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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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辞”

——评《阿来的诗》

丹珍草

一

2016年10月出版的《阿来的诗》，一共选了67首诗，增补了2001年8月出版的《阿来文集·诗文卷》中没有选入的十几首诗，正如阿来在自序中所言：“补遗的这一部分，都是初学写作时的不成熟之作，但我还是愿意呈现出来，至少是一份青春的纪念。”阿来的诗几乎都写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本诗集属于“钩沉式出版”，记录了青年阿来的心迹。阿来曾将自己的青年时期描述为“艰难困窘，缺少尊严而显得无比漫长的二十多年”^[1]，而正是由于诗的相伴与启迪，阿来度过了充满激情而又困顿、迷茫的青春岁月。回望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诗坛，我们看到，身处地理和文化过渡地带的阿坝藏区，青年阿来的诗与当时的诗歌潮流实际上是疏离的。当时，藏族诗人的汉语诗歌创作与内地早期的朦胧诗一样，诗歌里仍有革命抒情诗的影子，而阿来的诗已经开始了“精神何以安家”的追问，开始了对嘉绒大地自然脉息、族群血脉、文化根脉的追寻，表现出强烈的文化本土意识和文化寻根意识。诗歌时代的阿来虽然生活窘迫，但诗行中却充满了昂扬的激情，素朴，清澈，纯净，诚挚，热烈，有一种响亮与火焰，对生活充满渴望与憧憬，诗歌语言是新鲜的，情绪是饱满的，语调是明亮的，是生机勃勃的。诗总是与青春相关，有学者甚至断言，中国诗歌史就是一部青春史。

阿来进入文苑，始于诗歌创作。他说：“诗永远都是我深感骄傲的开始。”^[2]阿来的诗大多是行吟之作，是在漫游中对嘉绒大地的吟唱，是一个嘉绒藏人的文学流浪。他的词库里，自然是写作的根本和依据，他说：“我的脸上充满庄严的孤独——我乃群山与自己的歌者。”^[3]与许多山水、田园诗人一样，阿来于自然山水间看见了自己的心灵图景，寻觅到了身心安放之地。在一首《永远流浪》的诗中，阿来写道：

青年阿来曾在马尔康中学教书，每天按部就班的课程曲终人散后，傍在山边的校园便空空荡荡了。在那些漫长的夜晚，阿来开始接近诗歌。“那是我的青春时期，出身贫寒，经济窘迫，身患痼疾，除了上课铃响时，你即便是一道影子也必须出现在讲台上外，在这个世界大多数人的眼里，并没有你的存在。就在那样的时候，我沉溺于阅读，沉溺于音乐。愤怒有力的贝多芬，忧郁敏感的舒伯特。现在，当我回想起这一切，更愿意回想的就是那些黄昏里的音乐生活。音乐声中，学校山下马尔康镇上的灯火一盏盏亮起来，我也打开台灯，开始阅读，遭逢一个个伟大而自由的灵魂。”^[5]“那是一个怎样丰富的世界啊！那样的自由，那样地至疼至爱，那样的淋漓尽致。”^[6]无眠的夜晚，阿来拿起了笔在无边的寂静里开始吟唱：

阿来始终相信，这种寂静之后，是更加美丽丰盈的生命体验和表达的开始。早期的阿来，带着虔诚和崇敬，用大量充满浓烈情绪的笔墨，礼赞本民族浩瀚深邃的文化，倾吐对赐以他智慧的故土的眷恋之情和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深情缅怀：

青年时代的阿来从一开始创作就意识到，他所要表达的一切皆缘于决定他成为藏人的血脉，缘于祖先创造的深厚久远的文明，源于地处边缘地带的嘉绒藏区，他在诗中写道：“背弃你们我不能够。”^[9]早期阿来曾发愿要“续写我们停滞的历史”，要在高原的历史上“写下磅礴的篇章”。

阿来的写作一直具有实验民族志田野作业特征，他喜欢不间断地行走漫游，从马尔康县的藏族村寨卡尔古村开始，到梭磨河、大渡河、墨尔多神山、大小金川、若尔盖草原……在行走与漫游中写作。在漫游中，阿来把自己融入了那片雄奇的大自然，在群山中各个角落进进出出，探寻嘉绒部族的历史以及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湮灭于荒山野岭间的历史中的文化。而更多的是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原风景”的仰观俯察、流连忘返和深情描摹。

