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近代改革的先驱

革命首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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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近代改革的先驱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晚清时期重要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代表人物。1891年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1895年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1898年开始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自称持有光绪帝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溥仪复位。1917年和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讨伐下宣告失败。

康有为以其所著《广艺舟双楫》自负。当杨守敬即席指出其中几十处错误时,康佩服不已。

康有为写长条,从不在他人名下写“正之”“教之”之类客气话,乃以为他人皆不够格。

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逃往日本。香港《中国日报》记者丁禹辰在“谐部”版作诗讽刺:“戊戌翻新政,飞鹰追老康。清廷唔讲理,英国大帮忙。……若非煤炭尽,圣道久沦亡。”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逃至日本神户。有华侨梁渭子娶妻,康出一趣题,先写“司月二大,旦牛住了”8字,请新娘在第一、二、三、五字上各加一竖,第四、六、七、八字上各加一横,再对客人朗诵一遍。原来是:“同用工夫,早生佳子。”

康有为替广州、肇庆水灾写字义卖,每天求书者二三十人。康让刘海粟每天临摹对联十余副,由他选定,凡认可的,则加盖“康有为”,“维新一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四十万里”等两印章。

1917年康有为到洛阳,送一副对联给吴佩孚拍马屁:“告过则喜,闻善则拜,若诸葛之公明,了专集思,庶广益哉;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如周公之才美,使骄咎不,足观也矣。”但吴并不欢喜。有人回一对联:“国家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横额为:“兽而康。”

康有为自称“文圣”,称谀吴佩孚为“武圣”。吴在洛阳做五十大寿,康写联贺之:“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其女康同环回忆父亲,说最了解康有为的是粤籍同乡孙中山。他们在政治观念上虽有不同,但两人一直是好朋友,而且互相佩服。

康有为晚年别号“长素”,源自孔子尊称“素王”,即他想以教主自命。后章太炎对梁鼎芬说,康想做教主,未闻他想做皇帝。人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怪;但想做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

康有为晚年以“天游仙人”自居,在杭州丁家山上修造别墅,屋内所有匾额都题有“天”字,如“人天庐”“开天室”“寥天”“别有天地”等。

康有为晚年在青岛,每次去公园散步必携一册《唐诗三百首》,或坐或立,吟哦不止。

康有为一生偏喜到处题字,写字无数。他最喜欢写“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一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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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去留肝胆两昆仑

谭嗣同(1865—1898),湖南浏阳人。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其所著《仁学》是维新派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重要著作。早年在家乡湖南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等,主办《湘报》,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北京参加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33岁,为“戊戌六君子”之首。

谭嗣同从少年时代起就有“剑胆琴心”的雅号。 在长沙才常路的“谭烈士专祠”里,曾有一幅谭摄于南京的照片。那年他32岁,外穿月白色长衫,内着玄色武士装,左手叉腰,右手持剑,浓眉俊目,闪闪似电,有一种立如山岳、傲视死神的凛然正气。谭短暂一生中,两剑三琴陪伴他度过了不少苍茫岁月。

谭嗣同的《狱中绝笔》一诗脍炙人口。据黄彰考证,《绣像康梁演义》中所引林旭遇难前所作之诗,实为谭所作:“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梁启超为契合保皇活动需要而修改了全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并自解释“两昆仑”即王五和康有为。该诗流传至今,引起学者对“两昆仑”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去留”,可作死生解。嵇康《琴赋》中有“委天命兮任去留”,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有“曷不委心任去留”。无论生还是死,自己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但也有人认为,“去留”不是“去”和“留”两个对比的意思,而是要留下什么。

