语、德语及历史教育。

可惜好景不长，维吉尼亚十三岁时，母亲茱莉亚因病去世，她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精神崩溃；两年后，同父异母的姐姐、代替母亲照顾家人的特斯拉也去世了；紧接着，1904年，她的父亲莱斯利也去世了，她只能随兄弟姐妹搬到了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的戈登广场。双亲相继辞世的这段时期里，她常常遭到同父异母的哥哥的性侵。

维吉尼亚从1905年开始职业写作生涯，最初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撰稿。后来，她和姐姐万妮萨、哥哥索比、弟弟艾德里安以及几位朋友创立了布卢姆斯伯里派文人团体，在伦敦文艺界相当活跃。在他们的诸多事迹里，有一件事特别值得一说：1910年，维吉尼亚女扮男装，和弟弟艾德里安等四人登上了当时英国皇家舰船“无畏战舰”，谎称是非洲某个国家的外交团，在舰船上受到了高规格的待遇。此事被媒体披露后，英国海军感觉颜面尽失。而经历这事的人都称赞维吉尼亚的扮相和演技—这显然会让我们联想到她出版于1928年的惊世骇俗的小说《奥兰多》。当时，布卢姆斯伯里派有很多拥趸，其创办理念时常与上流社会的迂腐风气冲突，但从回忆录来看，团体内部始终有矛盾，包括姐妹间的情感龃龉，所以，不妨说是因为万妮萨的干预和推动，维吉尼亚才成为了伍尔夫。

1912年，维吉尼亚和公务员兼政治理论家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结婚，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但世人最终会说，嫁给伦纳德是她一生中最明智的决定。他一直仰慕她，婚后也一直抚慰她、理解她，无论是分房睡还是创办出版社，他都没有怨言地配合她。

1917年4月24日，他们买到一架手动印刷机，霍加斯出版社就此成立，它最主要的业绩莫过于出版了伍尔夫所有的作品。从某种角度看，伍尔夫所言“写小说的女人……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尚不足以囊括当时女性写作的困境，真该再加上一句“还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出版社”。 最初这项只限于会客厅的出版事业很快就占据了他们的餐厅，最后占据了他们生活中的大部分时空，既能以体力活儿让她消解紧张情绪，又能让伍尔夫夫妇不受其他出版社限制，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和圈内人脉赚到钱，带来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满足。但经营独立出版社是很辛苦的，他们不得不从商业角度考虑选择出版物，因此，也拒绝了同样是当时最前卫的意识流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新作《尤利西斯》。

无论如何，霍加斯出版社确保了伍尔夫的文学生涯顺畅展开。1917年，伍尔夫出版了《墙上的斑点》；1919年，出版《丘园》和《夜与昼》；1922年，出版《雅各布的房间》；1925年，出版《普通读者》与《达洛卫夫人》；1927年，出版《到灯塔去》；1928年，出版《奥兰多》；1929年，出版《一间自己的房间》；1931年，《海浪》问世；1937年，几经重写和修改的《岁月》问世。在伍尔夫1941年3月28日投河自尽后，霍加斯出版社在伦纳德的努力下继续经营到1946年，在29年间共出版了527部作品。半个多世纪后，霍加斯于2012年重新成立，成为了出版业巨头企鹅兰登旗下的一个品牌。

《一间自己的房间》是一篇随意识流动，且不乏庞杂论据的演讲文，分为六个章节。

第一章开宗明义，点出独特的论点，但叙述重点完全放在伍尔夫在名校中的经历，确切地说，是极其不悦的游览体验，矛头直指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平待遇，但她没有放任自己在怨怼中失去思考，而将思路从学府转到经济层面，有如神来之笔，将文学议题转化为经济基础问题，很可能令二十一世纪的读者惊讶得合不拢嘴—原来，女性拥有财富是如此“新鲜”的事！

第二章的场景转入大英博物馆，想从以往经典作品中寻找答案的伍尔夫铩羽而归，唯一的收获仍是问题：为什么男性作者那么爱谈论女性，甚而在史诗中歌颂，却又同时贬低女性群体的智力、体力和各方面的能力？由此，她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侦探到男性之愤怒本质的女作家，揭开了男性权威的真相。这时，神来之笔再次出现，钱包中的一两张钞票将议论再次拉回经济命脉。