嘉绒藏区的民居是广阔田野间美丽的点缀。墙上绘着巨大的日月同辉图案，绘着宗教意味浓重的金刚与称为“雍仲”的卍字法轮的石头寨子，超拔在金黄的麦地与青碧的玉米地之间。果园，麦地，向着石头寨子汇聚，小的寨子向着大的寨子汇聚，边缘的寨子向着中央的寨子汇集。天空碧蓝如洗，阳光总是非常好。藏民们种点青稞，种点玉米，牦牛和羊群流散在草地上。藏民紧皱眉头，却有悠闲的生活状态，转经筒，转玛尼堆，要不就三三两两地坐在路边上往远处眺望，吃点牦牛肉干，喝点青稞酒。天空有白云聚散，他们却能保持与时空无关的姿态。这就是作者生长的土地和土地上的风物与习俗，是个体生命的根系。

30岁那年，阿来背上他最喜爱的聂鲁达、惠特曼的诗集，带着《旧年的血迹》，在故乡的土地上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漫游。“从森林到草原，从深陷于人们视界之外的那些峡谷河川，到最早迎接日出的高原。”他说，“我要在自己三十周岁的时候，为自己举行一个特别的成人礼，我要在这个成人礼上明确自己的目标。”^[10]那一次漫游，后来变成了阿来的一首抒情长诗《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在“既是肉体故乡，也是精神原乡的土地”上漫游，对于阿来是铭心刻骨的，他的精神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个诗人诞生了。“诗人帝王一般/巫师一般穿过草原/草原，雷霆开放中央/阳光的流苏飘拂/头带太阳的紫金冠/风是众多的嫔妃，有/流水的腰肢，小丘的胸脯。”^[12]多年以后，阿来回忆说：“30周岁的时候，我总是听见一个声音，隐约而又坚定，引我向前。这次漫游也是一个求证，求证我能不能真正书写这块土地，书写这块土地上的人。大概三年多以后我又开始写作。”^[13]

阿来的行吟体诗歌，继承了藏族古代民间歌谣、谚语、史诗的游吟体诗艺特征。当中国诗歌杂志在为朦胧诗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阿来“走向了宽广的大地，走向了绵延的群山，走向了无边的草原。那时我就下定了决心，不管是在文学之中，还是在文学之外，我都将尽力使自己的生命与一个更雄伟的存在对接起来。”^[14]或许，这个“更雄伟的存在”，就是阿来故乡雄奇的大地和那片大地上生生不息的人们。

阿来将自己的诗歌置于天空和大地之间，嘉绒的“群山”“草原”“大地”“一个又一个的村庄”，在阿来不间断地漫游和吟唱中，日益走向宽阔和深广——“在那样的荒凉而又气势雄浑的河谷里漫游，一个又一个村落会引起一种特别的美感。”^[15]阿来醉心于“用宽阔歌唱自己幽深的草原”，喜欢用雄浑阔大而且自由动感的诗歌意象抒写情怀，如群山的波涛、轰鸣的河流、宽广的谷地、河谷的长风、大片的荒原、荒原的边缘、高峻的雪山、幽深的夏天、金色的阳光、高大的云杉、群山深刻的褶皱、大地裸露的神经、海浪排空的节奏、奔马似的白色群山，等等。又如：

这是嘉绒大地特有的自然脉息留在阿来心灵上的深刻印记。他说：“我只通过深山的泉眼说话，最初的言辞是冰川舌尖最为清冽的那一滴，阳光、鸟语、花粉、精子、乳汁，这一滴是所有这一切东西。”^[17]

自然之眼中的生命，自由、轻盈而灵动：沐浴晨光的骏马，在花香中奔跑的羚羊，蓝天下翱翔的鹰隼，旷野中悠闲的鹿群，月光下飘飞的灵魂……还有：“小路边鲜艳的花朵，春天招摇的新娘。”

于深沉阔大之境中赋予生命以轻盈灵动之美，是阿来诗歌的特点之一。我们试读下面的诗：

阿来的诗歌服从了内心深处某种神秘力量的召唤——与族群文化血脉息息相通的某种内在冲动。但更多的还是阿来自己的生命体验，以及对那片土地的爱和感悟。毕竟，阿来在与故土36年的厮守和相伴中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初年华，在这里他寻找到了诗歌的机缘。这里是他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幻想与梦的断脐之地，是他深爱的故乡。