湘人余德泉撰写对联悼念谭嗣同:“壮矣,维新欲杀贼而未回天,终成国恨;快哉,喋血屹昆仑以昭肝胆,长醒吾民。”正是化用了这首《狱中绝笔》的诗意。还有谭的临终遗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人被誉为“佛学彗星”,一个是东晋时期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他只活到30岁,却留下了一部经典之作《肇论》,奠定其在佛教史上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另一位是晚清谭嗣同,他只活到33岁,却赋佛学予现代精神。如果说僧肇是“理论佛学”,那么谭嗣同则为现代人开拓了“应用佛学”的领域,将佛法精神贯注于现实社会,使大乘佛教走出深深锁居的围墙,重现其刚健雄猛的精神。谭生于中华大地千百年来未尝经历之严峻时刻,外辱内乱,蹂躏着流离失所的黎民苍生,而此间此刻,佛法悲悯的关怀,体现在哪些佛教徒身上呢?举目所望,诚令人大失所望。若佛法只是一种心性上的象牙塔,而非体用于社会之改善,那么其鼓吹的平等无差别,势必成为苍白的字眼。谭正是于此种情状下,挥舞佛学之剑,劈荆斩棘、勇往直前地开拓出了一条指向社会人生的佛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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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心比男儿烈

秋瑾(1875—1907),浙江绍兴人,生于福建云霄,后嫁于湖南湘潭王家。中国女权和女学思想倡导者,近代民主革命志士。第一批为推翻满清政权和数千年封建帝制而牺牲的革命先驱,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提倡女权与女学,创办《中国女报》,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1907年任绍兴大通学堂董事,拟发动起义,事泄,被捕牺牲。其诗句“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有巾帼豪气。

秋瑾在北京最惊世骇俗之举是“上戏园子”。当时的宅门女性都是在家中听“堂会”,不可能抛头露面去戏园子,戏园子也不卖“昆客”的票。而秋瑾坐着西式四轮马车去看戏,开创了上层社会女性进戏院的先河。

秋瑾任绍兴大通学堂负责人时,有学生冯翊以她所写“读书击剑”横幅为题,作联送她请教,联曰:“击剑尽杯酒;读书挑夜灯。”秋瑾读后,遂将此联改动两字,请他重写一匾,悬挂于己室,联曰:“击剑尽樽酒;读书贪夜灯。”

秋瑾嫉恶如仇,平日最看不惯男人蓄妾的陋俗和嫖妓的淫性。据冯自由《革命逸史》所记,当年湘人陈范家中饶有资财,携二妾湘芬和信芳远赴东瀛,红袖添香读洋书,好不惬意!秋瑾哪能看得惯他这副德性?她认为陈范拥妾而骄是玷污了同胞名誉,便极力促成湘芬和信芳脱离了陈范的掌控,从此人身独立。后来陈范见利忘义,竟将女儿陈撷芬许配给广东富商廖某为妾,又是秋瑾公开反对,使婚事泡了汤。

据徐自华《秋瑾轶事》所记,有一次她俩同游上海张园。小憩品茗时,秋瑾见一留学生挟一雏妓乘车而来,在这花娇柳媚之地,露出一副轻狂放浪之态。她忍无可忍,立刻上前用日语狠狠教训了他一顿。那人还算识相,赶紧灰溜溜地走了。徐静观这一幕,不由得打趣秋瑾横加干预是“子真杀风景”。秋瑾则爽爽脆脆地答道:“余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秋瑾初到北京时,人生地不熟,生活也不习惯,常常喟叹:“室因地僻知音少,人到无聊感慨多。”后来她又搬去南半截胡同居住,在这里认识了丈夫王廷钧的同事廉泉及其夫人吴芝瑛。廉氏夫妇思想比较开明,崇拜孙中山,且在文学、书法等方面都很有造诣。秋、吴二人很快成为知音。

秋瑾就义前夕,有“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名句。这实非秋瑾自作,乃从清松江诗人陶澹人之作《秋暮遣怀》中“秋雨秋风愁煞人,寒宵独坐心如捣”而来。

秋瑾遇难以后,人人自保,无人敢为其收尸,中国报馆“皆失声”。其生前好友吕碧城、吴芝瑛等设法将她遗体偷出掩埋。清光绪三十四年,吴芝瑛将她遗骨迁葬杭州西湖西泠桥畔。因朝廷逼令迁移,其子王源德于宣统元年秋将母墓迁葬湘潭昭山。民国元年,湘人在长沙建秋瑾烈士祠。又经湘、浙两省商定,迎送她遗骨至杭,复葬西湖原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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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特立:不动笔墨不读书

