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

希望

时间慢慢地流逝,我开始逐渐长高,心理也日趋成熟。我开始希望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那些单调的手势已无法满足我的需求。每次当别人无法理解我的手语时,我都会急得想要发脾气。那时,我觉得自己被很多魔爪扼住了喉咙,我拼命地挣扎,想要摆脱它们,可那团在胸口燃烧的烈火却怎么也无法浇灭。对我来说,最好的发泄方式就是躺在地上翻滚、吼叫,或是疯狂地踢打、哭闹,直到把自己折腾得筋疲力尽。

如果此时母亲刚好在旁边,我会扎在她的怀里痛哭,有时哭得都想不起来自己究竟为什么而发脾气。日子越来越难熬,表达思想的愿望也愈发强烈,最严重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要发脾气,且每隔一小时就闹一次。

看着眼前的情境,父母不知所措,但他们的内心充满了焦灼。我们居住的塔斯甘比亚镇附近根本没有聋哑学校,而且很少有人愿意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教一个又盲又哑的孩子。当时,大家都对我能否接受教育的问题表示怀疑,可母亲从未放弃,她在狄更斯的《美国札记》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狄更斯的《美国札记》中记录了一个叫萝拉的少女,她也是又盲又聋又哑,但在郝博士的教导下,最终她学有所成。可是,当母亲得知那位发明教育盲聋人方法的郝博士已经去世多年,且他的方法可能已经失传时,她痛苦极了。郝博士有传人吗?如果有的话,他是否愿意来这个偏远的地方教我呢?

6岁那年,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知名的眼科医生,治好了几位盲人。父母当即就决定带我去那里治病。那是一次很愉快的旅行,我至今记忆犹新。在火车上,我认识了很多朋友。一位妇女送给我一盒贝壳,父亲把这些贝壳穿孔,让我用线把它们串起来。这些贝壳给我带来的快乐持续了很久。列车员很和蔼,他每次来检票时,我都会拉着他的衣角。他会让我玩他检票的剪子,那时,我就趴在座位的一角,给一些零碎的卡片打些小孔,玩几个小时也不厌倦。

姑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个没有五官的娃娃,这么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玩偶,就算孩子充满想象力,也无法说出那张脸是什么样子。对我来说,没有眼睛是一个莫大的打击,我坚持让每个人想办法,可最后依然没有人能给布娃娃加上眼睛。我灵机一动,从座位上离开,找到姑妈缀着大珠子的披肩,扯下两颗,拿给姑妈看,让她缝在布娃娃的脸上。姑母拉着我的手去摸娃娃的眼睛,核实我的用意,我拼命地点头。她缝上了珠子,我高兴坏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对布娃娃丧失了兴趣。

整个旅途中,我被很多事情吸引着,我不停地忙碌着,一次脾气也没发。

到了巴尔的摩之后,我们直接去了齐夏姆医生的诊所,医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检查一番后,他表示无能为力,但鼓励我们说,我可以接受教育,并建议父母带我去华盛顿找亚历山大·贝尔博士,说他可能会为我们提供一些有关聋哑儿童学校及师资的资料。按照齐夏姆医生的建议,我们全家即刻启程去了华盛顿。一路上,父母忧心忡忡,但我却只顾着享受旅行的乐趣,对他们的顾虑丝毫也未察觉到。

那时,我虽然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可我一跟贝尔博士接触,就感受到了他的温情。他把我抱在膝上,让我玩弄他的表。他的表响起来,我能够感觉到表的震动。博士医术高明,能看懂我的手势,我很快就喜欢上了他。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次会面会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引领我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孤独走向温暖,并获得开启知识的钥匙。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写信给波士顿柏金斯学校的校长安纳·诺斯先生,请他帮我推荐一位启蒙老师。柏金斯学校是《美国札记》中郝博士为盲、聋、哑人孜孜不倦工作的地方。

父亲很快就写好了信。几个星期后,我们收到了一封充满热情的回信,并获得了一个好消息:他们已经为我找到合适的教师了。这是1886年夏天的事情,等到莎莉文小姐来到我们家里时,已经是第二年的3月了。

就这样,我走出了埃及,站在了西奈山的面前。一时间,灵感层出不穷,我的眼前展现出了无数的奇妙景观。从这座圣山上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知识给人以爱,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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