阿来诗歌的意象、情感和气质更趋向地方性诗学的旨趣，同时超越固有的地方秩序，在地方性的物候与气质浸淫中，从经验环境与内在感受的互动生成与更新出发，豪迈，大气，总是用自己的心智将他眼中掠过的风景清洗一遍，在领略中重新认识世界。

海德格尔说：“诗歌与哲学是近邻。”藏民族的这种诗性品质一方面来自佛教的理性，另一方面来自苯教的原始信仰。佛教关于人生和社会的理论是一种完备的哲学体系，佛学思维充满了对生命的终极关怀，这种思维特征在艺术审美中往往呈现为一种诗性哲理。苯教是建立在万物有灵观念和自然崇拜基础上的一种具有原始野性和神秘色彩的古老的思维体系和行为方式，是一种超验的世界，充满了与天地万物息息相通的浪漫气息和抒情品质。在藏族诗人的诗歌创作中，苯教的意象方式和“诗性思维”与佛教的思辨哲理往往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青年阿来以诗的方式，进入并参与了族群文化寻根的行列。

阿来的文化寻根意识渗透在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中，具体表现为对嘉绒大地不间断地漫游和深情描绘，以及在文学创作中与族群血脉和历史文化根脉的贴近或“对接”。阿来用“大地裸露的神经”比喻附着于嘉绒地理之上的历史文化根脉，把族群血脉的绵延传续喻为“矿脉在地下延伸”。当阿来以瞻仰和崇敬之心，用双脚与内心丈量故乡大地的时候，往往会使人想起藏人的一种承继不息的身心运动——朝圣：

阿来的情感所向，始终是那些“藏人血液中的精神气质”。他向读者倾诉他所有的行程——双脚，以及内心。

文化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寻根”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的表现。

阿来的文化寻根过程，也是其自我文化身份整合的过程。对于阿来来说，穿越不同的文化领地和文化空间，就如同在嘉绒大地上穿行一样，一路上是看不完的风景，所领略和感受的是一种更为开阔的视野中的雄浑、博大和多姿多彩，所体验的是内心的喜悦、平静、宽容和自适。

二

20世纪8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中国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当代西方作品和作家的影响，如意识流、荒诞派、新小说、魔幻现实主义，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海明威、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正如阿来所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中国面对世界打开国门后不久走上文学道路的。所以，比起许多前辈的中国作家来，有更多的幸运。其中最大的一个幸运，就是从创作之初就与许多当代西方作家的成功作品在汉语中相逢。”

美籍犹太裔诗人伊利亚·卡明斯基说：“诗人并非诞生于一个国家，诗人们诞生于童年。”这也许会对我们今天阅读阿来的诗歌作品以启示。多语背景、多种文化对阿来的影响的确是实质性的，这个时候的阿来在阅读藏民族的民间故事、萨迦格言、米拉日巴道歌、格萨尔史诗等这些本民族文学外，已经开始沉溺于聂鲁达、惠特曼、贝多芬，他也因此给藏族作家的汉语诗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带来了新质与异质。里尔克曾经说过一段话，引起俄罗斯著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强烈共鸣：“对诗人来说，无所谓‘母语’，诗歌——就是翻译，从母语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目的是成为诗人……并非成为法国诗人、俄罗斯诗人或者其他民族的诗人，而是成为所有民族的诗人。”也许正因为如此，在不同语言的来回翻译中，诗性的思维会更加活跃，可以刺激新的文化想象，才使一个诗人与他的母语和国家、民族构成了更深刻的关系。

阿来的诗歌是某种意义上的“乌托邦”，充满了神话、宗教甚至庄严的幻想色彩。在阿坝的地理背景与雪山映照下，在海子边、树木旁，在草原和群山构成的过渡带上，从抒情诗中走出来的阿来，创造了他的精神家园。这些诗歌激发于他青年时代的孤独人生，而且这种激发是相互的，不仅从家乡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中“吸收”，还从世界各地的诗歌阅读那里“吸收”，因为里面有同一精神血液的循环。

