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
时间慢慢地流逝，我开始逐渐长高，心理也日趋成熟。我开始希望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那些单调的手势已无法满足我的需求。每次当别人无法理解我的手语时，我都会急得想要发脾气。那时，我觉得自己被很多魔爪扼住了喉咙，我拼命地挣扎，想要摆脱它们，可那团在胸口燃烧的烈火却怎么也无法浇灭。对我来说，最好的发泄方式就是躺在地上翻滚、吼叫，或是疯狂地踢打、哭闹，直到把自己折腾得筋疲力尽。
如果此时母亲刚好在旁边，我会扎在她的怀里痛哭，有时哭得都想不起来自己究竟为什么而发脾气。日子越来越难熬，表达思想的愿望也愈发强烈，最严重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要发脾气，且每隔一小时就闹一次。
看着眼前的情境，父母不知所措，但他们的内心充满了焦灼。我们居住的塔斯甘比亚镇附近根本没有聋哑学校，而且很少有人愿意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教一个又盲又哑的孩子。当时，大家都对我能否接受教育的问题表示怀疑，可母亲从未放弃，她在狄更斯的《美国札记》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狄更斯的《美国札记》中记录了一个叫萝拉的少女，她也是又盲又聋又哑，但在郝博士的教导下，最终她学有所成。可是，当母亲得知那位发明教育盲聋人方法的郝博士已经去世多年，且他的方法可能已经失传时，她痛苦极了。郝博士有传人吗？如果有的话，他是否愿意来这个偏远的地方教我呢？
6岁那年，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知名的眼科医生，治好了几位盲人。父母当即就决定带我去那里治病。那是一次很愉快的旅行，我至今记忆犹新。在火车上，我认识了很多朋友。一位妇女送给我一盒贝壳，父亲把这些贝壳穿孔，让我用线把它们串起来。这些贝壳给我带来的快乐持续了很久。列车员很和蔼，他每次来检票时，我都会拉着他的衣角。他会让我玩他检票的剪子，那时，我就趴在座位的一角，给一些零碎的卡片打些小孔，玩几个小时也不厌倦。
姑妈用毛巾给我做了个没有五官的娃娃，这么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玩偶，就算孩子充满想象力，也无法说出那张脸是什么样子。对我来说，没有眼睛是一个莫大的打击，我坚持让每个人想办法，可最后依然没有人能给布娃娃加上眼睛。我灵机一动，从座位上离开，找到姑妈缀着大珠子的披肩，扯下两颗，拿给姑妈看，让她缝在布娃娃的脸上。姑母拉着我的手去摸娃娃的眼睛，核实我的用意，我拼命地点头。她缝上了珠子，我高兴坏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对布娃娃丧失了兴趣。
整个旅途中，我被很多事情吸引着，我不停地忙碌着，一次脾气也没发。
到了巴尔的摩之后，我们直接去了齐夏姆医生的诊所，医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检查一番后，他表示无能为力，但鼓励我们说，我可以接受教育，并建议父母带我去华盛顿找亚历山大·贝尔博士，说他可能会为我们提供一些有关聋哑儿童学校及师资的资料。按照齐夏姆医生的建议，我们全家即刻启程去了华盛顿。一路上，父母忧心忡忡，但我却只顾着享受旅行的乐趣，对他们的顾虑丝毫也未察觉到。
那时，我虽然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可我一跟贝尔博士接触，就感受到了他的温情。他把我抱在膝上，让我玩弄他的表。他的表响起来，我能够感觉到表的震动。博士医术高明，能看懂我的手势，我很快就喜欢上了他。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次会面会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引领我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孤独走向温暖，并获得开启知识的钥匙。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写信给波士顿柏金斯学校的校长安纳·诺斯先生，请他帮我推荐一位启蒙老师。柏金斯学校是《美国札记》中郝博士为盲、聋、哑人孜孜不倦工作的地方。
父亲很快就写好了信。几个星期后，我们收到了一封充满热情的回信，并获得了一个好消息：他们已经为我找到合适的教师了。这是1886年夏天的事情，等到莎莉文小姐来到我们家里时，已经是第二年的3月了。
就这样，我走出了埃及，站在了西奈山的面前。一时间，灵感层出不穷，我的眼前展现出了无数的奇妙景观。从这座圣山上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知识给人以爱，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