徐特立(1877—1968),湖南长沙人。现代革命家、教育家,“延安五老”之一,毛泽东、田汉等人的老师。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早年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湖南临时议会副议长等职。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31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及教育部部长。1934年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

徐特立9岁时,父兄因愤于不识字受人欺压,凑钱让他去读私塾。他读了6年书,又因无钱,辍学在家,曾随一个和尚学习禅宗。后来他在家劳动,又教私塾。1905年因清政府废科考办新学,长沙办起师范学校,他考入该校读速成班,毕业后当高小教员,又应聘了长沙周南女校。

1907年发生清政府向外国屈辱妥协的教案时,徐特立正在学校作时事报告。讲到激愤之处,热泪如倾,竟拿菜刀把自己左手小指砍掉,蘸着血写了抗议书,写完当场晕倒。这一“抽刀断指”的举动顿时蜚声全省,徐也被当时有进步思想者誉为最具血性的激进人物。

徐特立白天教书,晚上读书。他读书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定量,二是有恒。《说文解字》540个部首,他每天只读两个,不到一年读完。

徐特立在长沙湖南一师任教时,提倡“不动笔墨不读书”,由此改变学生们读书贪多求快、不求甚解的风气。

徐特立后来回忆说:“使我对书籍发生兴趣的,是朱柏庐《治家格言》和杨椒山《父椒山谕应尾、应箕两儿》二文。”

徐特立在湖南任教二十余年,爱学生如子弟。他任师范校长时,曾将自己的月薪与校内主任、庶务等同样定为20元,还经常接济穷学生。

田汉入学时买不起蚊帐,徐特立便买了一顶相送。而他却把自己家小安排在乡下,以节省开支。逢假日回家,他要步行往返八十公里。一次查夜时,他发现有新生烂脚呻吟,便亲自打水为其洗脚、上药。此事传出后,一些教师认为太失校长“身份”,学生们却对他更加敬仰。

徐特立一生保持着勤俭朴素的作风。他终生不抽烟、不喝酒;直到晚年每天只泡一杯清茶,喝到深夜都不许换茶叶。他只有一双皮鞋、一套呢制服,而且是在外出活动时才穿上。

1937年在延安,毛泽东在祝贺徐特立六十大寿的信中说:“你是我二十年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这段话成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尊师重教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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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五四运动总司令

陈独秀(1879—1942),安徽安庆人。近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民主主义者、革命家与改革家、启蒙思想家。先后就读于求是书院、日本早稻田大学。曾任北大文科学长,创办并主编《新青年》杂志,领导五四及新文化运动。1920年前往上海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1921年在中共“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局书记。1927年脱离中央。1929年因就中东路事件发表不同意见被开除党籍。1931年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1932年被国民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得以出狱,先后迁往武汉、重庆等地,最后长期居住于江津。

陈独秀小时候很调皮。有一次,母亲请了一个瞎子来算命。正在瞎子装模作样之际,他故意在屋外大叫:“失火了!失火了!”算命先生信以为真,就说“我闻到烟气了,赶紧离开吧”。于是陈大笑起来,说算命先生一点都不灵。

陈独秀性格刚硬。少时祖父领其读书,管教甚严,其常因背不出书而遭受皮肉之苦。然无论如何挨打,他总是一声不哭。祖父为此怒不可遏,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陈独秀道:“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新文化由此发端。青年,从此以崭新的面貌和整体的形象,登上中国历史舞台。

1917年北京大学名师荟萃、人才辈出,互称朱希祖、陈独秀为老兔,胡适、刘叔雅、林公铎、刘半农为小兔。盖朱、陈皆大胡等12岁,俱为卯年生。

1918年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系)学生毕业,师生们在一起照相。老师们坐在前排,学生们站在后排。陈独秀作为文科学长,恰好坐在梁漱溟前面。照片洗出来后,班长拿去给陈看。陈乍一看,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脚伸得太远了一点。”班长说:“这是您的脚。”陈再仔细一看,果真如此,不由得笑了。