第三章的精妙构想发生在夜晚的私人书房，从历史学家的叙述出发，向读者展示了“长着鹰翅的蠕虫”般的女性形象。女性在历史上的严重缺席，令伍尔夫执著于一个疑问：十八世纪前的女性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本章的神来之笔落在“莎士比亚的妹妹”身上。伍尔夫虚构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女子，合理推断了她的悲惨命运。接着，她提出一个更引人深思的问题：才华，究竟该怎样量度？写作，需要怎样的条件？

第四章以无法辩驳的实例取胜。从温切尔西夫人、纽卡斯尔公爵夫人到玛格丽特·卡文迪什，她先罗列了几位十七、十八世纪出身贵族世家的女诗人、女作家，再强调了同时代的班恩夫人是有史以来第一位靠写作谋生的女性，继而展开一幅全景画面：“到十八世纪即将结束时，转变已发生，若由我来重写历史，我要充分描写这一转变，并且明确表态：其意义比十字军东征或玫瑰战争更重大。中产阶级女性开始写作了。”历史进展到十九世纪后，简·奥斯汀和勃朗特姐妹成为她分析的主要对象，但她分析的并不是文本本身的高低良莠，而是作家的心境—换言之，这并不只是文学评论，而更像是心理分析。在此，伍尔夫引申出了就当时而言非常前卫的女性创作观点：“女小说家的性别怎么能妨碍她的真诚，亦即我所以为的作家的脊骨？”女作家不仅要有属于自己的房间，还要有属于自己的思想、视角、态度、句法和修辞……

第五章，伍尔夫将目光投向当代作家。值得一提的是，在做这次演讲前，她已写下了《奥兰多》，在本章节中出现的莫须有的“玛丽·卡米克尔”的处女作，显然和她自己的创作有关系。在此，伍尔夫提醒大家注意：文学世界里尚未有过描写女性友谊的作品。“在简·奥斯汀的时代之前，小说中所有的重要女性都是从异性的视角来看的，而且，只有在与异性发生关联的情况下，她们的形象才得以显现。”如此推断下去便可知，女作家的创作天地何其广博！她可能也是第一位提及“女性力”的作家。

第六章是总结性的，也比前几章更令人鼓舞。很多人引用过的名言“伟大的头脑是雌雄同体的”其实是柯勒律治说的，但确实是由伍尔夫在此深入阐释的。她以男性作家在行文时无意识表露的倾向为例，继而，将矛头转向正在法西斯国家如火如荼展开的文学运动，并以“早产儿”这一精准的类比对其进行了批判，这充分证明了伍尔夫拥有客观、专业且具有历史批判性的文学观。最后，她鼓励年轻的女大学生们勇敢地走上文学之路，并且再次强调了物质对于创作力的重要性：归根结底，不是物质本身在起作用，而是物质能给予的一定程度的“心智自由”。

“任何人，写作时总想着自己的性别，都会犯下毁灭性的错误。”作为女权主义的先驱之一，伍尔夫并没有偏袒女性写作时应强调女性意识，这恰恰是真正的平权运动所期待的结果。如果女性也成为愤怒的男权家长式的人物，或许，那并不该被认为是女权运动的最终胜利，也绝对不是雌雄同体的心智的表现。

本书采取“外一篇”的结构，附加了原本收录于《普通读者》中的一篇演讲文：《应该怎样读一本书？》。虽有一个看似指导性很强、酷似手册文案的标题，但这篇文章实为一位资深读者的经验漫谈，从传记到诗歌，伍尔夫用读者特有的跨时空思维脉络，向我们展现了一部微缩的英国文坛景象。本次重译将文中所提及的诸多人物反复加以确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注脚中窥见各位名留青史的英国文学家们在贵族世家和社交圈的互动关系。

如上所述，维吉尼亚·伍尔夫首先是个饱读诗文的资深读者，再是一位笔耕不辍的天才作家，还是一位对经济、历史、性别等社会问题有深刻思考的知识分子。她的文学遗产值得后人不断重读，她超越时代的思想更值得一代又一代女性深思。

于是

201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