对世界文学的阅读，使阿来进入了与藏文学、汉文学迥然不同的更为宽广的文学世界，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文学景观、思想资源、表现手法对阿来诗歌创作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阿来说，是聂鲁达、惠特曼打开了他“诗歌王国金色的大门”，并给了他精神的引领和启示。聂鲁达“带着我，用诗歌的方式，漫游了由雄伟的安第斯山统辖的南美大地，被独裁的大地，反抗也因此无处不在的大地。被西班牙殖民者毁灭了的印第安文化英魂不散，在革命者身上附体，在最伟大的诗人身上附体。那时，还有一首凄凉的歌叫《山鹰》，我常常听着这首歌，读诗人的《马克楚比克楚高峰》，领略一个伟大而敏感的灵魂如何与大地与历史交融为一个整体。这种交融，在诗歌艺术里，就是上帝显灵一样的伟大奇迹。”还有美国诗人惠特曼——“无所不能的惠特曼，无比宽广的惠特曼。”“也是因为这两位诗人，我的文学尝试从诗歌开始。而且，直到今天，这个不狭窄的较为阔大的开始至今使我引以为骄傲。”^[23]

读聂鲁达的诗，我们感觉自己又重新回归生命最质朴的天地。阿来喜爱聂鲁达的《马丘·比丘高处》^[24]一诗。马丘·比丘（Machu-Bichu，英文名称是Machu Picchu，又译作麻丘比丘）是前哥伦布时期印第安民族所建立的印加帝国的遗址，具体位于现今的秘鲁（Peru）境内库斯科（Cuzco）西北130公里处。整个遗址高耸在海拔约2350米的山脊上，俯瞰着乌鲁班巴河谷，为热带丛林所包围，地理坐标为南纬13°9′23″，西经72°32′34″。公元15世纪，印加王朝的统治者在马丘·比丘山上修建了这座云中城堡，将其作为军事要塞和祭祀神灵的场所。但是，他们却没能抵挡住西班牙殖民者的入侵，在被打败后，这座城堡也神秘地“消失”了。1911年，失落了几个世纪的马丘·比丘遗址被探险家发现。遗址南北长700米，东西宽400米，在萨坎台雪山的山腰上，由216座建筑物的废墟组成。2007年，马丘·比丘印加遗址当选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

1943年10月，聂鲁达途经秘鲁，参观了马丘·比丘高处的印加帝国遗址，他受到极大的震撼。据说，在此之前，聂鲁达一直想以史诗的形式，写一本智利的诗歌总集。而当他站在拉美各国的共同祖先——古代印第安人创造的文明的废墟上时，他产生了新的构思，想写一本美洲的诗歌总集——“它应该是一种像我们各国地理一样片片断断的组合，大地应该经常不变地在诗中出现。”1945年9月，他先写出了长诗《马丘·比丘高处》。1948年2月5日，智利政府下令逮捕聂鲁达。诗人被迫转入地下，同时开始《漫歌集》的写作。从此，诗人个人的命运和情感，与整个美洲大陆辉煌的历史和悲惨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由于他那具有自然力般的诗，复苏了一个大陆的梦幻与命运。”^[25]

《马丘·比丘高处》采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古代印加帝国历史的辉煌和神秘的消亡，具有深厚的印第安文化底蕴。全诗自始至终，讴歌的是印加古石建筑的辉煌，抒发的是诗人对创造了印加文化的古代印第安人的敬仰和缅怀：

聂鲁达歌唱大地，热爱大自然，他将自己的灵魂与美洲“富饶的大地”，与天空与海洋融合在一起。他说：“一切都给我带来欢乐/大地、空气/碧蓝的天/和你。”聂鲁达对自己的祖国——智利满怀依恋之情：“尽管对每个人来说这个国家是如此偏远，在纬度上是如此寒冷，如此荒凉……其北部盛产硝石的大草原，幅员广阔的巴塔哥尼亚，如此多雪的安第斯山脉，如此绚丽多彩的海滨地区。智利，我的祖国。我是那些永存于世的智利人中的一员，是这样的一个人，无论在别的什么地方受到多么好的待遇，我都得回到自己的国家。”^[27]

阿来的诗歌创作深受聂鲁达的启迪，当中国诗坛为“朦胧诗”争论不休的时候，阿来开始了对故乡——嘉绒大地不间断地漫游，在雄奇美丽的大自然中找到了情感与心灵的栖息地，将自己的文学创作与嘉绒大地这个“雄伟的存在”对接起来，故乡的山水草木和地域文化让其流连忘返。我们也可以将阿来的长诗《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与聂鲁达的诗进行对读：阿来的诗：