20世纪30年代,陈独秀自狱中寄联画家刘海粟:“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受艰难气若虹。”刘评此联:“道我处境,颇为切合。”

晚年陈独秀居蜀,喜欧阳竟无珍藏之《武荣碑》,便以诗代笺去索碑。诗云:“贯休入蜀唯瓶钵,久病山居生事微。岁晚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欧阳读后,只得忍痛割爱。后陈胃病复发,痛苦不堪,好友朱蕴山送了他几只鸭子。陈有感于老友厚谊,自叹身世潦倒,遂将原索碑诗略加改动,书赠朱蕴山。诗云:“贯休入蜀唯瓶钵,山中多病生死微。岁晚家家足豚鸭,老馋独噬武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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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将军拔剑南天起

蔡锷(1882—1916),湖南邵阳人。近代革命家、军事家,爱国名将。1904年从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省教练新军,曾任广西陆军讲武堂总办、云南军政府总督、临时革命司令等职,发动昆明重九起义。1913年被袁世凯调至北京,加以笼络与监视,任全国经界局督办。1915年辗转回到云南,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1916年率部在四川纳溪、泸州一带击败优势袁军,迫袁取消帝制。袁死后任四川督军兼省长,同年病逝。

蔡锷7岁应童子试,因路途遥远,人又长得矮小,于是就骑在父亲脖子上前往考场。到了乡里,已过了开考时间,主考官不让他进去。蔡父好说歹说,主考官皱了皱眉头,看着骑在父亲脖子上的小蔡锷,慢声慢气道:“考场有考场的规矩。看在你是个小孩的份上,我出个上联,你对得上就进去,对不上嘛,那就抱歉了。”主考官上联云:“子骑父做马。”这分明是在拿蔡锷父子俩打趣。小蔡锷不急不忙,稍一沉思,对曰:“父愿子成龙。”主考官点头赞叹,于是放他进去了。

有一次蔡锷去买笔。老板见他小小年纪便参加科举,十分高兴,拿着一束笔说:“我出个上联,若能对上,这束笔就送你。”老板的上联是:“小学生三元及第。”蔡锷摆着小脑袋,对曰:“大老板四季发财。”说完拱手作揖,接过笔束,笑嘻嘻地离开了文具店。

蔡锷小时候还用对联形式劝导父亲戒烟,并取得成功。一天半夜的时候,蔡父吸过的烟头引燃了鞋里的棉团,差点酿成火灾。蔡锷发现后把火弄灭,并写了一副对联放在鞋上:“孤舟含愤守江烟;霜海摔波沉漏船。”横批:“苦魂同蒂。”第二天,蔡父看到此联后非常感动,从此再也不吸烟了。

蔡锷14岁至汉口,适朝廷某大吏将至,全省官员鹄候竟日,奔走趋跄。蔡目睹怪状,吟诗嘲笑:“可怜九月初三夜,汗似珍珠腿似弓。”唐人白居易《暮江吟》诗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蔡借用后两句,但改了两个字,即把“露”和“月”改为“汗”和“腿”。

1915年10月初,蔡锷计划跳出袁氏控制,即作出种种假象迷惑袁世凯。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浪荡之徒,打麻将、吃花酒、逛妓院,与云吉班妓女小凤仙整日厮混。蔡家在棉花胡同,妻子、母亲都在身边,对他逃出北京十分不利。他有意利用与小凤仙的关系制造家庭不和的舆论;甚至请袁亲信为自己找房子,声称要“金屋藏娇”。他还经常公开与妻子吵架,妻子趁机带着母亲回了湖南。袁得知情况,觉得蔡堕落成性,昏庸无能,实在不足为虑,戏称他为“风流将军”。此年11月11日蔡逃出北京,到天津又乘运煤船东渡日本,经上海、香港、越南河内,沿途躲过数次暗杀,历尽艰险,于12月19日返回自己大本营云南。袁得知消息后不由得仰天长叹:“我一生骗人,不料竟被蔡松坡骗过了!”

护国战争前夕,蔡锷对恩师梁启超说:“失败就战死,决不下野;成功就归田,决不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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