聂鲁达的诗：

惠特曼《草叶集》得名于诗集中“哪里有土，哪里有水，哪里就长着草。”《草叶集》是长满美国大地的芳草，永远生机蓬勃并散发着诱人的芳香，“洋溢着希望的绿色素质”。在《草叶集》中，惠特曼对大自然、对自我有着泛神主义的歌颂，诗中极力赞美大自然的壮丽、神奇和伟大，如：“攀登高山，我自己小心地爬上/握持着抵桠的细瘦的小枝/行走过长满青草，树叶轻拂着的小径/那里鹌鹑在麦田与树林之间鸣叫/那里蝙蝠在七月的黄昏中飞翔/那里巨大的金甲虫在黑夜中降落/那里溪水从老树根涌出流到草地上去。”

惠特曼的精神气质与哺育阿来成长的充满自然崇拜和神灵崇拜的嘉绒大地的文化气息是相通的。正是在聂鲁达和惠特曼的诗歌的引领下，阿来“回到了双脚走过的家乡的梭磨河谷、大渡河谷，回到了粗犷幽深的岷山深处，回到了宽广辽远的若尔盖大草原。”^[31]诗歌是一种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的文学体裁，它诱惑诗人不断地出走，又在出走后反复勾起永远的乡愁。

阿来是在一个被原始乡土包围的偏僻村寨里，在自然山川、宗教、故事、歌谣的熏陶下成长的，作为一个原乡人，他一直在努力寻找精神上真正的故乡。在创作中，阿来摒弃了那种狭窄的个人抚慰式写作，以自己不断走向开阔的文化视野，将其作品推向了更为宽广的生命空间。

2016年2月，阿来在中央电视台《开讲啦》第168期的演讲说：“……遇上诗歌，青春时代写诗的经历，悄悄地改变了我，刷新了我”。“我不再把那个小小的村子，作为我的故乡，今天我把青藏高原最壮丽最漂亮的这一部分都看成是我的故乡。直到现在，每年我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在这样的地域当中行走，跟这儿的雪山在一起，跟这儿的山峰在一起，跟河流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跟这儿的老百姓在一起，跟这儿正在发生的历史，跟生活在一起。故乡是让我们抵达这个世界深处的一个途径，一个起点。”

结语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当代诗歌呈现出一个主要趋向：写实转向和叙事转向，就是如何处理日常经验的书写。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少数民族诗人却大多立足于自己民族独特的地理历史文化和边缘文化身份，他们的诗歌往往充满了对命运、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刻思索。阿来的诗，没有休闲时代的语气和戏剧性的叙述，没有当下诗人关注的日常生活琐事或者平常的物品、现象、事件。他的诗是有关辽阔疆域的“宏大叙事”，是祖先传说、民族历史、山河地理。阿来诗歌的意象、情感和气质更趋向地方性诗学的旨趣，同时超越固有的地方秩序，在地方性的物候与气质浸淫中，从经验环境与内在感受的互动生成与更新出发，豪迈、大气，是对山河气象与历史气概的阐发，他的诗歌总是用自己的心智将他眼中掠过的风景清洗一遍，在领略中重新认识世界，即便是简短的行吟诗也蕴含着史诗般的爱、责任和承担。

随着时光的流逝，以及优秀诗歌的沉潜，诗歌界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数百天，《阿来的诗》中那些真挚的赞词颂歌如《哦，川藏线》《神鸟，从北京飞往拉萨》《献诗：致亚运火种采集者达娃央宗》等已经不为人们所欣赏，但《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辞》《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等优美的篇章所呈现出的独特张力和深厚情愫，依然在我们眼前闪耀。

新世纪诗歌中，现代性价值理念再度受到重视，诗歌的现代性程度再度显著提升，诗人群体体现出更为明显的公民意识，许多诗歌作品包含了对于社会的关注和对于人的关怀，有着明显的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自由意识等，体现着鲜明的现代性价值理念，《阿来的诗》缺乏这种现代性的批判理念，但我们在他的长篇小说《空山》中看到了他历史的、形而上的使命同构于现代性的表达。阿来的诗歌描绘了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崭新的诗歌时代，阿来似乎已无意卷入。但身处这个如同动车或高铁一样疾驰的世界中，面临复杂多变的生活时局，阿来的诗歌创作是否会有新的起点？或许是可能的。

（原载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第六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